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想结束了，苏菲派大师离开了。玛丽又在饭厅待了一小会儿，与博爱会的成员聊了聊。维罗妮卡借口太累，先走了一步。其实，她注射的镇静剂足够让一头牛沉睡不醒，而她却一直撑到了现在。
“年轻就是这样呀！它确定了自己的极限，而不问身体能否承受得了。实际上，身体总是能受得了的。”
玛丽毫无困意。她很晚才醒，起床后想逛逛卢布尔雅那，因为伊戈尔医生要求博爱会的所有成员每天要离开维雷特一次。她去了电影院，又在观众席里大睡了一觉，那场电影实在无聊透顶，不外乎丈夫与妻子间的矛盾与冲突。难道就没有其他题材了吗？丈夫与情人，丈夫、妻子与生病的孩子，丈夫、妻子、情人与生病的孩子，为什么总是老调重弹？世界上总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值得讲述。
人们在饭厅只聊了一小会儿，冥想让人感到轻松，大家都想回房睡觉。玛丽却与众不同，她想去花园里走一走。途经活动室时，她正巧瞧见那姑娘没能回房的那一幕。现在，她正弹琴给爱德华听，这个精神病人可能一直守候在钢琴边。疯子就像小孩子，除非得偿所愿，否则绝对不会动弹一步。
寒风砭人肌肤。玛丽回房披了一件外套，又走了出去。现在没人看得到她，她点燃了一支烟，毫无愧疚地慢慢吸着。她想着维罗妮卡，想着耳边的钢琴声和维雷特墙外的生活—对所有人来说，那都是难以忍受的。
玛丽认为，这种困境不是由于混乱、无序或无政府状态，而是过于循规蹈矩的结果。社会上规则越来越多，又有很多律条与之相悖，新的规则再去与法律作对，这让人如坐针毡，没有人能够逾越这无形的却指导人一切生活的规矩。
玛丽对此了如指掌：有四十年的时间她在做律师工作，直到因病被送到维雷特。职业生涯甫一开始，她便失去了对司法的天真态度，开始懂得人们创造法律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将争斗无限期地拖长。
遗憾的是，安拉、耶和华、上帝—无论叫什么名字都好—没有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因为那样的话，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在天堂中享福，而神却要回应人间的无助、恳求、哀恸、嘱托，并要在不计其数的听证会上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他们不过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实，违反了一个专断而又没有任何公平可言的法条而已。
如果他不想让这一幕发生，那为什么非要把那棵树栽在园子中央，而不是墙外的什么地方呢？如果亚当夏娃请她辩护，那她一定会指控上帝犯了“玩忽职守罪”，因为他不但把树栽在了错误的地点，而且一没张贴告示，二没立起围栏，连最起码的安全措施都没有，置过往行人于危险之中。
玛丽还可以指控他犯了“教唆罪”，若不是他的提醒，那两人是没法知道那棵树的确切地点的。倘若他什么都不曾说，那么人类会世代繁衍，在那块土地上安居乐业，而不会对禁果产生兴趣。而那树本应生长在森林之中，四周都是一模一样的果树，就不会具有任何特别的价值了。
但是神没有这样做。他制订了法条，然后想方设法地引诱其他人违犯，只为施以惩罚。他知道，一切是如此完美，亚当与夏娃一定会感到厌倦，迟早有一天他们会挑战他的耐心。他静观其变，因为也许正是他—无所不能的神，厌倦了完美的世界。如果夏娃没吃禁果，这几亿年间，世界上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
等法律遭到了破坏，上帝—无所不能的审判者，居然煞有介事地大肆追捕一番，仿佛他对这两人的藏身之所毫无所知一般。神踏上了路途，天使看着他，这个游戏让他们倍感快乐（自从路西法(原为炽天使，堕落之后化身为撒旦。)离开了天堂，他们的生活应该也变得沉闷无聊了）。玛丽觉得，圣经里的这段描写可以成为悬疑片中的精彩一幕：上帝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夫妇二人惊恐地面面相觑，而后脚步声停在了他们隐藏的住所之外。
“你在哪里？”上帝问。
“我听到园子中有你的脚步声。我很害怕，便藏了起来，因为我光着身子。”亚当回答说，他不知道说出这番话时，便已坦白了罪行。
好了，上帝假装不知道亚当在哪里，耍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手腕，便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可是，为了不给认真看戏的天使留下半点疑问，他决定追问到底：
“你怎么知道自己光着身子呢？”上帝问，其实他心里明白，这个问题只可能有一个答案：“因为我吃了禁果，所以我知道了。”
有了这个回答，上帝向天使显示了自己的公正，而现有的证据足以将那对夫妇绳之以法。这样，到底是不是夏娃的责任，或者亚当有没有求得上帝的原谅反倒无关紧要了。上帝需要一个典型，以后便再不会有其他生灵—无论天上或是地上—胆敢反对他的决定。
上帝驱逐了这对夫妇，他们的子女也为罪恶付出代价（时至今日，罪犯的子女也有着同样的遭遇），司法系统就此诞生：法律，违犯法律（合理也好，荒谬也好，这无关紧要），审判（经验会战胜无辜），以及惩罚。
由于人类只能任神审判，没有权力修正判决，人类便创造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希望上帝不要再次暴露出专断独行。然而千年的实践中，人们创造了太多的上诉手段，数量大到夸张的程度，因此现在条款、法规与文本之间相互纠缠，彼此矛盾，没人能真正理解，司法变成乱麻一团。
等上帝改了主意，派他的儿子拯救世人之时，又发生了什么呢？他掉进了自己编织的司法罗网里。
法律的混乱造成审判的混乱，最终导致圣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审判的过程并不简单：先从亚那(《圣经》中的人物。)手里转到该亚法(《圣经》中的人物。)手里，又从祭司处转给彼拉多(《圣经》中的人物。)处理，彼拉多不想判决，借口罗马法中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这样，案子从彼拉多手里转给希律王(《圣经》中的人物。)决断。他说，犹太法律不允许判处死刑。案子又从希律王重新转给了彼拉多，他依然想给耶稣脱罪，希望与民众达成司法和解：他鞭打了耶稣，把伤口给民众看，然而这一切依旧徒劳无功。
正如现代公诉人一样，彼拉多决定提起公诉：提出用巴拉巴(《圣经》中的人物。)换耶稣。因为他清楚，司法此时已经变成一场大戏，需要一个高亢的结局，而罪犯的死亡正是众望所归。
最终，一条法规把彼拉多从尴尬中解脱出来，当出现疑虑时，这条法规会让法官—而不是被审判之人—处于有利地位。他洗了手，这就意味着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样，他既保存了罗马法的尊严，又没有伤害与地方官员的良好关系，同时把决断的重责转移给了民众，因为如果某个判决出了问题，罗马帝国的巡查官会从首都风尘仆仆而来，亲自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司法。法律。尽管仍不失为帮助无辜者脱困解厄的必要方法，但其运作方式却并不为所有人喜欢。玛丽很开心自己可以远离纷扰，尽管这个晚上，听着那动听的琴声，她忽然无法确定维雷特到底是不是她的归处。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里，也绝不会再碰法律。我再也不要和疯子混在一起。那些疯子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其实，他们生活的唯一要义就是给其他人带来烦恼。我可以做裁缝，可以绣花，可以在市剧院门口卖水果。那毫无意义的疯狂，我已经经历过了。”
在维雷特可以吸烟，但是不能把烟头扔在草地上。玛丽兴高采烈地违反了禁令。待在维雷特最大的好处便是不必遵守戒律，而且，就算违犯了规定，也不必承担后果。
她走到医院的大门。守卫—那里总是有个守卫，因为这是规定—向她点头致意，替她打开门。
“我不出去。”她说。
“琴声多美呀！”守卫说，“几乎每晚都是这样。”
“但不久就听不到了。”说完她便匆匆离开，不想浪费口舌解释原因。
她记得那姑娘第一次进入饭厅的时候，她便从她眼中读到一样东西：恐惧。
恐惧。维罗妮卡可以有很多种感受：不安、羞怯、耻辱、拘束。但为何独独是恐惧？只有在面对一种具体的威胁，比如猛兽、有武器的人或地震时，才应该有这种感觉，而面对饭厅里面聚集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该产生这种情绪。
“不过人类就是如此。”她安慰着自己，“他们用恐惧取代了大部分的情感。”
玛丽收集了大量与这种病症有关的文章。时至今日，人们已经能够公开讨论这个题目，就在最近她还看了一个德国电视节目，参加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节目里公布的一份研究表明相当多的人罹患了恐惧综合症，但是患者总喜欢隐藏病状，因为他们不想被别人看成疯子。
而当年玛丽初次发病时，这一切还不为人所知。“地狱啊！不折不扣的地狱！”她思考着，又点着了另外一支烟。
琴声依然悠扬。维罗妮卡仿佛精力充沛得可以彻夜不眠。
自打这姑娘住进了维雷特，很多人开始觉得心神不安，玛丽也是其中之一。一开始，大家纷纷避开她，唯恐唤醒她生存的意志。还是让她继续求死吧，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伊戈尔医生放言说虽然给她天天打针，但情况的恶化显而易见，神也救不了她。
病人们对这口信心领神会，这姑娘已被判了死刑，还是与她保持距离吧。不过，没人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维罗妮卡居然为了活下去而开始奋斗，虽然只有两个人肯靠近她，一个是泽蒂卡，明天她就要离开这里；另一位就是爱德华。
玛丽想和爱德华谈谈，他总是尊敬地听她教导。这孩子难道不知道他正在把维罗妮卡拉回这个世界吗？对于一位没有任何希望得救的人，难道这不是最悲惨的事吗？
她曾考虑过一千种解释这件事的可能方法，每一种都会让他陷入深深的内疚，这可不是她想去做的。玛丽思索了一阵，决定由着事态失控下去。她已经不做律师了，在这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她不愿意制订新的行为准则，不想成为坏的典型。
但是，维罗妮卡的存在触动了很多人，一些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一次博爱会聚会时，有人给出了如下解释：在维雷特，死亡总是突然而至，甚至不给人思考的机会；或者缠绵病榻多时之后再死，而这时，死亡往往是一种解脱。
然而维罗妮卡的情况却更戏剧化，因为她很年轻，她想活下去，而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些人会问自己：“要是我也摊上这事呢？如果说我现在拥有一个机会，我好好利用了吗？”
一些人不在乎答案；他们很早便放弃了，早已属于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死亡，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的世界。另一些人却被迫思考，玛丽就是其中之一。
维罗妮卡稍稍停下弹奏，她看到玛丽在外面，大冷的天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套；难道她想自杀吗？
不会的。想自杀的人是我。
她又开始弹起琴来。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全心全意地弹琴。想什么时候弹便什么时候弹，想弹多久便弹多久。即便全部观众只是一个疯子，她也全然不在意。他似乎懂得音乐，这才是最重要的。
玛丽从来没想过自杀。恰恰相反，五年前她在今天去过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那是一部讲述萨尔瓦多人民疾苦的片子，看得她惊恐万分，明白了自己的生活有多么重要。那时，她的子女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生活，她决定放弃让人厌烦的、无休无止的律师工作，将自己的余生献给人道主义事业。那一阵内战的传闻甚嚣尘上，但是玛丽不信，二十世纪末，欧共体不可能任战火燃烧在家门之内。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人间地狱举目皆是。萨尔瓦多正是这样的一个人间地狱，那里的孩子在街上流浪，忍饥挨饿，甚至被迫卖淫。
“太可怕了。”她对丈夫说，他坐在她身旁的座位上。
他点了点头。
玛丽推迟了一段时间才作出决定，也许该向丈夫坦白了。他们已经拥有了生活可以提供的所有美好的东西：家庭、工作、优秀的子女、舒适、娱乐、才学。为什么不为别人做些事呢？玛丽在红十字会有熟人，她知道很多地方正绝望地等待着志愿者的到来。
她厌倦了繁文缛节，厌倦了装腔作势，很多人经年累月解决一个不是自己造成的问题，她想帮忙，但又无能为力。而在红十字会工作，效果却立竿见影。
她决定一等电影结束，便请丈夫去喝咖啡，和他谈谈这个问题。
银幕上出现了一位萨尔瓦多的官员，正冷漠地辩解着某个不公现象。突然之间，玛丽感觉到心脏跳得很快。
她宽慰自己，这不算什么。也许电影院里空气不足，造成了窒息。如果症状持续，她会去休息室透透气。
然而，大屏幕上惨剧却一件件接踵而来，她的心也越跳越快，甚至冒起了冷汗。
她吓坏了，想把注意力集中在电影上，看看是否能消除这些负面的情绪。但她发现自己完全跟不上剧情，画面不停变动，字幕依然清晰可见，而她却仿佛踏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那属于一个她从未涉足的世界，一切都是如此陌生。
“我很难受。”她对丈夫说。
她原本不想说出这句话，她曾尽了最大的努力，因为这话一旦说出，便意味着承认自己有些不对劲儿。但是显然不能再拖下去了。
“我们出去。”他这样回答。
他握住妻子的手，想扶她起身。那手冰凉冰凉的。
“我没法出去。告诉我这到底怎么了。”
丈夫吓坏了。玛丽的脸上全是汗水，眼睛里的神采与往日不同。
“别紧张。我出去请个医生来。”
她绝望了。他的话没错，可是所有的一切—影院、昏暗的阴影、并排观影的人们，仿佛是种威胁。她确信自己还活着，甚至可以触摸到周围的生命，仿佛那是固体一般。而从前，她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千万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我这就起来，和你一起出去。你慢点走。”
两人请同排的观众起身让他们出去，向放映厅的深处走去，大门在那里。玛丽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了，她确信，百分之百地确信，自己没法从这个地方离开。她把一只脚放在另外一只脚前面，请旁边的人起身，紧紧地抓住丈夫的胳膊，呼气、吸气，所做的一切，每一个动作仿佛都经过深思熟虑，有意为之。这实在太可怕了。
她一生从未感到过如此恐惧。
“我会死在电影院里。”
她觉得自己知道正发生着什么，因为很多年以前，她的一个女性朋友就死在电影院里，因为脑部的动脉瘤破裂了。
动脉瘤就像定时炸弹一般。那是血管上的微小曲张，就像旧轮胎的气泡一样，某些人终生带着病根，但最终什么事都没有。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动脉瘤，这病总是在不期然间被发现，比如因为其他原因做了脑部扫描。或者病情发作时才发现，人马上会陷入昏迷，一般来说短时间内就会死亡。
走在放映厅黑暗的过道中，玛丽想起了这位逝去的朋友。然而最奇怪的是，似乎动脉瘤的破裂损害了她的感知力，她觉得自己被送到了一个陌生的星球，这一切本是她熟悉的，却仿佛是第一次见到。
这毛骨悚然、不可解释的害怕；这孤独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的恐惧。这是死亡。
我不能再胡思乱想了。我要装成一切都好，一切都会好起来。
她尝试着让动作自然一些，某一瞬间，那种陌生的感觉有所减弱。从第一次感觉到心跳加快，到走到放映厅的门口，玛丽度过了生命中最恐怖的两分钟。
然而，当她走进灯火通明的休息室，那一切仿佛又回来了。颜色太过强烈，街上的嘈杂声仿佛从四面八方涌入，一切都如此不真实。她开始注意起从前忽略的种种细节，比如，当我们用双眼看东西时，看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其余部分全然是失焦状态。
而且不仅如此，她还知道，她能看见的所有东西不过是大脑中的电脉冲产生的意象，通过我们称之为“眼睛”的玻璃体最终呈现出来。
不，不能再想这些。否则她会疯掉的。
此时此刻，动脉瘤的恐惧忽然消失了。她走出了放映厅，还活着，而她的朋友死去时几乎连起身的时间都没有。
“我去叫救护车。”丈夫说，妻子的脸色苍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
“叫辆出租车吧。”她请求说，她听得到有声音从口中发出，也感觉得到声带的每一次颤动。
去医院意味着承认自己身体真的不适：为了让一切恢复正常，玛丽决定斗争到最后一刻。
他们从放映厅走了出去，彻骨的寒冷似乎起了一些积极作用。玛丽稍微恢复了一些自控力，虽然莫名的恐惧依然困扰着她。在夜里的这个时刻，丈夫绝望地拦着车，玛丽坐在马路边上，尽量不去看身边的一切：玩耍的少年，经过的车辆，附近公园飘来的袅袅乐声，这一切都仿佛如此不真实，如此吓人，如此超出现实。
终于，一辆出租车出现了。
“去医院。”丈夫扶妻子上了车，然后对司机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回家吧。”她哀求着他。她不想去任何陌生的地方。她急切地思念着熟悉的始终不变的事物，那些可以让她的恐惧有所缓解。
车驶向预定的地方，她心跳过快的症状逐渐减轻，体温也开始恢复了正常。
“我好多了。”她对丈夫说，“大概是我吃的东西有问题。”
两人到了家。世界仿佛还是她从小就认识的那个。丈夫向电话机走去，她问他要干什么。
“请医生。”
“不必了。你看看我，我都好了。”
她的面色转为红润，心跳恢复了正常，而无法控制的恐惧，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天晚上玛丽睡得很沉，醒来的时候，她百分之百地确信，在去电影院之前，有人在她的咖啡里下了毒。一切不过是个危险的玩笑，她准备傍晚的时候叫上一位检察官一起去酒吧，看看究竟是谁干了这件坏事。
她去上班，处理了几份悬而未决的卷宗，用各种各样的事把时间填满。前一天的经历依然让她心有余悸，她需要证明给自己，那一幕永远也不会再发生。
她与一位合伙人谈起了那场关于萨尔瓦多的电影，不经意地提到自己对每天都做同样的事简直腻歪透了。
“也许该退休了。”
“你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律师。律师这个职业有所不同，年龄越大越有优势。为什么你不休个长假呢？我相信，你回来的时候，又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人。”
“我想要的是生命里一场决绝的改变。我想去冒险，想去帮助其他人，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
谈话到此为止。她去了广场，没有去平时常去的饭馆，而是去了另一家贵得多的馆子大吃了一顿，回到办公室的时间也比平常早。从那时起，她开始为退休作准备。
其他同事还没有回来，玛丽想趁着这个工夫处理一些还没干完的活。她打开抽屉，想拿出一支笔。她一向把笔放在那里，但这次却找不到了。一时之间，她突然觉得自己做错了事，竟然没有把笔放回原来的位置。
这足可使她的心跳加快，而前一晚经历的恐惧感又一次卷土重来。
玛丽动弹不得。阳光隙过百叶窗，一切具有了不同的色彩，更加鲜明，更加夺目，而她却觉得自己下一分钟就会死去。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她在办公室究竟做了什么？
上帝啊！尽管我不相信您，可是请您救救我。
她又一次冷汗直冒，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控制恐惧的感觉。如果有人此刻走了进来，一定会注意到她那惊恐的眼神。她迷失了自我。
冷啊！
昨天，寒冷治好了她的病。可是现在，她又怎么走到大街上去呢？她又一次体察到身旁的每一个细节：呼吸的节奏（曾有一刻，她觉得如果自己不去呼吸，躯体本身简直没法做到）、大脑的活动（图像在脑海里不停闪现，就像走马灯一样）、越来越快的心跳，以及冷汗浸湿了的黏乎乎的身体。
这是恐惧。巨大的恐惧，没有任何理由，便让她什么事都不敢做，不敢向前一步，也不敢离开坐着的椅子。
会过去的。
昨天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她在工作，该怎么办呢？她看了一眼手表，她觉得这东西也是一种荒谬的机械装置，两根指针绕着轴心转动，它指向十二点，没人敢说是十点。其他的度量单位也是如此。
我不能再这么想了。不然，我会疯了的。
疯了。也许对她正经历的事来说，这个词恰如其分。玛丽鼓起全部勇气，站起来向洗手间走去。幸好办公室是空的。从座位到洗手间，她只用了一分钟，却让她觉得是永恒。她洗了一把脸，陌生的感觉减轻了一些，但恐惧依然如影随形。
会过去的，她对自己说，昨天就过去了。
她记得头一天晚上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三十分钟。她把自己关在一个隔间里，坐在马桶上，头埋在双腿之间。这个姿势使她心跳的声音变得很大，于是她又坐直了身子。
会过去的。
她就那样坐着，简直认不出自己，原来的她已经死了，回不来了。她听着进出洗手间的脚步声，龙头开关时的水声，还有无聊的交谈，净是鸡毛蒜皮的事。不止一个人想打开她所在的隔间的门，她轻声嘟囔了一句，那些人便不再坚持了。冲水的声音大得吓人，仿佛可以让整座楼倒塌，所有的人都会下地狱。
不出她所料，恐惧慢慢消退了，心跳也恢复了正常。万幸的是她的秘书很不称职，居然没有发现她不见了踪影，否则的话，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会聚集在洗手间，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玛丽发现自己恢复了自控能力，便打开了门，洗了很长时间的脸，然后回到办公室。
“您的妆都掉了。”一位实习生说，“要我借给您吗？”
玛丽没工夫回答这个问题。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拿起包，装好私人物品，告诉秘书她要回家。
“可是你下午有很多约会呀！”秘书提出了异议。
“你照做就是，不要发号施令。我说什么，你就干什么。把约会全取消掉。”
女秘书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她。这个上司她跟了三年，对她一向礼貌有加。玛丽肯定出事了，也许有人跟她说她丈夫正和别的女人在家里鬼混，她要回去捉奸。
她是个好律师，知道怎么处理，秘书对自己说。她确信第二天玛丽会向她道歉。
然而却没有第二天了。那天晚上，玛丽与丈夫长谈一番，把自己的症状全告诉了他。两人得出了一个结论，心跳过速也好，直冒冷汗也好，或是陌生感、无力感，乃至控制不了自己，这一切都可以总结为一个词：恐惧。
玛丽与丈夫共同探讨了发生的一切。他觉得玛丽的脑子可能生了癌，但是没说出口。她觉得这该是凶事的前兆，但也没有说出口。两人用成人的逻辑与理智，寻找着可以交流的共同点。
“也许你该做个检查。”
玛丽同意了，但她有个条件，这件事谁也不能知道，连他们的子女都不能。
第二天她申请了三十天的无薪假期，事务所准了假。丈夫想带她去奥地利，那个国家有一些知名的脑科专家，可她根本拒绝离开家门—现在，病症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了，而且时间越来越长。
两个人费尽了力气，最终在镇静剂的作用下离开家门，来到了卢布尔雅那的一家医院。玛丽接受了一连串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连一个动脉瘤都没有，这让玛丽在余下的岁月里安心了许多。
但是恐惧症却一如既往地发作。每日丈夫买菜做饭的时候，玛丽会强迫自己打扫屋子，这样注意力才能集中在其他事上。她开始阅读所有能搜罗到的有关精神疾患方面的书籍，但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书上的每一条她都吻合。
最可怕的是，尽管发病已不是稀罕事，她却一如既往地害怕，现实让她充满陌生感，也无法控制自己。而且，丈夫的境遇让她深深自责，他承担了主妇的责任，工作增加了一倍，当然打扫屋子不算在内。
日复一日，情况却没有任何好转。玛丽开始感受到，或者说陷入到狂躁之中。一点小事就会让她失去平和，总要大吵大闹一番，最后以痛哭收场。
三十天后，玛丽的合伙人来到家里。他每天都打电话给她，而她从来不接，也没有让丈夫回话说自己正忙着做事。那天下午他不停地按门铃，直到玛丽开了门才作罢。
玛丽刚过完一个平静的早上。她沏了一壶茶，两个人聊起了工作的情况。他问玛丽什么时候回去上班。
“再也不回去了。”
他想起了那场与萨尔瓦多有关的谈话。
“你总是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总是可以选择想做的事。”他不带任何恨意地说，“但是我觉得，工作是最好的治疗。去旅行吧，去认识世界，当你觉得别人需要你时，你就是有用的人，但事务所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我等你回来。”
听了这席话，玛丽的眼泪扑簌而下，现在她哭得毫不费劲，因为已经驾轻就熟。
合伙人等待她平静下来。作为一位好律师，他什么都没有问。他知道沉默比发问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答案。
果然不出他所料。玛丽告诉了他所有的事，从电影院里的经历到最近与丈夫的歇斯底里，而丈夫却是最支持她的人。
“我疯了。”她说。
“有这种可能。”他这样回答，仿佛了然一切，而语气却充满了温情，“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治疗，要么继续病着。”
“我这种状况没有治疗方法。我的大脑功能依然正常。我很紧张，因为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并没有疯子的常见症状，比如分不清现实与虚幻，比如无法控制的暴力行为等等。我只是很害怕。”
“所有的疯子都会说自己正常。”
两个人笑了，她又泡了一壶茶。他们有很多话题可聊：天气、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紧张局势。玛丽整日看电视，对这一切了如指掌。
临走之前，合伙人再一次提到了这事。
“城里刚开了一家医院，”他说，“外国人投资的，发达国家的治疗条件。”
“治疗什么的？”
“失常。过度的恐惧也是失常的一种。”
玛丽答应会考虑一下，但她一直下不了决心。其后的一个月，恐惧症持续困扰着她。直到她发现受影响的不只是她的个人生活，连婚姻也几近解体。她再一次服了镇静剂，六十天内第二次勇敢地走出了家门。
她打了一辆出租车，向新开的精神病院驶去。途中，司机问她是不是去那里看朋友。
“听说那里很舒服，不过也听说疯子很容易激怒，还有人说治疗方法里包括电击。”
“我去看朋友。”玛丽回答道。
玛丽受了两个月的苦，可是一个小时的谈话，便让她看到了出头之日。精神病院的院长是一位把头发染黑的男士，问诊时用的名字是伊戈尔医生。他解释道，她得的是恐惧综合症，这种病刚刚被国际精神年会承认。
“并不是说这病是新出现的。”他尽量用她懂的语言解释，“只是人得了这种病，就爱藏着掖着，害怕别人把自己当成疯子看。其实跟抑郁一样，不过是器官中某种化学物质失衡而已。”
伊戈尔医生开了一张药方，跟她说可以回家去了。
“我现在不想回去。”玛丽回答道，“您刚才和我说的话我都懂了，可是我还是不敢上街。我的婚姻现在一团糟，我也需要让我丈夫喘口气，这两个月他一直照顾我，也该歇歇了。”
既然股东们希望精神病院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伊戈尔医生循例接受了她的入院申请，虽然他清楚地表明根本无此必要。
玛丽服用了适当的药物，接受了长期的心理咨询，病状减轻了很多，最后她痊愈了。
短短的时间内，玛丽进了精神病院的消息传遍了小城。一天她的合伙人，那位她的多年老友，无数喜悦与恐惧的分担者，前来维雷特看望她。他赞扬了她，因为她敢于接受他的规劝，来这里寻求帮助。突然他话锋一转，谈到了此行的原因。
“也许你现在退休正是时候。”
玛丽读懂了字面之后隐藏的含义：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曾得过精神病的律师。
“你曾说过，工作是最好的治疗。我需要回去，哪怕时间很短。”
她等待着他的反应，而他却什么都没说。玛丽接着说：
“你不是也建议我治疗吗？我当时的确想退休，但我想光荣体面地离开，完全自愿，完全出于自然。我不想这样放弃我的工作，那会让我充满挫败感。请至少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恢复自尊，那时我再退休。”
合伙人清了清嗓子：
“我建议你治疗，不是让你入院。”
“这关系到我能不能活下去。我根本不能上街，我的婚姻也要完了。”
玛丽知道自己不过白费口舌，无论做什么，都说服不了他。无论如何，这可是关乎事务所名誉的大事。不过即便如此，她还是想再努力一下。
“在这里，我遇到了两种人：一些人根本没有机会返回社会，而另一些人本已痊愈，却装疯卖傻，不想面对生活的重责。我希望再爱上自己，也需要这样做，我必须相信自己能作出决定。我不想让不是自己选择的事牵着鼻子走。”
“我们的一生中，可以犯很多错。”合伙人说，“只有一种错绝对不可以犯，那就是会毁了我们的错误。”
再谈下去也无济于事：在他看来，玛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两天之后，另外一个律师要求见她。他来自另外一家律师事务所，是他前合伙人最大的竞争对手。玛丽感到振奋：也许他是知道她正空闲，可以接受新的职位才来的，这样她还有机会找回在世界中的位置。
律师走入了会客室，坐下来，向她微笑了一下，问她身体是否好了一点，然后从包里拿出几份文件。
“我来这里是受您丈夫的委托。”他说，“这是离婚申请。当然了，您入院的费用，他会负责到底。”
这一次，玛丽一点反应都没有。她签了全部的文件，尽管以她的法律知识，可以无限期地把这场争斗拖延下去。然后，她来到伊戈尔医生的诊室，告诉他恐惧的症状又回来了。
伊戈尔医生明知她在撒谎，但还是无限期地延长了她的住院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