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那年，我十五岁。我个子长得快，俨然一个成人，只是还没有喉结，说话声音有些弱。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长出喉结，声音还是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妈说，长得太快，饭没跟上。那时候已经包产到户，农村正经历千年未有的大变革。听老师说，我考上了高中。高中需要生活费和学杂费，对于家里来说，这是一笔陡增的费用。父亲给人打一天家具才两元工钱。我就跟着割漆工去割漆。千里外的人都来割漆，我没有理由不去割。听说漆匠的收入是木匠的四五倍，如果运气好，一季下来能挣几百。
时间好像是六月，或者是七月，那时候的暑假特别长，长得一个暑假要理三四回光头，到开学时头发又老长了。这时候，土地包产到了户，山林也包产到了户，不能随便割了，割漆要到很远的高山上。那地方，鸟都飞得累，人们也懒得管。这一年的割漆人来自达州，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个靠近陕西安康的地方。他们一共十五个人，加上我，十六个人，十四男，两女。生产队长给割漆的领头人说：“把这娃给我带上，好好教教他。”因为我的身体优势，因为山林“地主”之利，我跳过了学徒期，一入行就是工匠待遇。那时候，也没有割漆人付山林承租费之说，挣多少就能落多少。
大家选择割漆的地方叫小沟，其实可不小，从坡底喊一嗓子，山顶听不见。说音传十里，可见这地方并不止十里方圆。这片地方一直存在争议，峡河乡说是属于自己的地盘，另一个乡说是属于他们的地盘。在山林不值钱的时光里，属于谁不属于谁并不重要。十年后，西部开发，山林开放，有了经济价值，双方为这片山地打了八年官司，打到都倾家荡产时，法院说，别再打了，你们五五分。结果就一方一半了。
大家选了一片开阔的地方驻扎下来，旁边有一汪泉眼，汪起一个小潭，那是野猪们喝水打滚儿的地方，现在它属于我们了。还有一个原因，漆沾到了肉上，会发烧发烫，在没有溃烂之前，浸在水里，泉水冰凉，比什么药都强。这是大家告诉我的方法。之后，我看见一些胳膊肿得通红的人，把胳膊浸在水里，从早上浸到下午，捞出来，像半蔫的老黄瓜，真的不红了。
男人们的名字乌七八糟，差不多我都忘了。两个女人我记得，因为名字都简单，一个叫玲，一个叫红。玲专门负责做饭，红和我们一道爬树割漆。一个生猛，一个文弱，如果打架，估计玲能打倒两个红。到吃饭时，玲那一嗓子，比男人都有力气。声音打着旋儿，在远远的山崖上撞出回音。她的丈夫张昆林是队伍里个头儿最高的，有一缕小胡须，也是最俊的一个男人。
在山外，此时差不多正是花尽果圆，小沟里树木遮天蔽日，地上正开着一片一片说不上名字的野花，有的三五朵，有的连缀成一大片，品类各不相同，它们的香气也各不相同，不同的花香与不同的树味纠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山林的味道。这味道，说不出来。它与每天早晨的山雾一起升腾，日落时，又随着夜气回来了，与那些没有升腾尽的味道纠合在一块儿，让夜晚漫长而迷醉。
每天早晨天刚亮，大家都要起来爬树。一夜间，漆茧该满了，漆口需要再加一刀。我们林鸟一样散落在茫茫树林间，彼此很近又很远。雾在大家头上萦绕、穿流、涌荡，向天空上漫游。红穿着一身红衣裤，松鼠一样，一会儿在这棵树上，一会儿在另一棵树上，一会儿在树顶，一会儿在树腰。男人们倒显得笨拙许多。若干年后，我经过克拉玛依油田时，看见工人们都穿着一身红衣，款式与颜色和红的一模一样。我当时猜想，红的某个亲人当年一定在油田工作过。
玲收拾完了锅灶也割漆。她胖，上不了高树，就在树低处开刀，张昆林上了高处，就把低处的空白树干留给她。玲手臂上沾了漆，怎么也洗不掉，像被文了墨画。我看见张昆林几次用刀给她刮。漆斑刮下去，刮出一片红来，张昆林在上面咬一口，再吹一口气。玲见缝插针地做割漆工，一方面是多挣钱，一方面也是活路的需要。从初夏到秋天，割漆的好季节满打满算四五个月，一面坡的漆树没有割完，实在可惜。割漆人漂萍一样，而明年能不能再来，只有天知道。所以大家都把活儿赶得很紧，恨不得一个时辰当一天用。
割漆的活儿，最难的不是给树开口和加刀，而是收茧，即把漆汁收回来的过程。漆茧密密麻麻，像树叶一样层层叠叠，要一片片摘下来，把漆汁收在桶里。漆汁有干有稀，但都要用一支竹片来剥离剔净，这个过程中双手时时离开树干，全凭两只脚平衡身体，避免掉落下来，经常需要用一条腿绕住树干。在收茧剥漆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漆汁洒泼到身体上。大家衣服上、手上都布满了漆斑，浸了漆毒的皮肤肿起来，消下去，循环往复。
割漆队伍分工明确，开口工、收茧工、煮饭人、采购人、售漆人。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各的责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售漆人负责出售生漆和收款。割出再多的漆，没有销路，卖不上好价，也是白搭，售漆人的能力与门路显得非常重要，虽然生漆从来不愁卖。割漆的队伍也各有各的销售门道，收益却有着很大的差别。胖胖的老黄是我们这支队伍专门负责卖漆的人，他不干活儿，专门负责后勤供给，一副小背头，很有气势。他将漆卖给福建人，福建人在西安接货、付现。这是他打交道好多年的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