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为了活下去的思想 ——以演讲代替在东京大学的最后一课

第一章
为了活下去的思想
——以演讲代替在东京大学的最后一课 前言

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

之前那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相聚在因夏季节能而格外炎热的酷暑之中。

地震打乱了我原定于3月15日这天在东大的最后一课的计划，于是，最后一课就变成了今天7月9日的这场演讲。

“3·11”这场灾难其实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海啸，也就是天灾。这场史无前例的海啸将25000余人卷入冰冷刺骨的海水中，光看这样的报道就已经够让人抑郁的了，但比天灾更让人丧气的是这场灾难的另一个部分——人祸，也就是福岛核事故。所谓“人祸”是指由于人为失误而造成的灾难，也是指只要人们多加留意就能阻止的灾难。

虽然东京电力公司的相关人士声称这场灾难是始料未及的，但是有好几个可以驳斥他们的证据。第一个就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一至四号机组爆炸了，但第二核电站的机组自动停止了运行。同样遭到海啸侵袭的女川核电站，其自动停止装置那时也发挥了作用。不仅如此，其实在那之前就有很多人反对在福岛建核电站了。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可以防患于未然的核事故。

在“3·11”发生之后，一些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很多媒体纷纷跑过来问我对该事件的看法，比如“您认为‘3·11’事件改变了什么，又有哪些改变是您不想看到的？”“请您向大家推荐一下‘3·11’之后应该读的书”。对于这些问题我一概拒绝作答。

的确，有些人因为这件事转变了态度。有人坦率地承认并反思了自己的错误，也有人深刻反省自己曾藐视安全标准的态度。但还有一些人，在这次事故后态度依旧。

那些不必因经历了“3·11”而改变态度的人说着“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就知道不可能会顺利进行下去的”“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而现在我开始想要相信这些人所说的话。

那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米谷，2011）其实是米谷富美子（米谷ふみ子）新书的书名。该书的副标题为“在核国家持续开展反核运动”。至今，美国仍不愿意承认其投放原子弹的罪行。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美国要想持续推进反核运动该有多么困难。我想引用米谷在书中的几句话：

核电站的事故早晚会发生的。我对从政者以及核电站相关人员的愚蠢感到绝望。

只要他们还继续沉溺在金钱的世界里，他们就不会想到，核电的核其实与原子弹爆炸的核同等危险。

米谷还说道：“只要政府、企业、媒体沆瀣一气，这个国家迟早会走向灭亡。”

正如米谷所说的那样，这个国家正在走向灭亡。

打从一开始，那个所谓的“核电安全神话”就存在着许多疑点。所谓“神话”指的就是无根无据的信念集合体。谁都能隐隐感觉到核电站是一个危险的存在。如果它不危险的话，为什么要把它建在那么偏僻的土地上呢？仅仅是核电站的选址就足以让我们有理由怀疑那个所谓的安全神话了。

如果核电是一种可以持续供给超大电力的技术手段，那就应该把核电站建在电力消耗极大的东京附近才对，这样才能减少送电过程中的损耗。

不仅仅是选址问题，还有反复篡改检测数据、隐瞒信息、花钱收买学者和知识分子，甚至还收买媒体，对核电站劳动者的工作过河拆桥。所有这些征兆都在告诉我们，核电是危险的。

那么，谁该为那场重大事故负责呢？谁都没有主动承担起责任。发展核电本就是国家政策的一环，无论政府、经济界，还是当时的执政党都不想对这场核事故进行反省。我们甚至没有听到他们谢罪的声音。不仅如此，东京电力的经营者还决定维持现有的体制，股东也同意继续发展核电。

我认为，如果要继续发展核电，那就应该背负起发展核电所带来的全部风险和成本。首先，应该向这次核事故的受灾者以及因事故而口碑一落千丈的个体和企业等所有受害者道歉并进行赔偿。因为如果没有这次核事故的话，他们的生活不会发生改变。做好这种心理准备之后，我们再来谈继续发展核电。其次，当下的能力是否能够合理评估核电的成本与风险，如果不能，那就要改变决策。

事故发生的3个月后，东京电力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该大会决定继续发展核电。可能有一部分股东认为，什么风险、成本完全跟自己无关，这些事根本不值一提。

而我们无法抑制的愤怒就是这种负责人的缺席所造成的。但除此之外，还有更令人丧气的事情——我们其实很早以前就隐隐感觉到了其中的问题，但依旧无力阻止，或者说在面对那些从未想过停止使用核电的人时，我们依旧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正是这些将我一下子击溃。

1　“竟然”派与“果然”派

“3·11”核事故发生后，人们的反应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竟然如此”，另一种则是“果然如此”。要说我是哪种，那应该是“果然如此”。而这种“果然如此”的感觉也随着之后逐渐严峻的事态越发强烈。

即便得知本次核事故与当年被认定为七级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属于同等规模和级别时，我脑海中出现的仍然是“果然如此”。据历经数月后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其实海啸发生后就立刻出现了堆芯熔毁现象，即便得知这一事实，我心里的想法还是“果然如此”。

无论听到多么严峻的报道，我都不再感到惊讶。我觉得自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虚无之中。而且我明明早就隐隐预感到了这件事，但又做了什么来阻止它发生呢？这让我感到十分痛苦和后悔。

也有人与我一样，为自己到头来什么都没做而深刻反省。但我知道，也有人对这种反省嗤之以鼻。有反省总比没有要好得多。而且要反省就要尽可能从骨子里进行彻底的、深刻的反省。

此时此刻，应该有许多人会想，如果高木仁三郎先生还在世的话就好了。高木先生逝世时年仅62岁，他留下了下面这段话：

真遗憾，我等不到停止使用核能的那一天了，在那一天来临前我就得迎来死亡，……这一天到来也只是时间问题吧。所有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主张才是正确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是我们无法乐观预见的，那就是在核时代晚期，我们可能会遭遇由重大事故以及核能使用不当所引发的危险。……核时代晚期引发重大事故的危险和放射性废弃物的最终排放问题，这是先一步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最担心、最苦恼的事。(AERA,2011.7.11)

高木先生饱尝了身为一名预言者的苦恼。这种苦恼是明明已经在眼前发生、明明已经知道，却束手无策、只能在一旁默默注视的煎熬。

与高木先生这样的预言者不同，我们这些人，即便是付出重大代价换来了一个教训，但依旧不想从中吸取任何经验。在面对现实世界时，我们表现出的软弱与无能为力总让我捶胸顿足。

这样“高昂的学费”，我们在战后已经付了好几次。有人称这次事故是继广岛、长崎之后的第三次核危机。要是算上1954年的第五福龙丸事件，这次就是第四次核危机了吧。要是还算上1999年的东海村JCO临界事故的话，那就是第五次了。

无论多少次，我们一直在“缴学费”，却丝毫没有长进。我感觉现在的日本正在追随没有从切尔诺贝利事故中吸取任何经验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脚步。

最近，我收到一封在福岛核事故中受灾的朋友的来信。

我现在就生活在“战争之中”。实际上，我每天都在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因余震（或其他原因）遭遇下一次的核电站爆炸。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战争时期，你会一直担心下一颗原子弹何时会落下。

当把“3·11”与“8·15”放在一起比较时，你绝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在日本战败的“8·15”那天，日本人对战败的反应也分为两种，一种是“竟然如此”，另一种则是“果然如此”。

感叹“竟然如此”的人是长期处于信息控制之下、在教育上遭受国民学校洗脑的学生，对于这些人，我们先暂且不谈。而另一些充满正义或是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心智成熟的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心里想的其实是“果然如此”，这部分人在“8·15”那一天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心里想“像这种战争，怎么可能打得赢呢？”

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平生第一次去了美国。那时，我透过机窗望着那片连绵辽阔的美国大地不禁想，与这样富裕的国家打仗，居然还有人以为自己可以获胜，真是太愚蠢了。

至今电视上仍在播放复盘那场败仗的节目。我们在看那个节目时就已经预料到了节目的走向——最终会以“8·15”的失败收场。在看那个节目时，我无法抑制心中的那股厌恶。因为，这让我想起一群旅鼠集体自杀的景象——就算是知道最终会走向那个悲惨的结局，但依旧无法挽回。

“简直无法相信”“居然会这样”“居然会有这样愚蠢的事”“这完全不是正义”等反映事态发展的直观感受会一个接一个出现。在不久的将来，如果也出现复盘这次福岛核事故的节目，恐怕我依然会感到厌恶吧。

核电站的“绝对安全神话”也可以称为“神风神话”，它与“神州不灭神话”相似。这两种神话都会导致人们停止思考，最终因愚蠢而陷入沉沦。

所谓“停止思考”是指，核电站使得我们“不再思考意料之外的风险”，也是指那场战争使得我们“不再考虑战败的可能性”。但是神风不会到来，天皇已从神坛跌落，神国日本也灭亡了。而我们在事后为自己停止思考的愚蠢行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位德国牧师所写的回忆录中的一篇文章。这位牧师是“二战”的幸存者，当时他未能阻止那场战争。他这样写道：

起初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虽然感到稍许不安，但毕竟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所以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接着，纳粹开始追杀社会主义者，我感到更加不安了，但毕竟我不是社会主义者，所以我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之后，纳粹开始攻击学校、报纸、犹太人等等，每一次出现新的攻击目标，我的不安就增加一分，但我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之后，纳粹开始攻击教堂。我是一名牧师，因此我采取了行动，但为时已晚。（吉田，2005）

推行核电站和战争都是国家政策的一环。谁都不想为失败承担责任。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但谁都没有从那段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就这一点而言，核电站与战争十分相似。

2　四十不惑的女性主义

我刚才已经表明，自己在这次核事故中属于“果然”一派。我虽然嘴上说着不必因“3·11”改变态度，但实际上悄悄更改了自己最后一课的主题。

最后一课的标题原本是“四十不惑的女性主义”。我之所以想使用这个标题，不仅因为这是我的新书《四十不惑的女性主义》（上野，2011a）的书名，还因为日本女性主义自诞生之日起至今已历经40载。这当然不是说我自己40多岁了（笑），而是说女性主义已经走过了40多年。

“四十不惑的女性主义”这个说法源自我们一起编纂的《新编日本女性主义》12卷本全集的第4卷（天野、伊藤（公）、伊藤（る）、井上、上野、江原、大泽、加纳编，2009——2011）。编委大泽真理在解说该卷《权力与劳动》时所用的题目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妙了，所以在取得大泽本人的同意后就使用了这个说法。

妇女运动诞生于1970年，至今正好是40年。而在这40年间我也从20多岁迈向了60多岁。

我想使用这个题目其实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想在最后一课时让“女性主义”四个大字出现在东大校内的宣传板上。我想在东大校内亲眼看到印有这几个大字的宣传板。不仅如此，恐怕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让“女性主义”这几个字出现在最后一课的标题中的老师吧。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更改最后一课的标题是为了蹭赈灾复兴的热度，但其实我有自己的理由。起初我想与大家就“四十不惑的女性主义”这一主题谈一谈，想跟大家分享这40年的时光中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可是，“3·11”让我感到我不能只跟大家分享我的个人经历，“3·11”给了一个让我回归初心的机会，去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我会选择从事女性学研究。所以，我就将题目改成了《为了活下去的思想》（上野，2006）。

我有一本书的书名跟这个题目一样，而说起这本书封面设计的灵感，其实源于建筑家安藤忠雄先生所设计的位于大阪府茨木市的“光之教堂”。他在教堂中本应是祭台的一面墙上设计了一个十字形的切口。听说安藤先生在设计的时候，原本想要通过这道切口让外面和里面自由连通。但牧师和教徒都反对，他们希望在这道切口加上玻璃，因而才嵌入了玻璃。我要求负责这本书封面的设计师，不要让那个十字形看起来像十字架。

我出生于占日本人口不到1%的基督徒家庭中。在我10多岁的时候，违背父亲的意愿，脱离了教会。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允许自己再做祷告了。因为在我看来，祷告是弱者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将那些在此岸无法实现的愿望寄托于彼岸。

我之所以立志从事社会学研究，是因为我并不会将愿望寄托于什么彼岸、来世，我选择在此岸、此世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愿望。也就是说，我始终抱持着这样一种信念：既然问题是人制造的，那么人就能解决它。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我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自我认同。

3　女人并非无辜者

战前的女权主义者一直想获得让女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参政权。时至今日女人已经获得了这项权利，因此当谈到社会为何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时，我们也决不能再说跟女人没什么关系了。比如市川房枝，她在战前还率领妇女进行了争取参政权的运动，关于这点我在《民族主义与性别》（上野，1998a）一书中已经写过。这本书聚焦女性与战争的关系，论述了在可以下达命令去夺人性命、杀人的国策之下，女性究竟持何种立场的问题。

有关妇女参政权运动的问题，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曾这样回忆道：

有些人对男性的普遍选举这件事……十分警惕，他们认为这会“威胁一个国家的体制”……即便是保守势力也认为，妇女想参政不过就像小孩子想要别人的玩具罢了，它远没有男性普选这种事那么可怕。……从国外的先例来看，基本上妇女参政权与男性普遍选举权一样，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也不会带来什么社会的巨变，在很多方面，它其实对保守势力是有利的。不会有什么神经质的政治家因为预感妇女参政会动摇“国家体制”而提出反对意见。

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而想要参政呢？如果没有明确争取参政权的目的，而只是想要获得参政权，那妇女参政就不是妇女解放，不仅如此，恐怕还极有可能成为军阀、官僚独裁的武器。……以前，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家去争取妇女参政权是为了阻止战争。而历史事实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仅靠妇女参政权依旧无法阻止战争的脚步。（外崎、冈部编，1979）

山川就是这样一个冷静的人。

战败后女性获得了参政权，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支撑保守派一党独大的群体正是女性选民，同意将发展核电作为国家政策一环的群体也是女性选民。

政治学家们研究了战后以来人们的投票习惯，他们给出的结论是，“妇女参政权是无法改变日本的政治环境的”。就连东京都的石原政权，女性选民都给予了支持。为什么妇女参政权无法改变政治呢？因为女性选票一直以来都被计算在家庭选票里，一般女性选票的去向都在意料之中。

在一些地方选举现场会出现被称为“炸弹”的现金满天飞的现象，只要听到选举智囊团的人说，“我已经搞定那户的一家之主了”，那你基本上就可以预测到，“包括户主在内的爷爷、奶奶以及妈妈这四票是铁票了”。而这类预测的误差甚至还能精准到个位数。就是这样的政治生态一直持续在日本社会蔓延。

而发生在1989年那场选举中的“麦当娜旋风”首次打破了女性的这种投票习惯。当时的党首土井多贺子（土井たか子）所率领的社会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但之后，社会党却没能利用好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反而逐渐走向衰退。但我想说的是，在那场选举中女性选票第一次脱离了家庭，女性第一次展现了她们的个人意志。

4　“女性学”这种冒险

战后，日本的女性主义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女性主义是从妇女解放运动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是有生日的，是1970年10月21日，而这天正是国际反战日，是一次仅有女性参加的游行示威活动。也就是在这一天，诞生了那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本妇女解放运动宣言——写有田中美津那句“从便池中解放”的宣传单漫天飞舞。这就是第二波女性主义。

第一波女性主义则是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那波浪潮。希望大家牢记的是，从第二波女性主义起，人们开始以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审视近代。因为在女性看来，近代指的就是从第一波女性主义到第二波女性主义的这段时期。

另外，是妇女解放运动让女性学进入学术领域的。井上辉子是这样定义女性学的，它是“女性的、由女性所做的、为了女性的一门学问”。可能这会让大家立刻联想到，林肯对民主主义的定义——“人民的、通过人民、为人民的政治”。井上辉子所定义的女性学就是改编自林肯的这句话。

女性主义和女性学有着很深的联系。女性主义的定义可以用以下这句话来概括——“有关女性解放的思想和行动”。

那么，什么是女性学呢？女性学是“为了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研究”。看来，从一开始女性学就具备了理论武器的自觉，即这种武器会为运动提供理论支撑。而正因如此，诸如女性学对运动没什么用的说法，是对女性学最为严厉的批判之一。

女性学这门学问诞生于大学校园之外，之后才终于进入大学课堂。起初女性学课程的形式是选修课或一般通识课程的综合性课程。

在这里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当我要搬离研究室整理东西时发现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初我还处于30多岁的前半段时，我手写了一份女性学综合课程计划的草稿，而我所说的资料就是这个草稿的一部分。

那上面写着，女性学为什么会以综合课程这种形式出现。因为，首先“女性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其次，“女性学是一门诞生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学问”。最后一点是，它与“妇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

我想大家也能感受到，在这30年的时间里，我始终初心未改。

女性学是一门诞生于民间的学问，它开始于大学校园之外。一路走来，先是出现了诸如日本女性学研究会这样的民间团体，之后又建立了女性学会，还推出了研究期刊。女性学诞生于公民馆、女性中心的学习小组或是关于女性杂志的自主学习会。

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当时在国立市公民馆工作的伊藤雅子女士于1968年组织了一场研讨会。这场研讨会是日本首个有托儿服务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的会议记录收录在《主妇与女人——国立市公民馆市民大学研讨会记录》（伊藤编，1973）之中。那时，女人去参加每周一次、每次仅有两个小时的研讨会时，还得把孩子暂托在那里。为了参加研讨会，她们不得不丢下不想同自己分开而大声哭闹的孩子。她们一边带着牵肠挂肚而又百般自责的心情开始拼命学习，一边想着我可真是个自私的母亲啊。女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现在，所有的女性中心都有托儿设施，这正是女性学一路走来艰难发展取得的成果。

再后来，女性学终于进入了大学校园。它起初以综合课程这种形式，后来又以“女性学”专门研究的形式出现在大家面前。不知不觉中，我已经让性别研究成了一个单独的学科门类并开设了相关的课程。而学生也能通过这样的课程自由地进行研究。

就这样，我们播下了一颗名为“女性学”的种子，让播种者和听众一起培育它，而在这之后又搭建起了女性学的市场。如果说学问也是一场冒险的话，某种意义上，我也算是开启女性学这场冒险之旅的其中一人吧。

女性学其实就是要将女性的经验化作语言、归纳成理论。只要你是女性，那么你就拥有可以向外界传达的内容。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信念所在。希望大家不要把学问这件事想得太过复杂，学问的起点其实就是“我是谁”。

我的入院经历很长，这里的“入院”指的其实是进入研究生院。人们都说，如果一直都待在学校里的话，踏入社会时会很难适应，需要进行复健（笑）。而在复健期里，我第一个遇到的就是女性学，它让我恍然大悟。

我从没想过，居然还可以将自己当作研究的对象。日本女性学研究会20周年纪念刊的标题也是“以我为起点的女性主义”，简称“我的女性主义”。现在想来，女性主义还真就是“以我为起点”的思想呢。

不仅如此，自1985年以后，女性主义还成了国家政策的一环。从此，它就多了一个名字——“男女共同参画下的女性主义”。

1985年，为了赶上国会批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的脚步，日本政府紧急制定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但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其实当年在这项法律出台的时候，几乎所有民间女性团体都表示了反对。

因为《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意味着，只要女性和男性一样卖力工作，那她们就可以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待遇。所以当它出台的时候，我们感到十分困惑。“让更多女性可以担任综合职位”“女性也要咬紧牙关拼命工作，晋升至管理层”，诸如此类对女性的鼓励与号召，真的就是我们女性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吗？

女性也要进入政治、经济、学术的领域，女性也要从事木匠、消防员这样非传统的工种，最后女性也要像男性一样进入军队去战斗。所谓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让女性也为了保护国家也去参加战斗，这些难道就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吗？军队也被称为培养“男子汉气概的学校”，它是男人的最后一片神圣领域，女人也要踏入这片领域吗？

但这些现在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噩梦了。因为在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已经亲眼见证了美国女兵参加战斗的事实。

就像这样，推行国策女性主义，让男女共同参画扩散至所有领域，最后还将男女共同参画引入了军队之中。目前来看这些都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或者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噩梦了。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吗？真的是这样的吗？”因为，这样的女性主义不仅对现有的规则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反而还去鼓励、号召女人参与竞争。

目前社会上存在着许多这种国策女性主义或男女共同参画的女性主义，但我们选择不使用“男女共同参画”这个词。至少，我是不用这个词的。因为，当时政府、财界以及执政党非常讨厌“男女平等”，特别是“平等”这个词，“男女共同参画”当初是官员为照顾政府、财界以及执政党的情绪而创造出来的。

最能体现男女共同参画女性主义的一个指标就是女性的代表性。它是一个十分简单明了的目标——在所有团体组织中，女性占比要与相应的人口比例持平。

这种硬性的女性占比规定在男女共同参画的口号下渗入到各个领域。可是，在不改变现有社会结构、不改变规则的情况下让女性加入竞争，真的是我们期待的吗？对此，我只能说，“怎么可能呢？”

所谓竞争一定得是从同一起跑线出发冲向终点，每个参加者的机会都应该是一样的。到了终点就一定会产生胜者和败者。这就是优胜劣败的道理。获胜的人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获胜的。而失败的人则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还不够才失败的。这就是“自我决策、自己负责”的道理。

我将它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原理”。而在这种原理中，还出现了代表着新自由主义女性赢家的标志，她们是被称为“胜间”（经济评论家胜间和代的信徒）的一群人。而与此相对，也有新自由主义女性输家的标志——被称为“香山”（与精神科医生香山里香有共鸣的人）的一群人。

胜间与香山分别代表着“赢家”和“输家”。她们看上去完全不一样，但实际上，她们是新自由主义的正反两面。因为，在这场竞争中，尽管一小部分人获得了胜利，成了赢家，但只有在大部分输家承认并接受自己失败的时候，赢家的胜利才有正当性。按照这个道理，那女性主义要成为一种让女性参与到这种竞争中努力成为赢家的思想吗？对此，我只能说，“怎么可能呢？”

因为在这场竞争中，女性注定会失败，因为竞争规则都是男性制定的。女性主义已经拆穿了这种套路，就这一问题我们已经做了40年的研究。

5　女性的重担——护理看护

如果你问我，我为女性学做过什么贡献，那么下面我就试着回答一下。

最初我是一名家庭主妇研究者。所谓“家庭主妇研究者”可不是指一边做家庭主妇一边做研究的人（笑），它是指以家庭主妇为研究对象的人。《读家庭主妇论战Ⅰ·Ⅱ》（上野编，1982）是我的处女作。而这本书也与我之后的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上野，1990）有关。

如果说我对女性学有贡献的话，那么就是提出了“无偿劳动”的理论。如果我们追问，“家务也是劳动吗？”，其中的意涵十分深刻。因为几乎所有专家都会告诉你，家务不是劳动，家庭主妇不仅包三餐，还有闲暇午睡。从目前的国势调查来看，家务仍然没有被当作劳动。

目前，日本全国上下都在开展“book talk”的活动，该活动是为了纪念共计12卷的《新编日本女性主义》的发行，其中一场由江原由美子主讲。就在几天前，江原在朝日文化中心还有一段有趣的发言。30年前她的男同事曾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

“江原，不好意思啊，家务可不是劳动，它只不过是一种消遣而已。”江原反驳道：“就算这样，但育儿难道不是生产性的活动吗？”随即对方就回了句“育儿？那是消费活动”。这就是那时专家眼中的“常识”。

“家务也是劳动吗？”就这一问题，当时的经济学家给出的回答是，“不，家务不是劳动”，“因为马克思就是这么说的”。

一边是女性的经验，另一边则是理论。那么，当理论和经验发生矛盾的时候，究竟谁对谁错呢？肯定是女性的经验才是对的。因为，理论就是用来解释经验的工具。

那时，马克思理论就像《圣经》一般，一字一句都不能修改。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就是一群要挑战如《圣经》般的马克思教典并不惜对其作出修改的人。虽然现今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已经有所下滑，但我依然会高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旗帜。因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一群“忠于马克思的女权主义者”，而是“向马克思发起挑战的女权主义者”。

于是，我写出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上野，1990）。这本书参考了纳塔莉·J.索科洛夫(Natalie J.Sokoloff)的《金钱与爱情之间》(Between Money and Love)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The Dialectics of Women's Home and Market Work”（家务劳动与市场劳动的辩证法）。(Sokoloff,1980=1987)

而探讨市场与家庭之间关系的就是这本《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我曾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通过论述这样的模型（见下页图1），证明了市场并不是一个自我完备的封闭体系。市场依靠着自然和家庭这些外部，而这些外部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尽管如此，市场一直都装作看不见这些外部的成本，或者说不将它们计算在内。这就是市场一直以来隐藏的秘密。

如此看来，核电站完全不把核废弃物计算在成本之内的做法也有着相同的内在逻辑。我想大家也应该明白了吧。在市场中女性被视为二流劳动力，因为女性还背负着外部的成本。

那么，“市场所隐藏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能说，女人无法自立只是因为她们是女人。可是，当女人要照料孩子、病人、残障人士、老人这些需要护理看护的依赖性群体时，她们就成了弱者。而市场的秘密就是将女性对依赖性群体的照料变成一种私事，也就是说，将护理看护的负担从公领域放逐到家庭领域之中。

玛莎·艾伯森·法恩曼(Martha Albertson Fineman)的《无性的母亲、性的家庭及其他20世纪悲剧》(The Neutered Mother,the Sexual Family and Other Twentieth Century Tragedies)的日语版是由我校译的。日文版的书名是《家庭——超载的方舟》(Fineman,1995=2003)。之所以起这样的名字，是因为近代家庭这艘船在出港之际，就已经载上了包括育儿、照顾老人、残障人士等在内的护理看护的重负。因此，将照顾依赖性群体的责任私事化的近代家庭这艘船迟早会触礁。

我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的最后，写过这样一段话：

最后仍遗留的问题是，不考虑所有变量的、存在于劳动结构内部的差异性问题。也就是为什么生育生命、守护死亡这种劳动（再生产劳动）会处于所有劳动的最底层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女性主义的课题将会一直存在吧。

这段话是我在20多年前写下的，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那本书发行后，我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那些批判我的人认为，我仅仅论述了市场和家庭的二元关系（图2），我的理论中缺少国家这一要素。

于是，我直面国家这一问题（图3），写下了《民族主义与性别》（上野，1998a）一书。

加入国家这一要素是因为，国家是市场、家庭、国家这三项之中唯一具有强制性的集中和再分配制度。因为国家是唯一拥有强制征税、惩罚偷税漏税、执行死刑、实行兵役制、有能力合法且有组织地杀人的制度。

6　什么才是女性主义的目标？

在这里，我要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让女性和男性一样，成为一等公民加入国家的行列吗？这里所说的“和男性一样”意味着要和男性一样服兵役，和男性一样接受国家所赋予的杀伐权利。正因如此，我们不得不回到那个曾无数次让我们扪心自问的起点——“女性主义究竟是为了什么？”

随即，我就开始了有关护理看护问题的研究。而我的理论视角也终于由市场、家庭、国家的三元模型进化到了四元模型（图4）。从三元到四元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新加入的“协”这个要素。换句话说，我新加入的要素也被称为“公民社会领域”或“公共领域”(common sector)，我围绕这个新视角展开了论述。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福利问题时，就会发现那个藏在福利背后的惊人原理——补充主义原则。它指的是，只有当市场失效的时候，福利才会以补充原理的姿态出现。

也就是说，由于市场是有自我调节机能的，所以只要市场正常运转，福利就没有出现的必要。更进一步说，由于家庭一直以来都被市场视为默认的前提，所以只要市场和家庭能正常运转，福利就没有出现的必要。

但目前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不是这样。家庭早已破产，不仅如此，其实打从一开始，它就注定要触礁翻船。而市场呢，我们已经亲眼见证了包括雷曼事件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失败。至于国家，可以说它的失败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为了弥补家庭、市场、国家这三者的失败，一种互助网络应运而生。这种互助既不是自助也不是公助，它的活动领域是一个名为“协”的地方。我想把这一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为“选择缘”，它不是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更不是社缘关系。

“选择缘”不属于社会学所思考的人类关系中的任何一种。最近，“无缘社会”等词十分流行。如果《无缘·公节·乐》（纲野，1978）的作者、中世史学家纲野善彦先生依然健在的话，或许他会感叹NHK的无知，他们居然会把“无缘”泛泛地解释为没有缘分。

“无缘”不仅仅是没有缘分的意思。它本来是一个佛教用语，和“有缘”是一组反义词。所谓“有缘”是指那些我们无法逃离的羁绊，而我们自己选择主动脱离的羁绊，比如来到佛跟前的佛缘，则被称为“无缘”。有些人还将这种缘冠以各种名字，比如“知缘”“情缘”“志缘”“结缘”等。而我所说的“选择缘”，则是这些缘的上一级概念。

为什么我会研究“选择缘”呢？因为我发现这种关系在女性的世界中十分普遍。从这点来看，我觉得女性世界要比男性世界走在前面。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出了一本基于调查研究的书《“女缘”改变世界》（上野，1988）。而恰好在20年后，我出了这本书的修订版《生活在“女缘”之中的女人》（上野，2008）。

我在护理看护问题研究中，提出了图4的四元模型，并将这四元命名为“官、民、协、私”。我提出这个四元模型是有我自己的依据的。

历史上，曾有人将协这个领域称为与公(public)相对应的协(common)。“common”原来的意思是中世纪时的“入会之地”，“community”则是指那些拥有common的共同体。而我所说的“选择缘”，绝不是要复活这样的共同体或是让共同体复权，而是要创造一种新community。我所说的“选择缘”其实更接近于把“community”译为共同性，而非共同体。

所有追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选择缘”的人其实都知道，市场并不是社会领域的全部，国家也不是万能的，家庭也不是自然的。协这一领域就是一种新的共同性，它是由那些对市场的失败、国家的失败以及家庭的失败有着切肤之痛的人所创造的。

7　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

之后，为了研究这些互助机制，我开始了护理看护领域的研究，也出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在这些书之中有两本很畅销，《一个人的老后》（上野，2007）和《一个男人的路》（上野，2009）。它们都是我在研究护理看护问题过程中衍生出的副产品。大家对我的主产品没什么兴趣，光读我的副产品了（笑）。这个月，我打算整理一下我在《at》杂志上发表的连载，出一本《护理看护的社会学》（上野，2011b），而说起这一系列文章，可能读过的人并不是很多。在有关护理看护问题的一系列研究中，我遇到了“当事者主权”这个词。

与其说遇到，不如说是我苦苦寻找到的。《当事者主权》（中西、上野，2003）这本书是我和中西正司先生合著的。中西是一位在过去30多年里一直致力于残疾人自立生活运动的学者。“当事者主权”这个此前在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新词就是我们在这本书里创造的。

“主权”是一个语气十分重的词。它的意思是，我的命运由我自己决定，我不会将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让给任何人。我们所选择的就是这样一个词。

那么，为什么必须要用这个词呢？因为，在社会中那些被称为“弱者”的人，也就是残障人士、女人、孩子、老人、病人这些群体，一直以来他们都被剥夺了自己之事自己决定的权利。

当我把“当事者主权”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因为我才发现，“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我在女性主义问题上40多年的耕耘努力原来就是一场为社会弱势群体争取自我定义权的运动啊！”

“自我定义权”指的是女人自己定义什么才是女人的权利。为什么必须使用这个词呢？因为，社会弱势群体一直以来都是由处于统治地位的大多数来替他们决定自己究竟是谁。

比如，女人只是吸一下烟，就会被人指责“你一点都没个女人样，快别吸了”，哪怕盘腿坐一下，都会被说“你这样可嫁不出去了”，有时还会被说“停经了就不是女人”“丑女可不是女人”，最后居然还会被说“没办法让我兴奋的就不是女人”。总之，女人一直在被男人定义——“不合我意的女人就不是女人”。女人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对此，我想说：我就是女人，女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做女人是一种怎样的生命体验，只有我自己最清楚。而这也让我终于明白，女性主义追求的就是女人自己来决定女人究竟是谁。

如果能像这样回过头来想一下，你就会发现，女性学就是当事者研究。

目前，这种当事者研究不仅相继出现，还掀起了一股热潮。残障学诞生了，2003年还成立了残障学会。病患学诞生了。不登校学也诞生了。再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当事者研究也诞生了。

看着这些发生在眼前的事，我不禁想：“什么嘛，这些研究我们在4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呢。”这就是女性学。女性学是将女性的经验化作语言，提升为理论。

而说起女性学的当事者，那当然就是女性了。女性的确面临着许多问题。通过将处于问题之中的人称为“当事者”，我和中西又重新定义了当事者。将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诉诸社会，要求社会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的主体就是当事者。

8　从女性学中诞生的当事者研究

当我提起“处于问题之中的人”时，曾有一个学生问道：“老师，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就会有学生迎面抛来这种直击要害的提问，而这个提问让我瞬间打了个趔趄，杀了我一个措手不及。我一边纠结地回答，一边又被自己给出的答案吓了一跳。好的提问总会催生出好的回答。

“老师，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个提问，那时的我是这样回答的，“问题就是一种会牢牢将你抓住、让你无法逃离的东西。”

在我看来，“身为女人”就是一个问题。现场的各位，可能有些人有过这样的感觉吧。比如在日外国人、残障人士或属下阶层，这些身份带来的问题会将自己牢牢束缚，无法逃脱。

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在护理看护关系中，就很好理解了。护理看护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在看护者与被看护者的关系中，一定存在着强者与弱者。看护者可以脱离这段关系，而被看护的人却无法脱离。

我们也可以将那些无法脱离需求、无法从问题中逃脱的人称为“当事者”。而女性学就是一门研究当事者的学问。

但是，当这种研究进入学术领域的时候，我们迎面遭遇了反抗的力量——名为学术“中立性、客观性”的神话。在这里，我之所以仍使用神话这个词，是因为“神话”指的就是无根无据的信念集合体。

如果是女性研究女性，她们就会立刻招致批判，那些批判认为由女性研究会太过主观。那么，由谁来研究女性才会不主观呢？如果不是女性，那就只有男性了。可真是这样的吗？男性创造的学问，也是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片面的且为男性服务的学问。

女性学好不容易才走进大学校园，并被编入制度。像我这样的人可以站在东京大学的讲台上，迎来一批又一批的本科生、研究生。学生努力写着论文，好不容易才取得了学位，但这并不代表你们就能找到工作（笑）。

现如今，女性学已经进入学术领域，成了学术与知识再生产循环中的一环。我虽然担负着女性学的责任，却不得不暗暗羞愧。因为，即便女性学进入了大学，它的基础还是非常脆弱的。在东京大学，女性学只能靠一小部分教师的个人意志和努力支撑着。

目前，东京大学还没有性别研究中心，也没有跨领域的项目或是性别学专业，没有稳固的制度性基础。这种基础意味着，即便有一两个老师离开依旧能够持续下去。但在东大任教的这段时间，我没能建立起这样一个稳固的基础。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当然，目前东京大学已经有几位专门研究性别学的老师，所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她们能从制度上为女性学建立起稳固的基础。

女性学的学术与知识的制度化是一把双刃剑。女性学虽然会动摇既往的学术与知识的体系，但也会被它们所吸收。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这二者究竟谁会更快到来？

正好，今天来现场的听众里，有主张女性参军的人。我记得那个时候，女性正逐渐进入军队，而主张女性参军的人认为，如果增加女兵的数量，就能够实现军队的女性化。女性的参军会让军队变成一个高举和平主义大旗的军队吗？我想“这怎么可能啊？”。其实美国学者早已给出了答案。现如今，女性参军已经走到这种地步，那么我想问，军队的女性化和女性的军队化究竟哪一个会率先到来呢？历史告诉我们，后者已先到来了。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想象，以后我们率先面临的将是女性学被既往学术与知识体系的制度化所吸收吧。虽说如此，我认为女性学最初具备的足以撼动既往学术与知识体系的冲击力如今依然还在。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进行着我的女性学研究。虽然今天已经提过好多次了，但我还是想说，女性学就是将女性的经验化作语言的努力过程。我们将自己那份独一无二的经验，不是用悲鸣或哭喊的方式，而是通过展示证据，有条理地用语言向一个可以让我们安心的倾听者讲述出来。只有这样，可以被他人理解的语言、可以传达我们想法的语言才会出现。

学问并不是被关在象牙塔里的东西。我给学问下的定义是，经过努力积累沉淀下来的、“可以传达并共享的知识体系”。女性学也是这种知识体系的其中之一，它已经积累了不少丰硕的成果。

而这些正是草根女性通过举办小型团体活动累积下来的成果。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今天大家所熟知的女性学就是这些民间女性通过努力不断积累下来的。

在这之中，有一个耗时3年、终于在今年（2011年）1月问世的项目——共计12卷的《新编日本女性主义》。它也是我们留给下一代女性学学者的宝贵财富。

女性主义如今迎来了不惑之年。我自己也60多岁了，也该让下一代接棒了。为了纪念这12卷的问世，今年1月份，我们在东京大学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这场研讨会的记录发布在Women's Action Network(WAN)网站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9　将接力棒传给下一代

我时不时会被说成是“女性学的权威”。可我并不想被称为“权威”，我是“女性学的先驱”。而且我很自豪能被称为“先驱”。

因为，在我之前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女性学。“我的前方没有路，而在我走过的地方则出现了路。”说这种话是不是太自大了呢（笑）。当然，女性学并不是我一个人缔造出来的。我们那一辈人都是自己钻研女性学的。

就这样，一晃已经过了40年。而我也到了要从教师岗位上退下来的年纪。《日本女性主义》这个系列正是为了把接力棒传给下一代。但传递接力棒就必须要有接棒的人，并且接棒的人还得接受才行。

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呢？因为，我们也是不知什么时候从我们上一代的女性那里接过了棒。关于《日本女性主义》系列，起初我们推出了3卷《资料　日本妇女运动史》（沟口、佐伯、三木编，1992——1995）。而这3卷就是日本妇女运动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明。正是这些资料让《日本女性主义》的企划得以实现。

这本书的编辑今天也来到了这里。编辑小组的三木草子所写的前言令人动容，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一段话：

本书是20世纪70年代投身妇女运动的女性给20世纪90年代正为妇女运动奔波的女性的礼物。当你们烦恼的时候，当你们被横亘在面前的高墙拦住前进脚步的时候，当你们感到孤独的时候，这本书会成为你们的力量……

这些是女性向那些拥有成箱资料的女性的呼吁。无论搬过多少次家，壁橱的一角总会有一处用来放置这些资料。即便这些资料开始发黄变色，变得和破纸一样，也不能扔掉。因为这些就是我啊，曾参加妇女运动的女性的声音，也是我自己的呐喊啊。仅仅是这样的理由就让这里收集的“资料”存活了20年。

在这之前，如果妇女运动不仅仅是“资料”，也是以每个女性自己的生命轨迹存活下来的话，那该有多好啊。因为，只有当妇女运动不再仅仅是知识，也是一种生命轨迹的时候，它才会闪闪发光。

这就是20年前交到我们手中的接力棒。我们还想将接力棒传递给下一代。这本书的发行方是松香堂，它是日本诞生的第一家女性书店。女人带着那些装满宣传单和海报的纸箱四处拜访出版社，拜托它们出版发行。可是，商业出版社认为将这些全部出版无利可图，所以提出如果要出版，就将其中一部分内容摘录下来合成一册。面对这样的提案，三位编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们坚持如果不全部出版的话，那就不出了。而松香堂接受了这样的要求。负责人中西丰子女士是松香堂当时的店主。今天她也来到了现场。稍微透露一下她的年龄，今年是她的喜寿之年。她的眼睛也因为这项工作不太好使了。为了遵守和我们的约定，她付出了很多。

刚才我所提到的让女性学加入新网络世界的WAN就是由中西丰子提案创建的。她马上就要77岁了，她曾说过，如果不开创新的网络事业，那我可真是死不瞑目啊。于是我们·············加入了这项事业。感谢中西女士一路支持我们到现在。

顺便，我还想介绍柳濑优二先生。我想大家手边都应该有一份《千鹤子世界地图》。在这次演讲中，我仅仅介绍了我个人的主要研究成果，但柳濑先生将我这40年的研究成果完完整整地整理出来了。这份地图就是他制作的。在这里我想对他表示感谢。他也是我50多年的老友了。

10　逃出去，活下去！

无论外界对女性主义这个词有多少非议，我都没想过要放弃女性主义。

因为，女性主义不是我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当女性想要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当她们没有用以叙说的语言的时候，有一群女性已经在为创造女性自己的语言而奋力苦战了。这群人就是我的前辈，是在我之前就投身女性主义事业的人。她们的语言就是我的血、我的肉。

用英语来讲就是I owe you，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多亏了大家。正是有你们，才有了现在的我。你们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必须要报恩，于是就有了我这40年的研究。

最后，我想再回到这次演讲的题目“为了活下去的思想”。

我在《为了活下去的思想》一书中究竟写了什么呢？我写的其实就是，当弱者想要活下去的时候，他们不必非得与敌人战斗。与敌人战斗只会让自己遭受更大的伤害而遍体鳞伤。那些想要成为强者的人，也许会选择战斗，但弱者只有一个选择——“逃出去，活下去”。

有一些批判的声音质问我：那些没办法逃出去、活下去的人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当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为了活下去的思想”时，我脑海里再次出现了地震中的受灾地区。

我听说，那些经历过数次天灾的人为了能活下去，已经总结出生存的智慧——那句口口相传的防灾口号“海啸来临各自逃命”。

简单来说，“海啸来临各自逃命”是指“当海啸来的时候，不要管别人，各自分开逃跑”，“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或是一种利己主义吗？

我的“逃出去，活下去”的思想难道和“海啸来临各自逃命”是一样的吗？当我想到这里，心就为之一震。我想说的和“海啸来临各自逃命”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灾区也有一些人是灾难的弱者。只有强者才能靠着“海啸来临各自逃命”逃出来。而老年人、残障人士、孩子、病人、照顾这些弱者的女人以及孕妇、产妇，这些人都是灾难中的弱者。当这些人没办法自己逃走时，那些叫上他们或拉起他们的手一起逃走的人，以及为此而受灾的人，他们的故事同样会留在我们心里。

还有一群人，他们让我在听到“海啸来临各自逃命”时会为之一震。他们就是处于核事故旋涡中心的人。这些人可能有六万，也可能有七万。如果这群人在因核泄漏而恐惧的时候，自顾自逃出来了，我们有资格去责备他们吗？我们这些确保了自己安全的人，有资格去责备那些拼命想要逃命的人吗？

听说事故发生后，首相菅直人立刻就冲到了东京电力公司本部，对着他们大声斥责道：“不可以撤退！”可即便被要求“不可以撤退”，那些没有撤退依然坚守岗位的人并不是东京电力公司本部的领导，而是在现场工作的工人们。

我们没有资格对他们说“你们要拼命坚持住”。我们没有立场对他们说出这种话。其实，我们应该对他们说的是“任何时候都可以逃走”，或者“即便逃走了，你们也不是胆小鬼、懦夫”。而且，我们还应该对他们说，“在这个世上，没有比自己的生命安全更重要的事”。

当我们经历了核泄漏这样的事故时，应该从中获得的教训是，人类不应该制造出在人类逃离后，一切会变得不可控的巨大风险。

这里我们需要的是“人类安全保障”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完全改变了安全保障的思维模式，比起国家的安全，它更重视的是人类自身的安全。

如果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想要牺牲个人的安全，比如要求你去当兵，冒死去杀人，你有说“不”的权利。且即便说了“不”，你也有权利不被说成是胆小鬼、懦夫。

战争、革命都属于非常时期。而在这种非常时期里，男人之所以没法逃离，是由于男性气概和与男性气概紧密相连的英雄主义。敢死队和英雄主义就是在这种非常时期里肆意蔓延的。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问题的起点。1970年，妇女运动在那场学生运动的瓦砾中诞生了。那时，女性主义的目的只是为了告诉人们，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男人在非常时期的英雄主义了，男人也是时候从英雄主义的神坛上走下来了。于是，女性主义将战场从非常时期的战争转变成了日常生活，并由此存活了下来。

我想再次强调，女性主义并不是让女性和男性一样变成强者的思想。女性是弱者。也许当女性仅仅只是女性的时候并不是弱者。但只要生了孩子，她们就会变成弱者，只要她们要照料老人、病人，她们就会变成弱者。不仅如此，她们还没法逃脱这些责任。至少，迄今为止都不能。

而那些身上好像没有这些责任的人却能够一身轻松。一直以来，也只有他们才能在这个社会参加公平条件下的竞争。

女性是弱者。因为是弱者，所以要结伴而行；因为是弱者，所以要互相扶持。女性主义并不是让弱者变成强者的思想。它是创造一个让弱者能以弱者的姿态受到尊重的社会的思想。

我目前正在研究看护问题，我想这个研究会对已经到来的超老龄化社会有一些贡献。能研究这个问题真是太好了。因为，在这个人类寿命大幅延长的社会中，无论是曾经的强者，还是曾站在人生巅峰的人，今后都不得不经历漫长的下坡路。而最后，当他们变成弱者的时候，就必须依靠别人的支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活下去。

对于任何人来说，时间和年龄都是公平的。超老龄化社会要求我们具备这样一种想象力——有一天曾经的强者也会变成弱者。与其努力让自己不要变成弱者，不如一起努力去创造一个谁都能平静地接受自己变成弱者的社会。这就是这场大地震给我的启示。

接下来，我想再次回到“3·11”和“8·15”的话题上。生活的全部都已化为灰烬，只留下了废墟上空的一片蓝天。这就是我脑海中出现的画面。

请别误会，我自己可没有亲眼看过这个画面（笑）。因为那时我还没出生呢。但不知怎么的，在我脑海里，“8·15”那天的天空是那么真实。明明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我不可能亲眼看到，但不知怎么的，就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在那个时候，在那片蓝天底下，什么国家、军队、权力、行政都完全靠不住了。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明天的生活，依然努力挣扎着站起来向前迈出第一步的人正是女性。是她们担起了战后复兴的重担。而我所说的女性的思想其实就是“为了活下去的思想”。

曾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不需要为了活下去的思想，我们需要的是为了死亡的思想”。可我们人类的错误，难道不就是一直以来只顾着创造死亡的思想吗？

正是为了活下去，我们才需要语言和思想。

我从上一代的女性那里继承了这样的语言和思想。我想，也是时候把上一代女性的语言和思想传递给下一代的你们了。虽然已经说过无数次，但在这里我还是想说，如果没有接棒的人，接力棒就会掉下去。我想将我从上一代的女性那里接到的接力棒传递给你们。

这就是我最后想要说的。

……还请大家能好好接住。

2011年7月9日于东京大学弥生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