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东征的意义
万历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一度有声音抹杀、否定明军东征的积极意义，对明朝东征军多方贬低与妖魔化。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清朝编纂的《明史·朝鲜传》，此书用官方论调对万历东征做了非常消极的评价，认为这场战争能够结束纯粹是因为丰臣秀吉死了：
自倭乱朝鲜七载，（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
这一论调显然与事实不符。诚然，明朝东征军没有力压日军，十分轻松地结束万历朝鲜战争，明军也存在着很多负面行为；但明朝东征军出兵朝鲜所起到的作用，绝不是这些人所说的一无是处。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发兵20万，浩浩荡荡渡海侵略朝鲜，计划侵吞朝鲜后征伐明朝，甚至想要染指琉球、吕宋、天竺等地区，意图掌控整个亚洲世界。朝鲜遭日军入侵后，平壤、开城、王京三座都城全部沦陷，八道望风崩溃，不得不乞求明朝出兵救援。之后，随着明朝的军事介入，在朝鲜的日本战国军队越来越萎靡不振，出现种种退缩姿态。日本近代史学家星野恒指出：
秀吉初意欲席卷朝鲜而入明，及明师出，我军亦多失亡，自知其事之不易。乃欲得明室之女、割朝鲜四道以了局……（《大日本编年史》）
星野恒的观点非常明确，丰臣秀吉发动第一次侵朝战争，本意是席卷朝鲜后攻入明朝，然而等到明军援朝以后，局势就都变了，日军在明军的打击之下“亦多失亡”“自知其事之不易”，希望以求娶明朝公主、割让朝鲜四道为条件结束战争。虽然日军十足贪婪，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但相比当初萌生的吞灭朝鲜、攻入明朝的巨大野心，此时的追求已经大不如前了。而这一巨大变化，正是日军受到了明军的重大打击之故。
长期以来，许多人对万历东征评价较低，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清朝编纂的《明史·朝鲜传》的影响。他们根据此书的记载，认为明朝为救援朝鲜死亡了数十万人，直到丰臣秀吉去世，明朝才从这场灾祸中挣脱出来。但这一番话是完全错误的。壬辰倭乱中，李如松先率三协明军38937人渡江，后又有刘率领5000人入援朝鲜（《经略复国要编》）；丁酉再乱末期，明军巅峰时有98000人（《东征记》）。不算那些因两次东征而产生重叠的人数，明军前后两次东征一共也就动用了约141937人，根本不可能在朝鲜“丧师数十万”。
所谓“关白死而祸始息”的说法，也并不正确。丰臣秀吉认为侵朝战争难以为继，准备结束这场战争，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死亡前几个月，丰臣秀吉接到了前线日军诸将要求进行战线收缩的报告，此时他感受到了明军对日军施加的巨大压力，之后便逐渐着手从朝鲜撤兵。丰臣秀吉不仅授意侵朝日军弃守梁山城和龟浦城，甚至让侵朝大将小早川秀秋、毛利秀元、宇喜多秀家带着7万军队撤回日本，退缩姿态极为明显。丰臣秀吉临终前，下令让侵朝军队撤回日本，等于彻底否定了他过去的对外侵略路线。
标志着日军在朝鲜败退的，并不是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的露梁海战，而是万历二十六年一月的第一次蔚山战役。再往前追溯，万历二十年第一次平壤之战后日军的反应，事实上就已经注定侵朝日军的败局。第一次平壤之战与第一次蔚山战役，传统观点都认为是明军惨败给了日本战国军队。然而在明军打了败仗的前提下，日本战国军队却毫不例外地对明军大感畏惧，事后分别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王京军议、安骨浦军议。在这两次会议上，日军提出了收缩战线、回避明军锋芒、撤兵到朝鲜沿海地带的想法。由日本战国军队在事后的过激反应可见，明军介入朝鲜战场，对日本战国军队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经统计，在明军的打击下，日本战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了以下退缩姿态：
丰臣秀吉因为现实的打击，心理上发生了一次次重大变化，他从一开始怀有吞并东亚之志，逐渐转变为谨小慎微的退缩姿态，希望从明朝、朝鲜得到的好处也一次次变少。经笔者统计，丰臣秀吉的心理变化是这样的：
丰臣秀吉最初心有壮志，可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欲将日本三岛的版图，扩大到整个亚洲，可最后何以黯然落幕，临终前逐步安排侵朝日军全部撤回日本？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正是明朝东征军给日本战国军队造成了极大打击，从而使丰臣秀吉那欲壑难填的野心一次次受挫。假如明朝没有介入朝鲜局势，日军必将渐渐蚕食朝鲜。在这一点上，朝鲜史料《宣庙中兴志》也承认，仅仅凭借李舜臣的朝鲜水军是难以驱逐日军的，必须依靠明军的力量才可以。明朝的出兵，无疑遏制住了日本对东亚大陆的侵犯势头，维护了这片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除了明军造成的打击以为，日本自身有限的国力与盲目自大的心态，也注定了它想挑衅大明王朝只能以失败收场。对此，武国卿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战争史》一书中进行了非常独到的分析：
随心所欲地高估自己的力量，这既是日本，也是一切侵略者的侵略思维定式。刚刚完成统一的日本，国土面积充其量不过37万多平方公里，孤悬大洋、资源贫乏、经济实力有限。此次战争的最大出动量也就在20万人上下，以这点区区之力，涉洋渡海入侵他国，既要保证有足够兵力在正面战场作战，又要分兵统治所占地区，对付一个稍弱于己的朝鲜已是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面对一个人口和资源丰富，且当时国土面积达千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大明王朝呢！
明朝出兵援朝，不仅粉碎了丰臣秀吉的野心，对巩固自身的边疆与国防安全同样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不出兵援朝，日军侵略军必会在朝鲜一路势如破竹，逼近鸭绿江，威胁明朝辽东，甚至京畿重地。正如加藤清正恐吓明朝使者冯仲缨那样，日军的目的是攻破辽东、北京，将明神宗擒回日本，向丰臣秀吉复命。如果一意放任日军鲸吞朝鲜，后果着实难以预料。对此，我国著名朝鲜历史学者杨昭全先生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中指出：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国土毗邻，朝鲜如果被凶倭全部侵占，一江之隔的明朝就能安然无恙吗？早在这次壬辰倭乱之前，倭寇尚能跨越辽阔海洋，侵扰明朝东南沿海，为害近二百年之久；而当其侵占全朝鲜，就不能越过远比海洋狭窄的鸭绿、图们二江侵袭明土吗？由此可见，当时朝鲜人民不抗倭，明军不出援，朝鲜将为倭军全部侵占，明朝国土也会被侵袭。邻人失火，不相救助，当殃及自家时，则悔之晚矣。
总之，战争是残酷的，反抗侵略者的入侵，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害怕付出代价，不敢或不愿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战争，其后果必将是比抵御侵略付出的代价要高昂很多倍。若倭军果真野心得逞，肆虐两国，中朝两国人民势必遭受更多、更大的苦难，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正因为日军侵略朝鲜攸关中国国防，所以明朝出兵援朝、御敌于国门之外，意义非常重大，著名晚明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先生在《万历传》中指出：
神宗决策两次东征，御倭援朝，是及时的、果断的。否则不仅朝鲜不保，而且辽东、山东及东南沿海将永无宁日。这场战争虽然耗费了明朝巨额财力，却换来了边境的长期安宁，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姜龙范、刘子敏合著的《明代中朝关系史》，也指出万历东征的意义在于：
其一，维护了朝鲜的领土完整，保证了朝鲜国家的独立。日本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吞并朝鲜。抗击日本侵略，就是保卫朝鲜，中国在保卫朝鲜的斗争中发挥了一个宗主国应有的作用。
其二，保证了中国本土的安全。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从未进行掩饰，其主要目标是进攻中国，这对中国军队来说，同日本作战乃是保卫祖国的具体行动。
杨昭全先生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中也指出，万历东征的最大意义，就是既保卫了朝鲜，使朝鲜免遭日本的殖民统治，也巩固了明朝自身的国防安全：
击退倭寇对朝鲜的侵略，将其驱入大海，保卫了朝鲜的安全，使朝鲜免遭日本的统治。由于击退入侵的敌寇，使明朝国土免遭侵犯，保卫了明朝的安全与国土的完整。
而对万历东征的战略意义做出最高评价的，是民间学者柯胜雨所著的《万历东征》一书：
朝鲜之役惨败于明朝的记忆犹新，日本人长期深刻反省，再也不敢主动挑战业已形成的东亚政治秩序，从而保证了东北亚三百年的和平稳定。
万历东征战争结束以后，继承丰臣秀吉野心的部分日本人再次打朝鲜的主意已是296年后，这一次日本悍然发动甲午战争。让这群人老实了这么久，不敢轻易挑衅中国在东亚领导地位的，正是万历朝鲜战争。一仗打出了近三百年的和平，便是此战最为积极、最为伟大的意义。这样的评价，足以告慰400多年前，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大明英烈。
除了从军事上肯定万历东征以外，还应在道义上对其进行肯定。万历东征是一场正义战争。明朝不计回报，顶着巨大的财政、粮饷压力，果断出兵援朝，以巨大的代价驱逐了日本侵略者。为了打赢这场仗，多少明军将士暴露尸骨于异域，再未能回到故土。这场战争，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决反对任何形势的侵略，即使付出巨大牺牲也在所不惜。郑学稼先生在其著作《日本史》中便指出：
明朝为着朝鲜“世称恭顺，遽遭困厄，岂宜坐观？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的缘故，毫无报酬地牺牲许多人力、财力，中华民族之伟大处在此。
对于明朝在这场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王薇、杨效雷、吴振清合著的《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一书也指出：
中国人民对壬辰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七八年间，明朝朝廷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调集了明朝重要的军队、将领。明朝士兵殉难总数超过二万，先后费饷六七百万……壬辰战争的巨大消耗，使明朝无暇顾及中国女真的迅速崛起，国内经济发展受到了制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明朝晚期的封建统治力量。
换言之，明朝为了出兵援朝，已经伤到了根基。杨旸先生的《明代东北史纲》一书也提到了明朝在万历援朝背后的巨大牺牲：
在这次反侵略的正义抗倭斗争中，明朝动员了蓟、保、辽、大、宣五镇之兵力，但主要是辽东地区的兵力。辽东民众，奔赴朝鲜，支援了朝鲜，也保卫了中国。辽东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为友邦朝鲜捐躯……辽东民众不仅人力上支援了朝鲜，且物力上也大力支援了朝鲜——军鞋、军服、武器等，其中大量还是粮饷。一部分从山东等地装船运到朝鲜，但主要靠陆路，仅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就“运金、复、海、盖等五仓米十万石于平壤，辽阳、汤站等五仓米六万石于义州”。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三月，“户部移文辽东巡抚，将该镇本年应运粮饷，除运过七万六千九百九十余石，尚有未运二十六万三千余石，督行该道，严催速运朝鲜接济”。特别是在万历二十一年，继嘉靖朝后期发生灾荒之后，又一大灾之年，辽东仍然运至朝鲜粮谷十四万石。灾后的第二年，辽东金、复两地，又运粮二万二千七百石于朝鲜。除了沿海水运外，就是靠陆路，风雪长行，受尽之苦，“辽左一路，困于征东之役，骡子、车子都已荡尽，民生嗷嗷，至有卖子而食者”。辽东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克服了种种困难，保证了前线之军需，直至战争最后的胜利。因此说辽东民众在援朝抗倭战斗中，无论是人力、物力都给了朝鲜很大支援，在战争中起着巨大作用。
辽东民众为了将粮食等物资提供给朝鲜，自己在饥荒之年忍饥挨饿，承受苦痛，做出了巨大牺牲。这样的支持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辽东民众无疑非常伟大。可以说，正是人民群众的正义与自我牺牲，坚持为明军、朝鲜军提供最为艰难的后勤保障，才推动了万历援朝战争的胜利。虽然在史书上留下姓名的多是文臣武将，但这些牺牲自己利益、推动历史进步、未能留下名字的人民群众，却更加值得我们铭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