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贝特曼
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国富论》，这本书被普遍视为自由放任主义圣经，两个世纪后，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弗里德曼经常被认为是经济“主流”的核心人物，但他却是一个激进分子。他毕业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是来自东欧的贫穷犹太移民的第四个孩子。同时代的许多人从20世纪30年代吸取了教训，认为“看不见的手”有其局限性，与他们不同，弗里德曼却成为自由市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时候，资本主义的未来没有任何保障，共产主义在东欧和其他地区生根发芽，西方的国家干预正在兴起。其中包括美国，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D.Roosevelt）的新政创造了各种政府机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向贫困宣战”扩大了福利体系，旨在追求一个“伟大的社会”。弗里德曼挑战了当时的经济方向。
用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保罗·萨缪尔森的话来说，“在推动美国经济自1940年顺利发展至今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方面，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没有谁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1 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资本主义不仅是达到目的——实现更大的经济繁荣——的一种手段，而且本身也是一种目的：保障个人自由。权力的集中是种威胁。国家控制只是用一个由国家经营的单一垄断者取代了多个相互竞争的企业。对弗里德曼来说，无论是国家垄断还是私营部门垄断都无关紧要：无论哪种情况，缺乏竞争都会限制个人寻找替代品的能力。当国家决定我们是否在哪里工作，我们能买什么或不能买什么时，个人自由就受到了威胁。对弗里德曼来说，自由市场不仅是经济自由的必要条件，也是政治自由的基础。
弗里德曼和他家人的经历塑造了他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弗里德曼将他父母的幸存归功于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 2 他们在少年时代孤身来到纽约，像许多其他东欧移民一样，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赤手空拳，一无所有。他们面临着为自己创造新生活的挑战。弗里德曼的母亲找到了一份裁缝的工作，父亲则是一名小商贩。 3 父亲去世后，弗里德曼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来资助自己的学业和帮助家人。 4 虽然年轻时并不容易，但弗里德曼肯定没有把美国提供的自由视为理所当然，他很清楚其他经济体系的现实。正是这种背景，这种非经济精英成员的身份，让弗里德曼对国家干预持怀疑态度，并成为自由市场的拥护者。
虽然弗里德曼的著作构成了芝加哥学派的一个重要支柱，可以与哈佛大学的萨缪尔森的凯恩斯主义相媲美，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的影响力才真正波及严肃的公共政策圈子。二战后的经济进入了黄金时期，政府一直在扩张，公众对低通胀、低失业率和稳定增长逐渐习以为常。然而这之后，西方社会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失业率和通胀同时上升，经济增长放缓，政府赤字飙升。这是一场弗里德曼自己预测的经济危机，他将自由放任与货币约束（保持对货币供应的控制）相结合，似乎为这场危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在罗纳德·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英国首相期间，弗里德曼的影响力推动了经济政策的彻底改革：弗里德曼是里根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一个由12名经济学家组成的志愿者小组。然而，据他自己承认，公众舆论是“由经验而不是理论或哲学”塑造的，而且“只有真实的或可感知的危机才能产生真正的变化”。 5 正如弗里德曼的思想一样，公众对政策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负有责任——这是一种反对政府、支持市场的转变。
接下来，本章将概述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三大主要贡献。第一，是他的方法论思想，因他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芝加哥，1953）而闻名，这使得弗里德曼支持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并抛弃了有关规范的争论（normative debates）。第二，是弗里德曼的货币经济学，从他的货币数量论的复兴到他的实证主义的著作——与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著的《美国货币史》（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63）。第三，是弗里德曼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他对市场优点的关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和《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1980，与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合著）都是畅销书；前者从未停版，而后者还有一套相应的由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出品的十集电视节目。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弗里德曼的货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够新颖。人们记住他，与其说是因为他的原创性思想，倒不如说因为他捕捉到了某个重要时刻：在决策者和公众都在寻找新东西的时候，他却在复兴已经存在的思想。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清晰、一致和全面的方案，这个方案充分利用了关于自由的言辞，迎合了美国公众已经根深蒂固的信念。正如经济历史学家乔尔·莫克里（Joel Mokyr）所指出的那样，从弗朗西斯·培根到卡尔·马克思，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常常在一个既有的泳池中游泳，他们具有一种能力，能够触及同僚或同时代的人无法触及的时代精神，因此而闻名。 6 不管他本人知不知道，借用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的话来说，弗里德曼是一位修辞专家。 7 他的货币政策议程与他工作的其他方面相结合，使他成为有吸引力的“一站式”经济学家：这要归功于他的信条，即经济学可能是“实证的”（它可以超越规范性问题），似乎把弗里德曼所说的一切都放在了科学的基础上；同时也要归功于他的政治经济学，这在冷战时期特别有吸引力。尽管弗里德曼在众多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中徘徊，但是他对所有问题都有一个答案。正是这种思维的广度，而不是他的深度，造就了弗里德曼的成功。
一旦人们开始寻找深度，弗里德曼的研究很快就开始土崩瓦解。在他研究的三个关键领域，都存在着对他的或多或少的批评。问题在于，尽管弗里德曼避开了新古典主义传统，但他没有走得太远。他是一个“一只脚在一个房间，一只脚在另一个房间”的人，从来没有作出过逻辑上的飞跃，或许是因为这样做会破坏他潜在信息的吸引力和简洁性，这一信息就是自由市场总是可以被信任的。弗里德曼用深度换了广度。 8 在最有说服力的地方，他借鉴了奥地利学派和周围其他思想的影响力，包括哈耶克的思想；他踌躇不前的地方，往往是因为过于靠近他声称已放弃的新古典主义潮流。结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弗里德曼从未完全摆脱他暗含的假设：自由市场经济是稳定的，它独立于社会和文化，而且经济学家可以消除自身的偏见。这是他最终失败的祸根，也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学的祸根。
经济方法
在弗里德曼之前，经济学是艺术和科学的混合体。规范经济学处于该学科的前沿。在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不可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什么驱动了人类的幸福，以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结果，经济学充满了争论。这门学科涉及政治、哲学和宗教，毫无争议地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弗里德曼向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规范性考虑服从于实证经济学。对弗里德曼来说，事实优于价值，科学优于艺术。
弗里德曼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中提出，通过遵循某种方法，即理论预测的经验证实，经济学可以达到和自然科学同样程度的客观性。 9 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可以从过去经济学家以伦理和价值为基础进行判断的情况中解脱出来。实证经济学可以不顾及规范而继续前进；严酷的事实是不可能反驳的，这可能有助于解决政策制定者在政策目标上的分歧。弗里德曼希望，他的模式能够给经济学学科带来共识，即让所有经济学家，无论他们的政治立场或信条如何，都能同意的一些方面，这明显使得政策制定变得容易了。
事实证明，弗里德曼的观点很受欢迎。 10 基于此，经济学家越来越认为自己是科学家，他们发现了“真相”，并得出了坚定的答案，而不是无休止地争论那些永远不可能有“正确”或简单答案的问题。 11 对一些人来说，弗里德曼是经济学的救星，他使得经济学更加严谨，解放了经济学，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则是将经济学引入歧路的人。不出所料，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论文被称为“20世纪经济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影响力最大、争议也最大的方法论著作”。 12
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可以以某种方式摆脱主观性，这个观点尤其值得商榷。 13 用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的话说，“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所相信的，都超过了他的证据所暗示的一种适当的现代主义和客观主义”，这导致得出的结论比实际应得的影响更深远，而且往往是把某些事实上仍有争议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的结果。毕竟，经济学家的经历和条件会影响他们选择研究的问题类型、他们采用的方法、他们测量的现象类型以及他们对结果进行解释的方式。根据制度学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的观点：
社会科学中的偏见不能简单地通过“坚持事实”和改进处理统计数据的方法来消除。事实上，数据和数据处理往往比“纯粹的思想”更容易受到偏见的影响。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数据的混乱并不能仅通过观察就将自身组织成系统的知识……如果科学家在试图证明事实的过程中没有把他们的观点表述清楚，就可能会留有偏见。 14
事实上，比阿特丽斯·谢里耶（Beatrice Cherrier）认为，弗里德曼过去的生活经历“创造了一些滤镜，他以此解释了新的证据，因此他认为这些证据支持了他的信念”，在芝加哥学派“保护性的和互相团结的”背景下，周围都是有着相似背景的人，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这意味着弗里德曼“显著地免疫”了包括来自威斯康星的制度主义在内的其他流派的影响。她总结说：“不仅是他基于先验性信念（即经济体系具有稳定性和政府干预会产生有害影响）所形成的理论假设，还有这些假设与现实遭遇的过程——数据的收集、对历史事件的选择、模型的建构和对测试结果的解释——所表现出的不确定性，都足以让弗里德曼的价值受到质疑。” 15
与弗里德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缪达尔的制度主义认为，品味、技术和经济行为是由“制度”（包括思维习惯）塑造的，而这些“制度”引发了社会控制的问题，用约翰·罗杰·康芒斯（John.R.Commons）的话说，制度控制了个体“可以、必须、可能做或不做的事”。 16 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人们也可以认为，弗里德曼方法论上的吸引力证明了一种受社会制约的大男子主义品味，这种品味带来了一种学术偏见，将科学置于艺术之上，认为科学是最“严谨”的研究领域。 17
弗里德曼不仅错误地认为经济学家可以做到完全客观，而且他似乎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许多与新古典主义和自由放任经济学相关的思想家，对经济学的规范性，也就是经济学伦理的思考，要谨慎得多、深入得多。艾夫纳·奥弗尔（Avner Offer）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和新自由主义中的“看不见的手”的现代版本……与启蒙主义和功利主义经济学的伦理精神背道而驰，与亚当·斯密的立场也不一致。 18 正如瓦莱里娅·莫西尼（Valeria Mosini）所指出的，就连数学天才里昂·瓦尔拉斯也在思考事实的同时思考价值：他对市场效率的“证明”附带了一个警告，即经济学家需要思考伦理。 19 对于瓦尔拉斯来说，自由放任主义起了作用，但它是有条件的：它需要在一个恰当的环境中运作，在这个环境中，经济学家无法逃避对规范性的考虑。对于哈耶克来说，经济学需要超越简单的放任主义，以确保一个合适的制度环境，使市场在其中发挥最佳作用。 20 虽然哈耶克并不是同意所有的建议，但他赞扬了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在1949年出版的《自由放任的积极纲领》（A Positive Programme for Laissez Faire）。 21 对于许多有类似想法的经济学家来说，分歧不在于是否将自由放任纳入正确的制度环境（在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共识），而恰恰在于这种制度环境应该包括什么，还建立了鼓励对此问题进行讨论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这类议题与现代的“预先分配”概念和对“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吁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思想甫一流行，这一议题就被排除在自由主义思想之外，规范性讨论被抛在一边，经济学被提升到科学的水平。这最终为左派打开了垄断道德和价值观议题的大门，而在此之前，那些赞同自由放任主义的人也同样熟悉这一过程。
然而，除了他的“实证经济学”之外，弗里德曼方法论思想的其他两个方面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但是相对而言，它们对我们今天有更多的借鉴意义。
首先，弗里德曼认为，决定政策动向和经济结果的是普通民众的经历，而不是学者的著作，正如他在声明中总结的那样，公众舆论是“由经验而不是理论或哲学”塑造的。 22 相比之下，凯恩斯更重视经济学家影响公众舆论的力量，他写道：“那些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实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23 正如弗里德曼所说的，政策和关于选举的决定肯定能够而且确实会违背经济学家的建议，包括2016年英国就其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的公投。而且，当经济政策转向时，它往往是对公众意见的回应，而不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回应。推倒柏林墙的不是经济思维，而是普通人的经历，即他们对现状的失望。1846年，大卫·李嘉图和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的著作不仅终结了英国的谷物法，还引发了自由贸易运动：正是工业革命中反对关税保护的工人和实业家推高了生活成本。持支持观点的经济学家往往不是领导者，他们只有在指责开始时才会站到风口浪尖，乘势而上。 24
其次，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家引导或指导经济的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在这一点上，他又一次从根本上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论。尽管凯恩斯本人并没有把他的代表作《通论》设想成一个方程组，但他的许多追随者肯定是这样想的。因此，经济学家被置于一个由他或她掌控的经济体的主导地位：能够按下按钮，带来一个期望的、可预测的结果。凯恩斯本人曾设想，在某个时代，经济学家的工作将相当枯燥乏味，就像牙医一样。
即使有些经济学家已经背离凯恩斯主义思想，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数学方法的脉络。这包括那些遵循自由放任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即新兴古典经济学派（new classical school）。然而，有趣的是，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是，他们方程的解表明，政府试图干预是不值得的。弗里德曼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尽管不是通过复杂的数学得出的。在他看来，这种经济学的数学方法，如果走极端的话，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它使我们得出了“假想世界的形式化模型，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概括”。 25 对弗里德曼来说，经济学家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对经济的了解非常有限，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导致公众“期待经济学家达到他们无法达到的业绩标准”。 26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鼓励经济学变得更加“科学”，弗里德曼或许不可避免地也导致了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数学化。
货币主义理论
或许弗里德曼货币经济学最简单、最基本的结论是，要想让货币保持其价值，就必须谨慎控制其供应。然而，鉴于货币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弗里德曼不是第一个考虑货币对经济影响的经济学家，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是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恰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使他能够被人记住的那个想法，他也并不是唯一的拥有者。
长期以来，货币对经济的影响一直备受争议，尤其是它是否会产生“实际”（产出）效应和“名义”（物价水平）效应。17世纪的重商主义者意识到，贵金属的过度流入可能会推高价格，尽管他们确实指出，这也可能通过刺激贸易和生产，为经济带来更广泛的好处。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和克努特·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在19世纪开创了现代货币思想的先河，弗里德曼沿袭了前者的传统，而奥地利学派、凯恩斯学派和斯德哥尔摩学派则追随后者的脚步。弗里德曼还受益于他的老师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在20世纪上半叶，西蒙斯曾强调控制货币供应的重要性，以及基于规则的货币政策制定的好处，指出赋予货币当局过多自由裁量权的危险。此外，詹姆斯·安吉尔（James Angell）还建议实行货币持续增长的政策，以帮助稳定经济，弗里德曼后来也提出这一政策。 27
然而，尽管有历史先例，而且也远不是唯一在货币领域工作的经济学家，但人们普遍认为，弗里德曼的工作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对“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学派提出了关键挑战。凯恩斯认为，经济不稳定起源于投资的波动性，是任何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弗里德曼认为，经济不稳定是货币增长不稳定的结果。 28 尽管凯恩斯主义者不再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性，转而转向财政政策（税收和政府支出），但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是极其有力的，具有破坏经济稳定的力量。
因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货币主义”试图将货币带回经济学，并主张其在决定收入、产出和价格方面的主要作用。弗里德曼在他对货币数量论的重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恒等式MV=PY，其中M代表货币供应量，P代表价格水平，V代表流通速度（货币易手的频率），Y代表实际产出水平。假设V是稳定的，而Y是由外生决定的，弗里德曼认为这个恒等式给出了一个经济体中货币供应与价格水平之间清晰而紧密的关系。 29
在复兴货币数量论的同时，弗里德曼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使之成为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之间的均衡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是稳定的，这最终意味着货币供应在决定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他所青睐的实证经济学方法一致，弗里德曼将历史证据作为一种手段，来证明货币不仅在长期内对价格有影响，而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产出和收入。采用美国国家统计局对于经济周期的调查方法（跟随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和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开创性工作的脚步），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收集了有关美国货币和金融史的数据，并在他们的巨著《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达到顶峰。 30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从历史上看，货币一直是美国经济起起落落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创伤性的“大萧条”。 31 换句话说，有必要控制货币供应，这不仅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且也为了稳定经济，消除繁荣和萧条。回归到方程式MV=PY，弗里德曼提出，在短期内，M的变化可能会有力地影响Y（实际产出），而不是P。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Y会回到某个由外部因素决定的水平，让M只对P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对经济的名义面而非实际面产生影响）。古典二分法提出，实体经济对包括货币在内的所有名义事物都是中性的，这从长期来看是成立的，但似乎可能在短期内偏离轨道。弗里德曼的结论很清楚：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防止货币变化成为一种破坏稳定的力量……在我看来，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赋予中央银行一项任务，使货币存量保持正常而稳定的增长，一月又一月……消除货币不确定性将为个人计划和社会行动提供稳定的环境，从而促进健康的经济增长。 32
由于长期来看，产出水平似乎不受货币的影响，弗里德曼认为，严格控制货币供应不会造成任何损失，只会收获稳定的价格和产出。该声明与凯恩斯主义理论形成对比，并且对菲利普斯曲线起到补充作用，菲利普斯曲线提出，高产出率和低失业率可以通过高水平的通货膨胀来实现：在货币领域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永久性的权衡取舍。1968年，他在美国经济协会发表了题为《货币政策的作用》（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的主席演讲，他认为这种权衡取舍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工人们被“愚弄”了，而决策者们试图利用这一权衡取舍，实际上却是在破坏经济稳定，推高通胀。 33
弗里德曼在破坏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同时，还提出了经济具有“自然失业率”的观点。实际上，弗里德曼认为，从长期来看，菲利普斯曲线在这个自然失业率下是垂直的，这意味着它可以与任何通胀水平保持一致：从长远来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不存在任何权衡取舍。
货币在短期和长期效应之间的这种对比表明，政客们可能会倾向于采取一种暂时提振经济的做法，比如在选举前催生不稳定的繁荣，导致之后的萧条。因此，弗里德曼的结论是，稳定经济的最佳方式是密切关注货币供应，确保政客们不会受到诱惑而采取短期措施提振经济。换句话说，政策制定者的行动应该受到限制。这一点，加上弗里德曼关于货币需求关系稳定的经验论断，促使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货币供应持续稳定增长的规则。 34 弗里德曼认为，即使在经济受到不利冲击的情况下，以及人们可能认为有更多理由给决策者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积极的政策应对（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也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政策的制定和在经济体中的传导具有滞后性，这意味着任何提振都来得太晚，经济的不稳定性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35
弗里德曼没有使用需求侧措施（包括货币和财政刺激）来刺激经济，而是建议“供给侧措施”，比如增加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竞争压力，包括应对工会、福利国家、价格操纵和过度监管。弗里德曼认为，正是供给而非需求才是永久性降低“自然失业率”和提高经济实际产出水平的关键，这一论点与当时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相吻合。
货币主义实践
弗里德曼在20世纪70年代有机会影响到政策制定者，人们普遍认为，这十年动摇了“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经济进入衰退，失业率飙升。但与此同时，与菲利普斯曲线相反的是，通胀达到了新的高度。用罗伯特·卢卡斯和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的话来说：
这些事件并非源自对（凯恩斯所憎恶的）紧缩货币和平衡预算等过时的“古典”原则的保守回归。相反，伴随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政府预算赤字和极高的货币扩张率：尽管承认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但根据现代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些政策承诺了快速的实际增长和低失业率。 36
对凯恩斯主义的不满与日俱增。
经济不景气的背景是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的转变，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长期以来，固定汇率制度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应对纸币潜在通胀风险的唯一办法。通过用黄金支持本国货币，然后再相互固定汇率，政策制定者们的印钞能力受到了限制。随着向浮动汇率的转变，这一秘密可能就会泄露。弗里德曼当然不喜欢固定汇率，而固定汇率曾受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始人凯恩斯的青睐，但他也意识到了其中的风险，认识到浮动汇率可能要求政策制定者寻找控制通胀的替代手段。货币紧缩现在被用于控制通胀。与此同时，在整个凯恩斯主义时代，经济的供给侧似乎一直被忽视，需要得到一些关注，弗里德曼认为，这将有助于降低失业率。虽然解决高通胀和高失业率问题的办法肯定可以在凯恩斯主义文献中找到，但它埋藏得很深，因此很难找到。 37 相比之下，弗里德曼提供了一条清晰的前进道路。
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都采用了弗里德曼的一揽子政策，其中包括缩减政府规模，释放自由市场力量。这包括国有工业私有化，减少工会的权力，放松包含金融在内的经济管制。通过采纳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建议——以不变的速度保持货币供应增长的规则——通胀将得到抑制。货币（和财政）紧缩的结果是两国经济都陷入了严重衰退，美国称之为“沃尔克休克（Volcker Shock）”。 38 在英国，公众被告知，“如果没有痛苦，就说明没有效果”。然而，尽管政策制定者作出了最大努力，但经济陷入深度衰退，通货膨胀率仍然居高不下。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控制通货膨胀的尝试最终失败了。事实证明，货币需求曲线并不像弗里德曼所认为的那样稳定，这意味着试图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控制价格是不够的。虽然弗里德曼保持价格稳定的最终目标在当时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无疑是有待考量的。因此，需要采取其他办法。其中包括在欧洲恢复固定汇率，这最终在欧元区达到顶峰。
虽然弗里德曼的货币经济学被证明极具影响力，但也不乏严厉的批评。从经验上讲，产出与货币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存在疑问。虽然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但并不清楚货币是否在起主导作用。 39 实际上，海曼·明斯基认为，货币是由追逐利润的金融机构创造的。为了适应经济增长和回应客户需求，这些机构会扩大“货币供应”，而随着经济下滑，它们会收缩信贷，这种反应使得经济周期陷入恶性循环。换句话说，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贷款太容易，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贷款太困难。对明斯基来说，私营部门的金融机构的自然逐利行为不断地削弱央行限制货币供应增长的能力。银行贷款不是由准备金数量决定的，而是受客户借款意愿和商业银行放贷意愿的影响，即受到需求侧的影响。在明斯基看来，当局很难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规律——私营部门的创新将不可避免地与之相悖，而且是以新的、不可预测的方式，有时会导致最终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干预和救助，最终支持私营部门承担的各种风险。因此，对明斯基来说，“美联储政策的唯一普遍规律是，它不能被任何普遍规律所支配”。 40
弗里德曼不仅受到了“左”派的批评，而且还受到了一批新的自由市场主义者的批评。新兴古典经济学用“理性预期”取代了弗里德曼对通胀的“适应性预期”模型。 41 其结果是，人们预测，货币不仅从长期来看没有“真正”的影响，而且在短期内的影响也比弗里德曼自己所预测的有限得多。与弗里德曼对繁荣与萧条的货币解释相反，新兴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提出了另一种模型：供给侧模型，即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对他们来说，供给侧不仅是长期增长的驱动因素，也是短期走势的驱动因素。不管怎样都没有需求侧发挥作用的地方了。对这些经济学家来说，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批判还不够深入。
虽然弗里德曼的著作经常与凯恩斯对立，但分歧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大。首先，弗里德曼用来批评菲利普斯曲线的方程，即著名的包含通胀预期的方程，实际上是由菲利普斯本人提供的，并且菲利普斯比弗里德曼更担心通胀的影响。 42 菲利普斯也很清楚，他的曲线依赖于给定的通胀预期水平，弗里德曼后来也因此得到了肯定。另外，认为凯恩斯低估了货币的重要性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凯恩斯早期的许多著作都以货币问题为主题，1930年，他写了《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 43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之间真正的分歧体现在其他地方：凯恩斯认为，经济不稳定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固有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货币管理不善的产物。这种自然不稳定的核心是凯恩斯相信奈特式不确定性：我们无法预知未来，这使得投资本身具有投机性。 44 由于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信息可以锚定投资决策，这意味着投资决策将随风而去，经济也将如此。这种极端的不确定性导致凯恩斯比弗里德曼更重视这样一个概念：货币不仅是我们用来进行交易的东西，也是一种价值储存手段，我们对货币有一种“流动性偏好”。 45 凯恩斯认为，我们以价值储存方式利用货币的程度，取决于经济中乐观或悲观情绪的程度。虽然弗里德曼相信市场经济的自我平衡特性，但凯恩斯并不相信。利用他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他认为，在经济低迷时期，流动性偏好会随着人们对货币（作为一种相对安全的资产）需求的增加而加强，这时人们会抛售股票，转而持有现金。这种对货币的额外需求降低了利率的下行压力。考虑到货币需求的增长，即使增加货币供应也无济于事。 46 因此，对于利率在衰退中会自然调整到使经济恢复至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的观点，凯恩斯并不认同。然而，通过排除凯恩斯所考虑的那种关于未来的极端不确定性，以及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弗里德曼对自然的经济不稳定视而不见，而且过于相信市场的自我修正趋势。 47
市场的优势
对于一位在教科书中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来说，弗里德曼对市场的信心初看可能显得幼稚。毕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进行数学形式化研究时，发现了多个严格的假设，这些假设是确保市场产生“有效”结果所必需的，包括完全竞争、无外部性和完全信息。然而，尽管弗里德曼接受了这些严格的条件，但他质疑这些条件在长期内的相关性，以及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被信任去改善市场结果，无论这种结果可能多么不理想。
弗里德曼从完全竞争的假设出发，认为尽管垄断存在，但它们“通常是不稳定的，而且持续时间很短，除非它们向政府求助”。 48 他赞同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承认正是企业盈利的能力促使企业家开发新的、更好的产品来满足我们许多人的需要。在垄断利润最终获得的地方，它作为一个信号，诱使其他公司进入市场，最终破坏垄断权力。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并不能够解决垄断“问题”，恰恰相反，政府往往是垄断滋生的根源，因为是他们颁发许可证和颁布禁止进入的法规。 49 在外部性问题上，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更多地利用市场，而不是更少地利用市场：在不存在财产权的地方创造财产权，例如人们必须为污染付费，作为市场对这种活动的威慑。
在谈到信息不对称时，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不向消费者销售有害或劣质产品符合企业的利益，因为如果这样做消费者就会开始寻找替代产品，最终就会触及企业的底线。用国家生产取代市场生产意味着消费者将没有其他选择，因此将更多地听从单一生产者即国家的命令。最近，马克·彭宁顿（Mark Pennington）遵循经典的自由主义立场认为，在对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手段进行开发时，市场比政府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50 例如，这可能包括汽车保险公司可以在您的汽车中放置的黑匣子，以此来跟踪您的驾驶情况，判断您是否是一名优秀的驾驶员并相应地向您收取保险费，也包括各种对消费进行追踪的工具，以判断我们的健康状况。此外，虽然政府可以尝试对这些比我们更“知情”的企业进行管控，以确保消费者不会被其利用，但是他们却无法做到始终都充分地了解自身而制定出正确的规章制度，而且他们有被私人游说集团蒙骗的风险。
弗里德曼指出，即使国家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可以进行干预，国家提供资金并不一定等于国家实际提供学校和医院。他提议建立一个由政府发行、由纳税人支付的代金券体系，允许父母在市场上为孩子购买教育。弗里德曼认为，把购买力放在父母的手中，可以让他们用脚投票，自然地扩大优质学校的规模，缩小劣等学校的规模，从而提高教育质量。
当涉及公平而不是效率的问题时，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应当进行有限制的干预：慈善机构往往能比政府做得更好，因为它承受着来自捐赠者的压力，要求它将资金直接用于能带来最佳效果的计划，而且，通过在基层开展工作，它比政府更了解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当一些东西作为慈善提供时，人们认为个人应该努力改善自己的命运；然而，当它以福利的形式作为一种权利提供时，个体会表现得非常不同，他们会失去掌控自己生活和在经济意义上进行自我完善的天然动力。正是基于这些理由，罗纳德·里根总统抨击了约翰逊关于广泛的政府福利和“伟大社会”的愿景，称善意创造了相反的结果：用艾茵·兰德（Ayn Rand）的话来说，一个由“吸血鬼”和“乞丐”组成的国家。因此，弗里德曼所推崇的福利体系是一种负所得税体系，它使福利支付依赖于生产活动。 51
总之，弗里德曼对市场的支持并非来自对市场效率特性的新古典数学证明，而是来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这种支持还具有明显的奥地利风味，尤其是哈耶克风味。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市场是否满足了一长串新古典主义教科书假设（完全竞争，完全信息，无外部性等），而在于相较于那些被利润的可能性所驱使的公司，国家是否有动力为了我们的最大利益而工作，以及相较于市场，国家是否拥有更能满足我们需求的信息。
对弗里德曼来说，即使可以假定政府是仁慈的，这也无法解决国家控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家控制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并回避了竞争的力量，这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有害的。人类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品味和欲望。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因此，国家不可能获得为我们所有人提供适合其品味和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所需的信息。相反，在市场上，消费者为王。企业有生产那些迎合我们不同品味的商品和服务的动机。从长远来看，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导致价格更低以及技术更先进的新产品的推出。
有了市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就像魔法一样，我们最终没有陷入混乱，而是有了合理的秩序。我们可以在超市的货架上找到各种各样的食物，我们可以从数百个品牌和风格的服装中进行选择，我们可以欣赏各种类型的音乐、文学和艺术。没有市场，国家将不得不制订一个计划来满足我们的需求。这既要包括对经济生产能力的计算，又要包括对人们消费需求的预测，然后再据此指导生产。不仅“正确”地制订计划是一项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让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行动（在实际行动中坚持计划）也是一项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自利的反应是坐享他人的努力——“搭便车”，毕竟，在平等分享一切的制度下，你仍然会在晚上吃饱。但是，当然，如果每个人都以同样的理由行动，结果就是每个人都饿肚子。因此，只有在人们能够互相监督、建立道德义务和集体精神的小团体中，这种制度才有可能成功。在小团体之外，计划常常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威逼和强迫，因为如果没有强迫，计划就会开始瓦解，人们就有挨饿的危险。哈耶克认为，国家控制，即使没有那样的意图，也会使我们走上“通往奴役之路”。
弗里德曼认为，市场不仅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迄今为止发现的实现经济进步的最佳体系——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目标。它的作用是保障个人自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找不到任何例证来表明，人类社会中曾经存在着一个社会，有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没有使用类似自由市场的东西来组织它的大部分的经济活动。” 52 他十分关切地说：“迟早……一个更大的政府将破坏自由市场带来的繁荣和《独立宣言》中雄辩地宣布的人类自由。” 53
虽然弗里德曼在市场受到攻击时强调了市场的优势，这一点值得赞扬，但有很多理由不那么乐观，包括以下几点。 54
第一，我们有来自经济史的证据。市场发展的历史表明，市场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从历史上看，国家既帮助又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55 此外，国家的问题不只是规模问题。最近的文献强调了“国家容量”（state capacity），即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bility）的重要性。 56
第二，对于竞争总是有益的，并且会确保“最佳”技术获得成功的这一假设，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和保罗·戴维（Paul David）提出了质疑。 57
第三，行为经济学表明，我们并不总是具备充分利用市场所需要的心智能力和纪律。虽然弗里德曼认为，市场处于完美的位置，可以生产满足我们欲望的商品和服务，但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已经证明，市场也能助长我们的恶习，利用我们的短视，操纵和欺骗我们。 58 艾夫纳·奥弗尔认为，我们所拥有的最显著的行为偏差之一就是短视。由于经济繁荣取决于作出牺牲和权衡——用今天的面包换取明天的果酱——这可能是一个主要的绊脚石。奥弗尔认为，20世纪大量的政府干预，从义务教育到公共养老金和基础设施项目，帮助克服了这种短视，提高了经济效益。 59
第四，弗里德曼的自由思想受到了挑战，包括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用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隆的话来说，对于绝对贫困的人来说，他们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和手段被剥夺了。他们既缺乏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称的“积极自由”，即自我实现的权力，也缺乏“消极自由”，即在行动道路上免受到他人干扰的自由。 60 根据奥弗尔的说法，免于死亡和痛苦的自由是我们所有人都认同的唯一一种自由，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实际上表现得相当差。 61
最后，还有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批评，他们对弗里德曼著作中将经济划分为“国家和市场”两个部分的做法提出质疑。 62 正如奥弗尔和玛里林·华陵（Marilyn Waring）所表明的那样，在除了这两部分的另外一个世界里，重要的经济活动正在发生，但由于这些活动传统上不属于男性领域，因此被经济学家所忽视。只有承认这第三个领域的存在并且对其进行思考，我们才能从整体上思考经济。 63
这种女权主义的批评自然与福利保障制度有关。作为一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男性经验基础上的学科，人们一般认为，构成经济模型的“经济主体”拥有工作和独立养活自己的手段。家庭领域被忽视了，“依赖”一词带有一些相当消极的含义。根据奥弗尔的说法，依赖并不是一种失常，而是经济学家不应忽视的生活现实。 64 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经历几个依赖阶段：童年时期、学习时期、怀孕时期、健康状况不佳时期和老年时期。在“传统”社会中，这种依赖是通过家庭来解决的，这对妇女的个人自由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的束缚开始减弱。当妇女在家庭之外寻找机会时，她们赚钱的能力使她们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她们可以自己决定是否结婚、和谁结婚以及什么时候结婚。虽然个人自由是有益的，但在处理依赖性方面仍有空白需要填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历史学家认为，福利国家最初是在性别相对平等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比如英国和荷兰，这种福利制度的早期发展促进了女性对市场的参与。 65 这是国家可以既支持市场活动又促进个人自由的一个例子。 66
结论
在他那个时代，成年于大萧条时期的弗里德曼是一位激进主义者。 67 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捍卫市场不受国家干预浪潮冲击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才华并不在于任何特定形式的独创性，毕竟弗里德曼借鉴了许多其他伟大的经济思想家的观点，而在于他向公众展示的一整套思想体系。然而，通过提供一套看似一致且易于消化的直截了当的政策方案，弗里德曼牺牲深度换取了广度，这使得他的经济思想完全不足以解决我们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贫困、不平等和经济波动。
弗里德曼相信经济学家有能力超越规范性问题，以一种不受个人价值观影响的“科学的”方式呈现经济学，这种想法是傲慢的，甚至是危险的，加剧了经济学学科的“帝国主义”倾向，并忽视了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它还将道德和价值观置于“左”派的控制之下，使自由放任主义的思维与人类的需求和对现实生活的考虑脱节。弗里德曼的货币经济学对经济波动的非货币原因视而不见，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固有的不稳定性。此外，他对市场的辩护过于乐观，而他对国家的批评只是基于最坏情况的假设。
尽管有这些批评，弗里德曼思想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上，他认为经济是极其复杂的，无法以一组数学方程式完全描绘； 68 在货币经济学方面，他强调使用基于历史的数据； 69 最后，他对自由力量的强调，被运用到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女性赋权议程中，被置于与阿马蒂亚·森的工作同样的高度，对自由力量的强调在今天就像在冷战时期一样重要。
2006年，94岁的弗里德曼逝世，直到此时，他的“货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名誉扫地，但弗里德曼花费如此多时间捍卫的资本主义制度，其根基已经牢固得多了。苏维埃体系已经从内部解体，中国正在向国际市场敞开大门。不仅长期经济增长似乎是安全的，而且经济的起起落落似乎已成为过去。弗里德曼的学生之一、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宣布，“预防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大萧条再也不会发生了。弗里德曼去世时一定很快乐。或许对他来说幸运的是，他没有活到2008年经济地震时。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未来的思考将把我们带向何方仍有待确定。然而，正如经济学家对大萧条成因的解释定义了经济思想从凯恩斯到弗里德曼的进化一样，我们对全球金融危机成因的解释，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50年我们前进的方向。与1929年的情况一样，如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要求加大国家干预的呼声正方兴未艾。 70 然而，追随弗里德曼的脚步，人们也可以找出应对的方法：一些人指出，2008年以前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国家当局对金融机构施加的向“次级”地区放贷的压力，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 71 特别是，人们可以设想回归弗里德曼式的强调控制货币的做法，尽管不是通过弗里德曼本人提出的方法。 72
即使历史在未来几年内重演，重现大萧条之后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思想也不会消失太久。当钟摆从市场摆到国家再回到市场，当一场又一场危机接踵而来时，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像迷你裙和胡须一样，弗里德曼的思想将永远在潮流里兜兜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