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问我能否说出一部彻底规避了陈词滥调的电影。我稍作思考后给出了答案：《与安德烈晚餐》。现在我重看了这部电影的修复版，再一次为它令人叫绝的奇妙而惊叹，为它的独一无二而惊叹。这部电影应该会叫人看不下去，然而那些爱它的人会一遍又一遍地重温它，沉迷其中。
电影标题就是全片的纲要。我们看到剧作家华莱士·肖恩正赴晚餐，他说，和“一个我一直躲着的人，真的，躲了很多年”。这个人是安德烈·格雷戈里，著名的纽约戏剧导演。格雷戈里最近淡出了人们视野，肖恩告诉我们，有报导称他在“旅行”。最近的一个晚上，一个朋友在曼哈顿偶遇了格雷戈里，他正靠在一幢建筑旁哭泣。格雷戈里刚刚看完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被里面的一句台词深深击中：“我只能一直住在我的艺术里，而不是我的生活中。”
瓦利（华莱士的昵称）和安德烈见面，对坐，进行了一场将近两个小时的餐叙。在对话中，能量之潮来回流动，但大多数时候是安德烈在讲述，瓦利在倾听。瓦利是一个乐于身陷家庭生活的人，他体态圆胖、表情恳切、时常眯眼斜睨。他在《曼哈顿》中饰演的角色被伍迪·艾伦形容成一个“侏儒”——比勒陀利乌斯博士（Dr.Pretorius）实验室瓶子里的一个小人。他的父亲威廉是《纽约客》的老编辑。“当我年轻富有的时候，”他说，“满脑子都是艺术和音乐。现在我三十六岁了，我考虑的全都是钱。”他的朋友安德烈身材修长、瘦削。他从遥远的异国带来一些奇闻，他用闪耀的热情将它们彼此关联起来。
我们和瓦利一起倾听安德烈讲述他在西藏、撒哈拉和英国一个神秘农场的旅行。他讲述被活埋的经历以及在波兰的月光下执行戏剧性的仪式，也讲了在教堂中突然“一个巨大的怪物出现了，它的眼皮里长出紫罗兰，脚趾甲中长出了罂粟花”。在这段讲述之后，瓦利想方设法接过话匣子，他找到了“紫罗兰”这个话题。“你看过《蓝色的紫罗兰》（Vio lets Are Blue ）吗？”他问道，“关于人们被困在潜水艇里的。”
和很多杰出的电影一样，《与安德烈晚餐》几乎无法被明确定义。“两个男人在纽约的一家餐馆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在真实的时间维度中），”“电影书”（CineBooks）写道。错，并非如此。这并不是实时拍摄，而是导演路易·马勒抱着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在几个礼拜的时间内拍摄完成的。拍摄地点也不是纽约的某家餐馆，而是在摄影棚内。安德烈·格雷戈里和华莱士·肖恩之间自然流动的对话是事先精心编写的。“三个月来，他们录下每周会进行两到三次的对话，”宝琳·凯尔写道，“然后肖恩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这些素材编写成剧本，之后在电影中，他们扮演了喜剧精华版的自己。”
喜剧？是的。虽然对话常常透出绝望（格雷戈里猜测，1960年代可能是人类灭绝前的最后呐喊），为了体现讽刺意味，对话素材中设置了一种狡猾的轮换。在源源不断的想法中有很多需要思考和揣摩，但也不乏幽默感。格雷戈里扮演一个被新时代的想法所迷惑的人，当他和肖恩说起英国某地的农业公社时，几乎两眼放光，“他们会和昆虫交谈，达成协议，在旁边为昆虫安排一个专门的菜园。”
瓦利对此的回应是恼怒的。他说，基本上他想要从生活中得到的，就是写剧本，付账单，在清晨喝一杯美味的热咖啡，而最新的《纽约时报》已经送上了门。他喜欢简单的快乐，例如和她的女友黛比（Debbie）共进晚餐。
睡在电热毯上。阅读查尔顿·海斯顿 [1] 的自传。在影片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开始了一段对于科学方法的激烈辩护。虽然在那些物质的世纪中，“迷信”是合理的，他争辩道，但他不会再认为幸运签语饼会给予他好运，或者“预兆”能够左右飞机的正常飞行。
安德烈并没有在质疑科学方法，他只是觉得那对自己没有助益。他认为，在人们对新的前景和思想求知若渴的时期，对于超越性的寻求更为重要，即使实际上人们找不到那种超越。这两个朋友不停地聊着，一个如幽灵般不苟言笑的侍者为他们服务着，就像麦克白宴会上的鬼魂。
在1981年的特柳赖德电影节上，我观看了《与安德烈晚餐》的首次公映。在观众起立鼓掌喝彩的时候，我发现坐在我前面的两个男人正是格雷戈里和肖恩。在他们进场之际，几乎没人知道他们是谁。而现在，在电影被认真对待的地方，他们会被一直铭记。
这部电影的故事出自偶然。如同这两位老友所说，最初他们想看看两人的对话怎样能被塑造成一出剧——或者一部电影。路易·马勒（1932—1995），一位兼收并蓄的法国导演（《拉孔布·吕西安》［Lacombe Lucien ，1974］、《艳娃传》［Pretty Baby ，1978］、《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 ，1980］、《再见，孩子们》［Au Revoir les Enfants ，1987］），选择并设定了这种有节制而趣味不俗的拍摄风格，在其中的关键时刻，摄影机和演员之间的距离需要精确到毫米，而镜中半隐半现的镜头营造了一个真正餐厅的幻觉，并且反应特写镜头的节奏巧妙地反映了两个人之间看不见的张力。这部电影在纽约开幕时，充满忐忑，几乎没有对外公开，映后得到了很多有益的评价，并持续在这个剧院上演了一年多的时间，并且——尽管它的风格极具挑战性——在其他九百家剧院上演。
在该片的纽约首映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吉恩·西斯科尔 [2] 和我上台主持了一个与格雷戈里和肖恩的问答环节。那晚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两个人被问及如果他们再演一次此片，会有什么不同，他们说他们会互换角色——“这样就没人认为我们在扮演自己了。”他们是在扮演自己吗？也许不是，但我觉得他们在扮演他们自己的人格。他们在银幕上扮演的人似乎也正是他们在生活中的样子。（“无论这意味着什么。”安德烈也许会说。）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只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剧本的载体——一部比《夺宝奇兵》情节性更强的电影。《与安德烈晚餐》挖掘的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思维能力：在故事讲述的同时想象出它们的画面。肖恩和格雷戈里都是天生的故事讲述者，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脸，但想到的是更多的事情：安德烈被活埋，一个僧侣用指尖把他抬起，牧神在森林里欢跃。瓦利艰难地拿着自己的剧本和代理人周旋，愉快地和黛比吃晚餐，以及，是的，津津有味地阅读海斯顿的自传。我们如此真切地看到所有这些事情，《与安德烈晚餐》绝非一个双人特写镜头和特写镜头的呆板组合，而像是暂时停靠在餐厅中，并且随时面临着冲向珠穆朗玛峰顶的危险（当然瓦利坚持认为，根本不必去寻找真理）。
他们到底谈论了什么并不是电影真正的重点。我对安德烈的理论和瓦利的疑虑做了很多笔记，但这并非一个逻辑推演的过程，这是一次谈话，其中真正的主题是语气、氛围和能量。这对朋友找到了各得其所的生活方式。两个人都鼓励彼此醒过来闻一闻咖啡的味道。只不过在瓦利那里，那是杯真正的咖啡。
[1] 查尔登·海斯顿（Charlton Heston，1923—2008）：美国影星，以扮演英雄人物见长。
[2] 吉恩·西斯科尔（Gene Siskel，1946—1999）：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著名影评人、记者。曾与本书作者罗杰·伊伯特在1975年到1999年间共同主持电视台的影评节目《西斯科尔和伊伯特的电影世界》（Siskel and Ebert:The Movies ），结下深厚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