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征明军的功过评判
万历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围绕着明军的功过，明朝和朝鲜掀起了一波巨大的争议。
战事刚一结束，明朝东征赞画主事丁应泰和左给事中徐观澜就上疏朝廷，抓住四路明军总攻失败后与日军议和的把柄，对东征军进行了疯狂的攻击。
丁应泰奏称，邢玠因中路军战败，授意史世用令茅国器收敛明军吃饭、买菜的钱款，用来贿赂日军；又称万世德派遣史世用之子去通知日军，约定送交人质给寺泽正成；还说西路军刘也向日军行贿、送交人质。丁应泰认为，日军是在得到东征军送去的贿赂和人质后，有了面子才从朝鲜撤军的。徐观澜也跟着说，邢玠“授意茅国器与倭讲和，赂以五千金，倭酋遗酒米、刀马而去”。（《奏辩东征始末疏》）
丁应泰、徐观澜都认为，日军撤退只是邢玠送重金、人质的结果，没有其他因素在内。朝鲜的李氏王朝，也持同样观点。当时朝鲜社会上流传着丁、徐二人的说法，朝鲜国王李昖也认为“丁应泰虽是奸人，所谓赂倭之说，则果为不虚”（《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李昖又说，日军事实上打败了明军，最后却无缘无故撤退，肯定不是因为怕明军，而是明军向日军乞和，才使日军被“诱而退之”：
倭贼战胜天兵之后，无端一时俱退，揆之于势，固无其理。实非畏天兵而然也。此必天将甘言乞和，诱而退之，而我国未能尽得其间事状耳。后日必有其尾。贼之智计、兵力，十倍于我，非若我国人之愚而谋拙也。一朝尽弃坚城险穴而自退，至或城寨有宛然，粮饷有传授。其轻藐之状，不难知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朝鲜左议政李德馨也这么想。他认为10万明军不能够驱逐日军，反而向日军乞和、送交人质，才换取对方撤退，并且对外将人质称作出使外国的“天使”。他的原话是：
顷者十万大军，当以威逐贼徒。而今乃不然，以乞和送之。其时入送质官，以“天使”称之。茅（国器）、刘（）之事，极为晻黯，小邦当受其厄。（《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编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朝鲜史臣，叙述到这里时，对明朝东征军同样持否定态度。在评论中，李朝史臣对明军中路提督刘破口大骂，认为他在军中只顾玩弄女性，根本就没有一点斗志，还没有和日军开打，就自己先逃了，最后只能贿赂重金、送交人质向日军乞和，贻笑外邦。原文称：
史臣曰：“……刘简膺帝命，出征万里，身率三军之众，而对贼一舍之地，成败存亡，决于呼吸。而辽阳娼妇、贼营妖姬，尚在左右，则宜乎军情愤惋，莫有斗志。曾未交兵，先自奔北，丧旗乱辙，莫可收拾。终乃甘言乞和，赂物质人，则其贻侮于凶贼，取讥于外藩，而负皇上委遣之命者，为如何哉？”（《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除此之外，朝鲜史臣对刘还有诸多谴责。他们认为麻贵、刘
、董一元几路明军都奈何不了日本人，对方丝毫不惧明军。在他们看来，小西行长之所以会退兵，是刘
偷偷派遣使者和小西行长议和，重金贿赂对方，又向对方派遣人质，满足了日军自以为获胜的心理。在其笔下，刘
不仅无功，还在小西行长撤军之后挖掘刚埋葬的尸体，杀戮无辜百姓，冒充日军首级。原文称：
史臣曰：“刘围蹙行长，朝暮且拔，而潜通使价、阴主羁縻，使狡酋未擒，扬扬渡海，
何功之与有？乃发新葬之尸，戮无罪之民，假成首级，其计岂不惨哉？……盖赂银买和之说，人或以为疑信。而臣意七年负隅之贼，一夜无端而卷甲渡海，岂无所以哉？其计以为：‘顺天一城之力，不足以敌刘
数万之众，而援兵不至，饷道亦竭，虽战不可知其必胜。而
既送四十人为质，又以五千两银为赂，则是胜势在我。我于此时，可以全师过海，是不赖一兵而制天下之胜也。’不然，麻贵迫岛山而不进，董一元大败于中路，
又再围倭桥而不克，彼行长有何所畏，而敛迹而退哉？丁应泰之言，臣知其不虚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朝鲜史臣还说，刘不敢保证能够攻克顺天倭城，因此不肯让军队承担死伤。只要日军肯退军，他就能使出送交人质、重金行贿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并竭力欺瞒、谎报战功，为自己赢得了退贼的虚名。原文称：
史臣曰：“提督果不为无劳，则固当叙之矣，露梁大捷之陈璘、岛山力战之麻贵，何独不叙，而必叙于赂银买和之刘乎？臣观
之为人，不过一诈将耳。顺天之围，有朝夕必胜之势，而所以羁縻不拔者，其心不难知也：‘行长兵虽困，而气未衰，虽战难保其必克。莫若乘其欲退之机，纵之使去，则无亡军遗镞之费，而吾有退贼之名矣。今日退去，而明日复来，于吾何与哉？’是故，质之以军丁，贿之以金币，凡可以得其退去者，无所不用其极，一以欺其心，一以欺朝廷，不亦巧乎？臣以为顺天之事，
有可议之罪，无可叙之劳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不过，朝鲜史臣说的话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刘“曾未交兵，先自奔北”，还没有和顺天倭城的日军开打就自己先逃了，只能向日军乞和；一会儿却又说“顺天之围，有朝夕必胜之势”，刘
是在快要打下顺天倭城时和日军议和的。究竟事实如何，恐怕朝鲜史臣自己也搞不清楚。如此自相矛盾的话，李朝史臣不止说过一遍。例如，同样是痛斥刘
与小西行长有金钱往来行为，李朝史臣一会儿说刘
贿赂小西行长5000两白银，一会儿却又说是小西行长贿赂刘
，才让刘
放走了小西行长：
（刘）且力主讲和，与平行长潜通，多受其赂，故纵行长，终不致讨。使凶丑扬扬渡海，全师而还。反以贼之退去，自为己功。瞒报天朝，可胜痛哉！（《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从这些自相矛盾的话，可以看出这些朝鲜史臣根本没有搞清楚顺天战役的真相究竟如何，他们没有完全理清事实，就一股脑地攻击刘。
对于慢腾腾赶到朝鲜的明军经理万世德，朝鲜史臣也给予了批判态度，并进一步认为大明已经没有像样的人了：
史臣曰：“世德受天子之命，来援属国。不独己之贪饕无厌，又使其子弟征索不已，中国可谓无人矣。”（《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朝鲜史臣在《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中做了以下定调。
首先，邢玠在东征之役中的所作所为和赵高指鹿为马没有什么区别，完全就是欺罔明朝朝廷，让明军以“驱金币、军丁”“约王子、陪臣”为代价，“阳战阴和”，换取侵朝日军大摇大摆地撤离朝鲜，并将此塑造成明军大捷。
其次，虽有徐观澜据实上奏，但是赵志皋、姚文蔚、万世德、王士琦等人蒙蔽明朝朝廷，致使明神宗不知实情。朝鲜史臣还称，大明人“欺罔积习，贿赂成风”，即便是有忠臣、良将，也不会受到信任与重用，后世谈论东征功罪，应当以徐观澜的话为准。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原文记载为：
史臣曰：“甚矣，欺蔽之患也！赵高指鹿，而秦祚以亡；上官谋霍，而汉祀几危。自古奸臣之遇暗主也，或指贤为邪，或以败为功，或以为盗贼不足忧，或以为天下不复事，愚弄其君如赵高、上官桀者，前后接迹。虽然，其君可欺，而不可以欺天下之人；其心可昧，而不可以昧天下之心。是非有真，耳目难掩，可不畏哉！邢玠受命东征，将以伸威外国，绥靖藩邦，而阳战阴和，纵贼不讨，驱金币、军丁，以中其欲，约王子、陪臣，以固其心，其终始所经营，不过欲得退倭之名而已。竟使穷蹙垂降之寇，扬帆鼓楫，满意而归。陈璘虽有海上之捷，不足以偿中路之败，而亦非邢玠之本心也。反乃夸张勋伐，恣行欺诳，献俘奏捷，有若不世有之功。虽以徐观澜之忠直，据实直陈，无少隐讳，而赵志皋、姚文蔚等壅蔽于内，万世德、王士琦等防闲于外，天子孤立而不之知，至于荐勋太庙，受贺应门。呜呼！吾虽欺，欺天乎！陈效之死，议者或以为刘鸩之，亦未可知也。大抵中国之人，欺罔积习，贿赂成风，虽有忠臣、良将，终不见信。御下如杨镐而被勘，奏事如观澜而罹谗，岂非可哀也哉？后之论东师功罪者，必以观澜之言为正。”
无论如何，战争刚结束时，朝鲜李氏王朝并不认为日军是被明军赶跑的，而是明军卑辞厚礼地向日军乞和，并送交人质，约送朝鲜王子、陪臣，才让日军退兵。又认为，明朝东征军在日军被“诱退”后，不断吹嘘自己，夸耀功劳，欺罔明朝朝廷。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二日，朝鲜李氏王朝对明朝东征军的批判达到了高潮。这一天，朝鲜国王李昖在别殿召集大臣，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会议。与会官员有：领敦宁府事李山海，海原府院君尹斗寿，左议政李德馨，刑曹判书李宪国，礼曹判书沉喜寿，兵曹判书洪汝谆，户曹判书李光庭，吏曹参判李希得，户曹参判柳永吉，兵曹参判李准，刑曹参判金信元，同副承旨李尚毅，假注书苏光震、尹煌，记事官尹暄、俞昔曾。
在这次会议上，朝鲜君臣自上而下，对明朝东征军百般诟訾。这次会议的谈话，被详细记录在《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中，下面将摘取一些片段，还原当时的场景。
会议上，朝鲜国王李昖对明朝东征军高层破口大骂：“我国之（人）既不成样，天朝之人，亦如是处之。以昨日之事言之，予与诸将官讲定善后之事。其事至重，而观其气象、言语，非中华人气象，小无礼让之风，极为寒心。武将不足说，学士辈皆然矣。天下之事尚可为乎？”
李昖所说的“昨日之事”，是指他在二月一日与邢玠等九名明朝东征军大将会晤，讨论明军继续在朝鲜驻兵所带来的军粮问题。李昖委婉地向邢玠提出，如果明军在朝鲜继续留下3万多士兵驻守，朝鲜将难以负担粮饷，希望能收回留兵朝鲜的想法，但是被邢玠拒绝。李昖为此恼羞成怒，在他看来，战争结束以后，明朝东征军高层赖在朝鲜不走，让朝鲜负担明军的兵粮，非常不成体统。
说完这番话以后，李昖又专门针对经略邢玠骂道：“天朝之人，时习误入矣。予见天朝人多矣，有识者亦然。徐给事（徐观澜）言，如邢爷者，中朝未易多得云。而军门所为，无足可观，欺罔朝廷，无所不至。”他认为邢玠不足称道，只是个欺罔明朝朝廷、谎报战功的骗子而已。
批判完邢玠之后，刑曹判书李宪国对中路提督刘展开了抨击：“倭桥行长，半夜撤遁。翌日，刘提督始为入据云矣。”李宪国认为刘
打不下顺天倭城，只能等到小西行长撤退以后才入据该城。
李昖接过李宪国的话，嘲讽刘道：“贼退城空，虽小儿，可以入据。”他认为日军退去以后，就算是小孩子，也可以占据该城。
接着，李昖对邢玠、刘二人齐齐展开嘲讽，认为他们一贯谎报战功，无论是播州之役，还是东征之役，都是如此。他说：“两爷前日攻杨应龙，欺罔朝廷，以结局上本，并蒙褒升，而杨也复叛。科道参云，‘军门前既欺罔，今东征之事，亦如此也’，云矣。”
李昖所说的邢玠、刘谎报播州大捷一事，是他前一日从左议政李德馨处听到的，而李德馨则是从刘
的家丁那里听来的：“小臣在全罗时，得闻于提督家丁。播州土司杨应龙，以十万兵，据险称乱。是时邢军门为经略，刘提督为总兵，御应龙。王参政（王士琦）亦在其中，而地势甚险，不得进战。苟且请和，无异倭桥之事。一岁欲纳二百万两银子，以此意欺瞒上本，皇朝赏功，刘爷升品，王参政亦升职，是故邢、刘相切云矣。”
李德馨提到，在播州之役中，邢玠、刘打不过杨应龙，只能苟且请和，一年贿赂其200万两银子，转头却向朝廷奏报大捷。在他看来，刘
在顺天倭城与小西行长的议和之举，与播州之役时的所作所为并无区别。
在痛斥邢玠、刘虚报战功、欺罔明朝朝廷后，李昖又对明朝人进行了集体嘲讽：“天朝人人以欺罔为能事，予尝自笑曰：‘如此则士气不足尚也。’”又说，“天朝人廉耻都无，不可知之事，甚多矣”。中途，他还骂邢玠“既无刚断，且无才智”。
在此次会议上，朝鲜的国王、臣僚，各自表达了对明朝东征军高层将领的不满，认为他们只知道谎报战功、欺上瞒下，真实的情况却被他们隐瞒了起来。
之后的二月二十六日，李昖召见了出使明朝回来的副承旨郑晔。与郑晔谈话时，他再次倾诉心中的不满，抱怨明将没有上报实情。
郑晔对李昖说：“天朝之人，欺罔成风，好自矜眩，不顾廉耻。彼之欲掩其罪，而夸其功者，不足怪也。”
李昖则说：“无识武将，不足多责，至于军门（邢玠）、大官，亦且如此。意者天朝学术误耶？事之无实如此。此事若遂成信书，则史册亦不可信。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者，非此之谓欤？予见宋应昌、李如松辈，亦且肆行欺罔，无所畏忌。夫人道本直，人心由学而明。由是观之，必是学术误也。”
根据李昖的说法，整个明朝东征军高层都在欺上罔下，隐瞒事实，将来邢玠等人宣称的东征大捷被载入史册，史册亦不可信。
而在大明王朝境内，面对丁应泰、徐观澜对邢玠战功的否定和疯狂攻击，明神宗以大局为重，站在了邢玠这边。实际上，明神宗并不像朝鲜人认为的那样，对有关传闻一无所知。事实上，那些对东征军不利的传闻，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即使事实真的如同传闻那样，明神宗也不能公开认同丁应泰的意见。
之所以如此，是明神宗基于国家安全和体面做出的慎重考虑。当时大学士沈一贯向明神宗指出，如果认可了丁应泰的意见，那么将会使10万外征将士不得言功，恐人心愤恨、埋怨，不仅有引起兵变的危险，还会损害国家的威严。所以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对10万将士稍加安慰，施以小利，否则难以收拾局面，将来有事也无人可用。权衡利弊之后，明神宗认可了沈一贯的意见。（《国榷》）丁应泰遭到革职，回籍听勘。（《明神宗实录》）
闰四月，明神宗以《平倭诏》告天下，宣布了明军的胜利，诏曰：
朕缵承洪绪，统理兆人，海澨山陬，皆吾赤子，苟非元恶，普欲包荒。属者东夷小丑平秀吉，猥以下隶，敢发难端，窃据商封，役属诸岛。遂兴荐食之志，窥我内附之邦。伊歧、对马之间，鲸鲵四起；乐浪、玄菟之境，锋镝交加。君臣逋亡，人民离散，驰章告急，请兵往援。
朕念朝鲜，世称恭顺，适遭困厄，岂宜坐观？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况东方为肩臂之藩，则此贼亦门庭之寇，遏沮定乱，在予一人。于是少命偏师，第加薄伐。平壤一战，已褫骄魂，而贼负固多端，阳顺阴逆，求本伺影，故作乞怜。册使未还，凶威复扇。朕洞知狡状，独断于心。乃发郡国羽林之材，无吝金钱勇爵之赏，必尽弁服，用澄海波。
仰赖天地鸿庥，宗社阴骘，神降之罚，贼殒其魁，而王师水陆并驱，正奇互用，爰分四路，并协一心，焚其刍粮，薄其巢穴。外援悉断，内计无之。于是同恶就歼，群酋宵遁。舳舻付于烈火，海水沸腾；戈甲积如高山，氛祲净扫。虽百年侨居之寇，举一旦荡涤糜遗。鸿雁来归，箕子之提封如故；熊罴振旅，汉家之德威播闻。除所获首功，封为京观，仍槛致平秀政等六十一人，弃尸藁街，传首天下，永垂凶逆之鉴戒，大泄神人之愤心。
于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兹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识予不敢赦之意。毋越厥志而干显罚，各守分义以享太平。
凡我文武内外大小臣工，尚宜洁己爱民，奉公体国，以消萌衅，以导祯祥。更念雕力殚财，为日已久，嘉与休息，正惟此时。诸因东征加派钱粮，一切尽令所司除豁，务为存抚，勿事烦苛。
咨尔多方！宜悉朕意。
明神宗颁布《平倭诏》，又压下了丁应泰、徐观澜对邢玠的弹劾，相当于明朝官方正式定调明军在东征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明神宗支持邢玠，认同了日军撤离朝鲜是明军使用武力手段驱逐的结果。
对于丁应泰否定明军功绩的说辞，礼科给事中刘余泽予以痛斥，他对明军将士的功绩做出了极大的肯定。认为明军在最后的决胜阶段，歼灭了大量日本“酋长”，日军死者不计其数，完全称得上是扫穴犁庭。他说：
即今以九庙之灵，皇上之威，天夺关酋（关白丰臣秀吉）之魂，清（加藤清正）、行（小西行长）二酋不胜内溃，我将士四路同心，乘势逐北，酋长多死，倭众大歼。釜山、南海荡焉若洗。藉此结局，即书之旌常，垂之竹帛。其于舞干因垒之功，扫穴犁庭之绩，岂不称流亚哉！（《万历疏钞》）
明朝官方如此定调万历东征之役的胜利，那么民间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同时代的明朝人徐希震在其所著的《东征记》中，也持相同意见，认为明军以风雷之势，击败作为强寇的日军，光复朝鲜河山：
幸皇上徇裁主战，事始归一。经略邢公（邢玠）、经理杨公（杨镐），提兵遣将，问关山海，历数千里异域，挞伐倭奴，如霜风卷箨，春日凘水。向号百万强寇，弥山塞海，尽膏吾干戚，挈回二千里已失之地，俾属域安堵如故。朝廷功德巍巍，三而五也，蛮夷率皆视此畏服……今七载，羽檄雪消，谁不被其德也？疾风知劲草，照耀古今。
徐希震认为，这场战争能够打赢，靠的是大明的铁血，“向号百万强寇，弥山塞海，尽膏吾干戚”，将号称百万的日军（当然这是虚数）尽数斩于斧下。看得出，徐希震这话说得斩钉截铁，十分坚定。
那后世又是如何评价这场战争的呢？明朝灭亡后成书的朝鲜史书《再造藩邦志》，对万历援朝做了积极的正面评价。他认为壬辰倭乱爆发以后，朝鲜根本无力应对，如果没有明神宗及时干预，果断出兵援朝，那朝鲜无疑将生灵涂炭，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及其贼情已露，则无计弭之。敌兵已渡，则莫制遏。上下遑遑，束手待亡。庙堂恇攘，聚首涕泣。徒以檀公之走，用为谋国之第一妙策而已。若非宣祖大王至诚以事大，神宗皇帝拯溺以存亡，则海左一隅，咸齿毒刃而无孑遗，化为禽兽，而左其衽矣。
万历朝鲜战争结束近100年后，朝鲜李氏王朝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有了另一番与当初截然不同的评价。1674年，肃宗李焞即位为朝鲜国王。这一年，明朝已经灭亡30年了。李焞执政时期（1674—1720年），朝鲜李氏王朝一改宣祖时期的消极论调，开始对万历援朝做出积极而正面的高度评价。
肃宗十二年（1686年），李焞与臣僚谈话时，对明朝复国表示出了期望，称朝鲜永远不可忘却明神宗发兵援朝的大恩：
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肃宗大王实录》）
肃宗十三年（1687年），李焞回忆起明神宗发兵援朝的功劳，又不禁感激涕零地说：
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矣。当壬辰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而我国小力弱，既不能复仇雪耻，弘光南渡之后，亦漠然不知其存亡，每念至此，未尝不慨恨也。（《肃宗大王实录》）
李焞认为，明神宗对朝鲜而言，有永世不忘之恩，如果没有明神宗发兵援朝，朝鲜全然不会复国，有眼下的安定局面。他又认为，明朝的速亡，与援朝战争中损耗国力有很大关系。从李焞的表态来看，他对万历援朝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还高度评价了明朝出兵援朝所做的贡献。
肃宗二十五年（1699年），朝鲜官员朴崑向李焞上疏，请求设立别殿，祭祀为援救朝鲜做出巨大贡献的明神宗、石星、杨镐、李如松：
粤在壬辰之日，吾东方再造之功，非神宗皇帝乎？动天下兵，兵已疲矣；举天下财，财已竭矣。曾未二十年，而深河之役遽作，因而不振，神庙绝祀，传所谓“非郑之仇，乃子西也”者，此也。于戏！其可忘乎？兵部尚书石星，运筹帷幄，期于扫清，其功亦岂小乎？杨经理镐、李提督如松，则既已立祠矣。昔蜀民祭昭烈于野寺，楚人祭昭王于茅屋。今若作别殿祀神宗，以杨经理、石尚书、李提督配享，则非但一国之大义，乃天下之大义，非但天下之大义，乃万世之大义也。（《肃宗大王实录》）
朴崑的上疏，表明不仅朝鲜国王李焞高度认同万历援朝的功绩，其臣僚也深以为然。朴崑认为，为明朝衰亡埋下祸根的正是这场抗倭援朝战争，此役后，明朝兵疲财竭，不到20年就爆发了与后金的战争，从此以后一蹶不振。为纪念明朝，朝鲜应祭祀明神宗、石星、李如松、杨镐。
肃宗二十八年（1702年），李焞再次向臣僚强调绝不可忘却明神宗发兵拯救朝鲜的恩德：
神宗皇帝再造藩邦，生死肉骨之恩，寤寐何可忘也？闻其时以朝鲜事入奏，则虽中夜而必起行之。其至诚救恤之事，至今传说。（《肃宗大王实录》）
肃宗三十年（1704年），李焞又一次缅怀万历皇帝为朝鲜做出的贡献。李焞非常动情地说，朝鲜的一草一木，都是明神宗拯救的：
神宗皇帝竭天下之力，东出兵救之，得以再造邦家。吾东方昆虫、草木，何莫非皇灵所被也？
……
呜呼！神宗皇帝再造藩邦之恩，天地同大，河海莫量，实吾东方没世不忘者也。（《肃宗大王实录》）
在真诚感激大明的心态之下，朝鲜官员们不断上疏，要求建造祭祀明神宗的祭坛，以纪念大明发兵援朝的历史贡献，李焞点头表示同意。同年十二月，大报坛落成，祭坛“名以大报，岁祀神宗皇帝，以壬辰再造之恩，不可忘也”。这一年，正是明朝灭亡60周年。此后，大报坛成为朝鲜李氏王朝缅怀大明的地标，以此表达朝鲜对大明出兵援朝的感激。肃宗以后的朝鲜国王几乎都亲自参与祭祀，这也是朝鲜李氏王朝后期最隆重的祭祀典礼。
大报坛建成的第二年（1705年），李焞亲自前往大报坛，祭奠明神宗。在祭文中，朝鲜朝廷完全转变了宣祖时期的消极论调，肯定了明朝东征军是以雷霆万钧的武力手段击败日军，帮助朝鲜收复江山的：
明承天命，诞抚四夷，惟帝御字，我昭敬时。丕冒之化，覆帱同大，视要如绥，揆敎奋卫。时有卉服，于我假道，抗义以斥，凶锋先刳。毁我七室，刈我八路，越在一隅，父母是愬。帝乃耆武，命将来援，十万其师，亿秭其运。皇威所振，若霆之击，妖祲旋豁，奄复壃场。（《肃宗大王实录》）
除了设立大报坛祭祀明神宗以外，李焞也没有忘记在万历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明朝将士。肃宗四十二年（1716年），他下令在南原县设立祠堂，祭奠在南原之战中牺牲的明军将领李新芳、毛承先、蒋表。（《肃宗大王实录》）
这之后，朝鲜李氏王朝对万历援朝的功绩一直持肯定态度，对明朝表现得非常尊重。
朝鲜当代历史学者，同样积极评价、肯定明军对朝鲜的贡献。朝鲜历史学博士朴时亨在《朝鲜中世史》一书中指出：
正当我们（朝鲜）的部队在各条战线上击败敌军，使他们感到十分恐惧时，友邦中国——明朝的军队来到朝鲜前线，他们的参战以及两国军队的配合作战，使敌人的军队遭到决定性的毁灭……从这次战争中切实感到两国唇齿关系的明朝，派遣军队援助我们，具有巨大的意义。1593年正月，两军配合的平壤城战斗的胜利以及后来的许多战斗，使敌人的失败成为定局。敌人于当年四月，遭到总崩溃，退至南方很少的据点上，这就全面地结束了战争。
我国当代学者也高度评价了明军在援朝战争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不可抹杀明军的功绩。杨昭全先生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一书中指出：
将倭寇驱逐出朝鲜的露梁大捷，明援军水师是确实参加而且有巨大作用的。总之，从第一次援军的平壤大捷，到第二次援军的最后决战——露梁海战，明援军都是主力，积极参与，英勇作战，付出重大代价，取得重大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忽视、低估乃至抹煞明援军的作用，无疑是严重违反史实的。
姜龙范、刘子敏两位先生在《明代中朝关系史》一书中指出，明军的武力征伐对日军来说绝对是一个致命打击。自明军收复平壤以后，日军就开始逐渐萎蔫，陷入了颓势，只能够被挤压在朝鲜东南部的角落里活动：
为满足朝鲜的强烈要求以及明朝主战官员的强烈愿望，明廷无条件地派出了自己的军队，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去。尽管在前线战斗和实际生活中也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明军的主流是好的，战果也是巨大的。平壤大捷之后，包括日军第二次入侵在内，敌人始终是被挤压在东南一个角落里活动。在朝鲜军民的配合下，明军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收复了朝鲜大片失地，保卫了朝鲜大片河山。学界有人诋毁或贬低明朝军队的作用，乃是是非不分或别有企图。可以说，明朝出兵对日本侵略军的打击是致命的，对加速日本的失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结合以上学者的论述和历史事实，我们有了一个起码的认知：明朝东征军收复平壤以后，对日军造成了严重打击，使其之后一直处于战略被动地位。虽然在首次东征的过程中，明军因为在碧蹄馆战败、粮尽兵疲而不得已与日军议和，但日军也被逼迫至朝鲜东南海滨，只占据了庆尚道沿海的十几座城池，而明军光复了大半朝鲜领土。在第二次东征末期，四路明军虽然都出现了失利，但当时的形势已经是明军主动对日军发起总攻，日军依然只能被动缩在朝鲜东南的角落里迎战，主动权仍旧牢固地掌握在明军手里。我们绝不可因为明军有过一些局部的战术失利，就否定他们在整场战争中对日军的战略压迫作用。只有正确认识这场战争，才能告慰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大明英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