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下的四路明军中，担任中路大将的提督董一元统领明军26800人、朝鲜军2215人，合计29015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董一元的战略目标是挫败驻守在庆尚道泗川的岛津义弘、岛津忠恒父子。岛津义弘是日军诸将中最为难缠的对手，《看羊录》里记载道：“义弘武勇又冠诸倭，倭人皆曰：‘使义弘居用武之地，虽吞并日本无难。’其麾下极精勇。”
当时，岛津军的前沿据点是庆尚道的晋州城，守将为三原重种、蓑轮治部右卫门，兵力至少有500人[2]。晋州城南面是晋江，晋江对面是岛津军的望晋（又称“望津”）山寨，守将是岛津家臣寺山久兼。望晋山寨建在号称天险的望晋山上，北倚晋江，西临昆阳城，东临永春寨，三寨互为犄角。望晋山寨的岛津军兵力有三种主流说法：《征韩录》记载的200人，《岛津国史》记载的300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的400余人。
望晋山南面就是泗川城，泗川城又分泗川旧城和泗川倭城。泗川旧城又称“泗川旧寨”，是朝鲜人原先修筑的泗川城。泗川倭城又称“泗川新寨”，是日军在旧寨西南方向的法叱岛新造的居城，于万历二十五年冬开始修筑，由毛利吉成、岛津丰久、相良赖房、伊东祐兵、秋月种长、高桥元种、长宗我部元亲、长宗我部盛亲、中川秀成、池田秀氏、垣见一直等担任筑城工作。《朝鲜役录》记载，泗川倭城的建筑格局是：“新寨内起天守，外以石城、木栅自固，寨凡四层，极其牢密。世子（岛津忠恒）居牙城，公（岛津忠恒）居第二城。新寨三面临海、一面通陆，引海为濠。舸舰数百，常泊于寨下。”在泗川倭城和泗川旧城之间，还有一座叫东阳仓的粮仓，里面囤积着大量军粮。
泗川旧城的守将是岛津家臣川上忠实，城内兵力有三种说法。日本史料《征韩录》说是300余人，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说是480余人，明朝史料《两朝平攘录》则说日军“屯重兵于旧泗川城以守之”，城内共有数千人。
泗川倭城的日军兵力，《西藩野史》里是1000人，《渊边真元高丽军觉》里不满3000人，《朝鲜役录》里不满5000人，《泗川倭城战捷之伟绩》里是5000人，《川上久辰谱中》里是7000人，《岛津历代歌》里是1万人，而《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一书就有4000人、七八千人、1万人多种说法。
泗川倭城东南方的固城，由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小早川秀包、筑紫广门等人屯守，兵力约为7000人。
综上所述，董一元的中路明军所要面对的敌人，其驻守位置与兵力如下：
驻守地 守将 兵力 晋州城 三原重种、蓑轮治部右卫门 至少500人 望晋山寨 寺山久兼 有200人、300人、400余人等说法 永春寨 川上久智 不明 昆阳城 不明 不明 泗川旧城 川上忠实 有300余人、480余人、数千人等说法 泗川倭城 岛津义弘、岛津忠恒等 有1000人、不满3000人、4000人、不满5000人、5000人、7000人、七八千人、1万人等说法 固城 立花宗茂、小早川秀包等 约7000人据明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记载，董一元的中路军八月从庆尚道尚州出发，经高灵一路南下，进驻晋州城。在这中间，并没有中路军与晋州的岛津军交战的记录。据日本史料《征韩录》记载，早在一月份，岛津义弘就命令晋州城守将三原重种、蓑轮治部右卫门撤走，退到后方的泗川城，因此这时候晋州城内并没有日军。
但是这一说法并不是事实，因为根据朝鲜史料《乱中杂录》的记载，晋州城内的岛津军从二月开始，一直到八月下旬，仍在不断出城劫掠。这说明，八月中路军出动时，晋州城仍然有岛津军屯驻。所以，董一元进驻晋州，应该是与岛津军发生过武力冲突的。
对此，《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董提督攻拔晋州，军声大振”，“董提督驱出晋州之贼，长驱直下”。《宣庙中兴志》记载：“董一元破倭人于晋州。”《悠然堂集》记载：“董提督本月二十日，进攻晋州城，倭贼尽弃其器械及牛马、我国男女四百五十四名，遁走于昆阳等地。”《明史·董一元传》也记载：“一元由中路御石曼子（岛津义弘）于泗州，先拔晋州。”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董一元是将晋州给攻下后才进驻此城的。
对于晋州之战的详情，《经略御倭奏议·献俘疏》记载道：“董一元率茅国器等哨至晋州，与石曼子（岛津义弘）对敌，炮火进攻，烧毁大寨二处、倭房二千余间，夺回朝鲜男妇六百余名。及追至江边，溺死倭兵甚多。当获见解倭兵十罗世乐、亚子孛罗。”由此可见，明军在晋州之战中使用了大炮，烧毁大寨2处、倭房2000余间，并追击岛津军至晋江江边。这一记载有严重夸大事实的嫌疑，但至少能证明晋州确实发生过战斗。
董一元进驻晋州以后发生了什么？
《两朝平攘录》里说，因岛津军驻守在晋江南面的望晋山，临江固守，而望晋山是一处难以逾越的天险，所以明军与岛津军隔着晋江对峙了一个月，未能渡江。南兵游击茅国器对董一元说：“细看倭营，自望洋（指望晋山）以至新寨，势若长蛇。望洋其首也，碎其首，余如破竹矣。但晋江不能飞渡，当以计取之。”董一元赞同茅国器的看法，但苦于没有内应，仍不敢渡过晋江攻打望晋山。
关于明军此后如何横渡晋江，《两朝平攘录》里记载了一个颇为戏剧性的故事。
九月某日，在前线进行侦察活动的明军士兵，忽然看到一个朝鲜妇女从岛津军的营寨中出来。明军问其缘故，这名朝鲜妇女拿出一张纸给他们看，上面写着：“此妇将度异域矣，吾甚怜之，捐赀以赎，放还故土。天朝兵将当怜其穷困，勿加杀害，则救蚁之德也。”写这封信的人又向明军透露了自己的身份：“知吾姓者，令公之后，埋儿之父。问吾名者，有或之口，无才之按。”茅营士兵不知所云，将这名朝鲜妇女押解到了茅国器处。
茅国器看了这封信以后，也不知道是谁写的。茅国器标下有一个名叫诸葛秀的赞画，根据唐代大将郭子仪被称呼为“郭令公”，以及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这个故事，推断出写这封信的主人姓郭。他又推断出“有或之口”是“国”字（国的繁体字为“國”），“无才之按”去掉偏旁为“安”字，知道这个人名“国安”。综合起来推断，写这封信的人名叫郭国安。听了诸葛秀的解说，茅国器沉默不语，但他的参谋史世用却欢呼雀跃，高兴地跳了起来。史世用说，当年他潜入日本刺探情报的时候，认识了在岛津家做事的华人郭国安，此人宣誓报效大明，现在他在倭营，可以使他作为间谍。
得知这一情报后，茅国器派降倭前往侦察，得知郭国安在望晋山。于是，他派降倭手持史世用的书信，潜入望晋山倭营与郭国安会面，约定明军于九月二十日渡过晋江南下，而郭国安则作为内应，在明军出兵后放火焚烧望晋山的屯粮处。
到了九月二十日，茅国器做出整兵渡江的架势。望晋山内的岛津军见明军出动，便从寨内出来，到临江处堵截明军。忽然之间，望晋山火势大起，日军一时间惊慌失措，回头救火。趁此机会，明军顺利渡过晋江，攻打望晋山，攻破大寨2处，焚烧房屋2000余间。望晋山的岛津军纷纷向泗川旧城逃去。
按照《两朝平攘录》的解释，明军从八月进驻晋州开始，由于难以逾越晋江，攻打望晋山这一天险，与岛津军隔着晋江相持一个月，后因一名朝鲜妇女的关系，联络上郭国安作为内应，才在九月二十日顺利渡江，攻克了望晋山。不过，朝鲜史料《象村稿》的说法与此有很大出入。根据《象村稿》的记载，九月十九日，明军从晋州北面的三嘉发兵南下，他们一晚上急行军44公里，途中经过晋州，在九月二十日黎明渡过晋江，布阵于望晋山的前野。望晋山的岛津军望见明军部队后，主动撤退了。
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加接近事实呢？依照日本史料《大岛忠泰书状》的记载，岛津军于九月二十日弃守晋州，此城在之前并没有被明军占领。而根据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董一元的中路军于九月二十日攻克晋州，晋州的岛津军尽弃牛马、器械，仓皇逃窜，向昆阳城、泗川旧城方向逃去，此役明军取得斩首7级的战绩。又据岛津家臣川上久国的回忆录《久国杂话》记载，郭国安当时待在后方的泗川倭城，不可能协助明军渡过晋江、火烧望晋山。[3]
再结合《象村稿》记载的进兵路线进行推断，中路军应该是在九月十九日从三嘉南下，九月二十日打下晋州，同一日渡过晋江，占领了对岸的望晋山。仅仅一天时间，明军就从晋州打到了望晋山，根本没有与日军对峙一个月，这几乎是完全推翻了《两朝平攘录》的说法。
由此推论，《两朝平攘录》里明军与岛津军隔着晋江对峙一个月、明军遇见一名朝鲜妇女、郭国安作为明军内应焚烧望晋山寨、岛津军在晋江边堵截明军等情节，全都是虚构的，并不是事实。当时位于前线据点的岛津军几乎未做任何抵抗就撤退了，根本就没有《两朝平攘录》里记载的那些情节。
《两朝平攘录》中有关郭国安的故事，原是杜撰情节，但是以《诸家大概记》为首的许多后世日本史料不知道《两朝平攘录》的很多记载并不可靠，盲目搬用此书内容加以改编。《诸家大概记》甚至在《两朝平攘录》的基础上，又创作出了郭国安其实是日本间谍，被岛津义弘故意派去引诱明军深入的剧情。
在《诸家大概记》里，郭国安摇身一变，成了日军间谍，替岛津义弘执行诱敌深入的任务。为了引诱明军，郭国安故意放出一名朝鲜妇女到明军营中，让她手持郭国安手写的匿名信交给明军。郭国安在匿名信中故弄玄虚，让明军通过猜哑谜的方式猜到写这封信的人是“郭国安”，这让曾经去过日本的史世用想起来有这么一位爱国华人，可以利用其做内应。取得联络后，郭国安顺利得到了明军的信任，一步步将明军引入岛津义弘所设的陷阱，也就是大后方的泗川倭城，让岛津军将明军一网打尽。然而，亲历泗川之战的岛津家臣川上久国回忆，岛津义弘从未派郭国安与明军联络过。（《久国杂话》）所谓郭国安引诱明军深入，根本就是胡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