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
结束万历朝鲜战争，对明朝而言并不轻松。为了援助朝鲜，辽东更是元气大伤。经略邢玠在和朝鲜国王李昖的谈话中说道：“辽左一路，困于征东之役。骡子、车子都已荡尽，民生嗷嗷，至有卖子而食者。”（《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根据这一谈话可以看出，因为东征之役，辽东的骡子、车子等物资都已经用尽，民生也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人需要卖掉自己的孩子，才能换来粮食。出使明朝的朝鲜副承旨郑晔在与李昖谈话时，提到他在赴京路上看到明朝国内民生凋敝的情景：“赴京一路，物力残破，闾阎一空，民不聊生矣。”（《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明朝为了出兵援朝，在财政上的损失可谓非常巨大。朝鲜史料《光海君日记》记载，明朝“费币八百余万”。《再造藩邦志》记载：“（明朝）征南北兵达二十二万千五百人，费粮银约五百八十三万二千余两，交易米豆银又费三百万两，实色本色银米十万石。”明朝史料方面，谈迁的《国榷》记载：“约费饷银五百八十三万两千余金，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费三百余万金。”《皇明经世文编·王都谏奏疏》记载：“朝鲜用兵首尾七年，约费饷银五百八十二万二千余两，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约费银二百余万两。”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则记载，仅第二次出兵朝鲜就“用饷银八百余万两，火药、器械、马匹不与焉”。又据《明史》记载，万历二十四年太仆寺上奏明神宗：“先年库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二役兴，仅余四之一。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今所存者仅十余万。”也就是说，明朝的国库，经过宁夏之役、朝鲜之役，已经所剩无几了。
总结来说，消耗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万历朝鲜战争，虽然成功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但是却给明朝自身的国力带来了极大损伤，辽东为此弄得民生凋敝、物力残破，明朝政府的财政也因此遭受重创。
事实上，此时只有区区三岛的日本，就能给明朝造成如此大的重创，使明朝的经济、民生都受到很大破坏，让明廷一度萌生撤兵之意，足以说明当时的明朝已经江河日下，露出败亡的兆头了。正如南开大学教授孙卫国所指出的那样，万历朝鲜战争对于明朝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伤筋动骨，给明朝埋下了衰亡的祸根”（《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此役不仅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使建州女真部落有机会发展壮大，给了明朝致命一击，还加剧了人民内部矛盾：朝廷为填补财政赤字，只能不断加重赋税，以致农民起义遍地开花。加上天灾不断，统治阶层腐败，大明很快就日薄西山，进入了谢幕前的混乱阶段。
幸运的是，16世纪还是一个农业国家的日本，尽管在后世一些人眼中进入了璀璨夺目的“日本战国时代”，但实际上国力不济，整体实力非常虚弱，经不起外界的考验。无论国力、兵力，日本相比当时作为东亚中心的明朝都落入了下风，注定只能以退出朝鲜收场。
虽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的野心完全破碎，但日本人并没有停止他们躁动的野心，仍旧积极向海外进取，谋求扩张。丰臣秀吉死后，主宰日本三岛的丰臣政权，被德川家康所开创的江户幕府取代。公元1609年，萨摩岛津氏向江户幕府提议入侵琉球，得到许可。于是岛津氏以桦山久高为大将，率领100艘战船和3000士兵侵略琉球，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此之后，琉球同时臣属于中国和日本。明朝作为琉球一直以来的宗主国，理应出兵将日军击退，但因为鞭长莫及，加上财政、粮饷等现实原因，只能熟视无睹。之后到公元1879年，也就是清朝光绪五年，琉球被日本完全兼并。
江户幕府对中国大陆并没有完全死心，仍旧怀有侵略之心。公元1646年，即南明隆武二年、清朝顺治三年、日本正保三年，此时大明王朝北京政权已经灭亡两年，只剩下南方小朝廷苟延残喘，艰难地与清军抗争。南明水师都督崔芝自知兵力微薄，难与清军相抗，便让参将林高携带两封书信，前去日本借兵，希望幕府将军德川家光能够外借3000兵力，帮助残明抗清。
江户幕府通过南明的乞兵要求，嗅出了南明的虚弱，于是试图趁机出兵中国。幕府重臣板仓重宗在给他外甥板仓重矩的信中，提到了具体侵略方针：
一、乘船发往大明，准备攻取城阵，务须随时待命进军。
二、长期做好准备。
三、出发之前，须加固护城壕沟。
四、日军名额中，大将方面，主将一人，副将一人。
五、名额中知行取十人，计俸禄一百万石。
六、由总知行取起，每一万石辖乘马者一人、下级武士三人至五人（据辻善之助计算，以上兵力超过2万人）。
七、攻取大明者可予增加，议定后上报。
八、出发大明一事如无其他变化，乘渡之舟不得毁坏。
不过，江户幕府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上述计划，就收到了清军攻陷隆武政权的根据地福州的消息。这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江户幕府害怕清军会像元军一样，渡海攻打日本本土，最后决定停止出兵中国。（《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
此后，在江户时代，日本不再与中国及其藩属国有军事冲突，进入了相对长久的和平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日本人开始研究各种军事文学，以此取代实际的军事活动。一些日本文人回顾侵朝战争，认为丰臣秀吉的举动完全是不义之举，全面否定了其正当性。如上田秋成，便在1792年完成的《安安集》中对丰臣秀吉持批判态度：
丰国公征伐外国……其实是要征伐明朝，经朝鲜攻打北京，然后占领南京。这种想法非常可笑，一大世界如人之九脏，区别分置，即便掠夺了他国，也不会属于你，而将复归自然原样……武力镇压也只是一时之事。正如清朝推翻了明朝以后，联合已有的力量飞扬跋扈，但清朝亦无可能统治数千年。
再如《武田兵术文稿》的作者香西成资，他认为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是一场不自量力、以小博大的灾祸：
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敌大……弱固不可以敌强。”孙武子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秀吉公不明于此，而欲远伐大明国……秀吉公以庆长三年八月薨，遂尽班暴露之师，脱我邦于危难之域，呜呼幸矣！秀吉公未有治国安民之术，徒发无益之师远伐邻国，而杀无罪之人；转输千里，凋敝我生灵，故得罪于神明。其身以死，不越三年，倭邦大乱，嗣子秀赖公竟没于元和之役。故曰：“以小举大者，殃也。”
当然，也有日本人不但没有悔罪，反而替丰臣秀吉感到惋惜。江户时代的盐谷世弘认为，侵朝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日军战斗不力、粮饷不继，而是丰臣秀吉在大战略上犯了错。他认为如果丰臣秀吉在大战略上没有犯错，即便不能将明朝皇帝擒于阙下，至少也能令朝鲜向日本俯首称臣、年年进贡。
盐谷世弘所处的时代，距离丰臣秀吉身亡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他替丰臣秀吉设计了这样一套战略计划：丰臣秀吉兵分两路，正兵讨伐朝鲜，奇兵袭击明朝南京。在其计划中，先出正兵，让前田利家带领10万兵马，以小西行长为先锋，从朝鲜釜山登陆，直取其都城王京，然后平定朝鲜八道，兵临鸭绿江，恐吓明朝。如此一来，明朝必定震恐，发动全国之兵救援朝鲜，而明朝内部兵力必定空虚。这个时候，丰臣秀吉再出动5万奇兵，以蒲生氏乡为元帅、加藤清正为先锋，渡海登陆明朝大陆，从浙江直冲南京。救援朝鲜的明朝军队听到这个消息后，肯定立即崩溃，在朝鲜的10万日本大军就可以长驱南下，直入北京。
盐谷世弘为这套计划洋洋得意，并且好奇为什么像黑田孝高、小早川隆景这样才智出众的人，会想不到这一点，为此感叹当时的日本人并不太聪明。但事实并没有盐谷世弘想象的那么简单，丰臣秀吉时代的日本，国力非常弱小，即便丰臣秀吉在壬辰倭乱中以20万人渡海侵略朝鲜，兵力依然不足，根本就征服不了朝鲜八道，又怎么可能做到兵临鸭绿江恐吓明朝，让明朝发动全国的兵力来救援朝鲜呢？这无疑是痴人说梦。事实上，丰臣秀吉在小西行长进驻平壤以后，便一直担心明朝援军某一天大举袭来，已经丧失了进取之心。而且当时明朝为防止日军渡海侵略本土，在沿海省份做了极其严密的海防，根本没有日本的“奇兵”渡海登陆明朝领土、从浙江直取南京的可能性。盐谷世弘为丰臣秀吉设想的这套战略，就是典型的纸上谈兵，脱离了实际情况。
除此以外，在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还有一部分日本人，沉浸于丰臣秀吉对外侵略的“赫赫武功”，仍然对中国、朝鲜怀有窥觊之心。如大槻磐渓在《删修近古史谈》中对丰臣秀吉高调吹捧道：
太阁征韩之役，世多议焉者。余则谓：“以盖世之雄，立无事之朝，咄咄不堪髀肉之生，则外征耀兵，亦势之所至。特主将不得其人，加以暗地理，而公之龄亦从颓矣。假使其事在五六年前，而公自任亲征之劳，则转瞬灭韩，旦暮渡江。明社之覆，未必不在觉罗氏之先也。”故余尝历论宇内英雄，定为“四杰”，曰丰太阁，曰忽必烈，曰历山王（亚历山大），曰那波烈翁（拿破仑），而秦皇、汉武不与焉。
大槻磐渓认为，如果丰臣秀吉能早几年亲自出马征讨朝鲜，那朝鲜、明朝势必顷刻覆亡，没爱新觉罗什么事情了。大槻磐渓对丰臣秀吉推崇至极，在他看来，世界历史上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忽必烈、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三人。
后世的一些日本人通过在文字中鼓吹和缅怀丰臣秀吉，寄托他们藏在心中的野心，希冀日本耀兵异域，征服东亚，称霸世界。在怀有这一思想的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下，终于在万历朝鲜战争结束296年后的公元1894年，日本明治政府借故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再度出兵朝鲜，又一次与中国爆发了冲突。这一场战争，便是“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无法重现明朝政府在万历朝鲜战中驱逐侵朝日军的结果，反而输得一败涂地，以致日寇突破朝鲜这一道屏障，进入中国境内，实现了丰臣秀吉一直未能实现的野心，并在中国境内制造了第一场日军针对华人的屠杀事件——旅顺大屠杀。
近代以来，清朝国运衰落，中华民族惨遭列强欺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输掉了大国的尊严，连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也无法保住，被逼签订了《马关条约》。此后的近代中国一直备受日寇欺凌。直到51年后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才再次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击败作为侵略者的日寇，重拾昔日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屈辱近代史，终于在胜利中结束。而中华民族的复兴历程，也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此时，距离万历朝鲜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近350年。
注解：
[1] 又据《两朝平攘录》记载，明军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十一月新到援军有：游击叶邦荣统领的4000新募浙兵，陈云龙统领的2880余名南京水兵，都司许国威统领的1500名福建先调水兵，原任参将王元周统领的1000名应天先调水兵，福日升统领的1500名狼山水兵。此外还有续调的浙江、福建水师将陆续出发。广东陈璘统领的5000陆兵、3000水兵，以及刘统领的川兵，于次年（万历二十六年）进入朝鲜。但经笔者核对，以上名单中的许多人，到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或者万历二十六年才从大明境内出发，因此《两朝平攘录》在时间上记载有误。
[2] 《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称，晋州有岛津军300人，但依据《乱中杂录》记载，岛津军在八月下旬从晋州出城劫掠时出动了500人，因此城内至少有500人。
[3] 郭国安乃岛津家汉医，日本名字叫汾阳理心。对于他协助明军渡江、火烧望晋山的传闻，《久国杂话》驳斥道：“是无实之讹也。是时郭理心在新寨，我亲见之。不但我记之也，尝问之本田半兵卫，答如前。”
[4] 关于中路军进兵泗川旧城的兵力，还有其他说法。朝鲜史料《国史》作郑起龙率领步兵2000人、骑兵2000人，董一元自领4000人。日本史料《渊边真元高丽军觉》作200人，《大岛忠泰书状》作15000人。
[5] 在《东征记》中，明军的阵形有所不同，明军骑兵没有分成左右两翼。郝三聘、马呈文、师道立、柴登科四营骑兵位于茅国器、叶邦荣、彭信古的三营步兵之后，蓝芳威负责攻打东北的水门。
[6] 《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记载，固城的日军赶来救援泗川倭城，但日本史料、朝鲜史料都没有提及，明朝的一手资料中也没有记录，因此可以认定并不存在。
[7] 《两朝平攘录》称，彭信古的部队最先溃败，郝三聘、马呈文、师道立的骑兵跟着逃窜。但是监军陈效的报告却是，郝三聘、马呈文的骑兵先从战场上逃窜，由此引发连锁反应。
[8] 此据《再造藩邦志》。《曳桥进兵日录》对此有不同说法，称是刘主动派人约小西行长讲和的。
[9] 刘的这一部署出自《再造藩邦志》。在《乱中杂录》的记载中，李芳春的军队为左协军，这与《再造藩邦志》的说法不同。
[10] 此据《再造藩邦志》。《曳桥进兵日录》里的说法与此稍异，作“旗旆官王世贤”。
[11] 九月二十二日的作战经过，是根据《乱中杂录》《象村稿》《朝鲜壬辰倭祸研究》《曳桥进兵日录》的记载进行描述的。
[12] 关于十月二日明军的作战经过，是根据《乱中杂录》《宣庙中兴志》《象村稿》《朝鲜壬辰倭祸研究》的记载进行描述的。
[13] 此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曳桥进兵日录》的记载与此有异，称吴广之兵战死200人，赣兵（江西兵）战死300人。
[14] 关于十月二日水军的作战经过，是根据《乱中日记》《宣庙中兴志》的记载进行描述的。
[15] 关于十月三日顺天海战的经过，是根据《乱中日记》《乱中杂录》《宣庙中兴志》《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朝鲜壬辰倭祸研究》《象村稿》的记载进行描述的。
[16] 此据《宣庙中兴志》。《宋经略书》的说法与此有异，称刘贿赂了王士琦，王士琦之后不再追究刘
。
[17] “牢人”，是对在战役后被勒令囚禁、贬为庶民的大名、武士的称呼。
[18]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史世用前往泗川倭营的日期是十月十四日，但《旧记杂录后编》收录的岛津义弘文书记载是在十月十三日，笔者取十三日这一说法。
[19] 出自《旧记杂录后编》。张昂原来是南京人，因被继母虐待，年幼时辗转到了日本，直到继母去世才又回到大明，他的日本名叫孙次郎。
[20] 此据杨海英的《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据《宣庙中兴志》记载，刘的两名人质是旗手刘万守、王大功。又据《两朝平攘录》《征韩录》记载，刘
的人质名为刘天爵。刘天爵应该与刘万守、刘万寿是同一个人。同理推测，王大功与王建功应该也是同一人。明军人质的名字，在不同史料当中有不同的称呼。
[21] 都司是“都指挥使司”的简称，属于行省三司之一，乃明代地方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强化中央集权，在地方设置的军事机构。
[22] 《义弘公御谱中》称，毛国科被送入泗川倭城的时间为十月十七日，《岛津国史》则称是十月二十一日，实则这两个说法可能都有误。毕竟《抚浙奏疏》是明朝官方文件，直接引用了参与送人质行动的明军当事人的说法。而这两份岛津家史料成书较之稍晚，在明军派遣人质的时间问题上，可信度不及前者。
[23] 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邓子龙乘朝鲜板屋船；明代史料《横戈集》记载，邓子龙乘坐明军的唬船；而《明史·邓子龙传》《两朝平攘录》记载，邓子龙先是乘坐巨舰，后又换乘朝鲜船。
[24] 《朝鲜役录》一书中称为“金扇马标”。
[25] 此据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收录的陈璘战后报告。而根据日本史料《旧记杂录后编》收录的岛津义弘文书，露梁海战从寅之刻（凌晨4时）打到午之刻末（下午1时）。之所以如此，恐怕岛津义弘是把他撤退到昌善岛的时间，算作露梁海战的终止时间。
[26] 所谓“阵代”，是日本的一种临时性军制。日本大名有时有事不能亲自上场打仗，就要临时找个替身，在身份上代表自己作战。这种人，就叫作“阵代”。例如，在日本天文十五年的河越之战中，常陆大名小田政治没有亲自出阵，而是以家臣菅谷贞次作为阵代，代表小田政治出战。
[27] 《象村稿》称刘进入顺天倭城的时间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有误。依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应是十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