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太阳年 A Year of the Quiet Sun, 1984
A Year of the Quiet Sun, 1984
当演员斯科特·威尔森（Scott Wilson）前往波兰拍摄《寂静太阳年》时，他发现这个国家仍处在“二战”后缓慢的重建过程之中。“战争对他们而言记忆犹新。”他说，并且物资短缺和定量配给仍然是当下的现实。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克日什托夫·扎努西（Krzysztof Zanussi）的电影具有一种直接、真切的特质：故事背景设定在1946年，人们处于漫长战后岁月的开端，他们住在半已倾颓的破旧房屋中，为当地店铺里少得可怜的面包挤破脑袋，在那个充满贿赂和背叛的世界里互相窥探。我们能记起的恋爱场景就是美国士兵用他的军大衣把自己和他心爱的女人裹在一起。天太冷了。
威尔森扮演的角色名叫诺曼（Norman），是一名二等兵，在一个寻找丧命纳粹之手的美国空军集体坟墓的机构中担任司机。很多时候，军队看起来似乎已将他遗忘，他开着辆吉普车在饱受战争摧残的村庄里兜来转去。无意之间，他遇见了埃米莉亚（Emilia），这个人物由杰出的女演员玛雅·歌摩劳斯嘉（Maja Komorowska）扮演。战争让埃米莉亚成了寡妇，她和母亲（汉娜·斯卡尔赞卡［Hanna Skarzanka］饰）在一个单室间里相依为命；在她隔壁住着一个妓女斯特拉（Stella，埃娃·达尔寇斯卡［Ewa Dalkowska］饰），埃米莉亚则以烘焙面包为生。诺曼带着礼物来拜访她：几管油画颜料，因为她喜欢画画，一些白糖，因为她要做蛋糕。他们对彼此的语言一窍不通，却在默默无言中很快地坠入了爱河。
围绕着这个爱情故事，扎努西重现了很多新兴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细节。故事中最恶劣的一个角色是一个衣着光鲜的男子，四十岁上下，灰白色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身穿保暖外套，领带考究地打着结，（尽管电影没有提及）看起来像是当地的特派员。他指使两个流氓无赖偷走了埃米莉亚和母亲为她们逃往西方的梦想而攒下的钱。他密切注视着那个妓女，她和一个计划逃跑的德国人睡觉，她是一个犹太人，在集中营为纳粹军官提供性服务才得以侥幸存活。“不要去审判他人，”埃米莉亚对那位党派人士说，“让过去的事过去吧。”
诺曼与埃米莉亚的交往包含了善意、性需求、深情的注视，以及寥寥几句夹杂着英语和波兰语的对话。“我认为诺曼不该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威尔森在这部电影的DVD访谈中说，“他并不依赖语言。即便他们懂得对方的语言，可能也不会有太多言语交流。”
但他所说的一切都像是出自灵魂深处的忠实和坦诚。他告诉她自己在美国并无羁绊，即使回去了也是一无所有（“直到你出现之前，我都是只是一个躯壳”），但他会做农活，并且“我发誓我会为了你努力工作”。他想象着他们共同拥有一亩三分田的小日子。
这个爱情故事尽管甜蜜，却似乎被那个时代弥漫的黑暗气氛所笼罩。母亲因为腿伤感染而奄奄一息。妓女被她的顾客伤害。埃米莉亚不甘心离开波兰，在多年的漂泊之后又回到家乡。小镇郊外的一片荒地上，阵亡空军的墓冢被挖掘出来，在令人胆寒的一幕中，尸体被仔细核查，并且，在暮光的剪辑效果中，看上去仿佛在见证杀害他们的刽子手。
为影片掌镜的是斯拉沃米尔·埃迪扎克（Slavomir Idziak），他娴熟地运用光影和色彩营造出电影中严寒、悲戚的氛围。棕色、黑色、深橄榄色和蓝色调作为苍白、孱弱的脸部的背景。画面中经常会出现一个明亮的光源，例如裸露的灯泡，把强光投射在人物身上，让他们陷于阴影之中。我们从威尔森的采访中了解到，全片使用的几乎都是手持摄影，即使推拉镜头也是埃迪扎克坐在推车上手持摄影机完成拍摄的。尽管我们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那出自手持摄影，有别于不知所云的美国年轻独立导演那种不停晃动摄影机、自以为找到了独特风格的拍摄方式，埃迪扎克稳稳地掌控着摄影机。它不可避免地轻微移动，不动声色，制造出一种迫切感和亲身投入的微妙形式，这让我们想起斯科塞斯的观点——一台固定的摄影机是客观的，但一台移动的摄影机无论如何带有某种主观性。
埃迪扎克的镜头留恋演员的面孔，它引导我们去感觉：歌摩劳斯嘉悲伤的双眼显露出深深的疲倦，但当她看到登门拜访的对象是兵士，而不是对面的斯特拉时，她敏感的嘴唇泄露了心底的快乐和惊喜。威尔森看上去总是愁容满面，他扮演了那位单纯、善良的士兵。他渴望救出这个女人的其中一个原因，也许在他的噩梦中得到了解释：他被德军俘虏，因恐惧而尿湿了裤子。这是威尔森一次杰出的表演，他是一位长期被好莱坞低估的演员，他的处女作是《冷血》，此外还出演过《太空先锋》（The Right Stuff, 1983）和《夏伊洛》（Shiloh, 1996）等作品。
《寂静太阳年》获得了1984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最佳影片殊荣，但并没有入围奥斯卡，因为在安杰伊·瓦伊达（Andrzej Wajda）那部批判政府的影片入围之后，波兰政府开始实行对奥斯卡的抵制。扎努西生于1939年，他对政权的批判力度丝毫不弱于瓦伊达，并且他（和歌摩劳斯嘉一同）是一个国际组织的有力支持者。他能够得以持续拍片，正如他带着平和的微笑所解释的：“我是科班出身。”
的确，以他为主导的华沙电影制片厂利用政府的钱去制作反政府电影，他们知道波兰人懂得解读那些伪装的信息。作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John PaulⅡ）的挚友，扎努西在1997年拍摄了《我们神的兄弟》（Our God's Brother, 1997），再次选择了斯科特·威尔森作为男主角。
扎努西作为制作人和精神导师，启发了身后一整代的波兰导演，包括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扎努西曾出演过他的电影《影迷》［Amator, 1979］）和阿格涅丝卡·霍兰［Agnieszka Holland］（她是以助手身份开始与他合作的）。并且，他与瓦伊达、安杰伊·蒙克（Andrzej Munk）等几位导演共同创造了“道德焦虑电影”（Cinema of Moral Anxiety），这类影片讲述了在糟糕时代做一个好人的困境。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是关于道德困境的片长十小时的电影，与扎努西的《周末故事》（Weekend Stories, 1996）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后者是一部总片长八小时，关于严酷的道德境况的电影。
《寂静太阳年》最可贵的特质之一，是它在讲述一个爱情故事时，没有把廉价的浪漫情怀作为策略。这是两个拥有高贵尊严的中年人，各自都经历过难以言说的痛苦经历。有一次，埃米莉亚问她的神父：“一个人有权利获得快乐吗？”
有一个答案是神父不愿说出的，即一个人必须拥有得到快乐的意愿。埃米莉亚的母亲知道这点，汉娜·斯卡尔赞卡扮演了一位睿智的垂死妇人，她并不感伤，反倒幽默感十足，并且非常现实，她鼓励女儿去拥抱爱情，对女儿追求更好未来时的优柔寡断感到绝望。
我会试着在不透露剧情的情况下讨论这部电影的结局。这是一个发生在纪念碑山谷（Monument Valley）的幻想场景，是约翰·福特（John Ford）拍摄他那些伟大的西部电影的地方，埃米莉亚和母亲在片中甚至提到了他的一部电影——《关山飞渡》（Stagecoach, 1939）。我们从威尔森口中得知，扎努西和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1983年去往特柳赖德电影节的途中曾经过纪念碑山谷，我甚至还记得他们那时候的样子，塔可夫斯基穿着牛仔裤和牛仔靴，扎努西一如往常穿着深蓝色西装，系着领带。
两位导演皆立誓今后要来此地拍片。然而塔可夫斯基还未实现夙愿就已去世。后来扎努西带领摄影师、两位主演和威尔森的妻子海文莉（Heavenly）一同前往纪念碑谷，他们拍摄了影片的尾声，将这对恋人的希望进行了诗化的视觉呈现，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命运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