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的《音乐室》的开场镜头是影史上最令人产生共鸣的场景之一。一位脸上带着深深疲倦感的中年男子，坐在他家开阔平坦的屋顶的布面椅上，那把椅子是他为了方便起见拖到户外来的。他陷入了沉思。仆人的脸上流露着对其主人深深忧虑的神色，手上提着一个水烟袋急匆匆向他跑来。这个水烟袋是那种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中柴郡猫（Cheshire Cat）所抽的、在印度电影中常被人们在闲暇时消遣的古早的水烟筒。这个男人看着仆人备烟安装。“现在是几月了？”他最后问道。
这个男人名为比斯旺帕·罗伊（Biswambhar Roy）。他所住的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宫殿，在一个空荡荡的平原上，在一条宽广大河的岸边。故事发生在1920年代晚期。他是十九世纪在孟加拉兴旺发达的地主阶层中的最后一份子。地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的千金也正在散尽不复返。多少年来他都是无所事事，只有一件事情能够点燃他的激情：在他的音乐室中听音乐会。
他长期嫉妒他最近的邻居——他所鄙视的放债人马希姆·甘古利（Mahim Ganguly）。马希姆尽管是一位来自于低种姓阶层的粗野平民，但是工作认真努力，充满雄心壮志。不时有声音从空中传来，提醒着他马希姆所做的事情：远远飘来的音乐声，或者是远方一台发电机的噗噗声，透露出那户人家已经通了电。比斯旺帕意识到马希姆已经举办了一场派对。“邀请我了吗？”比斯旺帕问他的仆人。他得知他被邀请了——而且马希姆因为他没能参加而感到痛苦万分。“我出过门吗？”“没有。”
在因阿普三部曲的前两部而赢得世界范围的声誉之后，萨蒂亚吉特·雷伊暂停拍摄这个关于苦难的贫困三部曲的完结篇，转而拍摄这部关于上流社会的贫困的电影。最后的成片质量是很高的，它讲述了一个堪与李尔王相比的男人的故事，因为他骄傲而又固执，也因为他与李尔王一样失去了其所在意的所有重要的东西。
本片几乎每个场景都与比斯旺帕有关，这位角色由查比·比斯瓦斯（Chhabi Biswas）扮演，这位演员是雷伊的最爱，以至于当1962年他去世的时候，雷伊说从此再也不写重要的中年角色了。在《音乐室》中，比斯瓦斯所扮演的这位男人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生活中，以至于几乎不受任何现实的干扰。尽管没有收入，而且财产也越来越少，然而他还是被这位狡诈的马希姆称作是“领主”，而且尽管他巨大的城堡未能得到悉心照管，且只剩下了两位仆人，但很明显他依然在坚持着。
他的生活以音乐为中心。更确切说，是花大钱办音乐会来显摆他的音乐室，或者叫作“贾尔萨卡”（jalsaghar）。这个房间中有着闪闪发光的枝形吊灯、装饰华丽的地毯，还挂着比斯旺帕及其祖先的肖像。他活着，就是为了炫耀他余下的财富。在开场的那个屋顶上的段落之后，这部电影大部分场景都以倒叙的形式呈现，聚焦在数年之前发生在房间中的两场音乐会之上。
第一场是为庆祝他儿子霍卡（Khoka）成年而举行的“圣线佩戴仪式” [1] 。比斯旺帕只请最好的乐师过来，他斜倚在靠垫之上，左右两侧是他的男性邻居和亲戚，乐师和一位著名的女歌唱家表演着。一个慢速的镜头平摇过听众的脸庞，在粗俗的马希姆那里停了下来，他有点坐立不安，无法享受印度传统音乐，于是伸手取了一杯酒。这一夜很成功，尽管比斯旺帕的妻子不耐烦地在楼上等待着，她指责他为办音乐会抵押了她的珠宝，但话没讲完他就睡着了。不久以后，他的妻子和儿子就离家坐船去了她父亲的家里。在一个感人至深的场景中，她在离开之时向他鞠躬道别，然后又留下一句很现代的提醒：“规矩一点！”
但是那位被人瞧不起的马希姆过来见他，想要邀请他参加自己的音乐会。雷伊将这个场景建构为一场权贵阶层与新兴富人之间的对峙：比斯旺帕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看上去好像全神贯注于自己的阅读之中，以至于几乎没有注意到马希姆。然后他针锋相对地说道他自己也要在同一个夜晚举办一场音乐会！背景处那位知道他经济状况的仆人看上去惊呆了。
第二场音乐会涌动着令人不安的暗流。即便是那位留着络腮胡、一脸苦相的歌者，好像也意识到了厄运正在到来。比斯旺帕已经给他的妻子和儿子捎过信，让他们必须回来参加这场活动。然而他们并没有过来，枝形吊灯被风刮得直摇摆，闪电刮破天空，比斯旺帕低头看到一只昆虫被困在他的玻璃杯之中。这是一种遭受巨大损失的征兆。
第三场音乐会在漫长筹钱阶段的最后到来。我们回到了现在。最后的一批珠宝也要被典当出去了。比斯旺帕将会气派地出门。他感情用事，在对著名的、甚至是存在丑闻的女歌者和舞者演出服务的出价上超出马希姆一筹。到最后，当马希姆企图做出先给舞女小费的蠢事时，比斯旺帕用拐杖头直直钩住了他的手：在他自己的房子里，小费应该由他这位主人来给。比斯旺帕把他最后的金币给了那个女人。本片杰出的尾声段落拍的是比斯旺帕，他沉浸在对于无忧无虑的美好过去的回味中。他喝得醉醺醺的，向他的祖先肖像敬酒，直到看到一只蜘蛛爬到了他本人肖像的腿上。天色已亮。忠诚的家佣拉开了窗帘，冷光洒进了房间。
萨蒂亚吉特·雷伊（1921—1992）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高个男人，像电影明星一般风度翩翩。他是一位如同比斯旺帕祖先那样的地主的孙子。在1940年代，他是加尔各答一家广告公司的商业艺术家，他创立了一家电影俱乐部，这家放映俱乐部买来了《战舰波将金号》的胶片，而且还引介了世界各地的电影。他排斥当时批量生产的生搬硬套好莱坞的孟加拉垃圾片，而且在他著名的阿普三部曲的第一部《大地之歌》（Pather Panchali ，1955）为他带来了戛纳电影节的一个大奖 [2] 之后，在全世界的心目中，都认可他是杰出印度电影工作者。
在1970年的纽约电影节（New York Film Festival）上，人们问他为何现在比阿普三部曲那时更频繁地移动摄影机。“因为我买得起设备了。”他微笑地说道。在他的那本名为《我们的电影，他们的电影》（Our Films,Their Films ）的书中，他回忆起自己在拍摄《大地之歌》之前还从没有用过一英尺的胶片。他的摄影师苏布拉塔·米特拉（Subrata Mitra）曾在1990年代来到夏威夷电影节（Hawai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他告诉我，“我们共同起步。那一天之前，我还从没有曝光过哪怕是一英尺长的胶片。”
雷伊拍了许多好电影。我认为阿普三部曲和《音乐室》排名最高，然而他还导演了《大都市》（The Big City ，1963），讲述一位女性在其丈夫被解雇之后，打破传统，出门工作；《森林中的日与夜》（Days and Nights in the Forest ，1970），讲述在假期中找寻自我的公司职员；《遥远的雷声》（Distant Thunder ，1973），讲述一个印度村庄中传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声；《下棋者》（The Chess Players ，1977），讲述英国人试图占领一处土地，而该土地的领主对此事几乎一无所知；以及改编自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小说的《家与世界》（The Home and the World ，1984），讲述一位对自己的现代意识感到自豪的地主，直到他的妻子爱上了他的朋友。
《音乐室》是最能引人共鸣的影片，他填进了许多观察力敏锐的小细节。玻璃杯中的昆虫；一头正在河中洗着澡的大象的狂喜；仆人们重新打开满是尘埃的音乐室的喜悦；枝形吊灯所反映的比斯旺帕的心灵状态；仆人在朝客人身上洒香水时，他是如何轻蔑地在马希姆身上又多洒了一次的。
尽管比斯旺帕身边为日渐褪色的奢侈品所包围着，然而这部电影却一点也不华丽。或许是作为对每年炮制出成百上千过于热闹的印度音乐情节剧的一种回应，雷伊对其电影角色的刻画是简洁朴素的——同样也配上了音乐。他的主人公可以同李尔王相提并论，因为就像李尔王那样，他激起了我们的同情心，甚至是在他沉溺于自己的虚荣心并且固执地做着错事的时候也是如此。就像李尔王一样，他更多将自己看成是一个受罪者，而非是施罪者。就像李尔王一样，他错了。
[1] “圣线佩戴仪式”（thread ceremony）：印度高种姓教徒的成人礼。只有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这三个种姓才有权利戴圣线，首陀罗和贱民是不能戴圣线的。当男孩长大成人时，要给孩子举行佩戴圣线仪式。圣线是一条由三股线拧成的细绳，象征着三种责任、气质、品德和境界等。
[2] 这部电影获得了1956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提名，获得评审团特别奖“最佳人生纪录奖”（Best Human Doc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