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尔医生的诊室里有一张床，床单刚刚换过，白得纯洁无瑕。她就躺在这张床上。
他听着她的心跳。她假装睡熟了，然而胸腔内肯定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医生确信她听得到，并对她说：
“不要慌。你现在的身体活上一百年也不成问题。”
维罗妮卡睁开双眼。有人帮她换了衣服。难道是伊戈尔医生？他看过她的裸体了吗？她的大脑简直转不动了。
“先生您说什么？”
“我说你不要慌。”
“不是。先生您说我会活一百年。”维罗妮卡纠缠不休。
“医学界里，任何事都不好确定。”伊戈尔掩饰说，“一切皆有可能。”
“我的心脏怎么样了？”
“还是那样。”
什么都不用说了。面对重症病人，医生总是说“你会活到一百岁的”、“一点都不严重”或“你的心脏、血压和小伙子没什么两样”，要不就说“我们需要重新做个检查”。仿佛害怕病人把诊室全砸了一样。
她想坐起来，但失败了：一动便感到天旋地转。
“再躺一会儿，等你感觉好点儿。你并没有打扰我。”
真好，维罗妮卡想。但是，要是她真打扰了呢？
伊戈尔是位有经验的医生，他沉默了一会儿，装作专注于桌子上的文件。如果我们面前有一个人，这个人却一句话都不说，那么气氛就会变得诡异、紧张、一触即发。伊戈尔医生等着女孩先开口，这样他可以为自己的论文及现行的治疗方法搜集更多的资料。
维罗妮卡依然一言不发。“也许她类矾中毒的程度已经很深了。”伊戈尔医生想。他决定打破这沉寂，气氛已经变得诡异、紧张、一触即发。
“听说你喜欢弹琴。”他说，仿佛只是随口说说。
“疯子们爱听。昨天一个人站定在那里，听了半天。”
“是爱德华。他和别人说过他爱好这个。谁知道呢？他又像正常人一样吃饭了。”
“精神分裂病人也爱好音乐？还和别人说起这个？”
“是的。我敢打赌你对此事一无所知。”
这个头发染得黑亮的医生，看起来比自己的病人还疯，但他说的是对的。维罗妮卡听过那个术语无数次，可她真的对此一点概念都没有。
“能治好吗？”她问，她想得到更多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知识。
“能控制。疯人的世界，人们还不十分了解。一切都是新的，每隔十年疯病便会发生一些变化。精神分裂患者是想从这个世界脱离的人，他们天生便有这种倾向，直至一件事—因人而异，事情可大可小—使他创造了一种只属于自己的现实。病情可以根本痊愈，或有所好转，病人可以工作，过上基本正常的生活。这一切取决于一样东西：环境。”
“创造了一种只属于自己的现实，”维罗妮卡重复了一遍，“什么是现实？”
“现实就是大多数人觉得应该如此的事。它不需要是最好的，也不需要是最具理性的，只需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即可。你看我脖子上有什么？”
“一根领带。”
“很好。你的回答合乎逻辑。正常的人都会这样回答：一根领带。
“而疯子却会说我脖子上系着一条彩色的布，这布条且不说很可笑，更是一点用都没有。它在我的脖子上缠缠绕绕，让我的脑袋无法动弹自如，就连喘口气都得费很大的力气。要是我站在电扇旁边，一不小心布条就会卷进去把我勒死。
“要是疯子问起我领带有什么用，我得这么回答：一点用都没有，甚至连装饰的效果都没有，因为今日它成了奴役、权力和疏远的象征。领带唯一的作用就是，当我们回到家里解开它时，会让我们觉得解脱，从一件连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事情中解脱了。
“但这种解脱的感觉能证明领带的存在是合理的吗？不能。即便如此，要是我同时问一个疯子和一个正常人这是什么，我还是会认为那个回答领带的人的精神是健全的。对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更有理性。”
“先生您认为我不是个疯子，只是因为我叫出了这块彩色布条正确的名字。”
不，你不是疯子，伊戈尔医生想，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获得的证书挂满了诊室的墙。与自己的生命作对是人类的天性。他认识的很多人都做过这事，尽管他们在表面上依然一脸无辜，完全正常，那也只是因为他们选择的自杀方式不够决绝。他们中了一种毒，伊戈尔医生称之为“类矾”，他们在慢慢地自杀。
类矾是一种有毒物质，通过与他认识的男女交谈，伊戈尔医生将其症状摸得一清二楚。他正在撰写一篇这方面的论文，准备提交给斯洛文尼亚科学院，供其研究之用。这将是精神病学界的一大进步，当年皮内尔医生命人解开了束缚疯子的枷锁，他认为某些疯子是可以被治好的，这种想法震惊了整个医学界，而今天，伊戈尔医生也将步其后尘。
弗洛伊德医生发现了利比多，一种催生性欲的化学反应，但是至今尚无一个实验室将其成功分离。类矾也是一样，这是一种当人处于恐惧状态时从器官中析出的物质，现代的光谱测试根本无从察觉。但其味道却很容易识别，它既不甜也不咸，而是苦的。它的发现者—尽管还未被承认—伊戈尔医生用一种毒药的名字为其命名。过去，当皇帝、国王或各种情人想永远地摆脱一个人的时候，总是用得着它。
有皇帝与国王的时代真美好！那个时代，生与死都是浪漫的。杀人者邀请受害人共进晚餐，侍者端着两只美丽的杯子走了进来，其中的一杯酒里掺进了矾，受害人的行为让人多么激动啊！他拿起杯子，或甜言蜜语，或恶声恶气，将那毒酒当作琼浆般一饮而尽，然后他惊讶地望着主人，横死在地板上。
今天，这种毒药由于价格昂贵难以获得，早已被更安全的毁灭手段替代，比如手枪、细菌，等等。伊戈尔医生是个天性浪漫的人，他救活了这个几乎被大家遗忘的名字，用它给他诊断出的精神疾病命名。这个发现会震惊世界。
奇怪的是，没有人说过类矾会致人死命，尽管大多数染毒者可以辨认出它的味道，他们说中毒的过程就像苦病发作。所有人的身体中都有苦病存在，只是分量不同而已，正如每个人身上都带有结核杆菌一样。不过当人脆弱时，这两种病才会发作。当人害怕所谓的“现实”时，苦病的发作便有了土壤。
有些人一心想建立一个外部威胁进入不了的世界，因此严防死守外部的一切，比如陌生的地方或不同的体验，而内心却不设防。这样，苦病从里面开始作恶，直至沉疴难起。
苦病（或类矾，伊戈尔医生更喜欢这个名字）的侵袭对象是意志。被病魔击倒的人渐渐地失去了渴望，不出几年便再也不肯走出自己的世界，因为他们费了千辛万苦才构筑了心灵的堡垒，那里有他希望的现实。
为了不受外界打击，他们还限制着内心的成长。他们依然上班、看电视、抱怨交通、生儿育女，但却机械地做着这一切，内心激不起半点涟漪，因为这一切都在控制下。
苦病的最大问题在于所有的感情，恨也好，爱也好，绝望也罢，激动也罢，好奇也罢，都再也不会表现出来。过上一段时间，苦病患者将不会有任何渴望。他们既不想活，也不想死。这便是问题所在。
因此，对于苦病患者来说，英雄与疯子同样迷人：他们对生或死都不感到恐惧。面对危险，无论是英雄还是疯子都表现得毫不在乎，他们不管旁人如何评说，一心勇往直前。疯子自杀了，英雄为了理想牺牲了自己，这两类人死去了，而很多夜晚、很多白日，苦病患者却可以去评说这两种人的荒谬或荣耀。这是唯一的瞬间，苦病患者有了力量，跳上了自卫的堡垒，开眼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过一会儿，他的腿累了，手乏了，便又回到了日复一日的生活中。
慢性苦病患者每星期只有一次机会能发现自己的病，那就是在周日的下午。那天，他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杂事来舒缓病症，他开始察觉有样东西不太对头，因为那天下午太平静了，就像地狱一般，时间仿佛停滞不前，而他却愤懑莫名，随时都可能爆发。
但周一来临了。苦病患者马上把病症忘得一干二净，尽管他咒骂说自己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抱怨说周末过得太快。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个病的唯一优点在于它已经变成了规则，因此无需入院治疗，当然已经开始影响其他人的重症患者除外。大部分的苦病患者可以留在外面，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因为他们自己周围构筑的堡垒让他们完全与世隔绝，尽管表面看来，他们正积极地参与社会。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发现了利比多，找到了治疗由它导致的病症的方法，并因此发明了心理分析。伊戈尔医生发现了类矾的存在，但他还需要证明，类矾的治疗也是可能的。他也想青史留名，尽管从不去想为了这个理念他将要面对多少困难，因为“正常人”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有病，而“病人”却兴旺了疯人院、实验室、研讨会，等等。
“我知道现在世人不会承认我的成果。”他对自己说，对自己不为人理解颇感自豪。这是天才应该付出的代价。
“先生您怎么了？”躺在他眼前的姑娘问，“您仿佛进入了您病人的世界。”
对这句不敬的评论，伊戈尔医生不置可否。
“你可以走了。”他说。
维罗妮卡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伊戈尔医生把灯打开了，可是每天清晨他都这样做。走到走廊时，她看到了月亮，才发觉自己比想象中睡了更长的时间。
走回病房的路上，她看到墙上挂着一张镶着镜框的照片，拍的是卢布尔雅那的中心广场，那时普列舍仁的雕像还没安放在那里，可能是个星期天，人们在广场上散步。
她看了下照片的日期，是一九一○年的夏天。
一九一○年的夏天，这些子孙皆已亡故的人，将生命的一刻定格于此。女人拖着沉重的长裙，男人无一例外地戴着帽子，拄着手杖，系着领带（或者彩布条，疯子们都这样说），套着鞋罩，胳膊上挂着一把雨伞。
天不热吗？那时的温度和现在的夏天差不多，阴凉的地方大概三十五度。如果来了一个穿着短裤和衬衫等凉爽服装的英国人，这些人会怎么想？
“一个疯子。”
她完全明白伊戈尔医生的话。同样地，她明白自己的生命里拥有爱、柔情与保护，但她缺少一样把这所有的一切变成幸福的东西：她应该更疯狂一下。
不管怎样，她的父母都会爱她，但她却不敢为了梦想而拼搏，因为她怕伤害他们。那个梦想深埋在她的记忆深处，尽管一场音乐会或一张偶然听到的唱片会将它唤醒。然而，每次从梦想中苏醒，挫败感便愈加强烈，她别无他法，只能再次催眠梦想。
孩提时代，维罗妮卡便知道什么是自己真正的愿望，那便是成为一位钢琴家。
十二岁时第一节钢琴课上，她便感受到了这一点。老师也察觉到了她的天赋，鼓励她走职业道路。一次钢琴比赛她获了奖，兴高采烈地对母亲说她准备抛弃一切，一心成为钢琴家。母亲温柔地看着她，回答道：“亲爱的，没有人能靠弹钢琴活着。”
“那你还送我上钢琴课？”
“那是为了让你多才多艺，这样就行了。丈夫们喜欢这样的妻子，在宴会上你可以盖过其他人。忘了当钢琴家这件事吧，去学法律，这才是你未来的职业。”
维罗妮卡按照母亲的要求做了，显然母亲的经验更老到，知道什么是现实。她上完中学，考入大学，文凭拿到了，分数也很高，但却只在图书馆找了份工作。
“我应该更疯狂一些。”但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她明白得太晚了。
她转身继续行路，这时一个人抓住了她的胳膊。刚打的强效镇静剂尚在她的血脉中流淌，因此，当精神分裂症患者爱德华轻轻拉着她朝相反方向，也就是活动室那边走时，她没有任何反抗。
天上依然是那弯新月，维罗妮卡坐在钢琴前，这是爱德华无言的要求，此时她听到饭厅有声音传出。有个操外国口音的人正说着什么，维罗妮卡不记得维雷特有什么人操这种口音。
“爱德华，我不想弹钢琴。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旁边的人在说什么，那个男人是谁。”
爱德华笑了，也许她说的话他一个字都不明白。不过，她想起了伊戈尔医生的话：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在他们自认的现实里自由进出。
“我要死了，”她接着说，希望他能理解自己的话，“今天，死神的翅膀轻拂过我的面颊，明天或是后天，也许他就会来敲我的门。你可不能养成每晚都听我弹钢琴的习惯。
“爱德华，人不能惯自己的毛病。你看看我吧：我再一次喜欢上了太阳、山川，还有麻烦事。生活缺少意义的责任不在别人，而在自己，我现在接受了这个事实。我想再一次看看卢布尔雅那的广场，再一次体验爱与恨、绝望与烦闷，再一次感受日常生活的简单与琐碎，这些也正是人生的乐趣所在。如果有一天我能离开这里，我还想当个疯子，因为所有人都是疯子。糟糕的是有些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只对别人的发号施令乐此不疲。
“但这是不可以的，你明白吗？同样，你不能整天盼着夜晚的来临，等着我为你弹琴，这一切都不长久。我和你的世界都到了尽头。”
她站起来，温柔地抚摸着那小伙子的脸，然后走到饭厅。
她打开门，注意到一件不同寻常的事，饭桌和椅子都被推到了墙边，饭厅中央空出了一块地方。博爱会的成员坐在地板上，正听着一位穿西装打领带的男士演讲。
“这样，他们邀请了苏菲派的大师纳斯鲁汀来做讲座。”他说。
门开了，所有的眼睛都看着维罗妮卡。穿西装的男士转身对她说：
“请坐。”
她坐在地上，身边是玛丽，那位银发女士，两人初次见面时，她简直凶恶极了。而这次却出乎她的意料，玛丽居然笑着欢迎她。
穿西装的男士继续说：
“纳斯鲁汀把讲座定在两点，那真是场盛会：一千张门票很快售卖一空，另有六百人守候在会场外面，看闭路电视直播讲座。
“两点到了。纳斯鲁汀的一位助手来了。他说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讲座不得不推迟举行。一些人发火了，他们要求退票，离开了会场。可是即便如此，会场内外还是有很多听众。
“下午四点大师还没现身，人们纷纷退票，慢慢地离开会场：总之，这讲演是听不成了，该回家了。等到六点的时候，原有的一千七百位观众只剩下不到一百人。
“此时，纳斯鲁汀进入了会场。他看上去醉醺醺的，开始向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美丽的女听众大献殷勤。
“人们惊愕之余，不由得怒气冲冲，他们一连等了四个小时，而这个男人居然这副德行？一些人的抱怨声几乎清晰可闻，而苏菲派的大师并不以为忤，他依然肆无忌惮地赞美那女人的性感，并邀请她同往法国旅行。”
这是什么大师呀！维罗妮卡想，好在我从不相信这种事。
“他冲抱怨的人骂了几句粗口，然后想站起来，却不料重重地摔在地上。人们忍无可忍，终于愤而离席，他们说这不过是自吹自擂，一定要向媒体揭露这套骗人的把戏。
“只剩下了九个人。愤怒的人群离开之后，纳斯鲁汀便站了起来。他变得举止适度，眼睛放着光，周身笼罩着肃穆与智慧的光芒。‘你们这些留下的是要听我话的人，’他说，‘你们通过了灵修之路上最艰难的两次考验，一是要耐心地等待正确时刻的来临，二是勇敢地不对遭遇的事情失望。我要教的人正是你们。’
“然后，纳斯鲁汀与他们分享了苏菲派的一些心得。”
男人停了下来，从兜里掏出了一只奇怪的长笛。
“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再一起冥想。”
人们纷纷站起来。维罗妮卡不知道该干什么。
“你也站起来吧。”玛丽拉着她的手说，“我们有五分钟的放松时间。”
“我还是走吧，我不想添乱。”
玛丽拉着她，来到一个角落。
“你都要死了，难道还什么都没学到吗？不要成天想你会让别人不自在。如果其他人不喜欢，他们会提出来的。如果他们不敢提，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
“那天，当我走近你们的时候，我做了一些以前从来不敢做的事。”
“疯子们开了一个玩笑，就把你吓到了。为什么你不继续向前呢？你又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我的尊严。大家都不欢迎我。”
“什么是尊严？是希望大家都觉得你好，觉得你做什么都对，觉得你对朋友充满爱心？还是尊重一点人性吧，没看过有关动物的片子吗？它们是怎么争夺地盘的？你打了那个耳光，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维罗妮卡可没时间争地盘，就变换了话题。她问玛丽这男人到底是什么人。
“你好多了。”玛丽笑着说，“你问问题了，而不去考虑是不是冒失了。这个男人是苏菲派的导师。”
“苏菲是什么意思？”
“羊毛。”
维罗妮卡不懂了。羊毛？
“苏菲是托钵僧的灵修传统，导师不寻求展示自己的智慧，而弟子会跳舞、旋转，最终进入迷狂的状态。”
“这有什么用？”
“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们这个组织要我们体验所有的禁忌。我这一生中，政府都在教育我们说追寻灵魂只会使人逃避现实的困难。可是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试图弄懂生活就是一个现实问题，你不觉得吗？”
是的，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且，对于“现实”一词的实际所指，她已经无法确定了。
穿西装的男子，那位玛丽口中的苏菲派导师，要大家围坐成圆圈。他拿来饭厅里的一只花瓶，取出里面所有的花，只剩下一朵红玫瑰，然后把这朵花放在圆圈中央。
“你看看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维罗妮卡对玛丽说，“过去某个疯子才觉得冬天也可以种出花来，如今我们欧洲整年都有玫瑰可采。你觉得一位苏菲派导师，凭借他的知识，就什么都能做到，是不是？”
玛丽似乎猜测着她的想法。
“以后你再发表批评吧。”
“试试吧。因为我所有的只有现在，短暂的现在。”
“大家拥有的都只有现在，而且总是十分短暂。一些人觉得自己拥有过去，有了一定的积累，也将拥有未来，而积累将会更多。说到现在，请问你手淫次数多吗？”
尽管镇静剂的药劲儿还没过，维罗妮卡还是想起了自己在维雷特听到的第一句话。
“我刚进维雷特的时候还戴着呼吸机，听到有人问我想不想手淫。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这里就成天想这些事吗？”
“这里也想，在外面也想。只是在这里，我们不需要隐藏而已。”
“是你问的我吗？”
“不是。不过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快乐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下一次，你耐心一点，引导你的伴侣感受到快感，而不是让他引导你。就算你只剩下两天的命了，我还是觉得你不能离开世界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那就只能跟那个听我弹琴的精神病了。”
“至少他长得很帅。”
穿西装的男人打断了她们的谈话，大家安静了下来。他要求大家排除杂念，把所有意念集中于玫瑰花上。
“思绪会回来，但尽量不这样做。你们有两种选择：控制你们的思想，或被它控制。你们已经经历过了第二种，因为你们都曾经被恐惧、不安、崩溃牵绊，人类总是有这种自毁的倾向。
“不要混淆了疯狂与失控。你们知道，苏菲派伟大的导师纳斯鲁汀正是被大家称为疯子的那种人。正因为在他生活的城市里，人们都觉得他不正常，他才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像中世纪宫廷里的小丑，他们能提醒国王警惕危险，而大臣却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丢官弃职。
“你们现在就该这样。要继续当个疯子，但在行动上要像正常人。这当然有点儿冒险，因为你们与众不同，不过慢慢地你们会学会不令人侧目。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朵花上吧，让你们真实的自我显现出来。”
“什么是真实的自我？”维罗妮卡打断了男人的话。也许大家早就知道了，不过她不在乎：关于是否会打扰别人这事，她现在应该少些顾虑。
话被打断了，这男人有点意外，但还是回答了她的问题。
“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而不是别人觉得你是什么样。”
维罗妮卡决定沉入冥想，努力去寻找真实的自我。在维雷特的这几日，她以前所未有的强度体验着很多感觉—恨、爱、害怕、好奇、活下去的渴望。也许玛丽是对的：她真的知道什么是高潮吗？还是仅仅达到了男人想让她达到的高潮？
穿西装的男人开始吹奏长笛。不久在音乐声中，她的心灵平静了，把意念集中于玫瑰。或许这是镇静剂的功效，不过，自从她从伊戈尔医生的办公室出来之后就感觉很好，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她知道自己活不长了，那又害怕什么呢？害怕已于事无补，不会让心脏病不发作。所以应该享受最后的日子，或者时刻，做她没做过的一切。
音乐婉转如诉，饭厅透出的光清凉如水，形成了一种近似宗教的氛围。宗教：为什么她不能沉浸其中，看看自己还剩下多少信仰，多少执著呢？
音乐向另外一个方向指引着她：她驱除了杂念，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存在。维罗妮卡投入地注视着玫瑰，她看到了自己，她喜欢这一切，然而却又悲哀地发现人生竟如此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