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实纪代是研究“大后方史”的先驱。在她提出这个词之前，并不存在这种说法。在日本主流历史学界中，至今仍没有“女性史”的一席之地。而加纳却凭借自己对学术的钻研，开创了民间女性史学这一新的领域。而且她还最先提出了要追究女性的战争责任问题。年过六旬，她才开始在地方上一所规模较小的私立大学任教，从此成了文部科学省认证的学者（即有资格申请科研经费）。但如果说这标志着主流史学界开始承认女性史拥有公民权地位的话，那未免言之尚早。
女性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民间史学，并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虽然战前有高群逸枝这位巨匠存在，但她的女性史研究被同一时期的主流历史学不留痕迹地抹去了。在她去世30年之后，一些后辈学者对高群的母系制度研究的实证性提出了质疑。日本战败后，井上清的《日本女性史》(1948)虽然风靡一时，但对井上而言，女性史是对唯物史观的灵活运用，只不过是用来消遣解闷的研究而已。北海道女性史研究会、熊本女性史研究会等一些民间团体的女性史学家继承了日本战后女性史学，使其延续了下来。加纳的大后方史研究会也是这些民间女性史团体的其中之一。全国女性史交流大会自1978年起至今，每3年在各地巡回举办一次，而加纳也参与了。21世纪以后，一些横跨日本史、西洋史、美术史等领域的学者创办了性别史学会。参与该学会的主要是一些大学在职的学者，与参与民间女性史学的并不是同一群人。在日本，民间女性史学很早以前就出现了，远早于琼·斯科特提出“性别史”的20世纪80年代，也早于受到女性学直接冲击后在欧美圈出现的女性史。当时，无论是在女性史积累层面还是研究成果上，日本的民间女性史学已达到其他任何社会都无法企及的水平。除此之外，它在地方女性史的口述历史实践方面也累积了丰硕的成果。
2 作为战争加害者的女性“大后方”(home front)与“前线”(battle front)是一组反义词。在总体战体制下，不仅仅只有男性参与战斗，为了支援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女性也被动员起来，承担起“守护大后方”的责任。女性是“经济战”的战士，也是“人口战”的战士，还是“精神战”的战士。而为了解除出征士兵的后顾之忧，那些守护在家里的妻子也是总体战中的“战士”。
如此想来，“在收到征召令、被迫走向战场的丈夫离开后，独自咬紧牙关守护着孩子和家的妻子”究竟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呢？女性越是努力去做那些“女性气质”要求她们该做的事，不就越意味着她们“以女性该有的方式参与了战争”吗？这样的质疑在战败后的叙事中，彻底推翻了把女性构建成受害者的叙事，即所谓女性“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受尽了各种苦”的常见说法。战败后，日本建构起了一套以8月6日的原子弹爆炸为象征符号的全体国民的“苦难叙事”。而战后的女性也同样在那个刻有“母性”的“受害者叙事”中被免去了战争责任。将女性在“那场战争”中的身份由“受害者”替换成战争“共犯”的正是加纳和她的伙伴在20世纪70年代初建立起的民间大后方史研究会，这可谓是向“常识”挑战的范式转换。
而被我称为“反省史”(reflexive history)的全球女性史“重审历史”的活动则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如此看来，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成就上，加纳的尝试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
在国际上，女性军事化研究第一人辛西娅·恩洛在她的著作《策略》(Maneuvers)(Enloe,2000=2006)中指出，某种特定“女性气质”的建构对战争的推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符合“男性是前线的战士，女性是大后方的天使”这种性别角色分工的“女性气质”，才是推进战争的关键因素。因此，纳粹才会那么喜欢“具有女性气质的女人”，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者也称颂日本的妇道。加纳曾引用一名士兵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他当时在挥舞着旗帜的国防妇人会的欢送下准备出征，这名士兵回忆说，“女人真是可怕，她们看似面带温柔，却是送男人去赴死”。当女人对成为士兵的男人说“你要努力战死沙场”的时候，她们也变成了“加害者”。在战争接近尾声时，面对被派到冲绳作战的未婚夫，那时还是个小姑娘的冈部伊都子听到对方说，“这场战争就是一个错误，我不想死在这种战争中”，那时她完全不能理解，甚至还说出“你必须要去”这种话。冈部称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一个“加害者”，她一生都无法原谅那样的自己（冈部，1997:8——10）。
加纳所主持的民间研究团体“质问女性的现在”发挥了先驱的作用。该团体发行了杂志《大后方史札记》，她们不仅要追究高群逸枝、奥村五百子这样的精英女性的战争责任，还要追究那些普通女性的战争责任。之后，加纳的大后方史研究并没有限定于战争这一特定时期，还将目光放到了战败后的日本。军事实力主导的战争形态在战后转变为了经济战，而在充当工业战士兵的丈夫（把上班族命名为“经济战的战士”，真是起了个好名字）的背后，依然是女性在守护大后方。杂志《大后方史札记》本应随着1985年的论文《女人的战后及其起点》的发表而落下帷幕，因为该文章已经谈到日本宣布投降的“8·15”。但这本杂志之后更名为《大后方史札记 战后篇》，进一步谈论从战败到1975年的历史，涵盖了从GHQ（驻日盟军总司部）占领期、经济高速成长期、全共斗运动以及妇女解放运动。该杂志在出版8期之后停刊。正如加纳在该杂志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我再一次意识到，这本杂志办得实在是太有意义了”。加纳开创了一条前无古人的崭新道路，是既往的权威史学家从未想过的研究。因此她是开创“加害者女性史”的第一人。
3 战败后的性别秩序加纳的新书《战后史与性别》(2005)是战后版的大后方史研究。这本书共460页，虽然篇幅很长，但其中的文章都是曾刊载于各类媒体的随笔，比较易读。这本书的章节构成如下：
第一章 女人们的8月15日——那天的光与影
第二章 从“独立”到经济高速成长
第三章 战前化的战后
第四章 从“大后方的女性”到“前线的女性”
第五章 有关“慰安妇”与教科书的问题
这本书里的“战后”指的是，从1945年8月15日到2005年6月长达60年的时期。这段时期里，围绕“新历史教科书”的选择问题引发了一系列争论。该书编排的章节顺序是按照论述内容的时间顺序，而这种编排多少有些别扭。这是因为无论怎样的历史研究，都只是记忆作用的一部分，因此不仅仅是我们记得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何时、如何想起那段回忆的语境。所以还不如按照每一篇的写作时间以编年体来编排，我想也许这样才更能让读者紧随作者的意图以及问题意识的推进吧。该书中的所有论文都在文章末尾附上了首次刊载的时间，最早的是1984年，最新的是2005年。不仅各篇论文论述对象的时间跨度很大，写作时间的跨度也达到了20年以上。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中，世界迎来了后冷战时期，经历了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段时期里，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现实，作者自身的想法也应该发生了改变。在阅读该书所收录的论文时，我所采用的方法是将那篇论文首次刊载的年份在题目前标记好再读。这样我就能知道作者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写出那篇文章的。比如，倘若去掉了“8·15”这个关键词，我们就无法继续讨论某些问题了。
这本书第一章分析的是战后40年即1984年《大后方史札记》所进行的有关“8·15体验”的问卷调查，调查的对象是581名女性。根据目前我们所了解的记忆与回忆，这份问卷与其说是调查“8·15”的体验，不如说是对“8·15”的回忆，而这份回忆本身就是值得历经数年追踪调查的研究对象。与这篇文章研究主题相同的伊藤康子的论文《战败前后生活意识的变化》（综合女性史研究会，1990），同样把1945年到1986年收集的各类有关“8·15体验”的调查结果看作是战败之时的“事实”。但我认为，应该更加重视的是实施调查的时间点的历史语境。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有越来越多人认为战败是一件“让人松了一口气”“令人开心的”事。而我们并不能将这种现象只归因于抽样对象之间的性格差异。因为“当时的经验”是事后构建出来的，我们思考这种现象时，要考虑战后日本的繁荣以及回答者对现状的肯定，这二者与战败的事后正当化（或者说即便有双重意义的情感叠加，那也是选择性的回忆）是相互联系的。更进一步说，我们也知道，当回答者对现状持肯定态度时，做出这种回答的概率会变高。
第二章中的两篇论文《自己的历史——“女大学生亡国论”》和《啊，丙午！》都十分出色（1962年，晖峻康隆在《妇人公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女大学生亡国论》，但准确来说是《女学生自视甚高》的文章）。这两篇论文都表达出了当时正处于大学时代的加纳对晖峻文章的“恨意”。加纳希望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怒吼着“不，不会亡国”的女学生能够在2000年之后，开始转而质问外界“亡国又有什么错？”。她坚定地继承了否定“像男人一样平等”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精神。
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是后冷战时期女性面临的现实问题。说到动员女性参与战争的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着两种讳莫如深的禁忌——动员女性成为士兵和动员女性成为“慰安妇”。换个说法，二者分别是动员女性成为暴力的加害者和动员女性成为被害者。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两种禁忌突然间被解禁而爆发出来。而关于这一点，恩洛也有所论述，正如她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女性的军事化”的多重含义中的两个侧面，它们很少会发生在同一个女性身上。
我们已经证明了，在海湾战争后的各种战斗行为中，女兵可以成为“与男性一样”的战斗力。那些所谓“女性是和平主义者”“女性是家庭的守护天使”这种本质主义式的神话早已破灭。而在另一方面，自1991年金学顺等原“慰安妇”的证言公之于众，性暴力被害者的沉默禁忌也在逐渐被打破。“慰安妇”的证言直接给了父权制最致命的一击，也直接引发了之后“新历史教科书”的论战。
在我自己也参与过的有关“女性士兵”的论战中，加纳的立场十分明确。她拒绝在国家暴力中推行“男女共同参画”，认为“非武装”才是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加纳这样问道，这场没有结果的论战“是否抹去了……女权主义者对‘平等’和‘自我决定权’的追求呢？……是否能够建立起一套‘非武装’的女性主义理论体系呢？”（加纳，2005:369——370），这也是加纳自己对自己的提问。但至今仍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正是身为“战败国女性主义”的日本女性主义能为国际女性主义做出的贡献吧。回顾过去，今天的我们才得以懂得大后方史的先驱意义。
这本书所收录的随笔都是加纳在战后每一次历史性时刻的发言，也可以说是她所做出的“时局论述”。如此归类总结，我们就会知道一直以来她都在就此时此刻的问题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她为上一辈女性所做的事一样，对时局发表意见的人总免不了受到后一辈对他们的历史审判，包括发表意见的时间。加纳在20世纪80年代时，因倡导所有兼职女性劳动者从职场中“撤退”而引发争论，20世纪90年代又因支持女性天皇而遭到反对天皇制一派的批判。也许有人想要提前对她做出审判，但我认为，对于她的时局论述是否正确，做出历史审判还为时尚早。在加纳的一系列合乎时宜的时局论述中，有一篇2005年7月发表的关于“新历史教科书”的选择问题的演讲，收录在她这本书的最后。作为该演讲记录的收尾，同时也作为这本书的结尾，她写了如下一段话。
我想在这本书里再次强调一下，“男人在前线/女人在大后方”这种……近代所建立起来的性别秩序也是战争国家所创造的。（加纳2005:369——370）
这几行文字正是《战后史与性别》这本书的总基调。在此，我也模仿加纳，再次强调——只有男人的战争是无法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