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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河两岸山上的树木以青杠树、橡树、栎树为主打,其次是松树,漆树不到一成,但这一成就不得了,引得南方人千里来割漆。记忆里,安徽人补锅,浙江人弹棉花,四川出割漆匠。

割漆到底挣不挣钱?村里人都不知道,我的判断是大概不挣钱,如果能发财,也用不着年年来割了。割漆人成帮结队,各占一座山头。他们先乘火车,再转汽车,最后包一台突突冒烟的四轮拖拉机,辗转千里。他们一般不住在当地人家里,人太多,也住不下。他们带了锅碗瓢盆,自己做饭。山坡上,挑块平坦些的地方,搭起一溜儿塑料布帐篷,做饭的厨房、睡觉的通铺、洗澡的浴室,全有了。十岁以前,我没见过大米,村里大部分人大概都没见过。山地贫薄,只生长玉米与小麦,直到我二十岁到了渭河边上,才见到成片荡漾的水稻。有几回,他们吃饭,我就躲着远远地看。那白米饭真白,白得像端着一碗雪花子。他们没有绿叶菜,吃的是从老家带来的腊肉,一口饭,一坨肉,再喝一口酒。他们上山走了,我把随洗碗水泼出去的米粒捡起来放到嘴里。经水洗搓过的米粒已没有香味儿,但十分软糯,舌头一顶就要化掉。我含在嘴里,小心翼翼,一直含到夜落下来,月亮升起。

割漆的人先在漆树上绑木棍儿,一步一步,像梯子,一直绑到树顶,如果是两棵正好很近,一梯二用,既省事又安稳。他们用一种半月形的弯刀,在树上割出指头宽的口子,左一道口子,右一道口子,错落又匀称。他们又用一种半月形勺状东西插在口子下方,后来我知道那叫蚌壳。漆开始是白色,一会儿就变成了褐黑色,慢慢往蚌壳里流。整棵树看上去,像睁开了无数只眼睛,在无声地流泪,也像一串嘴巴在傻笑。

割漆的队伍里有老有少,也有女人。女人做饭,也能上树,上起树来飞快,如履平地。她们说话粗声大气的,用弯刀砍柴砍肉,生猛得让人害怕。队伍里最多的是孩子,第一年学割漆是没有工钱的,只管饭和路费。有一个叫小伍的,后来成为我最好的玩伴,那一年,他十三岁,我十岁。下雨天上不了工,他来找我玩,我们摔跤或做泥哨吹。有时候懒得回去,他就和我一块儿睡。小伍个子比我矮很多,他的眼睛非常好看,圆圆的,很灵动,晚上睡着了,也能看得见双眼皮。

小伍不会说我家乡的方言,但他会说普通话,和小广播里的播音差不多。他只读完小学,不知跟谁学的。有一回我们去摘马蜂窝,他说一个蜂崽等于一颗鸡蛋,吃了,几天就能胖起来。我信了他的话,我们去南山上摘。有一棵树上的马蜂窝像一只巨大的地球仪,密密麻麻的马蜂们组成了密布的山川湖海。他用我的衣服包裹着头,连眼睛也不露,往树上攀。那一天,天有些燥热,马蜂们也很暴躁,小飞机一样向他身上进攻。那天到底没有摘下来,小伍浑身被蜇了七个洞,当天晚上就胖得认不出来了。我妈给他涂了蒜汁和碱水,第二天又能收漆茧了。

割漆口最好的时间是太阳出来之前,“日出开刀,日落收茧”,茧就是盛接漆汁的蚌壳。小伍还不会给漆树开刀,他手脚麻利,专门负责收漆茧。如果树年轻,又是初次开刀,漆会很旺,一天要收茧好几次,小伍小猴子一样每天攀上爬下好几回。如果漆还没有结膜,会很稀,不小心会流得满手满身,会中漆毒。漆毒是会要人命的,学割漆的人要扛得住几回漆毒,才能“毕业”,成为一名好的割漆工。

我们的小学校连着卫生院,一样的土坯墙,一样的灰瓦,一样的石头墙脚,只是学校比卫生院地势高一点儿,从教室的窗户可以很清晰地看清卫生院的门帘,进进出出的人,有的急,有的缓,有的自己走路,有的被人搀扶着。医生都不穿白大褂儿,像种地人一样,一个裤腿儿卷着,一个裤腿儿盖到脚面,脚上是一双黄胶鞋。

有一天,我看见一个人背着另一个人跑进了卫生院的木门,不是走,是跑,这是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看见进卫生院大门最快的人。背人的人我不认得,背着的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小伍。

到放学时,我看见卫生院的墙根儿,躺着小伍,地上是一片编织袋,那时候编织袋还很少,因而显得又白又薄,很新奇,很扎眼。他的身子直直的,正好是接起来的两张编织袋的长度。小伍不是睡着了,是死了。漆毒,没救。我到今天也不明白漆毒是怎么回事,我见过漆毒的厉害,先是红肿,然后发热,浑身抽搐。

小伍被埋在了卫生院对面的山根上,埋他的人在坟前栽了一棵小柏树,走了。二〇一三年,柏树长到了合抱粗,适逢公路拓宽改线,柏树被砍掉了,做了棺材板。传说是有人故意主持改线的,目的是砍那棵柏树。改了线,公路反倒更弯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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