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占日本人口总数不到1%的基督徒家庭。13岁的时候，我违背父亲的意愿脱离了教会。我之所以没有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一名基督徒。自我脱离教会后，我就没有再做“祷告”。
祷告。
这是弱者采取的最后行动。那甚至称不上行动，只不过是无力的喃喃自语罢了。
有很多人祷告了却依旧被残忍杀害。无论是否祷告，苦难依旧会降临。
我之所以选择了女性主义这条路，是因为这种选择不需要祷告。此岸之事就在此岸完结，我们无须前往彼岸，也无须寄希望于“上帝之城”，更无须去梦想乌托邦（世界上并不存在的地方），依旧能够活得下去。
在面对那些不近情理的暴力、毫无道理的歧视时，我们内心充满了无以名状的无力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有好多次我都想过：如果能说出这样的话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将这句话列为自己的禁忌。
女性主义是一种现世的思想。它是为了能在现世活下去的女性的思想。倘若某个问题是由人造成的，那么人就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与其无力地说一句“让我们来祷告吧”，不如让我们一起寻找那个能让我们在此时、此处继续活下去的方法吧。
对弱者而言，智慧和语言就是力量。这么想的话，社会学就可以成为一种武器。也许我们依然无法阻止暴力的发生，但是我们可以思考有关暴力的问题。
《为了活下去的思想》是那些眼看就要“祷告”却最终还是放弃“祷告”的人的“此岸的思想”。我想光从字面意思大家就能明白，我为何会将这篇后记称为“代替‘祷告’”。如果不去“祷告”，我们能否找到那条代替“祷告”的出路呢？
关于这本书的装帧，我灵光一闪，突然想借用我敬重的建筑家安藤忠雄先生的作品“光之教堂”。一直以来安藤先生总能创作出可以称为伦理性的禁欲式空间，这样的人设计了教堂。每当想象他的作品究竟会是什么样的时候，他往往会出人意料。墙壁上的十字形切口仿佛撕裂了黑暗的空间，那里有的只是空无。是的，除了你所寄托的期望，那里什么都没有。
柏林犹太博物馆是由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设计的。那里有这样一间屋子，在一扇沉重的铁门之后，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仅有微弱的光线从无法触及的天窗透下来。参观者的抬头仰望仿佛是一种祷告。它会让参观者回到那场犹太人大屠杀（种族灭绝）的苦难中，让他们身临其境地感受那些受难者的绝望与无助。
而由安藤先生设计的位于大阪城郊的光之教堂不只有垂直方向的切口，还有水平方向的切口。安藤先生本来没想在这道切口中嵌入玻璃，而是想通过这道切口让外部的冷暖变化、街道上的嘈杂流进来。教堂的墙壁并不会阻隔来世与此生、彼岸与此岸、教徒与非教徒。
我们不是为了救赎来世的苦难，而是为了此世的解放。
有酒精依赖症的人聚集在一起，总是念叨着这样的平安祷告词。
“神啊，请赐予我们力量吧！
请赐予我们接受无法改变之事的平静吧！
请赐予我们改变那些可改变之事的勇气吧！
请赐予我们区分二者的智慧吧！”
是的，我们所需要的大概就是祷告和智慧吧。可是，请不要过早地直接跳跃到“祷告”。因为在那之前，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做以及我们应该做的事。
我将最切合本书主旨的一次访谈重新编入了单行本的最后一章。在此，我想对允许我收录那次访谈的杂志《at》的编辑兼采访者乡雅之深表感谢。乡雅之事前对那次采访做了详尽周到的准备，在很多问题上都表达了与我的共鸣。乡雅之在采访中提的问题都恰到好处，还促使我自省深思。采访结束时，我不禁感到这样精彩出色的采访真是少之又少，因为在那次访谈中我意识到了自己真正想要说的话。
而正是由于那次访谈，我才能将自己论述的主题顺利切换到下一个主题——“护理看护”问题。“老年人”指的是谁呢？他们并不是那些“将死之人”，而是那些“今后也要好好生活的人”。所谓给予老年人生活上的帮助，并不是让他们能“好好地死去”，而是要帮助他们“更好地活下去”。那么，我想“患者”指的也是“想要好好活着的人”，“残障人士”则是追求“更好生活”的人。当我们说起“为了活下去的思想”时，要竭尽所能地努力寻找能够“活下去”的方法以及可以具体实践的方式与手段。正因为社会学是实现“此岸思想”的途径，它才拥有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