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谢尔
1899年5月8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出生在维也纳，父母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从小在充满着科学讨论的氛围中成长。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和植物学家，曾在维也纳大学任兼职教授，并向大儿子灌输了对大学教授职业的深深的敬意。哈耶克的母亲是一位著名统计学家的女儿，也是著名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远房表亲。
哈耶克在世纪之交出生于维也纳，这对他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维也纳19世纪末的文化辉煌（fin de siècle）是众所周知的。哈耶克青年时期，维也纳汇聚了世界著名的作曲家马勒（Mahler）、勋伯格（Schonberg），艺术家克里姆特（Klimt）和维也纳分裂主义者，作家茨威格（Zweig）、穆塞尔（Musil）、克劳斯（Kraus）和施尼茨勒（Schnitzler），哲学家布伦塔诺（Brentano）和梅农（Meinong），建筑师卢斯（Loos）、瓦格纳（Wagner），自然科学家马赫（Mach）、玻尔兹曼（Boltzmann）、薛定谔（Schrodinger），心理学家弗洛伊德（Freud），当然还有经济学家。由卡尔·门格尔创立、欧根·冯·博姆-巴维克、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以及后来的约瑟夫·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创办的奥地利学派在20世纪头几十年处于经济学的国际巅峰。
出生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方，必然要经历一系列前所未见的社会灾难，这些灾难即使是最敏锐的头脑也无法预测，更不用说进行预防了。这意味着自己的国家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意味着见证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自11世纪以来统治中欧大片地区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退位。这也意味着要忍受战后维也纳臭名昭著的瘟疫般的环境。对哈耶克后来的职业生涯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一场灾难性的恶性通胀席卷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对德国和前奥匈帝国的打击尤为严重。 1 这是昔日的中欧强国德国作出的通过印越来越多的钱来为战争年代及战后的开支筹措资金的政治决定所引发的恶果。结果，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Bildungsb甃rgertum）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积蓄和前途化为乌有。
近来，欧文·德克（Erwin Dekker）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应该被称为“文明的学生”，他们试图了解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是如何从中欧环境中产生的，而奥地利学派也产生于同样的环境下，要知道，中欧一向以个人主义、宽容、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等自由主义价值观而闻名于世。 2 根据德克的观点，这些学者逐渐认识到，只有以高昂的代价来抑制我们许多最深层的本能冲动，才有可能实现文明，这些冲动包括强迫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和我们保持一致的本能，逃避我们的实践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本能。想要维护维也纳相对自由的文化，就需要帝国中许多不同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成员以文明和相互尊重的方式对待彼此；意味着所有人要信守合同中的承诺，保护他人的身体和财产安全，和平参与公民社会和民主进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派别都向人民发出呼吁，声称只要纵容而不是去抑制这些原始的本能，就有望理性地重建和改善社会。
哈耶克在长达70年的职业生涯中发展出了许多类似的主题，这几十年间世界充满了极权主义。然而，除了争论之外，他还需要面对那些渴望控制和规划社会的人，他们面临着无法克服的认知困难。无论是所谓的道德光辉，还是卓越的道德原则，似乎都证明了这种做法是合理的，但是任何希望控制社会的人都面临着一个知识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更重要的是，他们无从获知正确的做法。这个社会所有的丑陋和美丽，更多是意料之外的结果，而不是对有意的政治设计的实现。
维也纳时期：方法论，货币理论和米塞斯
1918年末，哈耶克从帝国军队退役后，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在大学的前几年，哈耶克对心理学的研究特别感兴趣。1920年，他写了第一篇流传下来的学术论文，是对维也纳著名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心理学理论的延伸和批评。在哈耶克看来，意识是大脑神经元网络之间关系的一种涌现特性（emergent property）。哈耶克的老师鼓励他进一步发展他的理论，但他把这个项目放在一边，专注于其他课程，近三十年都没有再进行此项研究。 3
哈耶克之所以选择经济学而不是心理学，是因为它有着优越的就业前景，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尽管对于这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说有些陈腐。 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向哈耶克介绍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人是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奥斯马尔·斯潘（Othmar Spann），斯潘既不是该学派的成员，也不是哈耶克的灵感来源。斯潘将门格尔《大众经济学原理》的第一版送给了哈耶克，这是奥地利学派的创始宪章。 5 然而，斯潘自己的“直觉普遍主义（intuitive universalism）”认为社会科学的推理源自对整体社会实体（如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总和）直觉上的认识，这一认识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深恶痛绝的，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否认整体分析法对于经济学的方法论价值。 6
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的。门格尔和他的追随者认为，任何对社会现象的充分解释都必须从个体的行为开始。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简称GDP），只是将经济体中生产的所有东西简单相加，没有区分苹果和橘子，或是区分螺丝刀和电脑，用类似这样的综合概念来分析社会现象，实际上忽视了经济现象中的许多有趣之处。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也是理论性的。事实上，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早就采纳了现在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即感官体验是依赖于理论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理论来辨别个体之间感知对象的差异，没有标准来进行区分，比如说，一只狗的视觉体验和一只猫的视觉体验，那么你所看到的仅仅只会是一些未分化的视觉刺激。 7 最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是完全主观主义的。鉴于任何个人的行为都是其主观观点的结果，社会分析必须尽可能地从这些主观观点的已知部分出发。正是以上这种独特的方法论融合，使奥地利学派有别于其他经济思想学派。 8
在完成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后，哈耶克需要一份工作。他向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寻求建议，他后来与维塞尔一起完成了他的第二个博士学位。 9 维塞尔写了一封介绍信，让哈耶克去拜访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当时米塞斯正在管理一个临时的“清偿局”，该机构的目的是解决与战争有关的国际债务问题。由于他的宗教（犹太教）、他的政治立场（极端自由主义）和他的性格（难于相处）的原因，米塞斯从未被授予他应有的维也纳大学教授职位。哈耶克到来时米塞斯傲慢的回应已经成为一个传说。维塞尔在信中称哈耶克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如果是这样，”米塞斯问道，“为什么我没有在我的课上看到你？”实际上，哈耶克参加了米塞斯的几次演讲，但米塞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狂热迷恋使他感到厌烦。当时，哈耶克在政治上倾向于维塞尔所欣赏的温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费边式的社会主义。然而，事实证明，这对哈耶克和米塞斯间的工作关系并没有产生什么障碍，哈耶克当场受聘。 10
米塞斯很快打消了哈耶克年轻时对社会主义的依恋。先是在1920年发表的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后来是在《社会主义》（Socialism，1922）一书中，米塞斯指出，一个孤立于市场活动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组织的管理者，永远不可能具备使商品供给与需求保持一致所必需的知识。在一个所有私人财产都被国家没收的社会中，将没有市场，因此也没有价格。 11 没有价格，社会主义管理者就无法计算他们经营的损益。那么，他们将如何使供给与需求保持一致？ 12 哈耶克后来写到米塞斯的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它逐渐但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年轻理想主义者的观点，他们在二战后重返大学学习。我对此深有体会，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13
哈耶克一直在清偿局工作，直到1923年初，他前往美国进行研究之旅。在那里，他对经济波动和刚成立不久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进行了统计研究。1927年回到维也纳后，他和米塞斯创建了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哈耶克担任该研究所的首任所长。 14
1929年他的第一本书出版，深入研究了经济周期理论（不幸的是与此同时，华尔街崩盘和大萧条开始）。在《货币理论和贸易周期》（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中，哈耶克考虑了经济周期理论的方法论。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哈耶克在他前期的著作中曾提到过，并且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反复提及：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工具，均衡理论（“供求理论”），从根本上不适合解释经济失调，即衰退（以及与之相反的经济过热时的“通货膨胀期”）。均衡理论假定个人拥有完整的知识，假定所有的技术变化都是已知的，假定所有的经济规模（如储蓄和投资）都处于完美的平衡状态，从而排除了作为经济周期特征的波动的可能性。经济学家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修改均衡理论，使之成为更好的经济周期分析工具，要么重新建构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理论。 15 哈耶克在1929年采用了第一种方法，他认为如果辅以各种关于货币使用和银行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的假设，标准的均衡框架可以解释经济波动。但是他最终认为需要采取更激烈的方法。
伦敦岁月：朋友和友好的对手
哈耶克的研究很快引起了伦敦经济学院（LSE）年轻院长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注意。与许多英国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素以对外国经济思想流派的无知而闻名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不同，罗宾斯曾多次访问维也纳，并且对奥地利学派的独特做法表示赞同。1931年初，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了一系列讲座，这些讲座的内容于当年晚些时候发表在哈耶克的经济周期杰作《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中。 16
哈耶克到达伦敦时，世界正处于大萧条的痛苦之中，人们迫切需要知道关于世界经济在过去两年中为何崩溃、如何崩溃以及对此能做些什么（如果可以话）的答案。哈耶克扩展了最初在《货币理论和贸易周期》中提出的分析。在这本早期的书中，他并不认同米塞斯的结论，即只有故意操纵货币供应才能引发工业波动。相反，哈耶克认为，无论银行家的决定如何，经济活动的波动都是拥有弹性货币的经济体的一个永久性特征，也就是说，货币供应的变动可以独立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决定。 17 哈耶克同意米塞斯的观点，认为深思熟虑的货币政策可以使周期运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现实世界中大多数周期发作的原因；然而，哈耶克指出，无论银行家的动机如何，在现实中保持经济平衡归根结底是一个认知问题：银行家不知道如何确保他们的贷款活动相对于实体经济活动是中性的。 18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完全消除银行信贷，但这将意味着放弃其可观的好处，包括经济增长更快的可能性。 19 因此，哈耶克得出结论，大萧条的问题没有简单可行的解决办法。只有时间才能纠正货币供应的弹性所造成的扭曲。
尽管政策的意义并不明朗，但哈耶克的讲座还是受到了热烈欢迎，罗宾斯立即向哈耶克提供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个职位。 20 在很短的时间内，英国经济界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哈耶克主义者。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罗宾斯在哈耶克的著作中看到了一种潜在的制衡剑桥，尤其是制衡凯恩斯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力量。罗宾斯很快给哈耶克布置了一个正式的任务：攻击凯恩斯和剑桥。尽管哈耶克和凯恩斯一样享有盛名，但他随后发表的辩论相当简短，最终也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21
和许多来自一战战败国家的人一样，哈耶克崇拜凯恩斯。凯恩斯作为1919年凡尔赛和平会议的英国经济代表，第一次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凯恩斯因为战败国赔款的问题与英国代表团决裂，离开了会议。凯恩斯在1919年出版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指出，战胜国同意的巨额赔款将给战败国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和道德后果。这一立场使凯恩斯成为德语世界的英雄，甚至在反对他后来经济理论及其政策含义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也是如此。 22
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段一直在写作他本希望成为自己的代表作的作品。《货币论》（The Treatise on Money）发表于1930年，它将经济波动归因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异。 23 哈耶克对这本书的反对主要是方法论上的，他认为凯恩斯未能将分析建立在一个详尽的资本理论基础之上，哈耶克认为，要对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讨论，理论基础是必要的。此外，凯恩斯的论点依据的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异对（综合的）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而不是对不同类别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的影响，哈耶克认为这种方法与周期无关，因而拒绝接受。针对哈耶克的批评，凯恩斯认为，尽管在充分的资本理论基础上分析经济波动可能是件好事，但这可能是不必要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凯恩斯看来，当时还没有适用于他目的的资本理论。哈耶克反过来辩称，凯恩斯误解了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意义，如果在其中加入凯恩斯的理论框架，就形成一个与哈耶克理论类似的经济周期理论。从那时起，辩论逐渐深入到资本理论的细节，以及哈耶克方法的充分性问题。此后不久，随着两位主角对于彼此的耐心耗尽，辩论逐渐平息。
从哈耶克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他赢得了战役，但输掉了整场战争，至少是输掉了公众舆论的战争。20世纪30年代初，大多数读者接受了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评（还有许多其他人的，《货币论》在当时的期刊上遭到了广泛的评论）。然而，凯恩斯本人表达了他自己对这本书的不满意，所以它受到别人尖刻的批评也并不太令人震惊。几年后，凯恩斯真正的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问世。很遗憾，由于一些从未得到满意解释的原因，哈耶克选择不去评论这本新书。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对此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最终他与世人达成了共识，即他应该像对《货币论》那样，对《通论》进行批判性分析。他在1963年不无遗憾地说：“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感觉……那就是我逃避了本应尽到的责任。” 24
1935年，哈耶克编辑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论文，其中许多从未以英文发表过。哈耶克为他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历史回顾，并批评了当时刚刚出现的几个解决米塞斯提出的核算问题的建议。 25 米塞斯假设了一个完全集体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完全孤立于所有的市场机制，最重要的是，孤立于所有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哈耶克指出，即使这一假设被放宽，比如说，一个本来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允许存在竞争，有意识的政治控制作为一种市场出清机制要胜过价格体系也仍然是极不可能的。 26 的确，哈耶克认为，任何试图通过管理经济来反映价格均衡效应的尝试，都无法达到不受管制的市场所能达到的效果。 27 同样，这也是一个认知问题：在市场实际上不存在的情况下，决策者不知道市场会做什么。
哈耶克在他最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中采取了一种反对中央计划经济的不同策略。 2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一直在谈论所谓计划经济的好处。哈耶克认为，那些渴望实行中央计划的人，包括他的许多英国朋友，如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纳粹主义一样）只不过是当时感染了纳粹德国的一种疾病，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社会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中央管理的经济计划体系。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谁将从这样的计划中受益（反之，谁将蒙受损失）。社会主义者是要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计划经济；而纳粹是将从非雅利安人那里剥夺的东西给予雅利安人。除此之外，哈耶克认为，区分这两个政治计划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意义。 29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的论点经常被认为是滑坡谬误（slippery-slope fallacy）的一个例子：即使是最轻微的中央计划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极权主义。他的观点比这种夸张的说法所暗示的更为复杂。在中央计划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从（想必是民主地）同意采用计划，到审议采用哪一种计划，再到执行所选择的计划，都会遇到阻力。 30 有的人反对一切中央计划；有的人想要计划经济，但又拒绝已选定的方案；有的人喜欢已选定的计划方案，但不喜欢实施和执行计划所需要的东西。关键问题是：规划当局将如何应对这种反对意见？
如果计划要实施的话（放弃中央计划、回归市场总是有可能的），国家规划者将不得不找到一些克服这种政治阻力的方法，这些方法或许是令人不快的。因此，哈耶克的论点并不是说只要向社会主义迈出一步就必然导致极权主义——通往奴役之路有许多岔路和迂回——相反，哈耶克的观点是，在面对不可避免的阻力时，对中央计划的不懈追求，将需要侵犯政治自由和各种执行机制，而这些也正是那些同样出于好意的、想要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者所憎恶的。换句话说，若想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社会正义、经济平等等），实行中央计划是一种无效的手段。
《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使哈耶克在英语世界声名大噪，尤其是在《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刊登了其浓缩版之后。他参加了美国巡回演讲。广受欢迎的《看电影杂志》（Look）刊登了这本书的卡通版。甚至温斯顿·丘吉尔在1945年5月第一次战后选举前夕的一次演讲中也提到了这本书的论点（他领导的保守党以压倒性劣势输给了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领导的工党）。这本书受到了广泛的评论，受到了极度的赞扬和激烈的谴责，但鲜有中立的评价。 31
尽管这本书的声名如此之大（或者部分原因于此），在1950年哈耶克离开英国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受雇于著名的经济系，而是受雇于独立的社会思想委员会），人们通常认为，无论哈耶克在过程中赢得了哪些战役的胜利，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在与凯恩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两场战争中最终都被彻底击败了。凯恩斯的追随者在整个经济学领域占据了优势地位，而英国的“福利国家”基本到位，也并没有产生极权主义。因此，哈耶克进入了一段漫长的荒芜时期，在此期间，他继续写作和出版，尽管读者人数远远少于他广受认可的《通往奴役之路》。
芝加哥和弗莱堡时期：哈耶克的核心出现了
哈耶克职业生涯的一个讽刺之处在于，他只有在步入荒芜时才真正成为一名社会理论家。在他职业生涯的剩余时间里，哈耶克发展了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它综合了诸多学科的要素：不仅包含经济学方法论，还有心理学、生物学、哲学、历史和法律。这一转变的基础是他在1936年至1948年间发表的一系列开创性论文。
在这些论文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与知识》（Economics and Knowl-edge）中，哈耶克进一步发展了他先前表达的对均衡理论在解决某些经济学问题时重要性的怀疑。 32 他指出，均衡的概念在单一经济参与者的背景下具有明确的意义：说某个人“处于均衡”是说他们拥有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行动计划，他们可以不矛盾地行动，如果要求同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这个计划就会发挥作用。但是，哈耶克问道，世上没有人能知道所有的事情，并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社会或整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说行动可以在社会层面毫无矛盾地进行，这又意味着什么？
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每个人都处于上述意义上的个人均衡：即使我们每个人的计划都是内部一致的，但它们可能相互之间并不一致。比如，我打算以1000英镑的价格购买你的汽车，这可能就会使你打乱自己的计划。如果你的计划是以不低于1500英镑的价格出售你的汽车，那么我们双方就不能成功实施我们各自的计划。我们就无法达到经济均衡。如果我们要协调我们的行动，我们中的一方或双方就必须修改计划。每个人的计划既在内部保持一致又与其他人的计划保持相互一致也是不够的：计划可能是内部及相互一致的，但有关计划中没有考虑到的因素会与之相矛盾。例如，我们可能会达成共识，决定我以1250英镑的价格购买你的汽车；但是，如果你的汽车在我们完成交易之前被盗并在黑市上被拆成零件出售，那么，我们双方一样不能成功地实施我们的计划，我们将失去均衡。因此，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得出结论，均衡描述了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中，每个人的计划与计划执行相关的事实是内部一致的、相互一致的和正确的。当且仅当这些条件得到满足时，社会中的每个人才能有效地实施各自的计划。
如果要实现一种均衡状态，这意味着，我们都可以采取行动，既不相互碰撞，也不会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感到失望。很明显，没有人（甚至主流经济学家）会轻信这样的状态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存在。相反，经济学理论通常假定，在正常情况下，存在一种趋向均衡的趋势，而在现实世界中，情况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均衡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哈耶克则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趋向均衡的假设通常是适用于现实世界的。 33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条件，就会经常看到，例如，相隔一个街区的两家加油站以迥然不同的价格出售同一加仑汽油。然而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情况很少（如果有的话）被观察到，这就是经济有走向均衡趋势的证据。
如果这就是均衡的含义，那么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就涉及各种各样可能帮助或阻碍不同个体的信念在人与人之间得到更好协调的机制。这就是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中提出的问题，这篇文章经常被引用，是20世纪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论文之一。 34 在市场竞争中，每个人都计划自己的经济活动，并且必须使自己的计划与他人的相适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由中央计划和指挥的。哈耶克问道，哪种经济规划体系最能鼓励（或最不阻碍）经济走向均衡的趋势呢？ 35
如果社会上所有的知识都是科学性的，能够以一般规律或法则的形式表达出来，那么社会主义相对于竞争的优越性就不存在问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社会上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被收集起来，交给中央计划部门来处置。然而，哈耶克指出，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知识是永远无法收集并传达给政府的规划者的，即我们每个人拥有的关于我们自己的独特经济状况的知识，或者是哈耶克称之为“关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知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分散管理的经济计划相对于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优势。 36
哈耶克所举的关于锡的例子是20世纪经济学中最著名的片段之一，它描述了自由调整价格在协调个人之间的计划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假设在世界某个地方出现了使用某种原材料的新机会，例如锡，或者锡的某处供应来源枯竭了。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这两种原因中的哪一种造成了锡的紧缺并不重要——而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锡的使用者所需要知道的是，他们一直使用的锡中的一部分，现在在其他地方更有利可图，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对于绝大多数使用者来说，甚至不需要知道对锡最迫切的需求出现在哪里，也不需要为了满足其他需要而节约供给。只要其中有部分人直接了解到这种新需求，并将资源转而用到这种新需求上，只有了解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寻求其他来源来填补这个缺口，则其影响将迅速蔓延到整个经济系统，这不仅会影响锡的使用，也会影响锡的替代品的使用、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使用，影响所有锡制品的供应、其替代品以及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供应等等。有助于提供替代品的绝大多数人，都对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一无所知。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市场，并不是因为其中的任一成员都能对市场有整体的了解，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的有限视野合在一起足以覆盖整个市场，所以通过许多中介，相关信息就能传达给所有成员。任何商品都只有一个价格，这一事实……带来了解决方案（这只是概念上的可能），可能是由一个拥有所有信息的头脑得出的，而这些信息实际上分散在参与这个过程的所有人当中。 37
价格体系完成了原本只能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独裁者管理的东西。价格以简明的形式告诉我们每个人，我们需要使我们的计划适应他人的计划和不断变化的环境。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价格越是受到控制和操纵，就越不能很好地发挥这一功能。与此相关的是，价格对规划当局的价值有限，因为规划当局不具备关于使价格生效的时空条件的必要知识。而竞争则允许这些知识在有需要的地方和时刻被使用。相对于竞争来说，为适应不断变化的价格而对中央计划进行调整的速度总是太慢。
在《竞争的含义》（The Meaning of Competition）中，哈耶克考虑了如何评价一个经济体系的绩效的问题。他认为，根据完全竞争理论所设定的标准来评估现实世界的市场是错误的。现实世界中的市场从未达到完美的标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失灵”。《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中回答的相关问题不是市场是否完美，而是我们在有或者没有由市场决定的价格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38 哈耶克后来扩展了这一论点，表明市场竞争与科学非常相似，是一个发现过程，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机制，没有它就无法获得知识。 39 因此，中央计划者所面临的任务不仅是获取相关数据的困难，而且是没有市场就不可能获得知识。
哈耶克在这一系列论文中构思了一种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从根本上讲不是关于商品和服务本身，而是通过认知过程来获得和传播关于商品和服务的知识。哈耶克很快就意识到，这种主要关注知识协调的社会科学的创新观点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社会的范畴。
秩序（均衡）在任何领域，无论是社会领域还是自然领域，都是各要素协调一致的结果。秩序可以是建构的（如有意设计、执行和强制的），也可以是自发的（如无意的，产生于不以秩序的形成为目的的活动之中）。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军事组织中所观察到的秩序是一种建构的社会秩序的例子，而自由市场的秩序则是自发的社会秩序的例子。在后一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像军事将领设计军队那样，专门设计市场；相反，市场是在每个人对各自计划中所包含的目标的共同追求中无意地出现的。哈耶克认为，由于个人对自身行动计划的追求而出现了秩序井然的市场，亚当·斯密在撰写将自身利益导向公共利益的“看不见的手”时正是想到了这一点。
哈耶克对自己因《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所受到的关注感到有些不安，因为这本书更具规范性、更“政治化”，而不是他一直想以之建立声誉的那种严肃的科学著作。20世纪40年代末，哈耶克决心重新投身于严谨的科学研究，他回到了自己最初的兴趣之一——心理学，翻出了他1920年学生时代写的关于意识的旧论文。他的精神现象理论的实质并没有改变，但在学术界待了三十年之后，他已经具备了更好的表达能力。他由此撰写了《感官秩序》（The Sensory Order，1952），这是哈耶克经典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因为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哈耶克首次明确认识到，在社会科学之外的语境中，自发秩序无处不在。哈耶克的认知心理学是当代“联结主义”认知理论的先驱，该理论认为，精神现象产生于神经元放电网络之间的联系。在哈耶克的语言中，感觉（或心理）秩序是自发的，是神经元活动的一种未经设计和意外的结果。 40
从哈耶克认识到自发秩序的存在开始，他就发现它们在社会和自然中无处不在。其他自发的社会秩序的例子还包括自然语言，其规则不是预先规定的，而是从实际使用中产生的。还有货币制度，它也不是预先设计的，而是从原始的物物交换实践中无意识地发展而来的。 41
哈耶克在1950年至1975年的25年里发展了研究社会现象的这种新路径，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42 他摒弃了奥地利学派认为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旧观念，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最终是相同的。然而，他对我们预测和解释不同程度的有序现象的能力作出了重要区分。秩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简单的，它们是从相对较少的已知（或可知）元素的活动中产生的；另一种是复杂的，它们之间的元素和关系如此之多，以至于超出了人类知识的极限。 43 社会学科是复杂现象的科学：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只能对那些控制着元素活动的原理进行解释，并对复杂事件中发现的模式进行预测。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解释或精确预测复杂现象科学中的事件。 44
哈耶克将简单和复杂现象之间的光谱与现象的易认知性（cognitive tractability）或“合理性”联系起来。 45 简单的秩序在建构主义意义上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我们拥有完全重构它们所必需的知识。更复杂的秩序在另一个意义上是具合理性的，即后来被哈耶克主义者称为“生态的”意义上：只要我们拥有所有与因果相关的知识（事实上我们并不拥有），这样的秩序就可以完全重建。 46 哈耶克将不同复杂程度的秩序的易认知性的差异与可能对有序现象采取的态度分歧联系起来。建构论理性主义者把所有的秩序，不论其复杂性如何，都视为简单、易认知的。另一方面，生态理性主义者认识到秩序的复杂性超过我们的认知能力的可能性。
建构论理性主义者往往支持中央计划或干涉主义经济政策。然而，生态理性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这些政策所涉及的认知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能力。哈耶克认为，大多数社会现象都是建构主义与生态主义理性相结合的结果。很少有社会秩序是完全计划的或完全自发的，但他认为，经济学家们大多忽略了自发有序社会现象的可能性。哈耶克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亚当·斯密深厚的生态理性主义基础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接受了建构主义。
在被主流经济学界忽视了几十年后，哈耶克在1974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感到震惊和高兴。对哈耶克来说，这个奖项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当时世界正遭受凯恩斯主义所带来的严重通胀，而他和他的奥地利学派同僚早就作出过警告。哈耶克的诺贝尔演讲（被指责为“知识的僭妄”）严厉批评了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的偏向。他还总结了他对经济科学的看法，这门科学从根本上来说关注的是复杂现象，而这些现象已经被凯恩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傲慢的建构论理性主义所扭曲：
人类在改善社会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那么他就必须明白，在这个方面，就像以性质复杂的有机体为主的任何领域一样……他不可能获得主宰事务进程的全部知识。因此，他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模铸产品，而是必须像园丁看护花草那样，利用他所掌握的知识，通过提供适宜的环境，养护花草生长的过程。……社会研究者认识到自己的知识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便应懂得谦虚为怀的道理，不至于再去充当那些极力想控制社会的狂妄之徒的帮凶；这种做法不但会使他成为自己同胞的暴君，并且可以使他成为一种文明的毁灭者——他不是出自哪个头脑的设计，而是通过千千万万个人的自由努力成长起来的。 47
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后再次声名大噪。到他1992年3月去世时，他在与凯恩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辩论中均败北的说法，已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为了解释这些事件，许多人求助于哈耶克和米塞斯在20世纪初提出的论点。 48 尽管把他们的最终政策与哈耶克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上台时都曾为自己的竞选活动大肆宣扬哈耶克式的论点。凯恩斯主义在大多数经济学部门中已被取代。虽然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被描述为哈耶克学派或奥地利学派，但到1992年时，哈耶克又像20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那样，成为当时在世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哈耶克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
哈耶克在他职业生涯的开端，是“一名非常纯粹和狭隘的经济理论家”。 49 几十年来，他的思想发生了演变，以至于他后来的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事实上，哈耶克的经济学充斥着其他学科的观点，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在他职业生涯的某个时刻，哈耶克把经济学抛在了身后。关于哈耶克的二手文献中充斥着这样或那样的论点，都声称是对哈耶克思想理解上的根本性突破。 50
哈耶克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有所改变，但经济学也变了。特别是，这门学科变得更加形式化、理想化和数学化，从哈耶克的观点来看，所有的变化都变得更糟，这进一步证明了建构主义倾向，即把当代经济（或任何其他从根本上来说是复杂的秩序）视为简单的现象。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别是战后扰乱经济学的变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哈耶克是否离开了经济学，如果是的话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而应该是经济学是什么时候离开哈耶克的。
和本书中提到的几位经济学家一样，哈耶克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经济思想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事实上，他最著名的言论之一表达了一种超越经济学的意愿，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思想家的实践前提：“只是物理学家的物理学家仍然可以成为一流的物理学者和社会中最有价值的成员。但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的人，不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我甚至忍不住要补充一点：如果经济学家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即使算不上是危险人物，也很可能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51 哈耶克践行了这种想法。他对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领域（方法论、经济思想史）作出了贡献，对与经济学有一定相关的领域（思想史、科学哲学、法学、政治学）作出了贡献，对与经济学看似不太相关的领域（认知科学、精神哲学、认识论）也作出了贡献。当然，拥有不同的兴趣，甚至跨学科的出版物，都不足以使经济学家成为伟大的经济思想家。而哈耶克是一个真正的博学之人，因为他把各种各样的兴趣都带入了他的经济学研究。
对哈耶克的研究最恰当的理解是，它阐述了经济学（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工具，对于应用到它们的许多任务，尤其是政治任务来说，都是不恰当的。如果说哈耶克给我们上了一堂课，那就是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提供的知识不足以实现政策制定者的许多抱负。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不管你的政治观点如何，这是一种预防愚蠢的政治傲慢的方法。哈耶克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虔诚也不应该妨碍人们对他的社会理论的欣赏。是的，哈耶克认为古典自由主义不像其他政治哲学那么傲慢自大，但哈耶克的教训在整个政治领域都是有意义的。没有任何一个派别可以伪装垄断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