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买一个新的钥匙链。”伊戈尔医生一边想，一边打开了他那位于维雷特的小诊疗室的门。旧的那个摔碎了，装饰用的小徽章掉在了地上。
伊戈尔医生俯身捡起它。这个徽章是卢布尔雅那的标志，该怎么办呢？最好把它扔掉。不过也可以找人重新镶一下，做一个新的皮环就行了；或者可以送给他的孙子玩儿。这两个选择听上去仿佛都很可笑，钥匙链本来也不值什么钱，他孙子对徽章又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这小子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玩儿意大利进口的电子游戏机。不过即便如此，他也没把它扔掉，而是放在兜里，想以后再决定怎么处理。
因此，他是疯人院的院长，而不是病人，因为作决定时他总会瞻前顾后。
他开了灯。冬天越来越长，天亮得越来越晚。缺乏阳光、环境改变和离异是抑郁症患者增加的主要原因。伊戈尔医生盼着春天快点到来，这样一大半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他看了一眼日程。他需要研究一些治疗方案，使爱德华不至饿死。精神分裂让一切无法预料，他现在已经什么东西都不吃了。伊戈尔医生给他开了营养液，但这可不是长久之计。爱德华二十八岁，本是身强力壮的人，但就算打了营养液，他也会衰弱下去，最终骨瘦如柴。
爱德华的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是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最知名的大使，九十年代初与南斯拉夫艰难谈判的代表之一。他曾在贝尔格莱德工作多年，有人中伤他，说他曾为敌人效劳，但他依然留在外交使团，只是这次改换了代表的国家。这是个有权有势，人人畏惧的人。
伊戈尔医生担忧了一会儿，就像刚才担心那钥匙链一样，但是不久他便放宽了心：对于大使来说，儿子的外表好不好看没什么关系，反正他又不打算带他去参加正式的聚会，也不想让儿子陪着去他作为政府代表需要驻守的国度。爱德华会待在维雷特，永远不会离开，或者，至少在他父亲赚取高薪的这段时间，会留在这里。
伊戈尔决定撤掉营养针，让爱德华更衰弱一点儿，直到他自己产生吃饭的欲望。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他会写一份报告，把责任推到维雷特领导的医生顾问团上。“如果你不想万劫不复，那就一定要学会分担责任。”这是他父亲教他的。他也是位医生，有几个病人死在他手里，但是当局从未找过他的麻烦。
开完爱德华的停药处方，伊戈尔医生转而处理下一个病例：报告说，泽蒂卡·门德尔的疗程已经结束，随时可以出院。伊戈尔医生想亲眼证实。对于医生来说，如果在维雷特治疗过的病人家属投诉病没治好，那可真糟透了。但这种事却屡见不鲜—在精神病院待过一阵儿后，病人很少能重新适应正常的生活。
这不是维雷特的责任。也不是散布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其他精神病院的责任，不管在哪儿，这种适应问题都一样存在。正如监狱从来不能把罪犯改造好而只能教他们犯更多的罪一样，在精神病院里，病人习惯了一个非真实的世界，做什么都可以，没有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这样，出路便只剩下一条：彻底治好疯病。伊戈尔医生殚精竭虑地撰写着一篇会改变整个精神病学界的论文。精神病院里，暂时性的病人与无法治愈的病人同处一室，社会性退化从此开始。而这种进程一旦开始，就无法阻止。那个叫泽蒂卡·门德尔的女人一定会再回到疯人院，不过这一次是出于自愿，她抱怨的根本就是没影儿的事，这样做只是为了和这些人在一起，因为她觉得他们比外面的人更理解她。
不过，一旦他发现了类矾，即他认为的疯癫的罪魁祸首，他将会青史留名，斯洛文尼亚也将天下闻名。就在这个星期，一个机会从天而降，这是一个具有自杀倾向的女人。就算给他一座金山，他也不会把这个机会拱手相让。
伊戈尔医生很开心。尽管由于经济原因，他不得不采用医学界唾弃的治疗方法，比如胰岛素休克法，但也正是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维雷特的治疗方法也在不断地更新。他不但有时间有条件研究类矾，而且还拥有老板的支持，使得博爱会这个团体在疯人院存在下去。维雷特的股东容忍了它的存在—请注意，是容忍，而不是鼓励，允许这群人在治愈之后继续留院。股东们说，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应该让病愈者自己选择何时回归社会。一群人如同住旅店一样留在了维雷特，与意气相投的人组成了俱乐部一般的团体。这样，伊戈尔医生让疯子与正常人生活在同一空间，使后者对前者产生正面的影响。为了避免退化，不让疯子对已治愈的患者产生消极的影响，所有博爱会的成员每天至少要出维雷特一次。
股东们基于所谓的“人道主义”考虑，允许已痊愈的人留在维雷特，伊戈尔医生却知道这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他们害怕的是，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这个小巧而迷人的首都，有钱的疯子不够多，不足以支撑这座现代而又花费高昂的医院。而且，公共医疗系统也有一流的精神病院，因此面对精神病人的市场争夺，维雷特并不占任何优势。
股东们将军营改装成精神病院的时候，是准备把受过战争伤害的男女作为目标人群的。但是与南斯拉夫的战争很快便结束了。股东们孤掷一注，他们觉得战火很快会重燃，结果却事与愿违。
最新研究表明，战争的确会造成精神创伤，但紧张、郁闷、遗传疾病、孤独与遗弃导致的精神病人数目更多。当集体必须面对一个大问题，比如战争爆发、通货膨胀、瘟疫蔓延，自杀现象会有小规模上升，然而罹患抑郁、妄想症及精神分裂的人数却大规模地下降。待问题解决之后，一切指数才回归正常，因此伊戈尔医生认为，只有人有条件去疯的时候，人才舍得去疯。
他眼前还有一份加拿大的研究报告，该国刚刚被一家美国杂志评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伊戈尔医生读到这样一段话：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各年龄层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的比率为：
15－34岁，40％
35－54岁，33％
55－64岁，20％
统计表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位罹患某种精神疾病。
每八位加拿大人中有一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曾因为精神疾病接受治疗。
“那里的行情真好，比这里好多了。”他想，“人越是可以生活得幸福，便越发不幸福。”
伊戈尔医生又研究了几个病例，仔细地权衡着哪些可以与医生顾问团分担，哪些可以独自处理。等他做完一切之后，天光已经大亮了，他熄了灯。
然后，他接待了第一位来访者—那个有自杀倾向的女患者的母亲。
“我是维罗妮卡的母亲，我女儿现在怎么样？”
伊戈尔医生寻思着是不是应该告诉她实话，免得她胡乱猜疑，因为他也有个叫这名字的女儿，但他还是决定保持沉默。
“现在还不知道，”他撒谎了，“我们还得观察一个星期。”
“我不知道维罗妮卡为什么要这样做。”女人坐在他面前，哭着说，“我们很爱她。为了让她受到最好的教育，我们可以牺牲一切。尽管我们夫妻之间有些问题，但我们尽力保持家庭的完整，面对不幸也要撑下去，我们在这方面堪称榜样。她有一个好工作，也不丑，但是即便这样—”
“即便这样，她还是想自杀。”伊戈尔医生打断了她，“不要吃惊，夫人，就是这样。人们不懂幸福。要是您愿意，我可以给你看看加拿大的统计数字。”
“加拿大？”
女人吃惊地看着他。伊戈尔医生成功地分散了她的注意力，然后接着说：
“好吧，夫人您来这里不是想知道您女儿的病情，而是不想继续为她自杀这件事自责。她多大了？”
“二十四岁。”
“也就是说，她是个成熟而有阅历的女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能够自己作出选择。这和您的婚姻或者您与您丈夫的牺牲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自己生活几年了？”
“六年了。”
“您看到了？她从头到脚都是个独立女性。不过，因为一位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他的名字您肯定听过—曾写过一些文章，分析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病态关系，所以直到今天，无论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人都会自怨自艾。儿子成了杀人犯是父母教育的失败，印度人是这么想的吗？请回答。”
“我什么都不知道。”女人回答，医生的话让她越听越惊。可能他也被自己的患者传染了吧。
“我来替您回答。”伊戈尔医生说，“印度人认为这是杀人犯自己的责任，不是社会的，不是父母的，更不是祖先的。因为儿子吸了毒或者杀了人，日本人就会自杀吗？答案还是一样的：不会！日本人自杀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一天我曾读到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日本青年因为通不过大学入学考试，居然自杀了。”
“我能和我女儿谈话吗？”女人问，她显然对日本人、印度人或加拿大人没有什么兴趣。
“马上，马上。”伊戈尔说，因为她打断了他的话，显得有些恼怒，“但那之前我希望您能明白一件事，除了一些极其严重的病例之外，人们疯了是因为他们想脱离常规。您明白吗？”
“非常明白，”她回答道，“如果医生您认为我没法照顾我的女儿，您尽可以放心：我从来不曾改变过自己的生活。”
“很好，”伊戈尔医生欣慰地说，“夫人，您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世界吗？在那里，我们每日不用被迫去做同一件事情。况且，如果我们决定饿了才吃饭，那么主妇又怎么做饭呢？饭馆又怎么营业呢？”
我们饿了才吃饭，这样才正常嘛，女人想，但是她没说什么，因为她害怕医院不让她和女儿见面。
“那会乱成一团的。”她说，“我自己就是主妇，我明白你在说什么。”
“这样我们才有了一日三餐。我们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醒来，一个星期休息一次。圣诞节我们互送礼物，复活节放假三天，我们在湖边漫步。如果您的丈夫突然兴致大发，想和您在客厅里做爱，夫人，您会觉得开心吗？”
这个男人说什么呢？我到这里是来看我的女儿的！她想。
“我会难过的。”她小心谨慎地回答，生怕说错了什么。
“很好。”伊戈尔开心了，接着说，“做爱的地方是床。否则，我们就做了坏典型，无政府状态会扩散。”
“我能看我的女儿吗？”女人打断了他。
伊戈尔医生投降了。这个村妇永远不会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从哲学的角度来讨论疯狂，而她却丝毫不感兴趣，尽管她知道女儿真的想死，而且曾陷入昏迷。
他按了铃，叫来了秘书。
“把自杀的那个女孩叫来，”他说，“就是那个给报纸写信，以死告诉大家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的姑娘。”
“我不想见她。我已经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
她很艰难地当着活动室所有人的面讲出了这句话。不过护工太不谨慎了，他扯着嗓子告诉她母亲在等她，好像这件事跟所有人有关一样。
她不想见母亲，因为她们两个都会痛苦。最好当她已经死了。维罗妮卡一向憎恶离别。
护工来了又走了。她转头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一个星期过去了，太阳终于出来了，不过她前一天晚上就知道了—弹琴的时候，月亮告诉了她。
不，我真是疯了！我正失去自我控制。星辰不会说话，当然星相学家不这么认为。如果月亮确实和一个人说了话，那一定是跟那个精神分裂的人说的。
正想到这里，维罗妮卡的心突然一阵刺痛，一只手麻木了。她感到天旋地转：心脏病犯了！
然而她却觉得欣喜，仿佛死亡会将她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好了，一切都结束了！她可能会疼，但那不过是五分钟的弥留之痛，换来的却是永恒的宁静。她唯一能做的是闭上双眼，电影里面的死人总是圆睁着眼睛，这让她觉得恐怖莫名。
但是，这次的心脏病突发却和她想象的不同；她的呼吸开始变得困难，这让她很害怕。维罗妮卡察觉到她正体验着一件最可怕的事：窒息而死。她会死，就像被生生活埋，就像被人突然推入大海一样。
踉跄中她摔倒在地，脸上挨了重重的一击，她拼命地呼吸，然而空气却始终进不来。更糟糕的是，死亡没有来临，周围发生的一切她依旧一清二楚，看得到颜色与形状。只是她听不清身边人的话，惊声尖叫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一般缥缈。此外的一切是那样的真实，空气进不来，不肯服从肺与肌肉的指令，然而意识却没有消失。
她感觉有人扶起了她，让她仰卧在地，但她的视觉已经不受控制，她感到眼花缭乱，千百个不同的图像同时发送到她的大脑，窒息的感觉与混乱的视觉融为一体。
过了一会儿，混乱的图像也渐渐远去，就在痛苦达到顶点的一刻，空气终于进来了。她不由得发出一声颤抖的呻吟，活动室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维罗妮卡不由自主地大吐特吐。灾难的一刻终于挺了过去，有些疯子却开始笑话她。她很失落，觉得深受侮辱，却没有力量反抗。
一位护工跑了进来，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
“安静些。都过去了。”
“我还没有死？”她不由得大喊起来，一边呕吐着，一边向病人的方向走去。秽物弄脏了地面和家具。“我还待在这该死的疯人院，我还得跟你们待在一起。每一天每一夜都有无数的人死去，可是却没人可怜我！”
她转过身来，朝着护工走来，一把夺下他手上的针管，把它扔到花园里。
“你想干什么？你知道我已经活不长了，为什么不给我打一针毒药？你有没有同情心？”
她根本无法自控，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失声痛哭。她尖叫，她号啕大哭，而其他疯子却嘲笑她，笑话她把衣服都弄脏了。
“给她打一针镇静剂。”一位匆匆赶来的医生说，“要把局面控制住。”
然而，那个护工却兀自呆立不动。医生出去了一下，再回来时拿着一根新的针管，后面跟着另外两位护工。男人们拉住了歇斯底里的维罗妮卡，医生扯过她肮脏的胳膊，往静脉里推了一针，连一滴药水都没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