我们大家都非常准时啊。现在正好是下午两点。我不确定，但我感觉惯例是稍等一会儿再开始，免得还有旁听生要来。我们可以再等一会儿。
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想和大家说一件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事：在我们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我接待了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有时还会偶尔碰面，不仅如此，我还收到了一系列信函，有些信提出了问题，还有些信提到了某个我也许在这里讲过的观点，这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想公开表示感谢，因为这证明大家信任我，更证明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每封信都有意义，要么指出了某条路，要么询问了某条路。我不想忽视这件事，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在这里每周一次的相聚即时的延续，然后又在其他方面得以继续。我觉得这非常美好，因为无论如何，这都使我十分受益，我可以进一步了解你们当中一些人的个人世界，也让我对自己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更有信心。
有些信还提出了一些批评建议，这种内容或许是最好的了。我想澄清一个观点，正是这个观点让这位同学在信里给出了非常友善的评论，他认为，我在回答某个问题、讲到幻想和想象的时候，没有充分展开，可能解释得也不够清楚。给我写信的人认为，我倾向于把作家的幻想和想象看成次要元素。我觉得，听过我之前每堂课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是我的推测——事实恰好相反：在我看来，小说家最基本的武器自然不是他要讲述的主题，也不是他写作手法的好坏，而是他的能力资质、他的存在方式，正是这些让他决定投身于小说写作而不是化学事业；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所有文学中基本的、主要的、根本的元素。
关于我对幻想的理解（我指的是“幻想”这个词最宽泛的含义，我们可以将一切想象的、虚幻的元素都纳入幻想的范畴，这个话题我们在这几堂课里已经讲过许多次了），我觉得不需要再展开谈了，你们很清楚它对我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它不仅体现在我写的作品里，还体现在我个人的文学偏好中。我本来想说的是——或许误解就是由此产生的——而且我现在想更明确地再次说明的是，正是在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在拉丁美洲，鉴于它如今的状况，我绝对无法接受仅仅关注幻想本身的幻想和虚构作品，也无法接受作者只书写幻想和虚构作品，故意逃避他周遭的现实、他应面对的现实、正请求作者在书里与它对话的现实。我热爱幻想和想象，因此，我试图通过幻想和想象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一切，而实际上这是为了更清晰、更有力地反映我们周遭的现实。我从一开始就这么说了，我现在再重复一遍，因为我们即将结束幻想的话题，进入现实主义领域，或者说是所谓的“现实主义”领域。所以我要澄清这个观点，我觉得它很重要，因为我绝不会看轻作家心中属于幻想的一切，我依然认为这是他最强大的武器，这件武器最终能帮助他打开更丰富、更美妙的现实大门。
我认为，我写的好几篇短篇小说都极好地佐证了我刚刚提到的观点：像《南方高速》之类的短篇小说和我马上将会讲到的其他故事都包含了异常元素，这些元素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也没有任何重要意义，但是它们是一种标志和提示，能够强化读者对现实中发生的情节、转折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和大家聊一会儿我大约在六年前写的一则短篇小说，名叫《索伦蒂纳梅启示录》。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或者说能写出的最富现实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我自身的经历为基础的，我尽可能准确、清楚地讲述并写下了这段经历。小说结尾出现了彻头彻尾的幻想元素，但这并不是在逃避现实，而是恰恰相反：我想将情节推至极致，好让我想说的话——一种从拉美视角解读的当今现实——更有力地传达到读者那里，以某种方式在他们眼前爆裂迸发，让他们被迫卷入小说中，感受到自己的在场。
这篇小说不是很长，我决定朗读它，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比任何额外的解释都更有效果。在读之前，我只想解释一两个技术性问题，免得大家理解困难：你们知道的，哥斯达黎加人被叫作蒂科人，尼加拉瓜人被称为尼加人；蒂科人和尼加人被提到了好几次。小说尾声提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拉丁美洲的伟大战士，他叫罗基·达尔顿。这位萨尔瓦多诗人奋战多年，他所抗争的对象也是如今大多数萨尔瓦多人民的敌人，而最终他在阴暗和痛苦中死去了，他的死因或许会在某天大白于天下，但是我们目前得到的相关信息依然不够充足。小说中提到了罗基·达尔顿，我非常喜爱他的作品，作为我各种意义上的同伴，我还非常欣赏他的许多品质。除了最后的情节，这则小说——我再说一遍，好让大家彻底明白这一点——完全忠于我在这里讲述的经历。我还想说明一下——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件事——索伦蒂纳梅是尼加拉瓜湖中一座小岛上的社区名，尼加拉瓜诗人埃内斯托·卡德纳尔在那里生活多年，和小说中描绘的情形一样，我赶在索伦蒂纳梅还存在的时候拜访过那里，后来，在索摩萨被最后一次进攻击垮之前，社区被他的国民警卫队摧毁了。在这个非常贫穷的社区里住着渔夫和农民，他们接受卡德纳尔的精神领导，生活困苦，文化水平很低，处境也很不利，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完成了非常伟大的精神和艺术创作。（埃内斯托·卡德纳尔，我顺便说一下这件事，上次谈话时跟我说，他想重建他的社区，因为现在尼加拉瓜自由了，他有实现这件事的可能。我希望他能着手做这件事，因为多年来，这个社区一直被迫害、追捕、威胁，但他为社区做的那些事让我对我们的民族有了越来越多的希望和信心。）
索伦蒂纳梅启示录
蒂科人总是这样，准确地说，他们沉默寡言，但总会带给人惊喜。我抵达了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卡门·纳兰霍、萨姆埃尔·罗文斯基和塞尔西奥·拉米雷斯（他是尼加拉瓜人，不是蒂科人，但这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而我是阿根廷人，尽管我应该客气地称自己是蒂诺人，而其他人应该自称尼加人和蒂科人，但这并没有任何区别）在那里等我。天气酷热难耐，更糟糕的是，一切马上就会开始，永远雷同的新闻发布会，为什么你不住在自己的国家？为什么《放大》和你的故事那么不一样？你认为作家需要承担责任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明白了，对我的最后一次采访会在地狱入口进行，而且肯定会是同样的问题；即使在天堂入口被圣彼得提问，情况也不会改变，您不觉得您在人间的写作方式对民众来说太深奥了吗？
然后是欧洲旅馆，淋浴时，肥皂与沉默的漫长独白给长途旅行画上了句号。七点，我在圣何塞城里散步，想看看那里是不是真的像人们告诉我的那样简单、整齐，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风衣，是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热情的拥抱，诗人，太好了，在罗马见面之后，在多少年来那么多次纸上见面之后，你终于来到了这里。像埃内斯托这样的人竟然会来看望我，来找我，总是让我惊讶、让我感动，或许你会说我这人谦虚得虚伪，你想说就说吧，老朋友，胡狼嚎叫着，但公共汽车呼啸而过，我将永远是个仰慕者，以极低的姿态热爱一些人，有朝一日却发现这些人也热爱他，像这样的事情超出了我的掌控，我们还是谈谈另一件事吧。
另一件事就是埃内斯托知道我来哥斯达黎加了，就嗖地一下坐飞机从他的小岛上来到这里，因为给他捎去信息的小小鸟告诉他，蒂科人安排我去索伦蒂纳梅旅行，他就忍不住想过来把我接到那儿去。于是，两天后，塞尔西奥、奥斯卡、埃内斯托和我填满了那架狭小的派珀·阿兹特克小型飞机，对我来说，这个名字一直都是个谜。它在令人憎恶的打嗝声和腹鸣声中飞行，与此同时，金发飞行员在收音机里调出了几首听不清楚的卡里普索[1]，他似乎没有产生我头脑里的联想，我觉得这架阿兹特克飞机正在把我们直接送往献祭活人的金字塔。事情当然没有这样发生，可以想见，我们在洛斯奇莱斯下了飞机，坐上了一辆同样颠簸的吉普车，这辆车将我们带到了诗人何塞·科罗内尔·乌尔特乔的农庄（要是有更多的人阅读他的作品就好了）。我们在他家休息，谈起了许多其他诗人朋友，罗基·达尔顿、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卡洛斯·马尔蒂尼斯·里瓦斯。路易斯·科罗内尔来了以后，我们坐上他的吉普车，然后是速度惊人的小艇，前往尼加拉瓜。但在此之前不得不提的是一种纪念照片，相机会一点一点地吐出天蓝色的小纸片，一点一点地，纸片会神奇地被拍立得图像填满，首先是躁动的轮廓，然后渐渐浮现出鼻子、卷发、头戴发箍的埃内斯托的微笑、依靠着游廊的玛丽亚女士和何塞先生。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他们使用这种相机已经习惯了，但我不觉得。眼看着这几张脸孔和告别的微笑从原本一无所有的天蓝色小方块中出现，我惊恐万分。我把自己的想法和他们说了，我记得我问过奥斯卡，拍完全家福以后，要是天蓝色的小纸片上出现了骑马的拿破仑该怎么办，何塞·科罗内尔先生哈哈大笑，他总是什么都能听见，吉普车，我们现在就去湖边吧。
夜色开始降临的时候，我们抵达了索伦蒂纳梅，特蕾莎、威廉、一位美国诗人和社区里的其他年轻人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几乎马上就进入了梦乡，但在此之前，我看见了角落里的几幅画，埃内斯托正在和他的朋友们聊天，他从袋子里取出了从圣何塞带来的食物和礼物，有人在吊床上睡着了，而我看见了角落里的画，开始观赏它们。我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这些是当地农民的作品，这幅是文森特画的，这幅是拉蒙娜画的，有些画有署名，有些没有，但每幅画都十分美丽，对世界的第一印象，眼神干净的画者，描绘周遭环境像描绘颂歌：虞美人花丛中矮小的母牛，如蚂蚁般从糖屋里涌出的人们，芦苇丛中绿眼睛的马匹，教堂里的洗礼仪式（这座教堂不相信透视原理，因此看起来时而在上时而在下），湖泊和湖上漂浮着的鞋履般的小舟，远景中有一条巨大的鱼，咧着绿松石色的嘴唇微笑。埃内斯托走过来跟我解释说，卖画能帮助他们维持生计，还说明天早上他会给我展示农民们的木版画、石绘和他们自己做的雕塑。我们逐渐进入梦乡，但我还在注视角落里堆着的画，我搬出了描绘小奶牛、鲜花、母亲和她膝头的两个孩子的那组画，两个孩子分别穿着白衣服和红衣服，星辰漫天，唯一的一朵云彩偏居一隅，紧贴着画框，惊恐地试图逃离画布。
第二天是周日，十一点有弥撒，索伦蒂纳梅的弥撒，农民、埃内斯托和前来拜访的朋友一起讨论了福音书里的一个章节，那天耶稣在果园被捕，索伦蒂纳梅的人们谈论这个话题时，仿佛是在谈论他们自己，他们说起了警察的威胁，在深夜或光天化日之下被警察追捕，在岛屿和陆地上过着永远不确定的生活，在全尼加拉瓜，不仅在尼加拉瓜，在整个拉丁美洲，危地马拉的人们、萨尔瓦多的人们、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人们、智利和圣多明各的人们、巴拉圭的人们、巴西和哥伦比亚的人们，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和死亡的包围之中。
接着，得考虑回去了。我又想起了那些画，于是来到社区大厅，就着正午让人神志恍惚的阳光欣赏它们，色彩变得更加鲜艳了，马匹、向日葵、草地上的派对和对称的棕榈林交相辉映。我想起我的相机里有一卷彩色胶卷，就抱着几幅画走到游廊上，塞尔西奥走过来帮我把它们放在了光线充足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挨个给它们拍照，让这些画完整地出现在镜头里。巧的是，我剩下的底片和画的数量刚好一致，没有一幅画被落下。埃内斯托过来告诉我们游艇已经准备好了，我告诉他我做的事儿，他笑了，偷画贼，图片走私犯。没错，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些画全都带走，把它们投影在我的屏幕上，它们会变得更大、更棒，去你的。
我回到了圣何塞，还去哈瓦那处理了一些事，回到巴黎以后，我觉得累极了，我很怀念那些去过的地方，沉默寡言的克劳迪恩在奥利机场等我，生活再次回到了正轨，谢谢先生，你好女士，委员会，电影院，红酒和克劳迪恩，莫扎特的四重奏和克劳迪恩。行李箱就像蛤蟆，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吐在了床上和地毯上，杂志、剪报、围巾、中美洲诗人们的作品、装着胶卷的灰色塑料盒，两个月里竟然攒了这么多东西，哈瓦那列宁学校的一组镜头，特立尼达的街道，伊拉苏火山的剪影，还有火山口的绿色沸水，在那里，萨姆埃尔、萨利塔和我想象着烤熟的鸭子在硫黄色的烟雾中漂浮。克劳迪恩把胶卷送去冲洗了，一天下午，我在拉丁区四处游荡，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正好口袋里揣着单据，我就把胶卷都取了回来，一共八卷。我立即想起了索伦蒂纳梅的那些画，到家以后，我开始寻找那盒胶卷，我逐一观看了每个系列的第一张幻灯片。我记得在拍那些画之前，我拍摄了埃内斯托的弥撒，几个孩子在棕榈树间玩耍，那几棵棕榈树和画里的一模一样，孩子们、棕榈树、奶牛与瓦蓝的天空和微微偏绿的湖泊（颜色或许正好相反，我记不清了）形成了对照。我把记录了孩子们和弥撒的那盒胶卷放在了操作台上，我知道，直到胶卷放完，马上就会出现那些画。
夜幕降临，我独自一人在家，克劳迪恩下班后会过来听音乐，和我待在一起。我把屏幕安装好，倒了一杯加了许多冰块的朗姆酒，投影仪，操作台和遥控器都已经准备就绪；无须拉上窗帘，殷勤的夜晚已经降临，它让灯光点亮，让朗姆酒溢出芳香。我愉快地想，一切都将逐渐重现，看完索伦蒂纳梅的画作之后，我会播放在古巴拍摄的照片，但为什么先看那些画呢，为什么职业惯性思维和艺术会先于生活呢，为什么不呢，在艺术与生活那永恒的牢不可破的爱恨交织的对话中，后者对前者说，为什么不先看索伦蒂纳梅的画呢，它们也是生活，一切都是相同的呀。
弥撒的照片被投影了出来，准确地说，由于播放时的错误，照片看起来很糟糕，孩子们竟然在充足的光线下玩耍，牙齿洁白极了。我兴趣索然地按着切换键，我原本想仔细观赏每张充满回忆的照片，那被海水和警察包围的索伦蒂纳梅的脆弱小世界，那个男孩也被这样包围着，我看着他，觉得不可思议，我按下了切换键，他就出现在了照片的中景，清晰至极，他的脸宽而光滑，似乎充满了怀疑和惊讶，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向前倾，额头中心的窟窿清晰可见，军官的手枪划出了子弹的路径，周围的其他军官拿着冲锋枪，房子和树木构成了模糊的背景。
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这种想法总是先于人们的理智，并把理智远远地甩在后面。我愚蠢地告诉自己，冲印店的人弄错照片了，他们肯定是把另一个客人的照片给了我，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弥撒的照片、孩子们在草地上玩耍的照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的手不听使唤地按下了切换键，正午时分一片无边无际的硝石矿区，那里有两三座由生锈金属板制成的棚屋，人们聚集在左边，看着那些仰面朝天的尸体，死者们对着赤裸、灰蒙蒙的天空张开了手臂。必须仔细观察，才能从背景里那个身穿制服、背对着我渐行渐远的队伍中辨认出那辆在山顶等候的吉普车。
我知道，我继续按着切换键，面对这种失去理智的状态，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按动切换键，继续看着柯连特大街与圣马丁大街交汇的街角和那辆黑色汽车，车里有四个人，他们瞄准了人行道，一个穿着黑衬衫和运动鞋的人在人行道上奔跑，两个女人试图躲进停着的卡车后面，有人目视前方，脸上充满了疑惑和恐惧，他把一只手放在下巴上，触摸自己，确定自己还活着，突然出现了一个昏暗的房间，一束浑浊的光从高处安着栅栏的小窗上倾泻下来，桌上有一个仰面朝天、浑身赤裸的女孩，她的头发垂到了地上，那个背对我的黑影将一条电缆伸进女孩张开的双腿之间，两个面对我的男人在交谈，一个戴着蓝色领带，另一个穿着绿色套头衫。我永远无法得知我有没有继续按动切换键，我看见了森林中的一片空地，近景中有一座茅屋和一些树木，一个瘦小的年轻人靠在离他最近的那棵树上，他朝左边看去，那里有一群模糊的身影，有五六个人靠得很近，用步枪和手枪瞄准他。那个年轻人有一张长脸，一缕刘海落在他黝黑的额头上，他看着他们，一只手半举着，另一只手或许插在了裤袋里，他似乎正在不紧不慢地跟他们说着什么，几乎有些不高兴，虽然照片模糊不清，但是我感觉到了，我明白了，我看见了，那个年轻人是罗基·达尔顿，于是我用力按下切换键，仿佛这样就能把他从死亡的厄运中解救出来，我看见一辆汽车在市中心炸成了碎片，可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圣保罗，我继续按着，按着，鲜血淋漓的面孔和尸体的碎片不断在我眼前闪过，女人和孩子们在玻利维亚或危地马拉的山坡上奔跑，突然，屏幕上盈满了水银的光芒和虚无，还有悄无声息地进门的克劳迪恩投射在屏幕上的影子，她弯下腰，亲吻我的头发，问我照片美不美，问我对它们满不满意，是否愿意让她看看。
我从头开始播放，当人们不知不觉地跨越未知的界限，他们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我没有看她，因为她能看懂我的表情，或者只是会感到害怕。我什么也没跟她解释，因为我说不出话来，我站了起来，慢慢地让她坐在我的扶手椅上，我大概跟她说了些什么，我说我去给她拿杯饮料，让她先看照片，我去给她拿饮料的时候，让她先看照片。在卫生间里，我觉得我吐了，或许我只是哭了然后才吐的，又或许我什么都没做，只是坐在浴缸的边沿，任由时间流逝，直到我有力气去厨房给克劳迪恩调制她最喜欢的饮料，往里面加满冰块，那时，我才察觉到了安静，我发现克劳迪恩既没有大叫，也没有跑过来问询，只有安静，还有不时从隔壁公寓传来的甜腻的波莱罗舞曲。我不知道自己花了多长时间才从厨房走到客厅，她看完照片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盯着屏幕背面看了多久，房间里充满了水银转瞬即逝的反光，随后便陷入了昏暗。克劳迪恩关上投影仪，靠在椅背上喝饮料，她慢慢地对我微笑，愉快得像一只猫，她满足极了。
“你拍得太好了，那幅有微笑鱼的画，还有田野里的母亲、两个孩子和奶牛。对了，还有那幅描绘教堂洗礼仪式的画。快告诉我都是谁画的，这几幅没有署名。”
我坐在地上，没有看她，找到了我的杯子，把饮料一口灌下。我什么都不会告诉她的，现在我能跟她说什么呢，但是我记得，我隐约想问她一个愚蠢的问题，想问她是否在某个时刻看见一张拿破仑骑马的照片。但我没有问她，当然没有。
我认为，在这类小说中，离奇元素、幻想元素的引入能让现实变得更加真实，直白的叙述和细致的描绘原本可能会让它成为一份给读者提供种种事件相关信息的报告，但并非如此，短篇小说通过自身的运作机制充分有力地反映了现实。
我想，这会儿，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你们或许想向我提问。我看到有人举手了。
学生：为什么您不讲一讲罗基·达尔顿呢？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
好的，当然没问题。据说，罗基·达尔顿是海盗达尔顿的孙子，这位英国人（也可能是美国人）横扫了中美洲海岸，征服了大片土地，之后又失去了它们，他还想尽各种办法征服了几个萨尔瓦多女人，罗基的家族便是其中一名女子的后人，他们保留了达尔顿的姓氏。我和罗基的朋友们从来不知道这种说法究竟是真的呢，还是他丰富想象力的产物。在我看来，罗基是非常少见的榜样，他天生就对自己的民族、历史与命运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而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开始，他的文学才能、诗歌才能就与这种感情融合在一起了。从他十八岁起，诗人身份与斗士身份、小说家身份与战士身份便再也不能分离，因此，他的一生便是一连串的追捕、入狱、流亡和逃离，他有过一些非常精彩的经历。在其他地方流亡数年之后，他最终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投入战斗之中，最后献出了生命。好在罗基·达尔顿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作品，有数部诗集和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名字既讽刺又温柔，叫作《曾是可怜诗人的我》，它讲述了一个人曾经想要全心投入文学，将本性召唤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抛到一边；最后他没有这么做，依然保持着平衡，我一直认为这是他值得敬佩的地方。罗基·达尔顿到了四十岁的时候，看起来还像个十九岁的男孩。他身上有孩子的特质，行为也像孩子，很调皮、贪玩。很难发觉这个男孩背后隐藏着的力量、认真和高效。
我记得，在哈瓦那的一天晚上，我们一群外国人和古巴人聚在一起，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交谈。那是一九六二年，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会谈本来应该从晚上十点开始，持续一个小时，但最后我们一直聊到了早上六点，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会谈总是会像这样无限延长，因为他从不知疲倦，而这种时候，他的对谈者也同样如此。我永远不会忘记，快破晓的时候，我真的快睡着了，因为我太累了，而我记得身形消瘦、个子不高的罗基·达尔顿，站在体形高大的菲德尔身边，一直在讨论如何使用一种我不太了解的武器，那是某种步枪；他们俩都试图说服对方，据理力争，还亲身示范：他们扑到地上，起身，示范各种打斗动作，我们都看呆了。
这就是罗基：他可以在嬉戏的同时认真对话，因为他显然对这个与萨尔瓦多密切相关的话题很感兴趣，而同时，他也深深享受着这一场伟大的游戏。阅读他的作品，包括他的诗歌和散文——他还写了许多评论，许多政论——是我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尤其是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八年间。他的分析总是满怀热情，思路清晰，他的批判与异议总是有确凿的历史依据。他不信奉教条，有自己的想法，撕去他身上所有的标签，他永远都是位伟大的诗人，他写下了最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最美的诗歌。这是我能说的关于罗基的一切，我希望大家能读一读他的作品，更深入地了解他。
学生：您在小说中提到，人们像耶稣一样，害怕被背叛，但您难道不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拉美现实中虚幻、情绪化和缺乏理智的一面吗？您不觉得这是因为人们只从一个视角理解拉美现实吗？您提到了被军人杀害的人，但阿根廷也有很多被谋杀的军人，比如阿兰布鲁[2]。大家只从一个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试着寻找理性的解决方案，所以战争才会接连不断。
当然会有接连不断的战争，当然有过且仍然会有冲突（比如尼加拉瓜过去从未间断的冲突，比如此刻在萨尔瓦多发生的冲突），当然会有对战双方犯下的暴行，而且在很多时候，双方的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我认为，当我们谈论暴力、冲突，甚至是对战双方犯下的罪行时，我们永远都应该思考的是，暴力为什么会发生，是谁发起的，也就是说，应该把道德维度引入讨论之中。作为教会人士，巴西主教或红衣主教（我记不清他的级别了，应该是主教）埃尔德·卡马拉和萨尔瓦多大主教罗梅罗阁下（几个月前他被残忍地杀害了）在他们最后的演讲中提到，一个被压迫、奴役、谋杀、折磨的民族有武装起来反对压迫者的道德权利，我觉得他们触及了问题的本质；因为反对一切暴力并不难，但常常被忽视的是暴力是怎么发生的，它被触发的原因是什么。
我来具体地回答一下您的问题，我充分地意识到，在我的国家，在我们的国家，奋起反抗军队和阿根廷寡头政府的武装力量经常会做出被我们称为暴行的举动；我个人完全无法接受，也绝不原谅这样的行为。然而，虽然我做出了这样的道德谴责，我仍清楚地记得，如果之前的独裁政府（我具体指的就是翁加尼亚将军、莱文斯顿将军和拉努塞将军的独裁统治）没有在阿根廷犯下骇人听闻、不断激化的暴行，如果他们没有对人民严刑逼供、暴力镇压并最终引发人民起义，那么，那些反抗者绝对不至于走到这样的境地，因为他们原本不必这么做。这不是政治课，我就讲这么多，关于这个话题，我知道我和您可以聊得更多，因为毫无疑问，作为阿根廷人，我们对这个话题很了解，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我的观点已经表达清楚了。
好了，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建议大家一同迈出我们一直想要却没有跨越的一步，就好比一位站在狭窄悬崖边的人，他原本可以跨过去的，却在迈步前迟疑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在说要从幻想短篇小说过渡到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但是我们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我说的是“我们”，但实际上过错在我，我一直没下定决心，因为总会出现一些中间环节。）在我看来，《索伦蒂纳梅启示录》已经是一篇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小说了，我指的不是整部作品，因为它最后变成了幻想小说，可它的立意和作家试图展现的内容的确是现实主义的，其中绝没有任何试图将现实弃置一旁的幻想与虚构元素。恰恰相反，这篇小说想做的是把现实摆在所有诚心诚意、深入阅读它的读者面前。
在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现实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从幻想过渡到现实并不那么容易。我们大家都对现实有很实际的看法，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哲学不是一直在探讨现实是什么的问题吗？此时此刻，哲学家还在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它没有答案，或是只有些很粗浅的回答。尽管任何一个小测试都能证明我们的感官很容易出错，我们却依然认可感官展现给我们的一切。大家只要做五十个很简单的小游戏就能发现，我们的嗅觉、视觉，以及与外界沟通的所有感官都很容易出错。可是，我们得生活呀，我们不能一直困在这个问题里，所以我们最终接受了我们所认为的现实。但是，“现实”的概念是非常灵活的，会随情况和观点的变化而改变。所以，从幻想进入所谓的现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不过，我必须指出，中间会有很多过渡地带。接下来，我要谈一谈真正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是，正如《索伦蒂纳梅启示录》这篇小说在现实和虚幻这两种领域之间游走，文学中还有其他形式的现实主义作品：比如魔幻现实主义，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拉丁美洲这一流派无人可及的大师；又比如神奇现实主义，它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一种变体。
我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想起来文学中还存在象征现实主义，我来解释一下。读者将一些作品的主题和情节发展视为完全真实，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随着情节的推进，在严格遵循着现实主义的表象之下，还隐藏着另外的事物，它也是现实，甚至比现实更现实，是一种更深刻、更难以捕捉的现实。我认为，这样的短篇小说或者长篇小说就是象征现实主义文学。文学能创造出这样一些文本，当我们第一次阅读的时候，会觉得它们非常现实；而等到第二次阅读时，我们便会发现这种现实主义实际上隐藏着其他内涵。
我还是马上举几个例子比较好，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呀。我认为，在本世纪，在这个被我叫作象征现实主义的流派中，弗兰兹·卡夫卡是毋庸置疑的大师。卡夫卡的许多短篇小说——比如《在流放地》，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长篇代表作《审判》——都讲述了在看起来非常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的故事，从现实角度看，这些故事一点儿也不难理解。我想大家应该都读过《审判》，它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大家知道，故事十分简单，讲的是一个人突然间莫名其妙地被指控犯了罪。指控他的人没有告诉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主人公自然也不觉得自己有罪，随着指控进程不断推进，他得没完没了地办各种繁杂的手续，整本书都在描述这个过程，最后他认罪了；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因为没人告诉过他，但他最后认罪了。在最后一章，有人来找他，将他抓了起来，送到某个地方将他处死，他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完全没有反抗，因为他最终参与了那场游戏，而游戏里的被告和原告正无言地实践着无情的辩证法，从第一页一直到最后一页。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主题，但它实际上是的。
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我是没有经历过，但这种事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比如，警察在进行犯罪或者暴力事件调查的过程中，一些精神状况有些特殊的被告会遭受心理创伤，警察没有伤害他们，没有施暴，只是按部就班地引导他们，直到他们认罪伏法，承认自己仅被怀疑、未被坐实的罪行。人们常常会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事：有些被告承认自己犯了并没有犯过的错，过了一段时间后，等他们的心理创伤恢复了，他们又否认了自己的罪状，因为他们并没有做过。（我指的是无辜的人。可能也会有罪犯借此耍手段，但我们说的并不是这种情况。我们谈论的是无辜者，他们经受了没完没了的质问，而收集证据的过程又十分缓慢，他们承受着心理压力，所以最后可能会认下一开始自己声称毫无干系的罪行。）这才是卡夫卡这部小说的主题，它一点也不荒唐。
我有一项爱好，就是犯罪学。一旦有空闲时间，我就会读很多犯罪学方面的书，因为我觉得这门科学打开了人类变幻莫测的心理世界，展现了心灵的深渊和沟壑，而我们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认识这一点。如果有人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我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你只须回想一下二十年前发生在伦敦的一场著名审判，我在《八十世界环游一天》里提到过这桩案子，还花了很多篇幅讲述了几个罪犯的故事，谈到了开膛手杰克这类人。在那场审判中，有一个人被指控接连勒死了好几个人，被判处死刑，然后被处决了。是谁指控他的呢？是和他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指控他犯了罪。被指控的人被定了罪，随后被处死。两三年后，警方发现指控者才是那桩连环凶杀案的凶手；而另一个人，在审判时完全无法为自己辩解，在毫无得救可能的情况下走上了绞刑架，因为他在精神上已经被伤害他的真凶的种种行径击垮了，他没法救自己。这就是著名的克里斯蒂和埃文斯案，它被历史铭记，因为它从道德角度给法律制度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难题。
让我们回到卡夫卡的象征现实主义，目前在拉丁美洲，这种流派在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都体现得很充分。我知道很多小说都有这样的双重文本：它们的主题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但深层上大多揭露出一种邪恶、虚假、不公正的秩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创作这样的作品，这似乎成了年轻作家们十分关注的体裁。评论家或者政论鼓吹者在论文和宣传册里写的东西是用来揭发现实的，但作家并不会这么做；这类作家在讲故事的时候不会揭露任何事，但读者会发现，在表层下，故事其实是在揭露些什么，而且它具有强大的力量。几年前，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被收录在《八十世界环游一天》里，题目叫《以正当的骄傲》。这篇小说题有献词，引语写着“纪念K.”。K是《审判》的主人公，也是卡夫卡姓的首字母。你们看到了，这个关联是非常直接的。我写了一则与卡夫卡的几篇短篇小说以及《审判》结构相似的小说，想以此向他致敬。尽管一些情节似乎有些荒谬，但小说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甚至非常自然；读者接受的是游戏般的情节中荒诞无稽的设定。表面之下潜藏的就是真相，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小说所揭露的现实。
我觉得大家最好听一听这篇小说，不需要我解释，你们自己就能察觉到小说在揭露某种事实。这篇小说也很短，我不想读太长的，免得大家厌烦。故事是这样的：
以正当的骄傲
纪念K.
没人记得规定大家收集枯叶的法律条文，但我们都坚信，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可以放弃做这件事：这是那种由来已久的事，收集枯叶是我们童年时期最早接受的训练，它和系鞋带、撑雨伞之类的基本动作并没有太大区别，从十一月二日上午九点起，我们就要开始收集枯叶了。
也没人质疑为什么是这个日期，这是我们国家的习俗，这么规定肯定有它的理由。十一月一日，我们都会去墓园，不为别的，就是去探望一下亲人们的坟墓，打扫一下遮住和弄乱墓地的枯叶。那天，枯叶还没有什么官方意义，顶多算是我们不得不清理的大麻烦。只有清理完枯叶，我们才能给花瓶换水，拭净墓碑上蜗牛留下的痕迹。曾经有人委婉地提议枯叶清扫行动可以提前两三天进行，这样的话，到了十一月一日，墓园就已经干干净净了，每家每户便可以在墓前缅怀先人，而不必事先做烦人的打扫工作，因为这项工作通常很费功夫，还会让我们从那天的追忆本分中分神。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些提议，就像我们从不相信有什么能阻碍前往北部森林的远征，不管我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远征都势在必行。这些传统习俗自有它们存在的道理，我们经常听到爷爷奶奶严肃地回应这些无政府主义观念，他们指出，收拾墓前的枯叶恰好可以向集体证明，随着秋意不断加深，枯叶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这样就可以鼓励大家更加热情地投入第二天即将开始的劳动之中。
所有人都得在收集枯叶的行动中出一份力。行动开始的前一天，我们从墓园回来的时候，市政府就已经在广场中间安置好了一座白色的亭子。我们陆续抵达，排起长队，等着轮到自己。队伍长得看不到头，大部分人都得等到很晚才能回家。但是我们很满足，因为我们从一位市政官员的手里接过了自己的卡片。就这样，从第二天清早起，我们每天的参与情况都会被登记在卡片上的表格里。我们上交装满枯叶的袋子或装着蛇獴的笼子（视我们被分配的工作而定）时，一种特殊的机器就会在卡片上打孔。孩子们玩得最开心，因为他们发到的卡片很大，他们特别喜欢把卡片展示给自己的母亲看；而且被安排的活也轻松很多，主要是监视蛇獴干活。我们这些成年人被安排干最重的活，因为除了指挥蛇獴之外，我们还得把蛇獴收集的枯叶装进麻袋里，然后把麻袋扛到市政府提供的卡车上。老人们分到了压缩气枪，他们用枪在枯叶上喷洒蛇油。成年人的工作最需要责任心，因为蛇獴常常开小差，完成不了它们的工作量。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用不了几天，我们的卡片上就会显示完成的劳动量不足，被送去北部森林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可想而知，尽管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都认可远征和收集枯叶的行动一样，是非常自然的习俗——因此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但我们仍然尽全力不让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全力以赴地指挥蛇獴工作，好让我们的卡片上有更多的积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严格要求蛇獴、老人和孩子，他们是行动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是基于人性本能的做法。
我们曾经想过在枯叶上喷洒蛇油的主意是怎么来的，但在不情愿地做了几次猜测之后，我们一致认为，习俗的起源——尤其是那些有用的、明智的习俗——会在民族的历史中消失。某一天，市政当局大概意识到了居民没办法搜集秋天所有的枯叶，只有智慧地利用国内数量充足的蛇獴才能弥补不足。而某位来自森林边沿城市的官员发现，蛇獴原本对枯叶无动于衷，可一旦上面沾染了蛇的味道，它们就会变得凶恶残忍。人们一定花了很长时间才获得这些发现，才研究出蛇獴对枯叶的反应，才会给枯叶喷洒蛇油，好让蛇獴报复般地把它们收集起来。我们成长于一切规定早已确立成文的时代，蛇獴养殖场里有负责训练它们的员工，森林远征队每年夏天都会带着数量令人满意的蛇回来。我们觉得这样的事情非常自然，只有在为数不多、而且得努力一把的时候，我们才会再一次问起自己小时候提的那些问题，而那时，我们的父母总是很严肃地回答我们，并以这种方式教会了我们将来如何回答我们孩子的问题。奇怪的是，想要提问的念头只会偶尔出现在收集枯叶行动开始之前和结束以后。十一月二日，我们收到了卡片，开始专心干我们分到的活，我们觉得每个人做的事都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只有疯子才敢质疑收集枯叶行动到底有没有用，采用的方式到底妥不妥当。不过，当局应该早就预料到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卡片背面印着法律条文，列出了在这种情况下会遭受的惩处。但没人记得有哪次真的到了必须要实施这些条文的地步。
我们总是惊叹于市政当局分配工作的能力，政府和国家的运作都没有因为行动的开展而受到影响。我们成年人每天上班之前和下班以后（我们一般从事管理工作或者商贸生意）要花五个小时收集枯叶。孩子们不用再上体育课，也不必参加公民和军事训练，老人们则趁着太阳高照，从养老院里出来，各司其职。两三天后，大家便达成了行动的第一个目标，中心区的街道和广场上的枯叶都被清理干净了。这时，我们这些负责看管蛇獴的人就得加倍小心了，因为随着行动的推进，蛇獴干活时会变得越来越不凶猛，我们身负重任，必须把情况汇报给我们地区的市政检察官，好让他下令增加蛇油的喷洒量。检察官只有在确认我们已经用尽全力鞭策蛇獴收集枯叶之后才会下达这项命令。要是他发现我们只是一味地催促要求加大喷洒量，我们就会面临直接被送往森林的风险。但是，用“风险”这个词明显是有些夸张了，因为森林远征也是国家的习俗之一，它和收集枯叶行动拥有同样的名义，它与其他职责并无不同，没有人会对此表示抗议。
曾经流传过一个谣言，说是把喷洒枪交给老人就是个错误。既然这是一项古老的习俗，就不可能是错的，但是，老人们有时候会开小差，会忘记应该把喷雾洒在尽可能广的区域，反而把大剂量的蛇油洒在街道或广场上的一小块片区里。于是，蛇獴会野蛮地冲向一堆枯叶，在短短几分钟内就把枯叶收集起来，送到我们拿着袋子等候它们的地方；但是后来，当我们放心地以为它们会持之以恒地干下去的时候，却看见它们停了下来，漫无目的地嗅着彼此，带着显而易见的疲惫，甚至厌恶地甩下了手中的活。在这种情况下，训练员会吹起口哨，这种做法能暂时让蛇獴再收集一些叶子，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喷洒的分布不均匀，难怪蛇獴不愿意干活，突然对这份工作没了兴趣。如果我们有充足的蛇油的话，就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紧张的状况了，老人、我们，以及市政监察官都不用再面临承担责任的风险，也无须再受很多罪；但是，早在很久以前，人们就已经知道蛇油的供给量只能勉强满足收集枯叶行动的需要，而且，有时候森林远征队没能完成目标，于是市政当局不得不用少量的库存来应对下一场行动。这种情况会让大家更加恐慌，因为在下一轮的调动中，政府会征用更多的新兵，不过，用“恐慌”这个词显然是有些夸张了，因为增加新兵的数量也是国家的习俗之一，它和收集枯叶行动拥有同样的名义，它与其他职责并无不同，没有人会对此表示抗议。我们很少聊森林远征队的事，从那里回来的人也必须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发过誓，而对誓言的内容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坚信，我们的政府当局是不想让我们担心北部森林远征队的安危，但遗憾的是，没人能对远征队的巨大伤亡熟视无睹。我们并不想随意得出结论，但在每一次远征中都有许多亲友去世，这让我们不得不去推想，每年在森林中捕蛇的时候，远征队都会遭遇邻国居民的残酷反抗，我们的市民不得不面对传说中邻国居民的残忍与邪恶，有时还会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尽管我们没有公开表态，但是所有人都很愤怒，一个不收集枯叶的民族竟然反对我们在他们的森林里捕蛇。我们的政府保证，他们进入邻国领土并没有别的原因，他们遇到的反抗只不过是因为外国人毫无依据、愚蠢至极的骄傲。对于这些说法，我们从来没有质疑过。
我们的政府当局极其慷慨，即便是对那些可能会扰乱社会安宁的事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也不想知道，必须强调这一点——我们那些光荣的伤兵经历了什么。政府似乎不想让我们陷入无谓的惶恐之中，所以只会公布毫发无伤的远征者名单和死亡名单，一列军用火车会搭载死者的灵柩回来，一同载着的还有远征幸存者和蛇。两天后，政府当局和民众们都会去墓园参加死者的葬礼。我们的政府拒绝使用简陋的集体墓地，他们想让每个远征成员都有自己的坟墓和清晰可辨的墓碑，让他们的家人可以毫无障碍地刻上碑文；但是，近几年来，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市政府征用了邻近地区的土地来扩大墓地的规模。可以想象，我们一共会有多少人在十一月一日的早晨抵达墓园，纪念我们死去的亲友啊。不幸的是，时间已是晚秋，枯叶遮盖了街道和墓地，人们很难辨别方向；我们经常迷路，得花上好几个小时四处问路才能找到我们一直找寻的坟墓。几乎所有人都带着扫帚，我们常常以为某座坟墓属于我们死去的亲友，等打扫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自己认错了。但是，我们会慢慢找到亲友的坟墓的。等到下午过半的时候，我们就能休息休息，整顿自己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高兴能在寻找坟墓的过程中碰上那么多困难，因为这证明了明早即将开始的收集枯叶行动是有用处的。我们觉得，尽管蛇獴明天才会来帮助我们，但我们死去的亲友仿佛在鼓励我们收集枯叶。明天，政府当局会重新分配远征队带回来的蛇油份额，一同带回来的还有死者的灵柩。老人们会在枯叶上喷洒蛇油，好让蛇獴把它们给收集起来。
我不想评论这篇小说，因为我觉得要说的话显而易见。只不过，当我在巴黎（我住在那里）的街道上闲逛，当我目睹社交活动、社交仪式的某些瞬间，当我观察人们做的事，观察他们在某些场合里遵守的规则，观察集体遵循的行为准则时，我常常会想起卡夫卡和这个小故事，因为在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中，我们接纳和忍受了多少东西啊，而我们从来没想过要批判它们；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追溯我们的过去、我们祖先的过去，回到最开始的时候，回到历史的最深处，去了解为什么社会——我指的是整个社会——最终会将这些节奏、规则和礼数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接受了它们，就像小说里的人们那样，接受了那么多市民在捕蛇时死去，仅仅是为了能收集墓地的枯叶，而那些死者又是为了找寻用来收集枯叶的蛇油而死，就这样，一个大循环形成了。这一切已经和幻想元素、异常元素无关了，它是一则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如果我做出一些必要的修改，类似的事情还可能发生在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巴黎市中心。我们只需稍稍观察一下运行中的社会——我并不是说这样的社会不好——就能发现，我们把多少事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啊。而作为人类，我们的基本责任本应是对此进行分析；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得批判；如果实在迫不得已，还得毁灭它们。
好了，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就和我说的其他内容一样，这并不是文学理论；它们永远是假设，是我们不断投掷的漂流瓶，你们可以自己展开讨论，提出批评。大体上说，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和幻想短篇小说相比，除了主题不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那就是出于定义的要求，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必须深深植根于主题，以及它描绘的情景。不论我们熟悉与否，这些情景显然是从我们周遭的现实中提取出来的。幻想小说可以脱离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主题，甚至可以与之背道而驰，这种情况在伟大的幻想小说中很常见。现实主义小说面临的第一大危险就是过分强调主题，并认为它是小说的根本意义。这种观点会带来许多相当复杂、相当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经常会读到一些短篇小说，作者认为它们是现实主义作品，因为其中的确包含了一个或几个人物的生活片段、特定的情景和特定的情节事件。一些作者觉得某个主题很有趣，觉得自己讲述的情节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或是认为自己正在记录已经发生过的事，在他们看来，只要选择了这样的主题，就可以写成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任何一个有过写作经验的作家都知道实际并非如此：在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中，主题是根本的、极其重要的，因为现实是无穷无尽的，而短篇小说永远是对现实的一种切割、分离和选择。因此，主题是出发点，作家从这个基础出发，开始叙述故事。但是，一部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何时才能变成伟大的作品呢？它何时才会变成契诃夫、奥拉西奥·基罗加和莫泊桑的作品呢？它何时才能具备那些能让作品不被遗忘的元素（这些元素有时是无法估量的）呢？就像我们在谈论幻想短篇小说的时候也谈到了一些能让幻想作品不被遗忘的元素一样。在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中，在莫泊桑、契诃夫或者基罗加的短篇小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也尝试写过十足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里面没有任何反常元素，所以，从我的个人经验出发，我坚信，那些被我们铭记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所展现给我们的现实片段远远超越了小说讲述的故事本身。超越故事本身这种说法可以有很多种意思：可能意味着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小说可以使用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一对夫妻或者一户人家的行为与生活，但是，如果除了我们读到的内容之外，小说中发生的事还能让我们进入小说本身并没有必要说明的人物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内在人格，那么这部作品就会被人铭记。
现实主义短篇小说总是比它的主题内涵更丰富：主题绝对是最根本的，但是如果一部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仅仅局限于主题的话，那么它就只能沦为我们经常读到的众多普通小说之一了。撰写这些小说的初学者会因为自己经历了某件触动他的事（可能是历史事件、恋爱经历、心路历程，甚至可能是某件滑稽风趣的事），进而认为只要把它记录下来就会是一篇很好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它永远都不会是一篇出色的作品，因为它的主题只限于故事本身，而当故事结束的时候，小说也就死去了。读者读完最后一个词之后，必然会开始遗忘这部作品。大家只须读一读或是想一想那些没被遗忘、被人铭记的作品就会发现，在故事的背后，作者会暗暗地、间接地启动一个力量系统，他不必提及那些驱动性力量，只需要把故事的情节讲明白就可以了；这些力量会以不同于小说本身的方式推动叙事，并赋予作品一种纯粹的故事并不具有的力量。
在拉丁美洲目前的状况下，在许多国家，一些参与历史进程的作家写下了不朽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他们常常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传达与自己民族历史相关的信息或可靠的观点。尽管他们从来没有直接说明小说背后的内涵，但其作品总是在隐隐地揭露事物的状态、危机四伏的体制和消极被动、倒行逆施的人类现实。实际上，如今几乎所有值得铭记的拉美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它们的数量非常多——都具有这种揭露现实的意义。有趣的是，作者并不总能完全意识到自己在揭露现实。可即使这不是他的目的，一旦他选择了某个特定的主题，他就赋予了小说这种意义。如果读者能够对此分析，如果他能够思考，如果他能够感知小说背后的深层体验，那么小说的这种意义就能传达给读者。
六年前，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它没能在阿根廷出版，因为政府当局告诉我的编辑，如果这篇小说和另一篇——另一篇是《索伦蒂纳梅启示录》——出现在我当时正在筹备的短篇集里（而我那时已经把书交给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编辑了），出版社就得承担后果。（我没必要说出后果是什么，大家只要看看报纸就知道了。）编辑自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这本书没能在阿根廷出版，而是完整地在墨西哥出版了，因为我绝对不会同意撤下那两篇小说以让这本集子在阿根廷出版；相反，我记得我当时略带黑色幽默地回复说，只要能在扉页上说明原因，我就愿意撤下那两篇小说，最后当然没人接受这个方案。这篇短篇小说完整地登在了墨西哥版上，我认为它完全符合我们正在谈论的与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相关的内容。它叫作《第二次》，我不打算朗读它，就简单地概括一下。小说中，一个女孩收到了一张通知单，让她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某条街上的某个政府单位办事处办理手续。这个女孩被描述成一个非常单纯、非常天真的人物，只知道这是件很繁琐的事。她在约定的时间到了那里，走进了一条很长的走廊，那里已经有人在等了。走廊另一边有一扇门，是办事处的入口。她不得不坐下，因为有好几个人得先进去。正如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发生的那样，她开始和周围的人说话。其中有个男孩，他告诉她自己已经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得填写很多表格、回答各种问题，之后还得来第二次；这个女孩是第一次来，而他则是第二次。他们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其他人陆续进去了，他们在里面待了五到十分钟后就出来了，因为只有两扇门：办事处的门和走廊另一边通往楼梯的门。由于差不多同龄，两人聊了一会儿天，一起抽了根烟，还跟对方说了自己居住的区域和工作的内容，建立起了很友好的关系。一会儿，轮到那个男孩了。那个女孩相信，男孩走进办公室之后，马上就会出来，然后她也马上就能进去，一切很快就能结束。两三分钟过去了，大门打开了，可是那个男孩没有出来，出来的是一名职员，他示意女孩进去。她有些惊讶，因为只有这一扇门，所有人都是从那里出来的：所有先进去的人，都已经从那里出来了，还打了招呼；所有人，一共四个人。她想，可能那个男孩还在办公室里，由另一名职员接待，而且他的手续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可是，等她走进办公室（办公室的确很大，里面有很多张桌子），她环顾四周，却没看见他。与此同时，她被叫到了一张桌子前，她得填好多没完没了的表格，这样的事在这类办事处里十分常见。她依然很担心，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她想，可能还有第二扇门，只不过她没看见，他可能是从那扇门出去了，因为她记得他是第二次来了，而她还是第一次。所以她想，可能第二次来的人是从另一扇门出去。她又四处看了看，但还是没看见什么别的门。最后，他们收了她的文件，跟她说可以走了，还说他们还会再约见她，她得再来一次。她离开了，慢慢地走下楼梯，来到了大街上，她四下张望，心想那个男孩会在哪里呢。她又等了一会儿，因为她对他的印象不错。不过，没过多久，她就为自己一个女孩子在那里等一个几乎不怎么认识的男人感到不自在，所以她就走了。
这篇小说大概就是讲了这样一件事。在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阿根廷政府开始采用最残忍的镇压方式，大家把它叫作“失踪”：人们突然永远彻底失去了音信，只有极少数人重新出现。根据各个国际调查委员会的统计，在过去几年里，失踪人数达到了一万五千人。对于许多阿根廷人来说，对于那些有亲人“失踪”的人来说（人们想到这个词的时候，总会带上引号，因为失踪者很久没有出现，人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被抓，也没有任何他还幸存的迹象，所以人们会猜想他失踪后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失踪人口的话题是最痛苦的精神创伤。这篇小说当时不能出版也在意料之中，但说到小说本身，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这完全是个遵循线性发展的小说，讲述了某个人走进一个政府单位办事处后再也没有出来的离奇事件。（好吧，可能他出来了，但是那个女孩分神了，没看见他。不过，由于走廊是离开的必经之路，这不太可能，但也许还有一扇被海报遮住的门，只是她没看见而已。）小说没有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失踪恰恰是无法解释的：人们失踪了，而失踪的原因却不得而知。我写作的时候，小说确实暗含对这类失踪事件的揭露指责，但除了故事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设定之外，小说绝对没有明确地指向它们，这只是某个办事处里发生的一件很小的官僚主义插曲。是读者在重新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发现，这种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机制竟然能够在本质上呈现极其丰富深刻的作品内涵，这一点在这篇小说中以一种相当令人胆寒的方式体现出来：它表明现实本身比故事表面的简单叙述要复杂、诡谲得多。
还有一篇短篇小说，行文机制与此类似，我也想简单地复述一下。小说名叫《为您效劳》，是我很多年前在巴黎写的，小说完全基于现实。我当时在一位阿根廷朋友家里做客，她是名作家。在我们俩随意地聊着这个那个的时候，她突然乐不可支地讲起一件她觉得非常好笑的事：有一位年纪很大的法国女士每周来她的公寓打扫两次，我们就叫她女佣吧（当今时代，伟大的自由主义十分盛行，人们不敢用“女佣”这个词；大家都用“助理”“助手”这样的词），人们出钱请她为自己打扫房屋、清洗杯盘。这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心思非常单纯，她告诉我的朋友（这些女士很喜欢聊天，特别是巴黎人），有一回，她被人租用——她用了这个词——去一户人家照看几只狗，因为那里有场聚会，狗会碍事；那是一所高级公寓，聚会持续了一整晚，她一直都得在房间里让狗保持安静。主人租用了她，让她坐在那里喂那几只狗喝水、吃饭，还得保证不让它们打架。这本身已经是一个相当奇怪的故事了，但她又接着说，还有一回（很明显，这位女士经常碰上这种事）她又被租用了，雇主让她扮演一位即将被下葬的先生的母亲：让她参加葬礼，在棺材前哭泣，扮演一名绝望的母亲，因为这位先生属于巴黎的上流阶层，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年轻时装设计师，他离奇身亡，情况或许有些可疑，他周围的人认为，如果“他母亲”（带有引号）能来，葬礼就会有一种庄重的氛围。这背后隐藏着一段阴暗的故事，很可能与毒品或者同性恋有关，但是这位女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非常天真，只记得他们租用她是为了扮演死者母亲的角色。她接受了，因为她很穷。她做到了，而且完成得很好，他们给了她小费，一切非常顺利地结束了。我的朋友和我讲了这两件事，我告诉她：“这可以写成一篇小说了，还会是篇伟大的小说。”她却对我说：“我不觉得这是小说的题材。”她也是作家，这么说有些不可思议。我想了想，回答说：“好吧，你能把这几个点子送给我吗？也许我有一天……”她说：“好，如果你想写就写吧。”几天后，我写下了这篇小说，并把它献给了这位朋友，因为她非常慷慨地把那位老太太的故事送给了我。我只做了一项文学性处理，就是把那两件事合并起来了，因为那位女士跟她说的照看狗和假扮母亲的事是发生在两户不同人家里的独立事件；我发现，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可以通过文学手段建立非常出色的联系，小说也的确实现了这个目标。这可能是我写过的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是用第一人称讲述的：叙述者是弗朗西内太太，这位年老的女佣讲述着她人生中发生的故事。她按着自己的感受和经历，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这些故事。她对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只有非常表面的认识：首先，她被带进了巴黎别墅区的豪宅里，因此她表现得毕恭毕敬，那里有许多女佣和管家，而她负责照看小狗那晚的聚会也美妙绝伦。轮到她扮演已故时装设计师的母亲时，地点也是在巴黎郊区的一座豪宅。她被这事彻底震慑住了，她毕恭毕敬，而且打心底里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任何羞辱的意味：她得到了报酬，不违法，而且她完成了他们要求她做的那两件事。我更愿意这样书写这个故事，好让像弗朗西内太太一样天真的读者察觉不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好让他们读了以后会说：“这个女人照看完小狗，然后又去假扮一名过世的服装设计师的母亲，真是怪事！”这很荒谬，但我清楚地知道，这篇小说是写给那些能够马上明白这类现实的运行机制的读者的，也就是说，天真的弗朗西内太太一面讲述，一面让读者领略那个道德极度沦丧、极其腐化的社会，它隐藏在每一句话的背后，用《圣经》中的话来说，这个社会就好比一座被粉饰的棺椁，身在其中的人得维护自己的面子，得伪装，要是真正的母亲并不存在或是没有到场，还得创造出一个母亲来：只要能贯彻完成那些维护它、支持它、捍卫它的仪式和礼节，这个社会就绝不会犹豫半分。这就是这篇小说的第二重含义，我认为这绝对没有减少小说的现实主义色彩，因为有什么能比我们时代、所有时代的堕落社会更现实的呢：它是人类的诸多社会形态之一，是非常现实的存在。我之所以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必须明确我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解。
我看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也许我能再简单地讲一篇小说，把现实主义的概念阐释得更全面一些。在这种短篇小说中，故事的第二层含义也被包含在了第一层含义之中，但是读者得自己做出辨别和区分。这并不是说存在两种层次，而是说两种层次互相交融，成为一体。这是我在大概十年前写的一篇小说，名字叫《一个叫金德贝格的地方》，小说篇幅不长，情节也很简单：一天晚上，一个四十多岁的阿根廷男人开车行驶在奥地利境内的公路上，当时下着很大很大的雨，绝对是瓢泼大雨了。他希望能抵达某座村庄，找到某家旅馆，因为路况很糟糕，雨下得太大，他害怕出事故。突然，他在森林边的路上看见了一个女孩，她正比画着求搭顺风车的典型手势——在阿根廷，这叫“竖起大拇指”——让他帮帮她，请她上车。于是他刹了车，让她进来，然后继续往前开，他们抵达了一座小镇，找到了一家旅馆。他们在路上交谈了几句，他发现这个女孩非常年轻，大约十八九岁，有些孩子气，毫无戒备心，几乎马上就告诉了他自己是智利人，而且用“你”来称呼他（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越来越常见），她毫不在意自己正坐在一辆相当豪华的汽车里，也不关心这个穿着考究，而且年龄比自己大上三倍、两倍半的男人。她告诉他，自己正在欧洲旅行，她离开智利是因为厌倦了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她是和几个嬉皮士朋友一起出来的，只带了很少的钱。她穿得非常邋遢，肩上只背着一个背包——这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财产——靠搭顺风车游走各地。他们抵达了小镇，那个男人找到了一家旅馆。因为他是所谓的“阿根廷绅士”，所以他立马要了两间房过夜，一间是给女孩的，另一间给他自己。可那个女孩很自然地告诉他：“你别犯傻了，为什么要花两份钱开两间房呢？开一间就行了，无所谓的。”他听了诧异极了，也觉得有些不自在，但他还是只开了一间房。他们稍稍擦了擦身子，吃了晚饭，然后继续聊天。她继续和他讲述自己生活中的故事，她开始和他聊一种他不怎么了解的音乐，因为他早就不关注音乐了，甚至连流行音乐都不再关注了。她跟他说起了某个叫阿奇西普的人；他不知道这人是谁，于是她哼了起来，那是阿奇西普的歌曲旋律，她很奇怪他竟然不知道阿奇西普是谁。她跟他聊起了诗歌、诗人，还有她和朋友的旅行。他想和她讲讲道理，他说：“好吧，但是你已经十九岁了，你以后打算做什么呢？”她有些吃惊地看着他，回答说：“我打算做什么？现在我想去荷兰。”他说：“但是，这之后呢？”“这之后要是能去挪威就好了，我听说有个地方有北极熊。我想看北极熊。”她说。她给出的都是这样的回答，都与眼下的现实有关，但是这些回答都很美好，因为通过它们，他可以感受到这个女孩在为诗歌、音乐、艺术，尤其是为自由而活。这就是他开始逐渐明白的事。等他问起一些合乎理智的问题时，她非常友善地给出了很好的回答，但有时候她也会略带讽刺地说：“你就是个老头，总问我这些老套的问题。”这让他觉得很受伤，因为归根结底，他不觉得自己有那么老，但在晚餐的对话中，他慢慢地发现了某些他仅仅在理论层面上了解过的东西，因为毫无疑问，他读过很多书，书里有这样的人物，他也经常听说有一些人自由自在地在世界上生活，想要发掘那些在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的环境中不存在的事物，这样的生活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他从来没有亲身遇到过这样生活的人；他从来没有和一位思维清晰、毫不羞赧、冷静沉着的年轻女孩待在一起过，她与他相处十分自在，因为她知道，不管发生什么，只要他俩能够接受，就没有关系。除此之外，她也毫不羞涩，她非常坦率地告诉他自己的欲望、理想、希望和小小的挫折……以及阿奇西普的故事。最后，他们回到了房间，奇怪的是，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被她吸引，而与此同时，他又为自己与女孩之间的谈话感到心烦意乱。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女孩没有一刻表现出任何虚伪，她一直非常坦诚：她很高兴自己和他睡了，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段不会持续的插曲，只是旅途中暂时的港湾，第二天，生活就会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她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但他能感觉到，也明白这一点。他睡不着（她睡着了，她才十九岁，又累坏了，还吃了很多东西，因为她饿坏了，便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把他请自己吃的所有东西都吃光了……），在失眠的时间里，他思考自己的人生。他想起了一连串的回忆，它们显然与故事情节、与那个女孩、与那刻发生的一切没什么关系：他想起了当他还是大学生或者预科生的时候，他和朋友们待在咖啡馆里面面相觑，无聊得发慌，因为对他们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变成了一座沉闷无趣的城市，他们商量着要离开，但并没有人离开；他记得有一回，有人发现了几艘船，年轻人只用付很少的钱就能上船，他们只须在船上帮一点忙就行了。只要花上极少的钱，他们就能坐船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两三个月后就能抵达亚洲或者欧洲的某个港口。那将是一场冒险！在那个年纪——当时他们和这个女孩一般大——他们所有人做梦都想做这样的事，他们发了誓，但最后没有人上船，没有人离开。于是，他眼看着自己完成了学业，开始从事他父母希望他从事的职业，而他也因为这个值得尊重的理由接受了这样的安排；他眼看着自己在金融行业里慢慢晋升，逐渐受到人们的敬重，他觉得在欧洲旅行令人愉快，因为工作的原因，他成了一家大公司的代表经纪人，得在各个首都之间穿梭，因此他才会开车在这里奔行；他越来越有钱，最终成了所谓的“成功人士”。这位成功人士正思考着自己为什么会成功、是怎么成功的，而那个快乐的小姑娘正打着呼噜，心满意足地躺在他身旁。第二天清晨，小说以短短几句话结尾了：他们起床，离开旅馆，来到了第一个十字路口，她对他说，她会留在这里等待下一辆车，因为她旅行的方向在另一边。他迟疑了一秒，然后和她告别，他吻了她一下，让她离开了；她背着背包，走到一棵树下，他看着她坐下等车。他开车走了，挂到了第三挡，把速度提到最快，故意冲着一棵树撞去：他撞树自杀了。这就是小说的结局。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小说，而这场自杀——因为这确实是一场自杀——并不是很好理解。从我的写作意图看（但愿我写出了这一点，但能不能感受得到，得看你们了），这篇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体现为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之间的冲突。这并不是说一种方式是好的，另一种是不好的，因为女孩的生活也有消极的方面；社会并不是由像女孩这样的人建立的，而是由像那个男人这样的人建立的，但是，尽管那个女孩有积极和消极的方面，社会实际上是因为那个男人的，而非女孩的错误而走向毁灭的。重要的是，那个男人的内心深处萌生了一种本质的、存在主义的冲突。整个晚上，他在那个女孩身上看到了另一个维度中的自己，如果那一次他坐上了那艘船，如果他没有接受他父亲希望他做的事，而是选择了自己的使命——音乐或绘画，他原本可以成为的自己。突然之间，那个一句话也没说的女孩、那个没有做出任何评判的女孩剥光了他存在的外衣，让他站在镜子前，他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无比重要的人，可同时却又是最可悲、最失败的人。他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幸福，一切都只是无休无止的妥协，都只是为了追寻社会地位，追寻并不符合他真实想法的地位。他一瞬间有了勇气，离开那个女孩，结束一切。
我认为，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能够带给读者的众多事物之一。它既不是法国自然主义者追求的著名的生活切面，也不是单纯地把事物原封不动地映照进书本这面镜子里的现实主义——因为这些事物我们每天在街上也能看见，甚至看得更清楚——而是一种深邃的炼金术，它展现出现实本身的模样，没有背叛它，也没有扭曲它，它让读者看清表象背后的原因，让读者明白人们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
我已经很累了。如果有人想提问的话……你们应该比我还累吧。好，说吧。
学生：您为什么要杀死主人公呢？
大概是因为我之前提过的一点，我喜欢犯罪学……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或许我就是一名罪犯，只不过我升华成为一名作家了。不不，这是真的，我是认真的：精神分析学中有一个非常迷人的理论，就是某些个体有犯罪倾向，对于他们来说，谋杀是一种深层冲动（我们可以把这种人叫作天生的罪犯，他们不是因为意外、激情或冲动而犯罪，这种人是天生的罪犯，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其中有一些人可能还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修养）。弗洛伊德论述提到，深层的施虐冲动常常需要通过升华来找到出口，所以他的理论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认为，许多外科医生如果没有成为外科医生的话，可能会变成罪犯。但一种美妙的升华发生了：外科医生可以使用手术刀，可以完成他内心最深处想让他做的事——鲜血与伤口——但他把它转化为一件好事，救死扶伤。他成了一名做好事的人，也就是说，他内心深处的本能被完全颠倒了。虽然看起来像个玩笑，但这是他通过一系列奇特的巧合得出的结论，因为他曾经用精神分析法治疗过两三名外科医生，他们告诉他，由于上了年纪，他们的手不能很好地掌控手术刀了，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这项职业。不久之后，他们就开始患上各种神经官能疾病，有了各种精神性情结；他们觉得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分裂出了不同的人格，出现了潜藏着的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于是，弗洛伊德想：“这难道不正是因为在他们的一生中，由于他们选择了善良和科学的道路，真正的人格获得了完满而美妙的补偿吗？”不论我们相信与否，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杀死了那么多的人物，才喜欢上了犯罪学。开这样的玩笑是件好事，因为……因为在玩笑的背后，有时还隐藏着别的东西。
学生：也许隐藏着的是您对正义的倾向？
对正义的倾向？是的，我有，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倾向。我没有办法接受非正义的观点，因此，在一个积极参与社会、历史或者政治议题的人看来，一切对正义有着非常精确、非常严格的认知的人都会在他们的个人工作和抗争过程中遭受很大的痛苦，因为那所谓的现实政治时常迫使人们在某些情况下抛开正义，好让其他的事业取胜；也时常迫使人们放弃某些原则，好让其他同样重要的原则能被推行。我对正义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它通常无法在这个星球上实现。
下周，我们会过得更愉快的，因为我们会用整堂课的时间聊音乐、游戏和克罗诺皮奥之类的事情。
[1]加勒比海上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传统音乐。
[2]指佩德罗·尤金尼奥·阿兰布鲁·西尔维蒂（Pedro Eugenio Aramburu Cilveti,1903—1970），阿根廷总统、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