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国杀手 The Terrorist, 1998

The Terrorist, 1998

玛里（Malli）是一位年方十九的妙龄女子，她将生命中的一切奉献给了一个封闭组织中的运动。她毫不质疑地接受着该组织的价值观。她的兄长为组织的事业献身。她为事业杀人，她游刃有余地使用着武器，在其游击队伍所潜伏的丛林中游走。在不战斗的时候，她就是一位简简单单的年轻姑娘，和她的朋友们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她并不铁石心肠。我们看着她大大的双眼，它们向生命与爱情敞开着。

有一天，组织召集她所在的队伍开会。组织需要一个人自愿成为人肉炸弹，这位志愿者需要将一个花环套在一位政治领袖的脖颈上，然后引爆炸弹，和他同归于尽。玛里自告奋勇报了名。她的闺蜜们兴奋地围着她转着，就好像是她拿了选美比赛的冠军。因组织的事业而死，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桑托什·斯万（Santosh Sivan）的《叛国杀手》，剧中人物讲的是泰米尔语，在印度拍摄完成。他说本片受到了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1991年遇刺事件的启发。但是在电影中，我们无法认出故事发生在什么国家，不知道她的刺杀对象是什么人，也不知道她投身的运动背后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是什么。银幕上所发生的故事，其暴力色彩被缩减到了最低限度，动作场景也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特吕弗关于“战争电影在支持战争，因为它使得战争显得激情澎湃”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叛国杀手》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相反的。

我是以一种痴迷而又恐惧的心态来看这部电影的。病死、老死、意外死或甚至是在战斗中被杀死，都属于人类命中注定的结局。但由于你相信一种比你更大的理念，因此选择在某一时刻杀死你自己，而且还要带上其他性命，究竟是什么样的理念值得你去这么做？至少，在战场上，你想要活着。对我来说，自我意识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理念。没有了它，便无理念可言；毁灭了它，所有的理念也便烟消云散。

一个鼓励人们自杀，并从这种自我毁灭中获益的运动，是极度自私的：让像“领袖”这样的人去自杀吧——他请玛里共进午餐以感谢她的死——如果他确信有人必须这样做的话。

不过我上面的讨论和电影内容无关。《叛国杀手》聚焦于玛里生活的现实世界，这个角色由阿耶莎·哈克（Ayesha Dharker）扮演，她演得如此传情达意，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在谴责玛里的任务的同时，与她的情感产生共鸣。她“令人难忘的脸庞，与她宽厚的嘴唇、又大又黑的眼睛，几乎出现在每一个画面之中，”A. O. 斯科特（A. O. Scott）写道，“经常填满整个银幕，就好像我们可以通过玛里脸上的毛孔，找到一条通往她内心世界的道路。”

在她报名自愿赴死任务之后，她被一个运动成员网络送到了一座农场，在此将度过她生命中最后的四天时光。在此旅途中，她得到了一位名为洛特斯（Lotus，维斯瓦斯［Vishwas］饰）的年轻男孩帮助，后者对此地了如指掌。他们为躲避陆地上的地雷，蹚水而过，他知道每一个陷阱的位置。他告诉她，他帮助过的每个人最后都被杀了。他哭着说道：“未来将会血流成河。”

在这段旅程中，她遇见一位年轻的战士，他身受重伤，即将死去。她尽己所能，将他抱在自己怀里。他告诉她，自己过去从未如此近距离接触过女人。这是一个真正的爱情场景。他们彼此相爱，因为他们背负着同样的奋斗目标，而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死是一种完婚。

她到了由快活的瓦苏（Vasu，帕拉梅斯瓦兰［Parmeshwaran］饰）所经营的农场。他的妻子昏迷不醒有七年时间，但是他还是一直为她留着吃饭的位置。他有一位密友，当这两个男人交谈之时，我们会想起伟大的印度小说家R. K. 纳拉扬（R. K. Narayan）所写的饶有趣味且充满自相矛盾的对话。这位躺在床上的女士总是睁着眼看着。她看到了什么？她听到了什么？

玛里的教练给她提供了一件可以遮掩住炸弹的衣服，还教她如何引爆它们。她在参加训练之时，是一位听话的好学生，对她严肃的学业感到敬畏，因能够被当成如此重要的人物而高兴。当教练离开时，她闯进了农场的生活。就像许多印度人一样，瓦苏是一位天生的哲学家。他对玛里说：“花是泥土的微笑”。他是否知道她被指派去炸死自己？这部电影并未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他很可能不知道玛里任务的性质。他过于喋喋不休，因此被认为无法守住秘密。

随后发生了两件事，它们被处理得如此细腻入微，使得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此前并未意识到的话——桑托什·斯万是如何温柔地讲述他的故事的。（你可能需要在继续读完下文之前，先看一下这个影片。）玛里发现她怀孕了。然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收到了来自瓦苏之妻发来的交流信号。平凡人家的日常生活吸引了她。然后，她的天命之日到来了，她离开农场去执行她的使命。

她引爆炸弹了吗？她成功地杀死那位政治家了吗？在现实中，拉吉夫·甘地和他的刺客都死了。但是《叛国杀手》拍的不是那起事件，需要找到一个符合故事自身发展逻辑的结局。我认为，它找到了一个它所能找到的唯一的结局，但并非是你想当然的那一个。

导演桑托什·斯万是印度最著名的摄像师之一，是一位宝莱坞色彩、舞蹈与音乐的大师。他还掌镜了顾伦德·查达哈（Gurinder Chadha）的《新娘与偏见》（Bride and Prejudice, 2004）。他同样还是一位足智多谋、充满奇思妙想的人，他的个人网站里有技术，有智慧，有哲学。他仅用十七天时间、两万五千美元的成本就拍完了《叛国杀手》，演员大都是非职业演员出身，尽管靓丽的阿耶莎·哈克后来在《星球大战前传2：克隆人的进攻》（Star Wars: Episode Ⅱ——Attack of the Clones, 2002）中演了一个角色，而且在伦敦与纽约的百老汇音乐剧《孟买之梦》（Bombay Dreams）里大放异彩。

虽然预算有限，《叛国杀手》的画面依然令人惊叹：大卫·奥弗比（David Overby）写道：“这是印度数年来（也许是史上）最漂亮的电影”，他将此片选入了多伦多电影节。当我在2000年沧海遗珠电影节（Overlooked Film Festival）上放映这部电影时，哈克告诉我，斯万拍了一些丛林场景以及另一些“在他自家后院”中的场景。特技场面都是由她本人上阵完成的，而且还因此摔断了腿。电影中有很多的水，很多的雨、河流，一些泪水。“这部电影是在一场真正的毛毛细雨中拍摄完成的，”斯万在他的网站上如是说，“没有用到洒水器。”

在和大卫·沃尔什（David Walsh）的一次交谈中，斯万谈到，“大部分处理暴力议题的电影都呈现了大量的暴力，然后在片尾说，‘不，这是不对的。’”斯万有意避开暴力，只专注于玛里的故事，他说她来自“一群年轻人，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他们被剥夺了教育、性生活、抽烟等被认为是有害的各种行为。他们所有人都被引导着相信，成为一名殉道者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他们会有一个隆重的葬礼。这就像是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下的终极目标。”

我欣赏《叛国杀手》这部电影，因为它对意识形态、对峙双方孰对孰错、政治动机、战略因素等问题均避而不谈，而只是在说：这里有一位年轻女士，她愿意为某个崇高的目标而杀人，并且自杀。望着她的眼睛，听着她的声音，看着她几天时间内的生活，然后问问你自己，她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动机。我每次看这部电影时，都感到悲从心来，一个人的想象居然如此之局限，以至于将自我的毁灭视为一场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