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熊英二《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小熊，1995）这本书出版已经过去了三年。他最近又出了一本书叫作《“日本人”的边界》（小熊，1998）。该书将民族国家论提升了一个层次，而小熊也凭借这本书迈入了从未有人涉足的领域，让人耳目一新。
这本书共778页，如果用每页400字的稿纸来计算的话就是2000页，远超前作的1000页，真是惊人的写作能力，且在内容上也与前作少有重复。新作吸取了批评的声音，在此基础上还完美融合了前作的论点。该书的副标题为“冲绳、阿伊努、朝鲜：从殖民地统治到回归运动”。如果试着分解一下这个副标题的论点，其实足以将其分为数册独立的著作。但如此一来，视角就会聚焦于每个独立的对象，很难阐明论点。但小熊通过对“冲绳、阿伊努、朝鲜”与“日本人”之间的边界进行多层次、历史性的论述，成功阐明了主旨。
民族国家论在后冷战时期掀起了一股热潮，伴随着众多“陈词滥调”的感叹，这本书在喜新厌旧的日本学界再度登场。其实，有关民族国家论问题的论述仍然不够。该书的作者小熊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而正是这个新方向让我更加感到以往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小熊这本书为民族国家论做出了三项新的贡献。
第一，小熊提出了被民族国家纳入与排除的同时性。特别是他从纳入与排除各自的正面和负面出发进行探讨，从而免于得出“从民族国家中被排除就是歧视”这种武断的结论。国民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并不平衡。当纳入的天平向负面倾斜时，纳入也就成了“不亚于排除的压迫”。（小熊，1998:638）围绕着“冲绳、阿伊努、朝鲜”这三个主题，小熊在复杂结构以及诸多人名、历史资料的夹缝中穿梭，但依然能让读者找到方向。这归功于贯穿全书的探讨框架——“民族国家的纳入与排除”。
第二，在划定民族国家边界的问题上，他从双重“他者”的存在这一视角展开论述。所谓双重“他者”可以理解为对日本而言的欧美与亚洲、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以及处于优势地位的他者与处于劣势地位的他者。这种双重他者对于殖民地处境下的人而言也同样存在。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他曾考虑将该书的书名定为“有色帝国”(colored imperialism)。针对近代日本究竟是“欧美的受害者”还是“亚洲的加害者”这一问题，作者皆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日本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其民族国家的形成实际上是在比自己更优越的他者的阴影之下完成的，这也是日本作为民族国家的条件。小熊以近代日本为例，完整展现了近代日本的复杂性。他没有陷入以往论述民族国家的二元思维模式之中，而是选择了一种“三元思维模式”。因此，他也成功跳脱出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的论述陷阱。
第三，他根据“身为国民”和“成为国民”的含义重新建立起一套关于边界线的分类体系。他所探讨的核心在于，“身为日本人（日本国民）”这一概念其实是没有内在的空壳定义，是通过划定什么“不是日本人”而构成的。小熊接着指出，从这点来说，日本是通过“同化”政策在事后创造出“日本人”这一身份概念的，“同化”政策的作用实际上是率先把有关国民整合的各项制度引进日本本土。我对这个论点十分感兴趣。且我认为，小熊成功动摇了那些饱含苦痛的少数群体、站在“成为国民”分界线上制定的战略之一民族主义(minority nationalism)的边界。
小熊的处女作《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也收获了诸多饱含赞誉的书评，但富山一郎给出了最严厉的批评。富山是一名研究冲绳的学者，他一直致力于研究“成为日本人”这种自我认同的陷阱，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他认为小熊将作为“统治者思想”的“日本民族论”简化成了“单一民族论与多民族论的对立”，他批评了小熊这种静态的分类方式。
国民化不仅仅是自我认同的问题，还与具体的政治权益及统治息息相关……所谓讨论并非简单整理归纳知识分子给出的有关什么是“日本人”的热闹的探讨……而应该就每个具体的殖民主义的个案进行分析。（富山，1997:81）
另外，富山认为“从这一点来说，在面对话语所具有的历史性时，该书就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富山，1997:81）富山严厉批评道，“如果作者是站在多数群体思想的角度书写历史，那么其著作就配不上历史这两个字”。（富山，1997:82）富山认为“所谓‘日本人’本就是在‘同化’过程中被构想、被期望而诞生出的概念”（富山，1997:81），因此，我们应该描绘的其实是“政治权利的取得与‘日本人’化相互斗争的过程”。而在《“日本人”的边界》这本新书中，我认为小熊充分吸取了富山的意见，并回应了富山的批评。
早尾贵纪也引据富山的观点，认为小熊的这本新作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欠缺“成为‘日本人’”这一视角。（早尾，1999:100）早尾这样说道，“小熊一方面强调‘日本人’的‘纳入与排除是同时发生的’，另一方面却又将区分‘日本人’与‘非日本人’的那条线=边界实体化了。在小熊看来，边界线内部是‘纳入’原理在起作用，而边界线外部则是‘排除’在起作用。（同书636页）在这一点上，小熊犯了‘民族国家’论中一个决定性的错误”。（早尾，1999:100）我认为早尾对小熊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小熊在其新作中探讨的恰恰就是“边界”的历史性建构及其变动，并分析了“纳入与排除”错综复杂的排列组合。我很怀疑早尾是否真的阅读了小熊这本书。
就在小熊这本新作发行后不久，石田雄在《思想》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被构建观念的“同化”政策的“日本”》（石田，1998）的论文。这篇论文按照“中心与周边”的思维模式，串起了阿伊努、冲绳、朝鲜这三个主题。石田的论文无论在内容上、章节构成上还是分析框架上，都与小熊的论文惊人地相似。富山所定义的“日本人”是指“在‘同化’的过程中被构想、被期望而形成的概念”。（富山，1997:81）而石田也这样定义“同化”政策，认为那就是“创造‘日本’这种观念的过程”。（石田，1998：上49）在石田看来，“日本”以及“日本人”的内容并不是“同化”政策的前提，而是效果。石田进一步指出，“同化”政策里最重要的是该政策所具有的“纳入与排除的两面性”。（石田，1998：上51）尽管如此，石田在其论文的注释中并没有列举小熊的新作。不仅如此，论文的参考文献也只列举了后冷战时期的新民族国家论的代表——富山一郎与李妍淑的著作。作为民族国家论新的里程碑，小熊与石田在他们各自的论文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应该说是独具慧眼的两位作者之间的默契吧。另外，我还想对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石田表示敬意，因为他审时度势，重新构建起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历史认识体系。
同样的历史分析方法也被运用到了欧美民族国家与公民权关系的研究之中。美国史学家琳达·克贝尔的《宪法未保证女性作为淑女的权利》(Kerber,1998)，该书探讨了美国公民权与女性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弄清了以下问题：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往往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中还存在着性别、阶级以及种族的差异。纵使是民族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纳入与排除”的排列组合，即便“国民”的内部，也没有达到“平等”，国家与国民之间甚至都不是双向义务关系。
其实，小熊的“边界”这一领域性概念以及石田的“中心及周边”这一地理性概念还是有缺憾的，二者都没能着力去论述“国民”内部的多样性问题——性别、阶级以及身份所导致的差异化，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析略显单薄。所谓只要成为“国民”就能获得“平等”，“国家”会回报“国民”做出的贡献……这种想法不过是民族国家一早就准备好的意识形态而已。对于“国民”而言，它只不过是一个“无法兑现的约定”罢了。
虽说如此，小熊仍然探讨了在石田的“中心与周边”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无法触及的一系列问题，那就是双重的“他者”以及“他者”在“三元思维模式”下的含义。比如，对阿伊努而言的俄国、西欧和倭人，对战后冲绳而言的美国和日本。在这种双重、三重的“他者”之间，同样也存在权力关系。一些研究分析就如实反映了这种非正常的权力关系。比如，分析总督府与日本政府内务省之间争夺统治朝鲜的权限给朝鲜“自治”案以及“同化”政策带来的影响，或通过分析冲绳独立论与回归论各自所处的历史语境，从而了解这两种理论的不同之处。从结果来说，日本对周边地区的统治政策既没有一贯性，也不存在什么原理规则。正如小熊所说的，那种统治政策是一种“无方针”、“机会主义式”的政策，“但正是这种模棱两可……才让统治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小熊，1998:654）
尤其在书的第四部的第十八章到第二十三章中，小熊探讨了战后的冲绳问题。他解析了拥有双重“他者”身份的冲绳的复杂处境，直接指出了民族主义在逻辑上的漏洞——冲绳只能在“日本人与非日本人”的二元对立之间摇摆。小熊在后记中看似自信满满地写道：“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些战后进步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并不太出名，但它是谈到‘战后’这个问题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熊，1998:768）小熊指出了在冲绳的“国民教育”运动中，“日之丸”“君之代”以及“使用标准日语”所起到的讽刺作用。
最后一章主要围绕回归民族主义批判者新川明所提出的反回归论，让我们在这本书的结尾再次体会到了小熊的写作意图。这也是他对少数群体的民族主义边界的批判。小熊的前作《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的结论是以这样的建议收尾的，即“希望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异文化共存、秉持多元文化主义的更好的民族国家”。然而，这样的结论欠缺了对民族国家的根本性批判，在这点上，小熊也遭受了各种批评。在新作中，小熊接受并回应了这些批评意见，并论述道，“即便民族主义是少数群体的民族主义，我们也很难从民族主义所孕育出的纳入与排除的连锁关系中跳脱出来”。（小熊，1998:656）并且，“仅仅依靠被统治者，我们是跨越不了民族主义的界限的”。（小熊，1998:657）小熊借用了新川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为了竞争‘更好地归还’，左派与右派民族主义进行了竞争”（小熊，1998:617）——来说明自己想要表达的其实就是“拒绝与国家形成认同”（小熊，1998:619）这一根本思想，而这种思想也是“对国家存在的根本否定”。（小熊，1998:620）小熊对新川的想法深表赞同，二者都认为对“人权”“平等”的诉求必须通过“国民化”以外的方式实现。有人听后表示“那就拿出民族国家之外的方案来啊”或认为否定统治和权力很不现实。我只能说他们缺乏想象力，他们的想象力已经被禁锢在民族国家这个牢笼之中了。
在第二十一章的注44（小熊，1998:750）中，小熊委婉地批判了朝鲜的对抗民族主义。但他也充分认识到了朝鲜民族主义时不时发挥的历史性作用，并认为“在日朝鲜人”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不与韩国形成认同的“对抗国家的民族主义”，他对此表示赞许。另外，他在“权利意识”与犹豫扩大国民范围这两者的关系上也做出了周密的论述。
在最后一章，小熊说，“近代日本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时我们会期待国民的‘权利’，而有时我们又会为了追求稳定的自我同一性而陷入‘日本人’这一身份之中，但这些都会孕育出更大的痛苦与悲剧的连锁关系”。（小熊，1998:666）即便将这里所说的“日本人”替换为“朝鲜人”“冲绳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依然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就这一点而言，我想小熊也会同意我的想法吧。我们应该从近代日本百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学到这样一件事——不要去追求所谓“更好的民族国家”。如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小熊这本书就是目前民族国家论中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也是一部历史性著作，更是一本具有话题性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