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第七章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维多利亚·贝特曼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处的时代造就了他，那个时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以及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导致的全球化的后退。凯恩斯不相信宿命，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象着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有能力和道德义务去积极地设计未来。

凯恩斯并不害怕挑战现状，无论是在经济学内部，还是在他的学科之外的生活中，尤其是在艺术与哲学上。据曾在1919年巴黎和平会议上与凯恩斯共事的美国财政部官员拉塞尔·莱芬韦尔（Russell Leffin-gwell）说，凯恩斯“总是倔强而调皮……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质疑上帝的存在和十诫，震惊了他崇拜的长辈们”！ 1 他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以下简称《通论》）一书中明确指出，他的主要成就是让经济学家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经济可能陷入需求不足的局面，这最终可能威胁到民主的结构和自由社会的自由。凯恩斯没有将失业归咎于工人本身，而是将责任转移到市场体系上，最终鼓励政府与工人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世界大战期间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凯恩斯还帮助促进了一种新的国民核算体系的诞生，为政府提供了适当监控和管理经济所需的衡量工具。到1946年凯恩斯去世时，全球化又回到了一个新的轨道上。他用一套全新的国际机构武装全球经济，这些机构不仅支持货币稳定和降低贸易壁垒等经济目标，而且还支持国际人权议程和非殖民化。

凯恩斯常被描述为反资本主义者，但他是资本主义的终极保护者，经常被认为从资本家手中拯救了资本主义。根据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的观点，《通论》有潜力成为“法西斯运动的经济圣经”。 2 然而，如果不是因为他能够在广大公众中产生希望，发挥经济学家将市场和国家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能力，兼顾了两者，那么法西斯主义很可能会比20世纪中叶走得更远。凯恩斯提出了第三种方法。结果，无论是自由市场经济主流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不太喜欢他。

费边学派的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写道，“凯恩斯对经济问题并不认真；他只在业余时间（与经济学）下棋。他唯一崇拜的只有美学。” 3 也许唯一能让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市场论者团结起来的，就是他们都没有重视凯恩斯。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的。当时的主流经济学被凯恩斯归为古典学派（Classical School），他不过是一个叛逆的伪知识分子。芝加哥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认为凯恩斯是一个“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是“站在普通人一边”的，“把城堡的钥匙从窗户扔给敲打大门的腓力斯丁人”的人。 4 通过支持增加政府支出和央行创造额外货币，凯恩斯激怒了主流经济学界，他看起来似乎是在迎合民粹主义情绪。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作品却很难读懂，可以说是浮夸的，当然也很深奥，这可能为他在学术界赢得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追随者。 5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写道，《通论》席卷了整个行业，就像“一种疾病的出人意料的毒性，首先袭击并摧毁了南大洋岛民的一个孤立部落”。 6

虽然凯恩斯没有打动所有人，但他为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资本主义面临着来自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双重压力，两者都涉及国家的高压手段。凯恩斯提出的是另一种选择：一种经过改革的资本主义，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和繁荣，而不需要那些与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相伴生的“战俘集中营、处决和残忍的审讯”，尽管其中社会主义者的本意是好的。 7 一位来自20世纪30年代剑桥大学的学生指出，“凯恩斯的改良式资本主义拥有费边那一代人在社会主义中所追求的一切，甚至更多：它在道德上来讲是平等主义的，它是充分就业的，是慷慨而令人愉悦的”。 8

到了1965年，凯恩斯已经巧妙地适应了充斥着学术理论和政策制定的生活，他登上了《时代周刊》（Time）的封面，该杂志认为凯恩斯“对世界自由经济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当时，他将国家和市场融为一体的独特风格赢得了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经济学家的一致认可。据称，正是这一点促使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71年宣布：“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回顾凯恩斯的一生和所处时代，关注伴随着战争和经济萧条的全球化经历对他的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将继续概述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如何挑战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我们将看到，凯恩斯著作的核心思想是相信未来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这种不可预测性使得投资，以及与之相伴的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然而，凯恩斯并不是唯一一个相信不可知未来的人。这是他与奥地利学派的共同感受，尽管如此，就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而言，奥地利学派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凯恩斯认为政府在激发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和巩固投资以稳定经济等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奥地利经济学家却不这么认为。因此，凯恩斯面临的巨大挑战，并不是以标准的自由市场思维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奥地利学派的形式出现，因为在许多方面，标准的自由市场思维只是假定凯恩斯提出的问题不存在。

凯恩斯最容易受到挑战的地方，不在于他对市场的批评——我们会看到，这种批评可以对抗最狂热的自由市场思想家——而在于他对政策制定者和国家的信心。既然我们不能预测未来，我们怎么能指望政府预测未来呢？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除了短期或相对有限的干预，其他任何措施都有可能将经济引向错误的方向。

全球化、战争、经济衰退和复兴

凯恩斯出生在一个市场繁荣的时代：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英国工业革命使英国从一潭死水变成了世界领先的经济体。 9 到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不仅“统治了海洋”，英国的金融家们还促进了遍布全球的国际交通网络的建设，使从玉米到服装的所有东西都能跨越数千英里。新蒸汽和铁技术起源于工业革命，带来了铁路和蒸汽航运，使运输成本大幅降低。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世界变得更小，更加扁平。不仅商品市场经历了快速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也经历了快速一体化。1820年后的一个世纪，大约有3000万人从欧洲移民到美国，而英国的资本输出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并为国际市场开辟了大片土地。 10 一位经济史学家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此之前或之后，从未有一个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投资。 11 到1914年，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各国很快就会用无与伦比的军事行动取代友好的贸易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原本的和睦，也给凯恩斯自己的学术生涯带来了混乱，并使他产生了持久不变的政治观点。

布卢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以其波西米亚和自由主义价值观而闻名，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和平主义者朋友们不同，凯恩斯加入了这场战争，迈出了进入决策圈的第一步。他离开了剑桥的学术生活，加入了财政部，在那里他就如何最好地资助战争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建议。到1919年，随着战争的结束，凯恩斯参与了和平谈判，包括那些关于战争“赔款”的谈判：战败国应该赔偿战胜国多少。尽管许多政治家采取了强硬路线，但是凯恩斯认为，持久的和平需要一个更宽容的经济解决方案：长期而言，折磨德国既不利于德国，也不利于欧洲其他国家。凯恩斯在1919年发表的论文《重建欧洲的建议》（Proposal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中警告：“如果我们有意让中欧陷入贫困，我敢预测，复仇将不会是软弱无力的。” 12 他在1919年发表的《和平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主张，和平谈判应该有一个更友善、更合作的结果。最终，凯恩斯的方式并没有实现，但是事实证明，他对报复性和议方案会带来的后果，预测得非常准确。

到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已经无力支付到期的赔款，整个欧洲都在努力重建。到了偿还短期战争债务的时候，许多欧洲政府发现自己无力应对。由于赔款支付的辩论仍在继续，债券持有者不相信政府有能力偿还债务，他们坚持要把钱拿回来。到1922年，由于愿意购买政府债券的人太少，加上无法通过议会获得更高的税收，欧洲大陆国家开始求助于印钞机来支付账单。结果是恶性通胀，德国、法国和比利时都受到了冲击。而在英国，凯恩斯主持的财政部成功地通过税收和长期（而非短期）债务为战争提供资金，但是相反的问题出现了：通货紧缩。虽然战争的胜利带来了战后经济的迅速繁荣，但乐观很快变成了悲观，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萧条。到1921年，英国的失业率已升至10%以上，出口贸易正在崩溃。 13 无论是欧洲大陆还是英国国内，经济都处于动荡之中。战争留下了长长的阴影。

对凯恩斯来说，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对他和他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朋友所珍视的自由开放的社会构成了重大威胁。1922年凯恩斯在《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上撰文指出：

今天真正的斗争，和19世纪第二个25年一样，是两种观念之间的冲突。一种是被称为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世界的观念，认为政府和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和平、自由贸易和自由交往以及经济财富。而另外一种观点，是军国主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外交上的，更多考虑权力、威望、国家或个人荣誉、强加一种文化传承或种族偏见等。对于善良的英国激进分子来说，后者是如此虚幻，如此疯狂，它将徒劳与邪恶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他常常处于一种忘记或不相信它真实存在的危险之中。 14

只有正视资本主义的缺陷，然后赋予经济学家纠正这些缺陷的责任，自由主义才能得到拯救。然而，对凯恩斯同时代的许多人来说，经济问题不是出在资本主义“太多”上，而是“太少”；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一结果，是由左倾政策推动的，这些政策试图帮助工人，但实际上却适得其反。例如，高失业率被归咎于从工会主义抬头到工作意愿下降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这是二战前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任内福利支出扩大的结果。

尽管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工人的困境归咎于工人自身，但凯恩斯辩称，这种痛苦是市场的错。这种思路，是对经济现状的最大挑战，始于他写的一本名为《丘吉尔先生的经济成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的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里，凯恩斯认为，英国当时面临的高失业率是汇率过高的结果，这损害了对英国出口的需求，同时为了支撑被高估的汇率，利率也被设定得过高。1925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决定让英国依照战前汇率平价1英镑兑换4.86美元回归金本位制——一种国际固定汇率体系。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考虑到英国经济已被战争严重削弱，原来的汇率平价已经过高。他估计，要使英国的竞争力维持在战前水平，汇率至少需要降低10%。凯恩斯没有将工人面临的失业归咎于他们自己，而是将其归咎于政府政策。

凯恩斯的想法与经济思想的精髓背道而驰。尽管看上去很有吸引力，但许多经济学家仍不相信凯恩斯的观点。在经济学家看来，如果汇率过高，价格就会下跌，从而使英国商品再次更具吸引力。它们不会下跌的唯一原因是工人设置了障碍——他们拒绝在降低价格的同时削减工资，这将意味着企业的成本将过高，裁员将不可避免。理应受到指责的是工人，而不是自由市场。

到1929年，大萧条和失业不仅是英国特有的现象了，而且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现在的风险甚至比以前更大，因此，为了顺理成章地挑战当代的经济思想，凯恩斯需要建立一个他自己的成熟理论。他需要证明，一个经济体最终可能会陷入这样一种境地：消费（“需求”）不足以让所有人都保住工作，而这并非工人或企业的过错。

凯恩斯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以及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进而引发了经济学的革命。经济学主流理论认为，如果放任市场自行其是，市场将确保每个想找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但是凯恩斯并不认同，他认为，只有在巧合的情况下，经济才会趋向于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政府有责任积极管理经济中的支出水平，以确保有足够的需求来消化掉经济体能够生产出的所有商品，政府不能只是充当次要角色——这是一种自由放任主义。这将财政政策推到了风口上：凯恩斯认为，相较于在每个年度的基础上实现收支平衡，政府更应该在经济衰退时期支出，在繁荣时期储蓄，在整个经济周期的范围内平衡税收和政府支出计划。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需求过多而非过少的问题。政府开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意识到一段时间之前的恶性通胀，英国政府热衷于利用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地对需求进行管理。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在需求方面，战争使双重收入（dual-income）家庭成为常态，因为男人和女人都被安排上战场或进入军工厂；其次，随着政府接管生产，指导工厂将资源转向坦克和枪支的生产，可供销售的消费品数量减少了。综合来看，这两个因素——额外需求加上供应收缩——有可能将价格推高至无法控制的水平。凯恩斯参与进来，既要衡量经济中的需求，又要考察为了避免价格过度上涨，要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过什么手段对需求加以限制。到战争结束时，凯恩斯对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开始生根发芽。他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与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和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工作一道，催生了现代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

然而，尽管凯恩斯相信政府可能需要通过干预来管理经济，但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凯恩斯认为，与其把市场一股脑儿扔掉，还不如适时地对其进行干预，让市场合理运转，包括确保每个想找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凯恩斯试图将市场从其自身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以确保社会能够享受到市场的诸多优势，包括个人选择的自由，同时以繁荣和萧条的形式消除其阴暗面。凯恩斯是自由价值观的捍卫者，他向外看而不是向内看。事实上，他不仅影响了英国国内经济政策，而且还为后二战时代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凯恩斯的新国际秩序认识到了全球化的好处。他很清楚，当各国相互背弃时，将会发生什么。国际市场在19世纪下半叶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惊人的速度解体。关税上涨是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回应，革命和法西斯主义增加了奉行闭关自守的国家数量。经济增长在萎缩，世界贸易也在萎缩，两者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全球贸易瓦解，对劳动力市场（包括移民政策）的限制增加：世界经济去全球化。根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验，决策者们得出了两个结论，这两个结论对二战后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15

第一个结论是完全依赖市场并不总是能保证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干涉主义）经济政策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诞生了。因此，在英国国内，一种与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战略相反的“混合”的经济战略被推崇。第二个结论是在国际市场上，关税政策被证明是于己不利的，它导致了国际需求的紧缩，这不仅伤害了世界其他地区，而且也损害了国内经济。因此，国际商品市场是有待解放的。在凯恩斯和美国经济学家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的共同努力下，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了，它得名于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召开地点。

这一体系是在上个时代的固定汇率制度基础上的一种进步，而凯恩斯认为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严重衰退倾向就是旧的固定汇率制度造成的。首先，新的体系使各国货币的贬值有更大的灵活性，允许被高估货币向下调整。此外，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受到限制，抑制了投机攻击的可能性，并减少了各国政府暴露在国际资本短期风向下的风险。这反过来又促使各国政府对其国内经济政策有更大程度的控制。总之，新体系依赖于商品的自由流动，而不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关税壁垒将被取消，但资本流动的壁垒不会被取消。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个人在一个经济体中可以带入或者带出的货币数量是有限制的。

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密切注视下，世界经济进入了20世纪50—60年代的黄金时代。没有什么地方比欧洲对此经历得更为深刻：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贸易和投资蓬勃发展。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固定汇率制度开始面临巨大压力，因此，20世纪70年代汇率制度大量地转向浮动汇率制度。与此同时，资本市场放松了管制。国际市场此时达到了自19世纪末第一次大规模全球化以来再未达到过的一体化水平。然而，由于缺乏固定汇率这一限制了央行肆意印钞能力的机制，通胀很快失控。不久之后，欧洲国家开始寻求恢复固定汇率，尽管这一次的资本是自由流动的。其最终的结果，是欧元的诞生。

在凯恩斯看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失败，以及关于欧元所作的尝试和所经历的磨难，都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妥协：一种对凯恩斯想要的东西和德克斯特·怀特想为美国人争取的东西之间的妥协。凯恩斯还有一个愿望从未实现：一个“盈余循环”（surplus recycling）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实力较强的经济体以相互合作的方式帮助实力较弱的经济体摆脱困境。对二战后的美国人来说，这样的体系听起来太像是资助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在当代的欧元背景下，这样的体系听起来太像出口强劲的德国向南欧的施舍。然而，在凯恩斯看来，只有实力较强的经济体帮助实力较弱的经济体，固定汇率体系才会存在。在固定汇率体系中，单个经济体缺乏改变汇率或利率的能力。稳定不是免费的，它是有代价的。在强国不遵守合作规则的情况下，不稳定就成了家常便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行的金本位制，不仅凯恩斯将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的困境归咎于它，而且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也将全球大萧条归咎于它；布雷顿森林体系当然是对金本位制的一种改进，但它只走了这么远。 16

经济理论：凯恩斯vs古典学派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不仅仅是对其所在经济形势的一种回应——当时的经济形势将他从19世纪晚期的经济全球化带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战争和萧条，而且是对二战以后全球经济进入重建时期的一种回应。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也代表了对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的直接攻击。 17

在古典经济学看来，自由市场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力量。人们找不到工作但又迫切想工作的情况不应该发生。如果市场能够自由运行，那么价格和工资应该自然地调整到每个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有一份工作的水平，每个公司都能够生产自己想要的产品数量。而像企业遭受消费者支出不足之苦、导致员工下岗的情况，就不应该发生。就这种“前凯恩斯主义”思想而言，经济的产出和收入取决于“供给方面”，即经济的生产能力。这种由供给决定的生产水平是由经济体的先天能力所决定的，即它的技术水平、机器的数量和愿意工作的人数。

下面的图显示了为什么劳动力市场总应该达到一个点，在这个点上，想要工作的人数与市场提供的岗位数完全相等，这意味着不应该出现失业率较高的时期。

“劳动力供给”这条线显示了在每一个工资水平上愿意工作的劳动力数量；它向上倾斜是因为工资越多，选择工作的人就越多。“劳动力需求”这条线显示了在每一种工资水平上企业想要雇佣的工人数量；它向下倾斜是因为随着工资的下降，雇用工人变得“成本更低”。只要工资是灵活的，这两条线就会自然地调整到交叉点。在这个神奇的交点，工人想做的（他们想要供给的劳动力数量）和公司想做的（它们需求的劳动力数量）会完全相等。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出清工资”。要想知道为什么经济会自然而然地达到这一水平，需要假设有一段时间工资水平高于这一市场出清水平。在这一工资水平上，劳动力需求低于供给：过高的工资使得企业雇用与之前同样数量的劳动力时的成本增加，这意味着一些愿意工作的工人此时会失业，他们找不到愿意雇用他们的公司。面对工作岗位的缺乏，工人们将接受减薪，直到每个人都重新开始有工作、工资回到市场出清水平为止。因此，只要没有干扰市场的因素，如工会和最低工资法，每一个想要工作的人都应该能够找到一份工作，而且所有的公司都应该可以找到足够的劳动力来生产它们想生产的商品的数量。

就古典经济学而言，经济中的需求一侧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只要市场是自由的、灵活的，人们得到充分的信息，经济中的支出就应该自然地调整到所需的水平，以消化经济能够生产的所有商品。换句话说，生产水平是由供给一侧决定的；支出的多少无关紧要，因为它总是会自然地调整到与供给一侧决定的产出相匹配的水平。因此，产出水平将始终是这样的：所有的机器都在使用，每个想要工作的人都有工作。

如果自由市场经济中的支出数量能够自行调节，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担心经济可能会遭遇衰退。政策制定者就可以退居幕后。偏离纯粹的“均衡”应该只是偶尔的和暂时的。事实上，当这种偏差确实发生时，古典经济学家将责任直接归咎于政府或工人自己，认为他们干涉了自由市场力量。在他们看来，国家能为经济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市场尽可能自由，使工资和价格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便在出现不利冲击时自然地平衡经济。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经济学家从这种古典经济学思维的语境出发，将笼罩当时社会的高失业率归咎于以下两种原因。第一个，是对经济施行的干预措施，它们阻碍了工资和价格的调整。这些干预措施包括工会和失业救济金，工会的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加强，而失业救济金在战后有所增加，实施范围也扩大了。在这里，最应该受到指责的是工人——无论是加入工会的，还是选举出一个过于干涉主义的政府的。第二个潜在的失业来源，被认为是来自战争对经济“供给侧”产生的影响，即对经济体中工人与技术和机械相结合生产商品的能力所产生的影响。如果经济体的生产力下降，企业将无法支付与以前相同的工资。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工资降低，一些工人发现做了工作却根本没有工资，因此他们主动选择退出工作。其结果就是“自愿失业”。然而，无论高失业率的原因是以上这两种原因中的哪一种，罪魁祸首都是失业者，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

但是凯恩斯对于同时代的这种关于失业的解释并不满意。失业者的贫困和不幸使他相信，失业可能是市场本身的失败，而不是因为工人犯了任何错误：需求不足是可能的，这可能导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过低。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凯恩斯的观点似乎很直截了当，但是说服经济学家接受观点却要困难得多。就古典经济学而言，应始终有足够的需求来购买经济中生产的所有商品，而不会让任何企业——或工人——想要更多。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经济中生产的每一件商品的价值，比如价值1000英镑的电视机，都会使同等数量的工资或收入被支付出去。这一支出可能包括，比如说，500英镑的工资和500英镑的公司所有者利润。任何没有支付给工人的东西，最终都必然会作为利润落入公司所有者的口袋。因此，无论一个经济体生产什么，人们（无论是工人还是企业所有者）都将有购买的手段，只要所有挣来的钱都被实际花掉了。

古典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人们购买经济体中所有商品的这种潜力总是会转化为实际支出。虽然人们想要花费的自己的工资或利润的金额可能低于经济中正在生产的数量（因为有人希望进行储蓄），但只要公司借入（投资）的金额与消费者储蓄的金额相同，消费力就将被重新注入经济。正如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利率总是会调整到确保投资等于储蓄的水平，从而使经济中的总支出等于正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如果人们的储蓄超过了公司的投资意愿，银行就会有大量的储蓄，从而以较低的利率提供贷款。作为回应，企业将借入更多资金，消化过剩的储蓄。同样，如果想要投资的公司对贷款的需求超过了人们想要储蓄的数量，那么利率就会被推高，这样一来，想要贷款的公司就会减少。通过这种方法，经济中的投资总额将始终与人们希望储蓄的金额完全相等。由于任何储蓄都将被借贷和消费，总支出将始终与那个确保经济中生产的所有商品都能被购买的数额完全相等，从而保证每个人都有工作。因此，结论是，自由市场经济不会产生失业率不断上升的时期，因为经济中生产的所有产品都会被购买。

对凯恩斯来说，这种充满希望的想法只是经济的诸多可能结果之一。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而不是普遍的情况。《通论》的第一章只有一页纸，也许是所有书中篇幅最短的第一章，他在这一章中煞费苦心地指出：

这本书叫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我把重点放在“通论”上。这样一个标题的目的是将我的论点和结论与古典学科理论的性质进行对比。我就是在古典主义理论的背景下长大的，这一理论在这一代的统治阶级和学术阶级的经济思想中，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方面，都占主导地位……我认为古典理论的假设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情况，它所假定的情形只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点。而且，古典理论所假定的特殊情况的特征不符合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特征，如果我们试图把它应用于实践中，结果势必成为一种误导，甚至造成灾难。 18

理解凯恩斯思想的核心是首先要认识到未来是完全不可知的。凯恩斯不仅是一位学院派经济学家，也是一位股市的忠实追随者，还是一位能干的数学家。每天早上，他都会坐在那里阅读财经报纸，试图找出自己作为一个精明的投资者可以利用的模式。不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他受托管理该学院的投资组合。他的投资策略似乎一直奏效，直到1929年的一天，出乎意料地，市场开始下跌，跌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这段个人经历让凯恩斯停下来思考。这让他意识到，无论人们如何努力去预测，未来都是无法预测的。

如果未来是未知的，投资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凯恩斯在《通论》第12章中写道：

我们据以估计预期收益的知识基础极其脆弱。坦率地说，如果想估计10年后的一条铁路、一座铜矿、一家纺织厂、一种专利药品的信誉、一艘大西洋油轮、一座伦敦市中心区的建筑物的收益到底有多少，我们所能依据的知识实在太少，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即使把时间缩短为5年以后，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那些认真尝试作出此类估计的人往往是少数，他们的行为并不支配市场……我们的积极行为，有一大部分与其说是决定于冷静的算计不如说是一种动物精神的结果。假如做一件事的后果，需要过很多天之后才能明白，那么要不要做这件事，就不是把所得利益的多寡乘以获得这一利益的概率，求出一个加权平均数，然后再进行的决定。大多数做这样决定的人，大概只是出于一时的、自发的、想行动而不想无所作为的冲动。无论是多么的坦率和真诚，企业只是假装自己主要受到其招股书陈述的驱动。 19

无论是一个公司决定是否扩张，一个人决定是否购买“以租换贷”（buy-to-let）的房产，还是我们每个人决定如何使用养老金，当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尝试对未来作出预测。说到股票市场，如果我们不能预测未来，我们就不能计算一只股票（或整个股票市场）的真实价值。因此，股市没有“锚”，相反，股价会像一艘没有锚的船一样“随风飘荡”，反映出人们总体上认为未来会发生什么。因此，投资者纷纷跟风，担心错失良机，这一刻自信满满，下一刻又被恐慌压倒。如果一种繁荣的预期一时间占据了上风，股价就会不断上涨，直到有什么东西敲响了警钟，然后股价就会跌回现实，甚至可能远超现实。这些乐观和悲观的浪潮转化为投资活动和股市繁荣和萧条的剧烈波动，破坏了经济的稳定。

凯恩斯提出了一种与他的前辈截然不同的投资理论。古典投资理论依赖于经济中投资对利率的响应；如果储蓄太多，而经济中的支出又太少，无法保证每个人都有工作，那么利率就会自然下降（毕竟，银行里存着人们的大量储蓄）。然后借贷和投资变得更便宜，于是投资增加。额外的投资支出会弥补消费者支出的不足，防止任何人失业。但是，对凯恩斯来说，在最初储蓄超过投资的情况下，利率是否会自然下降并不明朗。

在凯恩斯的思想中，金钱扮演着核心角色，当面对未知的未来时，它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因此，如果储户开始变得特别担心未来，他们可能会以货币的形式储存自己的积蓄（藏在床底下或者别的地方），而不是合理地进行投资，不管是直接地通过投资股票市场为企业提供资金，还是间接地通过银行体系为企业提供贷款。这种以货币形式储存积蓄的能力意味着储蓄不会自动流向投资，其结果是经济最终可能陷入支出太少的境地。古典理论认为，人们储蓄时失去的消费力将通过投资（随着储蓄重新回到投资者手中）自动注入经济，而凯恩斯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即使利率确实因经济中支出过少（以人们储蓄过多的形式）而下降，凯恩斯也不相信它会带来让经济再次运转所需的投资。凯恩斯认为，利率并不是投资的关键驱动力，投资者对未来的“信心状况”要重要得多，同样至关重要的还有“动物精神”。对凯恩斯来说，由于未来是未知的，因此对未来的乐观或悲观程度会对企业的投资意愿产生很大影响。如果公司觉得他们有理由担心未来，即使是非常低的利率也不足以诱使他们借入经济中所有可用的储蓄来投资。毕竟，如果消费者支出不多，为什么要借钱投资于产能扩张（即使这样做成本很低）？其结果是，投资可能不足以消化经济中的储蓄，因此，经济中的总支出可能会低于确保商店货架上所有可用商品都能售出所要求的水平。由于全国各地的仓库和工厂积压了大量未售出的商品，企业开始裁员。这将导致消费的进一步减少，因为新失业的工人减少了他们的消费，导致更大的未售出商品库存、更多的裁员等等，形成恶性循环。对未来的悲观信念自我应验了。这使政府成为一个激励未来信心的角色，即政府承诺一旦需要，政府将介入经济以提振需求。当然，只要消费者和企业相信政府会这样做，经济衰退就可以避免，因为对未来的乐观情绪也会自我应验。

价格和工资黏性

尽管凯恩斯认为，由于需求不足，经济可能陷入衰退，但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总会提供一条出路。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将通过价格和工资的自然调整，自动从衰退的趋势中复苏。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政策制定者所要做的就是坐等物价和工资下降。凯恩斯提出的那种粗暴的干预将是不必要的。

随着价格的降低，人们会感到更富有，他们积累的储蓄（或“财富”）将使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买得起更多东西，作为回应，他们自然会开始增加支出。此外，随着价格下降，经济将变得更具竞争力，因此，只要向世界市场开放，就能够通过“出口”走出衰退。价格将继续下跌，直到总需求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所有未售出的商品再次被购买。唯一（暂时）的问题是，随着价格下降，雇佣一个工人的“真实”的成本增加：如果公司仍支付同样的工资（以英镑为单位），但工人产生的价值变少（商品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工人实际上变得更加昂贵。然而，为了避免被裁员，工人们应理性地接受由于商品价格下降带来的降薪，使他们能负担得起和从前一样多数量的商品，相对来说与以往一样富裕。工人们和危机前一样快乐，而且随着成本与价格的回归，公司也是如此。经济又恢复了平衡。

这意味着，只要价格和工资能够自由调整，需求（即经济中的支出）的减少就不应造成问题。如果对自由市场中阻碍工资和价格调整的需求震荡以及干预措施缺乏认识，就会阻止自然调整的过程的启动，从而导致长期衰退。

因此，凯恩斯去世后，经济学家们在凯恩斯主义和古典主义思想之间达成了妥协：凯恩斯的需求不足问题被认为只有在短期内才有可能发生，因为短期内价格和工资可能是具有“黏性的”，而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古典经济学观点被认为是更占上风的。凯恩斯主义和古典经济学被综合起来了。因此，为了使经济在应对需求震荡时更具有弹性，人们主张价格和工资应尽可能灵活。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起，自由市场政府试图削弱工会的力量，提高工资的灵活性，同时解散和私有化一些大型垄断企业（如公用事业企业），以防止价格操纵，提高价格的灵活性。

然而，并不是所有凯恩斯的追随者都对这一妥协以及似乎由它带来的对自由市场思想的回归感到满意。对于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来说，价格下跌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事实上，他们有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首先，如果其他经济体也陷入衰退，或者全球化受到冲击，使得由出口带来的增长变得棘手，那么依靠不断下降的国内价格提高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让一个经济体通过出口来摆脱衰退的做法，或许是不可行的。即使依靠价格下跌来刺激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需求，也可能是不够的。虽然握有财富的人在价格下跌后可能会觉得更富有，因此可能愿意多花点钱，但在经济中也有很多人背负债务，对他们来说，价格下跌只会增加他们债务的“实际”价值。例如，对于一个因抵押贷款而负债的工人来说，物价和工资的下降可能会使偿还抵押贷款变得比以前困难得多，从而增加违约的可能性。同样，如果一家公司之前借了10万美元的债，现在（随着价格的下降）为了偿还这笔债务，它不得不卖出比最初预期多得多的商品。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认为，企业和个人偿还债务的困难，可能会破坏银行体系的稳定。 20 因此，如果经济债台高筑，价格下跌实际上可能导致支出下降而非上升，甚至引发全面的银行业危机，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物价下跌非但不会刺激消费，反而会适得其反，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这意味着，经济并不总是在自我修正；那些坐等经济自然复苏的政府——盲目地坚持他们对自由市场调整进程的信心——很可能会发现自己永远在等待，与此同时却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和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动荡。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种坐视不管的态度，解释了1929年的经济衰退最终演变成萧条的原因，而早期的一点点刺激本就可以避免萧条。只有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迫加大支出和重整军备，才使经济最终摆脱了危机。

然而，就当代后凯恩斯学派而言，凯恩斯论点的核心并不是价格和工资黏性，正如经济学教科书后来提出的、今天仍然提出的那样，其核心是“未来本来就是不可知的”这一事实。再多的价格和工资弹性也无法弥补经济陷入悲观主义陷阱的可能性。而且，在凯恩斯看来，现代金融市场使这一切更有可能发生，而这正是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理论的基础。 21

凯恩斯认为，股票市场允许股票份额以微不足道的交易成本进行买卖的便利性，加剧了只注重短期利益的倾向。正是这种短视主义使得股票市场比在正常情况下更加动荡，从而使得企业难以筹集到长期投资所需的资金。当金融市场受“基本面”驱动较少、而是更多地受过度的短期投机行为驱动时，我们不能确定金融市场是否会为那些值得投资的企业和行业提供资金（相对于那些不值得投资的行业）。鉴于投资在长期增长方面，以及在确保没有需求不足（即有足够的投资来消化储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凯恩斯来说，投资的不稳定性是他关注的核心问题。他认为，稳定投资应该是重中之重。

凯恩斯真正的对手：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凯恩斯的思想受到了古典思想复兴的挑战，而他真正的对手是奥地利学派。与其他自由市场学派不同的是，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一样相信市场经济的自然不稳定性和不可知的未来。然而，当谈到政策制定者是否有能力比私营部门更了解并做得更好时，他们抱有与凯恩斯不同的信念。

一旦我们把不可知的未来视作凯恩斯思想的核心，而不是黏性价格和工资，则对凯恩斯思想发起最有力抨击的就不是主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而是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与凯恩斯的相似之处远远超过了与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neoclassical school）及新兴古典经济学派（new classical school）变体的。

和凯恩斯一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也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自然稳定的。然而，他们认为衰退是繁荣时期过度投资的产物，而不是投资不足的结果。对奥地利学派来说，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者已经失去了其他生产机会，他们最终会支持那些并不总是值得投资的投机性投资。刺激凯恩斯式投资的政策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经济需要一次周期性的衰退，以摆脱非生产性投资，使其能够重振。

此外，尽管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许多方面同意凯恩斯的观点，即未来是不可知的，但他们辩称，无论是对于决策者，还是对于私营部门，未来都一样不可知。因此，相信政府能够引导投资，就很容易把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相反，我们需要的是资本主义所提供的多样性：企业和投资者对未来的看法各不相同，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其中之一最终将被证明是正确的。认为一个人或国家总是能押对宝，那就大错特错了。政策制定者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因此最终可能会把纳税人的钱投入一系列无用的项目。遵循标准自由市场传统的经济学家们质疑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的动机，而公共选择理论表明不能假定他们是仁慈的，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政策制定者无法预测未来，这对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实际应用也同样构成了巨大的障碍。即使国家是可信的、廉洁的，也不能指望它预测未来。尽管凯恩斯对市场提出了有力的攻击，但他没有提出足够令人信服的理由，以证明政府可以做得更好。

虽然奥地利学派认为政府稳定经济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或许是对的，但事实证明，在大萧条时期，这一观点并不具有吸引力。遗憾的是，最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从未对《通论》发表过评论。 22 在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思想没有直接对抗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没有受到它原本可能受到的、来自现在仍然是它最好的对手的那种挑战。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以“希克斯—汉森”模型（IS-LM Model）阐释了凯恩斯的思想。用他的话来说，凯恩斯主义没有受到挑战，哈耶克“从我们的指缝间溜走了”。 23

然而，有一种对政府活动的自然考察，可以在凯恩斯自己的思想中找到，但只有对他的工作有更深刻的认识后才能理解。凯恩斯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还是一个入世的人，一个信奉自由和开放社会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信奉国家应该向外看而不是向内看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凯恩斯经常与反全球化思维联系在一起，但他意识到了国际一体化，尤其是商品、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巨大好处。凯恩斯出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化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见证了全球化的崩溃，他帮助世界建立了二战后回归全球化所需要的国际制度，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全球化不仅创造了一个旺盛的需求环境，有助于避免衰退，而且还不断地检视政府行为，防止政府滥用选民赋予它们的权力，而是以凯恩斯主义的方式管理经济。一国政府在哪里做错了，在国际上一比较就清清楚楚，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意味着选民可以要求政府承担责任。国与国之间的市场竞争可以像公司之间的竞争一样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因此，在一个全球化的、向外看的世界里，凯恩斯那种将市场与政府融合在一起的理念，可能是最有益的。当时正处于与世界各地区相互隔绝的时期，人们不得不担心他特有的国家干预主义会转变成完全不同的、同时也是他极力避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