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保守主義運動劫持共和黨
從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八○年，保守主義運動擄獲了共和黨。這並不是一個自然而然或無可避免的結果。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的觀察家認為保守主義運動是極端分子，很快就會被掃進歷史課本的注腳裡。或者認為他們不值得太大的注意：一九六七年出版的一本共和黨黨史隻字未提威廉．巴克萊。但是任何人如果認為保守主義運動已經過氣，那就錯了。一九八○年，他們選出一位自己人入主白宮。1
保守主義運動藉由操作種族議題和政府積極主義之間的關係贏得選舉，這成了他們拿手的選戰策略。但是保守主義運動最厲害的是，對於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可怕的種種複雜議題提供清晰、簡單、正面的答案。在這些年代，美國跌跌撞撞經歷越戰、高通貨膨脹、社會動盪、水門事件和伊朗人質危機。這些全都是盤根錯節的問題，而由於國際上的種種麻煩，它們變得益發錯綜複雜。但是保守主義運動以黑白分明的言語來解釋它們，使得人們很容易就明瞭善良的美國人應該站在哪一邊。在如此混亂的時代，保守主義運動的反智主義反而成為一個優點。他們的言論並未解決現實問題，那並不重要。它似乎提供一條道路讓選民能夠找回過去純樸美好的繁榮和安全，這一點才重要。
對他們更有幫助的是，他們深信自己是正確的，他們在任何事物上都不肯讓步。隨著他們的固執，他們迫使美國其他人脫離政治光譜的中間位置，靠向他們的立場。
詹森「大社會」掀起的反彈
雖然高華德在一九六四年慘敗，他的參選替保守主義運動在十六年後的勝利奠定基礎。一九六四年，絕大多數美國人被高華德要當總統這個想法嚇壞了。高華德自稱是保守主義者，但是他承諾要徹底推翻自從經濟大蕭條以來維持美國經濟相當穩定的凱因斯經濟學，把時鐘倒轉到一九二○年代。他得到約翰柏奇社和菲莉絲．施拉夫利等極端分子的支持，而且他堅持極端立場，譬如明白地提議贊成前線指揮官使用戰術核子武器。共和黨領導人勉為其難地支持他，也有許多人則跳船，轉而支持民主黨候選人。2
一九六四年，選民把遞補甘迺迪遺缺繼任總統的林登．詹森再次送回白宮。這位德克薩斯州政壇老手得到百分之六十一點一的全民票，大勝高華德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五。很顯然，保守主義運動並沒有如他們自稱的代表多數美國人的心聲。
不過，高華德的參選完成三項重要任務。第一，他為保守主義運動開闢規劃了通往權力的路線圖。為了推動這位亞利桑那州聯邦參議員的競選，他的支持者善加運用郵遞信函名單和同情他們的媒體。由於大額政治捐款人大多是溫和派，高華德團隊繞過他們，向個別選民爭取小額捐款。小額捐款積沙成塔，不僅現金湧入，捐款人也承諾會出席投票。高華德團隊為這位亞利桑那州聯邦參議員爭取到兩千七百多萬張選票，而且財務沒出現赤字。他們的草根策略十分成功。大選過後，高華德團隊把他們的草根組織推廣到全國，成立「美國保守同盟」（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把許多不同的保守派團體集合起來，並且擴大他們的影響力。他們也成立「爭取自由青年美國人」（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和「爭取自由世界青年十字軍」（World Youth Crusade for Freedom），作為新世代蓬勃發展的青年文化的另類選擇。3
第二，高華德的參選把「深南方」從民主黨手中搶過來。高華德贏了六個州：南卡羅萊納、喬治亞、阿拉巴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他的老家亞利桑那。南方白人喜歡高華德的捍衛州權、痛斥《布朗訴教育委員會》裁定為違憲，以及不贊成政府動用聯邦部隊撤除種族隔離。他們拋棄民主黨、投入共和黨懷抱，因為推動民權的民主黨令人失望。共和黨領導人沒有錯失爭取此一新選民的可能性。
最後，高華德的大敗給了民主黨占盡絕對優勢的一年。第八十八屆國會在一九六五年一月開議時，民主黨在兩院都握有超級多數席次。掌握如此決定性的民意支持下，詹森在國會推動通過一系列堪可比擬小羅斯福總統「新政」的法案：聯邦補助教育、住宅立法、反貧窮立法、農村開發補助、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Medicare／Medicaid），以及捍衛黑人投票的《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他又決定派出地面部隊到越南協助對付共產黨叛亂。
詹森的「大社會」計畫（Great Society）掀起了整個保守主義運動的劇烈反彈。即使國會通過掃除貧窮的法案，並且增加弱勢族群參與政治的權力，全美各地種族暴力事件一再上升。投票權似乎是緩和南方農村情況的萬應靈丹，可是它們對北方的非裔美國人卻起不了作用。製造業在北方沒落，轉進到西部大為興盛，使得北方城巿低收入住宅區的黑人失業嚴重。與此同時，中產階級的白人遷出城巿、搬到戰後新興的郊區定居，傷害了城市的稅基，造成城市稅收下降。黑人困居在擁擠的街坊，走上街頭作亂。一九六五年八月，洛杉磯的瓦茲區（Watts）爆發六天的動亂，造成三十四人死亡、一千多人受傷，財物損失超過四千萬美元。明明已經制訂反貧窮法案，也授予黑人民權，黑人還是爆發動亂，使得白人納稅人覺得辛苦賺來的錢被拿去繳稅，卻送到忘恩負義的破壞分子手中。
保守主義運動反租稅、反福利、反民權立法的立場爭取到許多支持者。一九六六年的期中選舉，共和黨在眾議院增加四十七席、在參議院也增加三席。他們並沒有在國會取得過半數席次，但是已經能夠阻滯「大社會」立法的通過。《美國新聞暨世界報導》週刊（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指出，「大重擊」已經過去。美國人不喜歡高華德，但是他們愈來愈不苟同沒有節制的新政。他們似乎寧願接受艾森豪的中庸路線。4
但是保守主義運動相信選舉結果證明是另一個方向才對，事實上，美國人熱愛中庸路線這個錯誤認知已經完蛋大吉。「美國保守同盟」指出，它所支持的一百五十三位聯邦眾議員候選人只有二十人落選。共和黨也贏得八席州長，包括隆納德．雷根當選加州州長。雷根以保守主義運動的語言贏得選舉，他保證把「領取社會福利的遊民送回工作崗位」；針對反越戰的大學生在柏克萊加大校園的抗議活動，他強調要「清理柏克萊的混亂」。隨著他們在共和黨內的音量日益增大，保守主義運動開始把注意力投向一九六八年的總統大選。5
尼克森試圖兩面討好
一九六八年共和黨要提名總統候選人的話，艾森豪的副總統理查．尼克森是合乎邏輯的人選。但是保守主義運動並不信任「狡猾的狄克」（Tricky Dick）。他們的反對迫使內心裡是個溫和派的尼克森採取訴諸種族主義、日後被稱為「南方策略」（southern strategy）的競選作法，並把自己交給新媒體策略家，讓他們精心打造他在電視上的形象。這些策士當中有一位名叫羅傑．艾爾斯（Roger Ailes），他很清楚該怎麼利用以看似自發舉辦的小鎮會議的電視廣告，來傳達保守主義運動的精神。
尼克森在贏得提名之前就遇上勁敵。保守主義運動大將雷根本身也想爭取提名，迫使尼克森搶著爭取四年前高華德贏得的南方各州之支持，以便占上風。他拉攏南方各州黨代表，尤其是史莊．瑟蒙德，他早年以「狄克西民主黨」候選人身分參選過總統，但是在一九六四年轉向加入共和黨，支持高華德。尼克森在贏得黨內提名後調整安排，提名溫和派的馬里蘭州長史畢洛．安格紐（Spiro Agnew）為副總統候選人。尼克森希望安格紐作為搭檔，可以替共和黨守住和「深南方」毗鄰的各州。6
尼克森曉得在大選中，他在「深南方」一定會輸給主張種族隔離的第三黨候選人，亦即前任民主黨籍阿拉巴馬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因此他轉向爭取北方城市的民主黨人。北方城市的選民非常畏懼種族暴動，願意接受能夠保證安定和公平的任何領導人。尼克森承諾要恢復美國的法律和秩序，要讓說服國內互相交戰的派系握手言和。
尼克森選戰的主題來自保守主義運動，訴諸一般老百姓。這個老百姓就是一八八三年威廉．孫納所謂的「被遺忘的人」（Forgotten Man）之再版。他是苦幹實幹的中產階級納稅人，一點都不起眼、沒受到政府的關心和注意，同一時間特殊利益團體卻叫囂著要國家給他們更多福利。從當年尼克森成功的「格子花演講」，這是合乎邏輯的延伸：當時尼克森把自己描繪成一般美國大眾的代表，這個主題也扣住一九六○年代的動盪。尼克森承諾要恢復傳統的美國，獲得人民迴響，因為他們對日益猖獗的反文化運動和暴力暴亂十分憂心。7
保守主義運動喜歡這個主題，但是它在一九六○年代末期不是必勝的保證。為了打動人心，尼克森求助新媒體。一九六○年他和甘迺迪的政見辯論透過電視轉播，使他吃癟落選，之後他就不信任電視。但是他在一九六八年聘用一位年輕的廣告業高手幫他包裝，向選民推銷。哈里．崔李文（Harry Treleaven）認為電視已經把政客轉變成名流、演員，他們的台詞與表演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任何政策立場。尼克森的幕僚想法和崔李文一樣。尼克森的一位媒體顧問寫說：「選民基本上是偷懶的。理性需要相當高程度的紀律、集中注意力；感性就可愛多了。理性會讓觀眾卻步，它攻擊觀眾，要求觀眾表態同意或不同意；感性則安撫觀眾、鼓勵觀眾，也不要求他們勞動大腦……當我們和他們爭辯時，我們……要求他們費功夫思索……但情緒很容易就被掀起，比較淺層，比較能被塑造。」8
崔李文賦予尼克森的保守主義論述一種超越事實根據的視覺語言。他創造出一位沉穩的候選人，有總統的氣勢，能夠解決國家急迫的問題。為了不讓笨拙的尼克森在攝影機前表演，他聘用一位聰明的青年攝影師，從檔案照片取材建構電視廣告，以連續畫面創造出一種氣氛。有一個廣告亮出共產黨領導人僵硬的影象，配上飛彈、軍用直升機飛過螢光幕，再加上駭人的音樂。然後鏡頭一轉，出現自由女神像，旁白再播出「尼克森」。另一個廣告是一群年輕的美國人攜手合作「為全世界人類創造和平與進步」。又有另一個廣告是可怕的殺戮景象，然後保證「光榮地結束越戰」。每一個廣告的結尾一定有一句：「世界的命運取決於你這一票。」9
競選團隊雇用一名年輕的電視製作人，說話粗魯的羅傑．艾爾斯指導尼克森因應不同巿場需求，在各地小鎮會議上做不同的表演。艾爾斯在小心管理的節目中親自挑人來向候選人發問，而且一定不讓新聞界發問。（艾爾斯大吼：「在這個地方，我們一定需要一個老黑。」或是「不能再找農民了。他們全都問同樣他媽的無聊的問題。」）艾爾斯安排鼓掌、布景、尼克森的回答、攝影機的角度、群眾為候選人歡呼、尼克森化妝的黑影，所有細節無不詳加規畫。他說：「讓我們承認吧。許多人認為尼克森平淡無聊。認為他沉悶透頂，看了就討厭。」但是經過巧妙安排，電視可以「使他們忘掉這一切」。10
的確是如此。不過，尼克森的選戰也因民主黨這一方的一團混亂而如虎添翼：民主黨被曠日持久的越戰搞得焦頭爛額、詹森總統放棄競選連任、羅伯．甘迺迪六月初遭到暗殺身亡、以及七月份全國代表大會在芝加哥舉行時碰上激烈的抗議。尼克森贏了一九六八年大選，但是贏的不多。他只比民主黨候選人、副總統修伯特．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多出約五十萬票，而打出種族隔離政策的候選人喬治．華萊士在南方得到將近一千萬票。這表示過半數以上的美國人沒把票投給尼克森。[1]選民也把民主黨送回國會，在參、眾兩院據有強大的多數議席。但是尼克森進了白宮，而且拜他競選之賜，保守主義的思想擴散到全國。
由於民意支持程度太弱，尼克森似乎別無選擇，必須站在中間路線，同時又得讓保守主義運動滿意。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他就職時，二次大戰之後的經濟榮景正在退潮。強大的消費者支出和巨大的國防預算加總起來，造成猖獗的通貨膨脹。尼克森藉由削減預算、提高富人稅，試圖抑制通貨膨脹，同時又把九百萬窮人納入免稅範圍。但是當裁減支出把失業率衝高到政治上難以嚥下的百分之六點二的時候，尼克森改弦更張。他凍結物價與工資，減稅，暫時停止外匯以美元換黃金。美國老百姓恢復信心，開始又消費，一九七一年出現一整年的經濟榮景。11
尼克森在國內立法方面設法玩兩面手法。他向主流美國提出社會方案，同時若非暗中破壞這些方案，就是把執行方案的權力下放給各州。譬如他主張政府建立窮人保障所得，但數字訂得很低，以致於擁護窮人的人士批評此一計畫，國會沒有通過它。他主張保護環境，簽署強硬的《一九七○年空氣清潔法案》（Clean Air Act of 1970），然後又設法讓企業界勝過環保法規。他把經費投入文化項目，把國家文藝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的預算從七百七十萬美元提升為六千一百萬美元，但是拔掉東岸文化組織指導這筆經費使用的權力。12
尼克森利用保守主義運動當選總統，同時又想維持溫和派支持他，使他處於岌岌可危的地位。這是他最終難以為繼的根源。
肯特州大槍擊事件
一九七○年的事件逼著尼克森政府倒向保守主義運動的懷抱。一九七○年春天，對於自己無力推動越戰「越南化」 ── 即以經過訓練的越南軍隊取代美軍部隊 ── 深感挫折，尼克森決定轟炸柬埔寨境內的北越補給基地。美國人原本寄望尼克森能以光榮的方式結束越戰，也認為戰爭正在緩和下來。當他們發現戰事實際上居然升高，在失望和憂心之下，他們轉而責難總統。美國人已經反對戰爭，走上街頭遊行，尤其大學校園反戰抗議聲浪特別強大。五月四日，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的一場衝突中，國民兵部隊開槍打死四名學生。肯特州大槍擊事件迫使尼克森全盤放棄拉攏溫和派支持他的希望。他發動政府之力支持保守主義運動。
全國民眾看到一個年輕女子因為朋友遭射殺而呼天搶地的驚恐畫面，又看到一個傷心欲絕的父親追問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這種地步，大為震撼；尼克森在他自己和抗議者之間畫下一道鮮明界線。在廣為轉載的評論中，他把肯特州大的受害人稱為「遊手好閒的流浪漢」，然後透過白宮新聞秘書發表簡短的聲明：「當異議人士訴諸暴力時，就會招致悲劇」，似乎把危機怪罪到學生身上。《新聞周刊》（Newsweek）指出：「尼克森先生短命的全民政府終於崩盤。」13
肯特州大事件之後，尼克森極力依據巴克萊在十多年前畫下的界線把國家區分開來。尼克森嘉許一般美國老百姓，他們愛國、支持總統，對政府唯一的期待是不去煩擾他們。一九六九年，他發表一篇演講、呼籲美國百姓支持他的越南路線，他籲請「沉默的多數」（silent majority）支持他對抗「叫囂的少數」（vocal minority），後者透過走上街頭抗議，把他們的觀點強壓過「多數人的理智和意願」。一九七○年，沉默的多數對抗嗆聲的少數的概念，與另一股概念匯流，認為美國民眾在此危機當口必須堅守陣線，對抗年輕的激進派、非裔美國人和女權主義者，這些特殊利益團體全都決心摧毀美國。14
一九七○年一月五日，《時代雜誌》推崇尼克森的轉變：「中道的美國人」被《時代雜誌》推選為「年度風雲人物」。這些男男女女上教堂、愛美國、痛恨抗議者。他們擔心整個國家就要失控，因為自由派、激進派和桀敖不馴的年輕人在扯謊的傳媒協助下正在奪權。他們覺得遭到重稅宰割，而且對於稅金該如何運用愈來愈沒有講話的餘地。他們不滿通貨膨脹破壞了他們經濟崛起的機會。他們擔心毒品泛濫、性解放和暴力猖獗。他們痛恨「憤怒的少數」得到政府的關注，而他們只得到政府以高高在上的態度對待。
中道的主流美國大眾與黑人、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不同，他們依據他們的傳統價值奉行文化團結。他們擔心女性走出家庭去工作，希望恢復傳統的家庭結構。他們稱讚高華德的思想，也擁護加州州長雷根等政治人物。雷根對異議分子堅持強硬路線，一度撂話：「如果必須流血」才能終結抗議，「那我們就幹吧。」15
一九七○年之後，尼克森及其人馬藉由煽動這些中產階級白人選民對抗希望政府伸出援手的特殊利益團體，想要創造新的共和黨多數派。他們把美國人畫分為兩類，一類是朝九晚五、守法繳稅的個人，另一類則是「詆毀美國者」，一群盼望政府施捨救濟的懶人。在一九七一年九月的勞動節，尼克森把四體不勤、好吃懶做的人和辛勤工作、力爭上游的人做對比。他說，具有強大工作倫理的人建設了美國，但是現在有一股「聲音」正在攻擊工作倫理。他宣稱：「我們看到有些弱勢團體成員被告知去走社會福利之路，而不是走努力工作、自力更生、有自尊的道路。」16
這股強大的意識形態卻出現一項矛盾，尼克森作為傳統美國價值代言人此一立場的力量，竟然開創了一個巨大的外交空間，讓他大幅脫離共和黨傳統的外交政策。共和黨的反共派仍然氣憤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接管中國，而美國企業界親台灣的「中國遊說團」支持尼克森。但是尼克森曉得共產中國日益壯大，不應該一直被孤立。一九六九年中俄邊界發生小型武力衝突時，尼克森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季辛吉發現有機會可以和中國展開對話。美、蘇、中外交關係三角化，可以讓美國有力量從不同方向對蘇聯施壓。17
經過三年的悄悄準備，尼克森總統夫婦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七二年二月，他們以一個星期的時間參訪歷史古蹟、城市、學校和工廠。他們的一舉一動都由隨行的龐大記者團從對外封閉逾二十年的這個國家，不斷地透過文字和影像報導傳回美國。尼克森總統和毛澤東有一番短暫的對話，他也對中國總理周恩來產生敬意。這次大膽的訪問啟動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現代關係，從而改變了歷史的進程。誠如尼克森在向中國東道主敬酒時所說的，這是「改變世界的一週」。這次訪問在政治上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他已成功向美國選民證明他是個堅定的反共人士。18
水門案與尼克森下台
一九七二年的總統大選對尼克森來說可謂易如反掌。他訪問中國之行大獲好評，短暫的經濟復甦也振奮了選民，而且民主黨仍然深陷分裂。但是尼克森黑白分明看待世界的方式最終使他徒留悔恨。
一九七一年六月，《紐約時報》開始刊登後來被稱為「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的政府秘密研究，詳載美國介入越戰的始末。它顯示自杜魯門至詹森，歷任總統都沒有就越戰對美國人民說實話。研究止於尼克森總統上台之前，但是尼克森認為文件外洩是有陰謀要破壞他的越南政策。如果人們要洩露關於他執政時的類似資訊 ── 有太多可以揭露的內幕 ── 他的總統大位就難堪了。19
之後他就把所有心思放在對付政敵之上。尼克森不滿意聯邦調查局追查可能的陰謀分子不夠積極，他在白宮內部設置一個特別調查小組制止機密外洩，小組代號「水管工人」（Plumbers）。「水管工人」為了抹黑把五角大廈文件洩露給《紐約時報》的丹尼爾．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他們偷闖入艾斯伯格心理治療師的診所，尋找能夠中傷他的資訊。
闖入這位加州心理治療師診所只是開端。到了一九七二年一月，政府官員已經營運起非法的暗黑政府。總統連任委員會（Committee to Reelect the President） ── 後來大家都知道它的逾矩行動，並利用它的英文縮寫給它取了綽號CREEP[2] ── 在一九七二年大選之前就破壞對手。按照他們的一位法律顧問的說法，他們的手法是「胡整亂搞」（ratfucking），包括在報上安插假投書；替民主黨人的集會活動聘用供應商，然後用空頭支票付帳；派間諜潛入對手陣營；以及竊聽電話。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他們潛入華府時髦的水門大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試圖布線竊聽電話。20
水門大廈一名保全警衛發現有一扇門被撬開，警方獲報後逮到五名男子正在民主黨總部裡拍攝文件和安裝竊聽器材。白宮否認對這樁「三流小偷闖空門事件」知情。大部分報紙接受白宮的否認，但是《華盛頓郵報》兩名年輕記者鮑伯．伍華德（Bob Woodward）和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循著闖空門者掩飾得並不高明的金錢流向一路挖，竟然發現直接連到白宮的軌跡。尼克森再次抄襲巴克萊和保守主義運動的手法，責備伍華德和伯恩斯坦的糾纏分明就是自由派媒體的偏見。
水門事件的殺傷力在大選之前並沒有引起外界注意，尼克森和安格紐以令人意想不到的百分之六十點七得票率贏得連任。他們拿下四十九個州、五百二十張選舉人團票。民主黨正副總統候選人喬治．麥高文（George McGovern）參議員和沙金特．薛瑞福（Sargent Shriver）[3]勉強拿到百分之三十七點五的全民票，在選舉人團方面只贏得華府特區以及麻薩諸塞州一個州。然而，時隔不到幾個月，選民因為發覺遭到欺騙而盛怒，矛頭轉向尼克森。一九七三年三月，水門案一位被告在法院審理期間供稱，他和同案被告為了保護雇主，供證不實。白宮法律顧問約翰．狄恩（John Dean）立刻變成公訴檢察官的證人。四月間，尼克森的三名高階顧問辭職，總統被迫指派著名檢察官阿奇巴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擔任特別檢察官調查整個事件。五月，參議院開始召開聽證會，檢視醜聞案愈滾愈大的骯髒內幕，並且透過全國電視播放聽證會經過。
事態發展急轉直下。隨著水門事件升溫，副總統安格紐於一九七三年中因為涉嫌在馬里蘭州長和副總統任上陰謀、敲詐、收賄和逃稅等罪名遭到調查。他承認逃稅罪名以避免被判入獄，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成為史上第二位辭職下台的副總統。第一位辭職的副總統是約翰．卡宏（John Calhoun）[4]，他於一八三二年離開安德魯．傑克遜總統，重回參議院。21
同一時期，參議院聽證會發現存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內對話的錄音帶。考克斯簽發傳票，要調閱錄音帶紀錄，尼克森下令司法部長艾略特．李察遜（Elliot Richardson）開除考克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日所謂的「星期六晚大屠殺」事件中，李察遜和司法部副部長威廉．魯克紹斯（William Ruckleshaus）拒絕執行尼克森的命令，並相繼辭職抗議；司法部第三號人物羅伯．波爾克（Robert Bork）願意執行開除考克斯的命令。民眾怒火迫使尼克森向美國人民保證：「我不是一個惡棍」，並指派新的特別檢察官里昂．賈渥斯基（Leon Jaworski）。賈渥斯基為了調閱錄音帶紀錄和尼克森一路纏訟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無異議全票支持檢察官。尼克森這一方無計可施，只好交出錄音帶紀錄謄本。謄本的內容不僅罪證確鑿，語言風格也相當嚇人。尼克森一向用心經營出他是個正直愛家好男人的形象，可是錄音帶內容卻顯示他是個氣度偏狹、滿口髒話的混混。尼克森曉得這些錄音帶會傷害他的形象，把他的髒話全部塗黑。「刪除髒話」成為一九七四年的熱門字詞。22
眾議院開始起草彈劾文書，指控總統妨礙司法、濫用權力和藐視國會。然而，尼克森堅稱他無罪，他並不知道底下人涉及罪行。接下來在八月初又出現一捲新錄音帶，它是在水門大廈被闖入之後幾天所錄，裡頭聽得見尼克森和一名助理謀畫以國家安全為理由保護政府。即使不想將本黨總統判定有罪的共和黨籍參議員們，這下子也曉得保不了他了。高華德前往白宮傳達這個訊息。23
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尼克森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辭職下台的總統。他並未承認任何罪行，只向美國人民報告，他在國會已經沒有足夠的支持度可以促進國家利益。他怪罪媒體，它們的「揭密、指控和諷刺」都只是為了摧毀他。保守主義運動固有的偏執使總統癱瘓，他不得不辭職，但是即使到了最後關頭，他和保守主義運動的追隨者還都堅持他們敵我意識強烈的意識形態。24
越戰、通膨與石油危機
很弔詭的是，尼克森含辱下台並沒有減弱保守主義運動，反而使其更加強大。他的垮台使得盲目追隨者更相信美國社會的確有問題。有些人堅信，水門事件證明的確有自由派陰謀存在，以新聞界為前鋒，要搞垮所有保守派總統。至於那些無法漠視尼克森的確犯罪的人士，則認為整起潰敗證明大政府是不對的，必須予以限制。
一九七四年八月，原先被尼克森挑選來遞補安格紐副總統職缺的前任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出身密西根、人緣極好的吉拉德．福特（Gerald R. Ford）[5]再上層樓，從尼克森手裡接下總統印信。福特兩年多的總統任期老是被政敵揪住前朝遺留下來的問題打，這也增強了保守主義運動的勢頭。
福特起先試圖把尼克森時代的風風雨雨做個了斷，讓國家擺脫分裂、跨步前進。他發布一道全面特赦令，赦免尼克森可能犯下的任何有違職責之犯行。這個動作討好了保守主義運動，卻得罪了另一方的美國人，他們認為應該送去坐牢的四十八名政府官員，至少少了一人。接下來，福特試圖安撫溫和派共和黨人，主張大赦逃兵犯，並且提名尼爾遜．洛克斐勒為他的副總統。共和黨在一九七四年期中選舉大敗，在眾議院丟掉四十八席，民主黨掌握超過三分之二議席的多數優勢。共和黨在參議院也丟掉四席，民主黨占六十席之優勢。25
越南戰爭的後果也使福特陷入困境。尼克森在一九七三年一月簽署「巴黎和平協議」，結束美軍在越南行動，不過他向緊張的南越盟友承諾美國會繼續保護他們。可是當北越部隊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入侵南越時，美國國會拒絕伸出援手。一九七五年四月，美國報紙刊登可怕的圖像，驚慌的難民從屋頂上攀爬進超載的直升機，匆匆撤出西貢時，北越部隊已經打下南越首都。
福特也必須收拾尼克森留下的經濟問題。尼克森因振興美國經濟而贏得一九七二年大選，卻造成通貨膨脹如脫韁野馬。一九七三年，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阿拉伯會員國氣惱美國在「贖罪日戰爭」[6]中支持以色列，宣布石油禁運，迫使油價從每桶三美元飆升至二十一美元。福特接任時，美國已深陷「停滯性通膨」，一個國家同時出現高失業率和通貨膨脹此一似乎有悖常理的情勢。這一來產生顧此失彼的兩難：有助於解決失業問題的政策，卻會使通膨問題惡化。福特起先試圖以提高公司稅和高所得者稅負來抑制通貨膨脹。當失業率接下來飆升超過百分之七時，他趕快又改為減稅二百二十八億美元。和尼克森政府一樣，福特政府靠赤字預算營運。26
福特政府的財政問題改變了美國家庭的經濟狀況。美國人原本傾向於儲蓄，但是一九七○年代初期猖獗的通貨膨脹卻意味借錢來花比較划算：消費者可以用今天的低價位買東西，日後再以廉價的美元返還借款。現代信用卡在一九六○年代中期出現，並於一九七三年之後的十年間起飛。信用卡的使用增至五倍，於一九八二年高達六百六十億美元。隨著利率攀升，一般美國人也試圖透過此一市場獲利。貨幣市場帳戶 ── 允許個人投資綁成一束的短期、高利率債券工具 ── 崛起。從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二年，美國投資人在貨幣市場基金的持有部位從十七億美元上升至超過二千億美元。股票共同基金大盛只是時間的問題。27
投資人專注在新型財金工具上並不是反映樂觀，而是反映恐懼。艾森豪時代的繁榮和信心已成過去，如今的美國經濟疲弱、社會動盪、政治大亂。美國不再是林肯心目中全世界最偉大的國家。一九七○年代最熱門的民歌〈美國派〉（American Pie）的副歌是「再會吧，美國派小姐……」（Bye, bye, Miss American Pie...）也就不是意外。這首唐．麥克林唱的歌的製作人日後評論說，它是「一個時代的喪葬演說」。28
供給面經濟學與福音教派
伴隨著一九七○年代助長保守主義運動的發展，美國人愈來愈熱愛南北戰爭之後美國西部的思想，強調堅毅的個人主義的形象和小政府。西部衣飾和文化成為主流。牛仔褲不再只是詹姆斯．狄恩（James Dean）這類小太保的穿著，它們到處都是。一九七五年一年，李維牛仔褲（Levi’s）就賣了七千五百萬件。隨著李維牛仔褲暢銷，牛仔長靴和牛仔帽也走出農場，進入通俗文化。這些美國新「牛仔」升起南方邦聯旗，它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已經淪為恥辱的表徵，現在卻戲劇性地重現江湖、大受歡迎。一九七五年，南方搖滾樂團林納．史金納（Lynyrd Skynyrd）在一場南方邦聯旗飄揚的大型戶外音樂會上對觀眾說：「水門事件於我何有哉？你的良知會讓你不安嗎？請說實話。」29
為了推動保守主義運動，信徒們專注在教會和其他強調傳統價值的組織 ── 巴克萊告訴他們，自由派反對傳統價值。南方及西部各地的福音派宗教團體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瞧不起教育，也嫌惡東部建制派，他們只在乎個人與上帝的關係，有男性家父長領導的傳統家庭，以及經濟自由的思想。雖然他們的運動集中在得到政府極多經費掖助的地區，他們卻堅持最後這項信念。雖然福音派運動並沒有明白支持種族主義，在他們世界觀的核心，他們深信政府的服務旨在協助非裔美國人。因此，經濟學增強了什麼才是優秀的美國人這一以白人為中心的觀點。
福特在社會議題上遵行溫和派路線，他支持針對憲法的「平等權利修憲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以保護女性權利及支持女性墮胎。但是共和黨卻持保守主義立場。除了親商業的主張之外，共和黨開始致力於扭轉現代社會的價值。在一九七○年代初期，有一個名稱為「家庭」（The Family）的基督教秘密組織，開始支持在企業、大學和尤其是國會及其他政府官署，舉辦祈禱會。到了一九七○年代中期，共和黨已經投注在動員白人新教徒為其投票部隊的行動。共和黨步向右翼，迫使福特在一九七六年捨棄洛克斐勒為他的副手，改提遠遠不夠溫和的堪薩斯州聯邦參議員羅伯．杜爾（Robert Dole）為搭檔。但是在水門事件之後，誰也救不了共和黨。民主黨挑戰者、前任喬治亞州長吉米．卡特，和他的搭檔、明尼蘇達州聯邦參議員華德．孟岱爾（Walter Mondale），攜手贏得百分之五十的全民票，而福特和杜爾得票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八。30
保守主義運動在卡特時期繼續擴大勢力。石油仍然相當昂貴，燃料短缺益加嚴重。經濟持續不見好轉，通貨膨脹飛騰至兩位數字。通貨膨脹把中產階級美國人推升到高所得級距的納稅人；他們在最需錢的當下，卻遭逢加重稅負。地方城鎮提高房地產稅，試圖彌補稅收下降；憤怒的不動產所有人矛頭指向政府。加州人的怒火特別旺盛。一九七八年，加州選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通過「第十三號提案」（Proposition 13），這是針對州憲的修正，限定不動產稅為不動產現金價值的百分之一，若要提高州稅，需經州議會三分之二以上多數票表決通過才行。
美國似乎已經從國際社會的頂峰位置滑落下來。伊朗伊斯蘭領袖何梅尼大主教（Ayatollah Khomeini）的追隨者推翻艾森豪支持擁立的國王之後，又在一九七九年扣押駐德黑蘭大使館裡的五十二名美國人當人質，這件事令美國人民痛苦地意識到美國地位的衰弱。一九七九年底，美國深陷人質危機時，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這個山陵起伏的國家自從十九世紀英、俄爭霸天下的「大博弈」（Great Game）以來，一直是東西權力鬥爭不敢碰的地方。蘇聯打破傳統、進軍阿富汗，使得美國人相信他們不再被人認真地當作世界大國看待。
保守主義運動把這些不利的指標都依據巴克萊的理論去解讀：對經濟過度管制、自由主義不看重上帝，以及對國防安全幾近犯罪的漠視。他們相信，解決經濟問題的藥方是，政府不要阻擋個人工作及累積財富的意願。政府不必試圖調整消費者的需求，應該促進生產。生產力大增可以抑止通貨膨脹，並且創造更富裕的美國人，而這些富人可以納稅，於是降低預算赤字。保守主義運動認為，要釋放金錢投資到新事業，政府必須減稅。富人會把累積的金錢拿來投資，啟發新事業，雇用更多工人。一九二○年代的原則又恢復生命，但是這一次它們似乎具有經濟科學的權威性。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領導下，經濟學家們擁抱拉佛曲線（Laffer Curve），它聲稱要證明減稅可以產生歲入增加。對美國經濟的這個舊觀點現在也有了相當學術性的新名稱，即「供給面經濟學」（supply- side economics）：因為它承諾要從上方的供給面解決經濟問題，而不是從下方的需求面解決。31
保守主義運動也和日益成長的福音派運動結合。直銷專家理查．衛格瑞（Richard Viguerie）在一九七六年有個結論：推動保守主義運動哲學最好的一條路是爭取福音派基督徒。一九七九年，保守主義運動說服傑利．法威爾牧師（Reverend Jerry Falwell）成立「道德多數派」組織（Moral Majority），這是尼克森「沉默的多數」的宗教側翼，要透過它把基督教的道德價值注進政治。法威爾的「舊日福音時間」（Old Time Gospel Hour）是許多電視迷你連續劇之一。一九七九年，全國電視節目約百分之十是宗教節目，電視布道家傑利．法威爾、派特．羅伯森（Pat Robertson）和吉姆．巴可（Jim Bakker）及泰咪．巴可（Tammy Faye Bakker）夫婦等人抨擊共產主義、女權主義、墮胎、同性戀和「人道主義」來自不敬天愛神的東部自由派人士。「繁榮神學」（prosperity theology）的信徒主張，上帝承諾要保障基督徒的福祉，意思就是信念可以化為經濟繁榮。如果你相信，你就會致富。32
保守主義運動自從艾森豪時期就主張，美國的衰弱使得共產主義能夠興起，但是他們把最強烈的譴責留給卡特政府，痛批卡特政府已經把國家帶入立國兩百年以來最孱弱的一刻。他們批評卡特大幅削減國防經費，並保證會把錢用到國防上。但是事實上，卡特的預算增加支出，以維持與通貨膨脹同步調升。33
保守主義運動保證，只要政府減稅、人們信仰上帝，以及國會適度撥增軍事經費，繁榮和寧靜將會重新降臨美國。
雷根與西部力量進駐白宮
一九八○年共和黨的總統初選是保守主義運動和共和黨溫和派之間的攤牌。爭取提名領先的兩個人是隆納德．雷根和喬治．布希。雷根當年支持高華德，因此躍為全國知名人物，自此之後他的信念也日益強硬。布希生於新英格蘭、耶魯畢業，曾任德克薩斯州聯邦眾議員，社會及經濟立場比雷根溫和。布希堅稱，雷根保證他能從上而下治好經濟乃是「巫術經濟學」。保守主義運動的力量勝出。雷根贏得共和黨提名，不過他也向中間派示好，邀請布希作為副總統候選人搭檔。
雷根從密西西比州費烈達爾菲亞（Philadelphia）發表演講，展開他的大選競選活動；此地離一九六四年一位民權運動工作人員遇害身亡之地只有幾英里路距離。針對卡特總統挖苦講了笑話之後，雷根誇讚保守主義運動。他責怪聯邦政府官僚及它要徵收的稅負扼殺了美國夢。這位候選人向全場歡呼的聽眾說：「我相信州權。我相信人民為他們自己盡最大的努力。我相信我們今天扭曲了政府的平衡，賦予聯邦體制憲法從來沒想要給予的權力。」對於擁抱過去哲學的這位候選人相當合適的是，六十九歲的雷根在演講的結尾指著旁邊由馬拉著的一輛篷車，強調他還記得曾經駕過真正的馬車。34
卡特政府受困於通貨膨脹和伊朗人質危機，坐困愁城，選民倒向共和黨。然而，即使當時雷根和布希在全民票方面得票率也只稍微超過百分之五十，卡特得票率為百分之四十一，第三黨候選人約翰．安德生（John Anderson）得票率約百分之六點六。在波澤爾代筆、替高華德捉刀寫《一個保守派的良知》之後二十年，這本書的應許終於實現：羽翼已豐的保守主義運動進駐白宮。
雷根一當選，保守主義毫不妥協的觀點盤踞了整個政府。雖然雷根不肯採取他的部分追隨者之強硬路線，他非常善於用善惡對立的角度來描繪事件。雷根不理會民主黨制訂政策時會倚重的大量統計數據，他運用接地氣的鄉民小故事活化了保守主義運動。
一九七六年，他把保守主義運動反對政府積極作為的論述歸納成為一個「社福女王」（welfare queen）的故事：來自芝加哥南區、開著凱迪拉克豪華汽車、失業、到處揩油的一個女人，而且雖然沒有明講，這個地區已經暗示她是個黑人。雷根聲稱：「她有八十個名字、三十個住址、十二張社會安全卡，用四個根本不存在的亡夫名義領取退伍軍人福利。她用她的多張卡領取社會安全金。她享有醫療補助（Medicaid）、領到糧食券，又用每個不同的化名領取福利金。」這個故事其實是一個特殊個案，這個女人事實上是個危險的罪犯，並非一般常見的社福金領取人，但是它完全地呈現出當政府介入經濟時，一方面對個人企業造成傷害，一方面又把收來的稅金拿去補助好吃懶做的非裔美國人。35
儘管他的競選言論反映了美國的分裂低潮，但是雷根的就職演說卻把他能當選總統形容為劃時代的轉折。他說，國家處於堪比經濟大蕭條的危機，危機不是來自沒有管制的資本主義，而是源自它們支持的稅負和公共支出。他承諾要保護一般美國人，但也警告說：「政府不是問題的解藥，政府正是問題所在。」他保證要縮小聯邦政府的規模，要把權力歸還給各州。36
就和高華德的作法一樣，雷根悄悄地刻意打扮成後內戰時代舊西部的形象。他在競選期間把自己形容為美國牛仔。他是一個曾在美國陸軍後備役騎兵部隊服務過、成績斐然的騎士；他換掉他喜歡的英式騎馬服裝，改穿牛仔褲、戴上牛仔帽。穿上西部服裝後，雷根體現出和舊西部連結的價值：個人主義和小政府。雷根故意不遵循往例在國會大廈的東側發表就職演說，刻意選在西側發表演說。這樣改變固然有實務上的理由，但是它也反映西部力量的上升，以及美國的西部精神。37
做牛仔打扮的雷根總統。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減稅與提升國防預算
雷根一上任，立刻把巴克萊、波澤爾和高華德在三十年前所擬訂的個人主義藥方付諸行動。他禁止聯邦機關雇用新人員，然後刪除企業界痛恨的政府監理法規，指派鐵桿解除管制派人士擔任兩個與經濟事務有最密切的商務部和內政部長部長，以及證券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和聯邦通訊委員會主任委員。38
排上議程的第二項是削減支出和減稅。雷根才剛當選，就延攬年輕的密西根州聯邦眾議員大衛．史托克曼（David Stockman）出任他的預算局長。史托克曼在《一個保守派的良知》這個世代長大，堅定相信保守主義運動的原則。他告訴一位記者：「整件事是以信仰為核心。一個關於這世界是如何運作的信仰。」39
史托克曼大刀砍向國內計畫，如糧食券、教育、失業救濟與就業訓練等。一九八一年二月，雷根提議從前一年度預算削減四百七十億美元，主要砍的是反貧窮計畫。接下來政府轉向減稅。史托克曼信心滿滿，保證減稅會刺激經濟，屆時經濟成長將弭平一九八一年估計的五百五十億美元預算赤字，到一九八四年就會產生結餘。當史托克曼自己的白宮管理暨預算局電腦模擬演練顯示，他的計畫不但不可能平衡預算，甚至將在一九八四年之前創造出高達一千一百六十億美元的赤字，史托克曼的解決辦法就是改寫電腦程式、反映他的信念。他的解釋是：「我們也沒有人真的了解所有這些數字的意義。」他試圖讓對赤字大增十分緊張的商人放心，在預算書中加入他所謂的「魔術星號」附註，預埋伏筆說是，總統將來會宣布某個數字的削減預算。40
即使政府內部人士也不是人人相信供給面的教條，但是一樁行刺雷根的兇殺案，使得總統政治資本大增。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雷根上任還不滿三個月，一個迷戀電影明星茱蒂．佛斯特（Jodie Foster）、有精神病的青年約翰．辛克萊（John Hinkley Jr.），為了吸引她青睞，竟開槍射擊雷根總統。雷根在華府希爾頓飯店演講完踏出旅館時，辛克萊朝雷根一行人開了六槍。頭五槍打中白宮新聞秘書、一名警察和一名秘勤局探員。第六槍擦過總統轎車，彈跳打到總統，擊中他肺部，離心臟只有一英寸。全國民眾呆若木雞，卻只看到平易近人的雷根和太太說笑 ── 「親愛的，我忘了要躲耶」 ── 又和救治他的醫生談笑風生。在行刺案之後，他的民調支持度暴升至百分之七十三。41
民氣可用，雷根加強力道推銷他的經濟計畫。他在槍擊案後第一次公開露面是四月底的電視轉播演講。他在演講中挑戰國會，要求國會通過預算和減稅以降低債務，停止通貨膨脹，讓國家恢復經濟繁榮。他抨擊特殊利益團體已經扭曲了政府，宣布說：「我宣誓就職時，誓言只效忠一個特殊利益團體 ── 我們人民。」他說，要忠於此一信念，一定要粉碎新政型的政府計畫，它們已經耗盡來自辛勤工作的美國人所繳交的稅款。42
他的籲求奏效。國會冒著溽暑制訂出一個法案，從次年的預算削減三百五十億美元。它也通過大規模的減稅，三年之內個人所得稅率將大降百分之二十三，另外也刪減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史托克曼承認，全面減稅其實是要掩護把最高級距的所得稅由百分之七十調降為百分之五十。史托克曼解釋說，供應面經濟學的整個構想其實只是舊瓶裝新酒，把「新政」之前共和黨為富人減稅、讓多出來的財富「向下涓滴」澤及所有的人這種舊主張，換上新文字罷了。他說，但是「在政治上很難推銷『向下涓滴』，因此供給面經濟學是能爭取到實質上的『向下涓滴』的稅制之唯一辦法。供給面經濟學就是『向下涓滴』的理論。」史托克曼想要依賴收緊公司稅的漏洞來實現約兩百億美元的額外稅收，幫忙平衡預算。可是總統不肯支持這個計畫，最後的稅法還是不碰漏洞。雷根一九八一年八月在他那廣闊的六百八十八英畝西部牧場，簽署了法案。43
同一個月，總統採取反對工會勞工的立場。打從高華德以來，工會的存在就讓保守主義運動寢食不安。八月間，一萬三千名會員的「專業空中交通控制員組織」（Professional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Organization）罷工，爭取改善工作環境、加薪和調整工作時數。雖然控制員工會在一九八○年支持他，雷根命令罷工人員回到工作崗位，啟動《塔虎脫─哈特雷法案》中政府有權停止會影響公共安全的罷工之條款。當大多數罷工人員拒絕服從命令時，他把他們全部免職，並禁止他們以後再擔任政府工作。認為工會工人癱瘓了企業的美國人為他歡呼。44
雷根也大幅增加國防經費。一九八○年共和黨政綱攻擊卡特削減軍事費用，雷根的第一份年度預算提議增加軍費，它將會在他任職總統的頭五年於國防經費支出方面創造百分之四十的實質增加。一九八二年，國會通過一百七十億美元的新的國防撥款案，即使它正在削減國內支出。45
雷根依據保守主義運動打造全國政策，幾乎立刻就失敗，因為美國深陷於衰退之中。卡特於一九七九年八月選派保羅．伏爾克（Paul Volcker）擔任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當年十月，伏爾克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貨膨脹。到了一九八一年，優惠利率 ── 從銀行借錢的利率 ── 衝破百分之二十一。高利率使通貨膨脹從一九七九年的百分之十三點三跌到一九八三年只剩百分之三點二。不過，正如經濟學家所警告，高利率刺激失業率。到了一九八二年，失業率突破百分之十，是經濟大蕭條以來最高紀錄，逼得雷根必須從他早先的供給面政策後退。他調升稅率，包括課徵汽油稅，試圖彌補若干預算赤字。但是這個姿勢無助於挽救總統民調支持度的下跌。期中選舉，民主黨搶下眾議院二十六席，追回他們在一九八○年輸掉三十六席的部分頹勢，穩固了他們的多數優勢。46
與「邪惡帝國」作戰
選輸之後，雷根不但沒有疏遠未能實現經濟繁榮和預算平衡的保守主義運動，反而在外交事務方面更親密地擁抱他們的意識形態。一九八三年一月，他發布「七十五號國家安全決定指令」（NSDD-75，全名為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75），這道指令的內容後來被稱為「雷根主義」（Reagan Doctrine）。「七十五號國家安全決定指令」改變美國長期以來圍堵共產主義的政策，改為透過增強軍事部署，以及經濟方式去穩定和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地方叛軍起事反抗共產黨政府，進而壓迫蘇聯。這代表在阿富汗支持聖戰者（mujahideen）反蘇聯勢力，以及支持安哥拉和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擊隊。按照雷根的用詞，這些反共的游擊隊是「自由鬥士」。47
一九八三年三月，雷根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Orlando）向「全國福音教派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演講時，說明他的新外交政策和保守主義運動之間的關係。有如波澤爾在《一個保守派的良知》中的作法，雷根在奧蘭多的演講也把宗教、傳統道德和資本主義冶為一爐。他貶抑政客，告訴他面前虔信上帝的這些聽眾，唯有保持「善良」，美國才會偉大。他說，今天的世俗主義正在摧毀美國，因為它以官僚來取代道德。他又批評墮胎、學校不做禱告，以及他口中的可怕的屠殺嬰兒。他堅持說，大多數美國人 ── 他說他們反對這些趨勢 ── 必須把宗教帶回到公眾生活。
雷根在談到共和黨政治時向聽眾強調，世界上有奸邪和罪惡，蘇聯就是它們的代表。共產主義是無神論，敬天畏神的美國人絕不能寬容它。美國正在進行「是與非、善與惡」的巨大鬥爭。蘇聯是「邪惡帝國」。替蘇聯祈禱固然重要，但是美國人絕對不能忘記，「他們宣揚國家至高無上，歌頌它全能至大高於個人，並且預測它最終將會主宰地球上所有的人民。他們就是現代世界中邪惡的源頭。」48
一九八三年十月，美國入侵加勒比海小島國格瑞那達 ── 全世界主要的肉荳蔻生產國家之一 ── 因為雷根官員擔心這個國家的政治動盪會使古巴的共產主義有機會散播。「緊急狂暴行動」（Operation Urgent Fury）是越戰以來美軍第一次大型動員。它很快就制服了格瑞那達的軍隊。雖然美國在島上扶立一個穩定的政府，這項行動在美國國內也頗獲支持，但是它招致國際社會的聯合譴責；聯合國稱之為「明目張膽違反國際法」。49
反共戰爭和爭取美國人心靈這兩股力量持續匯流。一九八四年夏天，電影觀眾迎來一部到當時為止最為血腥的電影。《赤色黎明》（Red Dawn）劇情描述美國老百姓抵抗共產黨的故事，共產黨占領他們的社區，也得到本地政府的合作。科羅拉多州一所高中學生「金剛狼」（Wolverines）足球隊員勇敢抗擊蘇聯、古巴和尼加拉瓜部隊的聯合入侵。本地的政客市長和兒子通敵，與共產黨合作，使得金剛狼隊落居下風。除了對抗世界共產主義，善良的美國人民還必須對付自己的政府！這部世界末日電影號稱每小時有一百三十四個暴力場景，它啟迪了不滿現實的美國青年。很重要的一點，雷根的第一位國務卿、鷹派的亞歷山大．海格（Alexander Haig）將軍自己說，電影製作期間，他提供「一些政治建議」給導演。《赤色黎明》把保守主義運動重視的全民一致反共及建立心防的主張推到一個新高點。50
在一九八四年的總統大選中，共和黨把雷根包裝成集美國所有最佳特質之大成的明星。雷根政府把這場大選定位為主流美國大眾與少數利益團體之間的抗爭，前者是辛勤工作的納稅人，而且想定是白人，後者是懶惰、只想要政府豢養的美國人，不言而喻都是有色人種和女性。一九八三年起飛的經濟復甦有助於強化一個思想，認為削減補貼特殊利益團體、同時又替辛勤工作的美國人減稅的政策，可以恢復過去美國的繁華昌盛。
經濟復甦有許多因素。油價大跌，加上伏爾克大幅收縮經濟，使得通貨膨脹在雷根就職後大跌。通貨膨脹一降，聯準會立刻相準遽增的國防經費把錢注進市場的時機，也調降利率。另外，由於利息高的貨幣市場帳戶已經開始快吸乾所有的存款，國會立法解除儲貸銀行在放貸和存款方面的許多限制，讓它們有競爭力，使得儲貸銀行又釋出一千六百億美元的資金流入市場。這個開後門的凱因斯主義的結果是經濟榮景，失業率在一九八四年下降到百分之七點五，年度經濟成長率也上升近三個百分點，達到百分之七點二。51
雖然以赤字支出刺激景氣，造成國家債台高築，支持政府的人士卻堅稱，雷根時期傑出的經濟表現證明供給面經濟學是有效的。這正是選民愛聽的話。當民主黨想要加稅以填補預算赤字時，遭到不景氣荼毒的工人加入「抗稅」運動。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密西根州選民找出一條罕受使用的法律，罷免掉兩名投票支持加稅的民主黨籍州議會參議員。根據一位剛嶄露頭角的共和黨籍發言人葛洛佛．諾基斯特（Grover Norquist）的說法，政治人物必須學到的教訓是，選民不希望被課稅來支付赤字。保守主義運動告訴他們，他們不必：政府可以花錢，卻不用償付。52
一九八四年共和黨的一份競選備忘錄寫說：「把雷根描繪成美國所有好東西的化身，或是英雄的化身。讓民主黨處於只要攻擊雷根就等於攻擊美國理想之代表的處境。」一個很能打動人心的電視廣告詞是：「美國又迎接早晨到來。今天的美國更強、更好、更值得驕傲。我們為什麼要回到不到四年前的情況？」53
民主黨在一九八四年的選戰主軸是反對赤字上升，主張加稅、削減國防支出，以平衡國家財政，另外也要投資於教育和環境 ── 這全都是艾森豪共和黨人的立場。但是相較於雷根對美國的信心滿滿，民主黨顯得憂心忡忡、反商、反美國。民主黨內各路人馬爭搶黨內提名，更增強一個印象，讓人覺得它是特殊利益團體的同盟。民主黨最後決定提名卡特的副總統華德．孟岱爾出征；孟岱爾提名紐約州聯邦眾議員潔拉汀．費拉羅（Geraldine Ferraro）為副總統搭檔，締造了提名女性為副總統的歷史紀錄。但是百分之六十的選民認為他這麼做，不是因為她是最佳人選，而是因為受到來自女性團體的壓力。54
一九八四年的大選讓共和黨雀躍欣喜。雷根和布希這對搭檔拿到將近百分之五十九的全民票。孟岱爾和費拉羅只拿到約百分之四十。他們只拿下華府特區，以及孟岱爾的老家明尼蘇達州，而在明州也僅靠約四千票勉強勝出。看起來，保守主義運動終於實現巴克萊多年前的預期，贏得全民熱情接受。葛洛佛．諾基斯特心想：「我想，革命終於發生了。」55
減稅，為富人減稅
雖然雷根被迫提高稅率以對付日益膨脹的赤字，他在八年任期內加稅十一次，但他仍然相信減稅才是經濟繁榮的關鍵。赤字在一九八三年持續攀升，總統支持進行稅務改革以抑制加稅的呼聲。後來的法案透過提高扣除額，把大約六百萬美國人送進免繳所得稅的族群。它關掉稅務漏洞，也削減資本利得稅。另一方面，它把最高級距的邊際稅率由百分之五十調降為百分之二十八，把最低級距的邊際稅率從百分之十一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它也把公司稅率從百分之四十八調降為百分之三十四。56
為了逼國會同意稅制改革，雷根支持成立一個組織，把大企業、福音派和社會保守主義者結合在「美國總商會」（Chamber of Commerce）前任經濟學家葛洛佛．諾基斯特的領導之下。諾基斯特解釋說：「傳統的共和黨企業團體可以提供資源，但是這些團體可以提供選票。」「美國人支持稅改」組織（Americans for Tax Reform）堅決反對以任何理由提高稅負，不管增加多少都不行。57
一九八六年的稅改顯示，站在雷根革命背後的民粹主義，是站在保守主義運動背後的企業利益之煙霧彈。有位參議員指出，這項稅法讓所得居於全國頂尖千分之五的人減稅百分之十六，可是絕大多數美國人只能減稅百分之六點四。這時，共和黨籍的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跳出來痛罵，任何人想要提高富人稅負就是試圖搞「社會福利詭計」。法案給予窮人家庭的扣除額導致菲莉絲．施拉夫利等保守主義運動人士強烈抗議，認為這種好處「是自由派官僚的點子，他們想要財富重分配」。按照他們的觀點，扣除額「反成長」，因此就定義而言就是「反家庭」。58
減稅案獲得通過，龐大的國庫負債意味保守主義運動可以攻擊民主黨提議的任何社會支出項目，指控由此可以證明他們的對手是胡亂花錢，他們也的確這麼做。削減預算對非裔美國人的打擊尤其沉重，因為工業地區減少的工會工作不成比例地衝擊到他們。過去，城市是製造就業機會的引擎；現在它們卻閒置、生鏽。有位威斯康辛州代表說：「黑人看到一件事，白人卻看到另一件事。我們沒有被納入這一波的經濟榮景當中。我們碰上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融入這個新秩序？」59
可是，儘管雷根政府決心不供養特殊利益團體，它推動的政策卻把政府的慷慨大度分配給它認為的傑出的美國人。它主要是透過所謂「稅收支出」（tax expenditures），即扣除額和「稅務減免」（tax breaks）去做；到了一九九○年，每年要花費國家三千億美元公帑。這個數字等於福利項目總經費的一半，占聯邦政府每年收來的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的十分之三。60
在雷根政府的減稅案中，大量不容易被察覺的好處，不成比例地流向經濟光譜上比較富有的那一端，讓這些人可以不必背上接受福利的惡名就享有它們，這些好處包括：遞延稅負的公司退休年金、社會安全福利、個人退休帳戶、有擔保的學生貸款、不動產抵押貸款的利息扣除額（它在一九八六年的稅法大翻修中大幅提高）、慈善捐款扣除額、醫療照護的補助款等等。它們可以塞在撥款法案的某一條款裡，不需另外訂立新法律或經過新辯論。它們外表像是防止「福利國家」的膨脹，可以定性為「稅負寬減」（tax relief）。當共和黨試圖降低社會安全福利支出時，選民在一九八六年的期中選舉起而反對他們，把稅收支出的神聖性燙烙進入共和黨領導人的思想之中。61
一九八七年，保守主義運動推動政府減少經濟管制的努力，又得到另一個禮物。打從廣播電台通訊的初期起，拿到公共執照的單位必須承諾，保證電台會誠實、公平地呈現資訊，平衡不同的觀點。保守主義運動攻擊這個傳統，主張「公平理論」（Fairness Doctrine）實際上促成媒體偏向自由派立場，而這正是巴克萊及其同夥所指控。該年，聯邦通訊委員會取消這項規定。62
公平理論取消之後，替巴克萊在將近四十年前所提倡的一種公共教育開啟大門。現在，公共媒體不用提出有憑有據的辯論，也不再鼓勵聽眾要自己妥善做決定，如今它們一股腦剔除掉他們認定為「壞」的主張 ── 譬如政府積極主義等 ── 並且頻頻灌輸個人主義和基督教信仰。不到一年，脫口秀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類似拉許．林霸（Rush Limbaugh）這樣的主持人對女權主義、納粹主義發動攻擊，發表仇恨平權運動的言論，痛斥自由派，也警告全民防備社會主義潛伏進入美國各地；他們以此煽動群眾。
總統也把保守主義運動所相信的傳統道德地帶進政治。雖然他本身離過婚，也相當寬容同性戀者，雷根力促社會和宗教保守主義者要支持保守主義運動。諾基斯特開始吸收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加入「美國人支持稅改」組織，但是想把大企業和南方及西部基督徒結合為同盟，談何容易。
一九八九年，諾基斯特的友人賴爾夫．里德（Ralph Reed）針對此一脫節現象，設法把福音派基督徒轉化為一支永久性的政治壓力團體。這個團體命名「基督徒同盟」（Christian Coalition），推舉里德出任執行長。它號召福音派支持共和黨的努力相當成功。到了一九九二年，同盟擁有二十五萬名會員，在這一年的政治活動中投下一千萬美元的經費。它延攬福音派人士參選地方及州的職位，也有效地散布保守主義運動的宗教和經濟信條。里德解釋說，這個「親家庭的組織」只能透過處理「一般選民所關切的問題，如稅收、犯罪、政府浪費、醫療保健和金融安全方面的問題」，以及解決墮胎和同性戀問題，來贏得政治上的控制。看起來違反直覺，福音派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經常是弄巧成拙、事與願違。譬如，他們強烈反對政府辦的健康照護改革，儘管它事實上可以幫助一些家庭。不過他們都是鐵桿保守主義運動支持者。63
或許最重要的是，雷根任命了許多法官，藉此成功鞏固保守主義運動的原則，讓它們能延續到他卸職之後還長久存在。雷根總統在八年任期內派任的法官人數超越歷史上其他任何一位總統：三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一位首席大法官，以及三百六十八位聯邦地方法院法官和上訴法院(二審）法官。雷根認為，華倫法院所做的經濟和民權決定是所謂的「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而不是公平客觀地解釋法律。他承諾要把法院交還給相信要嚴格解釋憲法及尊重「家庭價值」的人手中。64
針對有機會出任聯邦法官的人，雷根派人到司法部有系統地詢問他們對墮胎和平等權利（affirmative action）的看法，這舉動讓老一輩的司法人非常憤怒，他們相信執法不應政治化。雷根派任的司法部長愛德．米斯（Ed Meese）說，詢問的目的是要「制度化雷根革命，未來不論總統選舉是何結果，都不會影響到它的政策路線」。這些大法官對保守主義運動功不可沒：一九八八年，在《美國通訊傳播業工人訴貝克案》（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 v. Beck）這個判例，雷根的最高法院限制了工會花錢介入政治活動的能力。65 [7]
大分歧時代的到來
保守主義運動宣揚美國個人主義之不遺餘力，就和美國人在一八九○年代和一九二○年代同樣積極。一九八○年代也和以前的時代相似，美國人變得嫌貧愛富，迷戀權貴。一九八七年有一部電影《華爾街》（Wall Street），其主角高登．蓋柯（Gordon Gekko）是個專搞企業併購的「襲擊者」，他的金言名句「貪婪是好事」點出了流行的時代氛圍。[8]
針對金錢崇拜的正當性，可以分別從經濟和宗教兩方面來探討。經濟面的說法是，賺大錢的人創造的財富會投資在新事業上，而新事業可以多雇用一些人，這些人又可以沿著經濟樓梯攀爬而上，形成正向循環。富有的美國人可以創造就業機會，這個思想起源於原始的自由勞工經濟，但是它沒有考慮到政府以有利的立法支持其成功的貢獻。宗教面的說法源自於有錢人受到上帝眷顧的思想。這些想法演變成為一種信念，認為美國有它足可誇耀的財富和力量，是受到上帝的福庇，因此它有使命要傳播美國的價值。66
這種觀點使得反對共產主義不僅是經濟和政治上的職責，也是宗教上的責任。而雷根和他的顧問群，包括副總統布希在內，很認真看待這個責任。一九七九年尼加拉瓜發生左派革命，使他們擔心共產黨可能掌控中美洲。雷根一上任，他的部下就開始資助尼加拉瓜的反對派團體「尼加拉瓜反抗軍」（the Contras）推翻桑定組織政府（Sandinista government）。在資助尼加拉瓜反抗軍這件事上面，民主黨國會沒有白宮那麼積極，部分原因是國會議員反對中央情報局插手拉丁美洲內政事務，另一部分原因是尼加拉瓜反抗軍本身不配受援助；他們的焦土戰術包括綁架、縱火、強暴和謀殺。一九八五年，國會嚴厲禁止進一步援助反抗軍。67
離尼加拉瓜半個地球之外，黎巴嫩的恐怖分子在伊朗撐腰下，綁架美國人和歐洲人。到了一九八五年，他們扣住七個美國人。人質危機似乎沒有辦法解決：人質受到嚴密防護，無從拯救。以色列官員建議，銷售武器給伊朗，它或許可以軟化溫和派伊朗人，拉攏他們倒向美國，並且鼓勵伊朗領導人向恐怖分子施壓，逼他們釋放人質。雷根政府同意，以色列方面負責出售。但是隔不久，國家安全顧問約翰．波因岱克斯特（John Poindexter）手下的軍事助理、福音派信徒奧立佛．諾斯（Oliver North）提議，不必讓以色列當中間人，可由美國直接出售給伊朗，雖然按照美國法令，銷售武器給國務院恐怖分子名單上的國家是違法的行為。捨棄以色列當中間人是因為美國可以從中賺更大的差價。此舉賺來的錢不會出現在帳面上，因此可以用來協助尼加拉瓜反抗軍。
這一類的計畫讓雷根時代的個人主義者動心；一個英俊的陸軍上校找到聰明的辦法去辦「正確」的事，不必讓膽小怕事的國會民主黨菁英綁住美國的手腳。這等於是電影《赤色黎明》的故事搬到真實世界來實現。雷根政府執行了這個計畫。美方銷售約四千枚飛彈給伊朗，但並未對改善人質危機有任何重大作用。最後，人質危機隨著伊朗和伊拉克的兩伊戰爭結束而落幕，伊朗釋放人質以便吸引西方國家援助它的重建計畫。
「伊朗軍售醜聞」（Iran-Contra Affair）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曝光，它暴露一個因意識形態而行事、不遵守法律的政府之暗黑面。調查揭露的真相讓人震驚的是，美國政府官員不僅違法，而且是持續從事違法行為。諾斯和波因岱克斯特不僅隱藏、還用碎紙機銷毀許多文件 ── 諾斯秘書供稱文件厚達數英尺 ── 以致故事全貌再也無從拼組起來。不過，仍有十四名政府官員遭到起訴，其中十一人判定有罪。副總統布希也涉入醜聞，後來他出任總統，赦免了這些判刑定讞者。可是在許多人心目中，奧立佛．諾斯以及支持他的政府，卻是真正美國價值的典範：不顧同情共產黨的民主黨議員之反對，一個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男子漢利用軍事行動來傳播美式資本主義價值。68
雷根主義的形象也掩蓋住國內經濟的真相。共和黨嘴上唱的是協助美國老百姓的高調，事實上，在雷根主政下，它拼湊起一個宗教、社會和文化的運動，推動有利於金字塔頂端人士的政策。錢流向設在南方和西部的國防工業，而東部和中西部工人的工資停滯。從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年，民間財富增長百分之三十一；從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八年，只增長百分之八。在新經濟中沒有受惠的人參與榮景的途徑有二：一是夫妻都出門工作，成為雙薪家庭，但這是社會保守主義者反對的；二是舉債：從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八年，家庭債務占國民生產毛額（GNP）之比重增長超過百分之二十。69
共和黨號稱要保護一般美國大眾，但它採用的方法，諸如減稅、嚴格遵守憲法的字面意義，以及打壓特殊利益團體力量，卻只造成了財富向上流動。供給派經濟學號稱，降低邊際稅率能讓財富向下涓滴，但事實上是向上流動，反轉了從新政至一九七○年代經濟學家所謂的美國財富「大壓縮」，使它變成一九八○年代以後的財富「大分歧」。共和黨削減稅基（社會福利立法的財源在此，它也使個人有機會上升）之同時，他們支持有利於富人的稅收支出。事實上，聯邦稅沒有下降；它們仍然穩定維持在占國民所得約百分之十九點四的水平。但是，州和地方政府必須提高稅率來彌補聯邦的減稅。起了改變的不是稅負的水平，而是由誰來繳稅。一九七九年，頂尖百分之一的美國人擁有全國百分之二十點五的財富；到了一九八九年，頂尖百分之一的美國人擁有全國百分之三十五點七的財富。70
雖然聯邦稅沒有升高，聯邦政府的規模和預算也沒有下降。它們不但不降、反而增長。雷根增加聯邦員工人數比卡特還快。預算也大為增加。雷根人馬堅稱這是民主黨的錯，他們不肯足量的裁員，但是事實上雷根政府從來沒有提出平衡的預算案 ── 政府大幅增加國防經費支出，它相當於和平時期占國民生產毛額比最高的比重，意味他們提不出來平衡的預算案。政府透過大幅舉債彌補稅收和支出之間的差額，使美國從債權國變成負債國。雷根年間聯邦負債從九千九百四十億美元淨增加兩倍，成為二兆八千億美元。納稅人必須為這些債務支付利息，進一步剝奪他們稅款的潛力。71
到了一九八七年，民眾對雷根主義的支持開始出現裂痕。電影《華爾街》的高登．蓋柯嘲笑雷根時期的經濟：
這個國家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士，擁有我國一半的財富，五兆美元。其中三分之一來自辛勤工作，三分之二來自遺產、寡婦和笨兒子累積的財富之利息，以及我也會搞的股票和不動產投機。這根本就是狗屎。百分之九十的美國人沒有幾毛錢，甚至身無分文。我什麼也不創造。我只擁有。我們制訂規則，老兄。新聞、戰爭、和平、飢荒、動亂，甚至是迴紋針的價格。我們從帽子裡把兔子抓出來，而老百姓傻乎乎地楞在那兒看我們變戲法。現在你不會天真到相信我們生活在民主國家吧？老兄。一切都是自由市場。你就是其中一部分。72
到了一九八七年，情勢很清楚，放鬆對儲貸銀行的監理法規，形同為投機和徹頭徹尾的竊盜敞開大門，因此，包括副總統布希的兒子尼爾．布希[9]以及兩黨都有的一些國會議員在內，得以從人們退休帳戶的殘骸中崛起，變得富得流油。政府必須動用超過一千億美元以上的存款保險拯救這些儲貸銀行。接下來，一九八七年十月，欣欣向榮的股市崩盤，暴露雷根經濟的軟肋。反對派指出，或許供給面經濟根本就不管用。或許整個主張就如史托克曼在一九八一年已經承認的：它只是長年以來玩弄制度、圖利富人的合理化說詞。但是保守主義運動的看法完全不一樣。他們認為雷根的問題出在他砍政府規模與經費時砍得不夠兇。73
[1]譯註：尼克森全民票三千一百七十八萬三千七百八十三票(百分之四十三點四）；韓福瑞三千一百二十七萬一千八百三十九票(百分之四十二點七）；華萊士九百九十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票(百分之十三點五）。
[2]譯按：字意為偷偷摸摸潛行，美國俚語罵人行為卑鄙就用這個字。
[3]譯註：薛瑞福娶了甘迺迪總統的妹妹尤妮絲為妻；甘迺迪上任後，創立「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派青年志工前往其他國家服務，即由薛瑞福擔任第一任團長。
[4]譯註：約翰．卡宏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美國重要政治人物，南卡羅萊納州人，歷任眾議員、戰爭部長、副總統、參議員、國務卿等不同職務。他在南北戰爭爆發前十年去世，可是他的政治主張影響南方邦聯甚大。他在一八二四年有意競選總統，但是支持度不高，退而求其次，表示有意參選副總統，經選舉人團強大支持當選，在約翰．昆西．亞當斯總統之下擔任副總統。一八二八年，又蟬聯成功，在安德魯．傑克遜總統之下擔任副總統。但是他和傑克遜嚴重不和，於任期屆滿前幾個月首度當選聯邦參議員，任期一八三二年十二月至一八四三年三月。卡宏在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五年擔任國務卿；一八四五年底又選上參議員，回鍋任職至一八五○年三月病逝為止。
[5]譯註：美國憲法增補條款第二十五條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生效之前，關於總統、副總統出缺的繼承問題曾經出現若干疑義。總統出缺由副總統繼任正式總統、而非代理總統，固然因威廉．亨利．哈理遜總統在一八四一年四月就任一個月就病逝，由約翰．泰勒副總統繼任已成為定例，但是副總統出缺未有人遞補，而且空缺多年的問題則一直沒有解決，最著名的例子是羅斯福一九四五年一月就任，四月就病逝，杜魯門副總統繼任後，副總統空缺將近四年一直未補。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甘迺迪總統和詹森副總統在德州達拉斯同一場合分乘不同車輛出現，甘迺迪卻遇刺身亡。詹森繼任總統，副總統職位也是遇缺未補。第二十五條增補條款在這個背景下迅速獲得通過。第二十五條通過後，第一個適用的案例就是一九七三年十月安格紐辭職出缺，福特經尼克森提名繼任副總統。不料，一九七四年八月尼克森下台，福特更上層樓接任總統，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沒經過全民及選舉人團大選程序就擔任副總統及總統的「超級福將」。福特旋即提名尼爾遜．洛克斐勒為副總統，使他成為第二位適用第二十五條增補條款出任副總統的政治人物。
[6]譯註：以色列一九四八年復國以來，和阿拉伯國家衝突不斷。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發動「六日戰爭」，先發制敵，不到一星期，從東鄰約旦攻下約旦河西岸及耶路撒冷；從東北邊的敘利亞占領地勢居高臨下、威脅以色列甚巨的戈蘭高地；從西南邊埃及的西奈半島一路打到蘇伊士運河。以色列大獲全勝。一九七三年十月初，趁猶太人過齋月的贖罪日假期，埃敘聯軍兩面夾擊，起先打得以色列陣腳大亂，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和國防部長戴陽在日後檢討時都被迫辭職下台。不過，以色列國防軍旋即搶回優勢，戰爭在三週之內落幕。這場戰爭是阿拉伯人少見曾經占了上風的戰爭。後來美國卡特總統促成以、埃領導人在大衛營和談達成和平協定，以色列交還西奈半島，埃及在沙達特總統領導下亦退出蘇聯羽翼。敘利亞則歷阿薩德兩代父子總統執政，仍與以色列持續鬥爭至今，成為蘇聯／俄羅斯在中東的鐵桿盟友。
[7]譯註：美國勞工法令規定，企業和勞工訂定的工作保障合同有一種型態是「工會代理制」（agency shop），即公司雇用員工不限只能雇用工會會員，而工會向公司進行集體談判所得到的結果，也適用於非工會會員員工，因此這些非工會會員員工雖然不繳會費，卻要繳交名目為「代理費」（agency fee）的費用。「美國通訊傳播業工人」是會員七十多萬人的一個工會組織，它在一九六八年動用部分公款支持民主黨候選人韓福瑞競選總統。哈利．貝克（Harry Beck）等人是繳交代理費的非會員工人，他們提出訴訟，認為工會侵犯他們的言論自由權，未經其同意，把他們繳交的費用拿去做政治捐獻。全案折騰多年，一九八八年聯邦最高法院裁定貝克等人勝訴，對工會的政治獻金立下限制。
[8]譯註：《華爾街》是奧立佛．史東（Oliver Stone）執導的電影，一般評論皆認為它掌握到一九八○年代金融業罔顧一切、只追求利益的貪婪脈動。劇情講的是查理．辛（Charlie Sheen）飾演的青年證券經紀人巴德．福克斯（Bud Fox）千方百計攀上由麥克．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飾演的華爾街巨鱷高登．蓋柯，兩人以內線交易方式炒作股票，攫取暴利，最後落得雙雙入獄。麥克．道格拉斯因為這部電影榮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史東和道格拉斯後來又合作拍了一部續集《華爾街：金錢萬歲》，於二○一○年九月首映。
[9]譯註：尼爾．布希是老布希總統的第三個兒子。尼爾上面的兩個哥哥分別為小布希總統和前任佛羅里達州州長傑布。
1George H. Mayer, The Republican Party, 1854–196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Mary C. Brennan, Turning Right in the Sixties: The Conservative Capture of the GOP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p. 16.
3Ibid., pp. 71–72, 114-116. Lisa McGirr, Suburban Warriors: The Origins of the New American Ri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13–147.
4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quoted in Brennan, Turning Right, p. 119.
5Ibid., p. 119.
6Ibid., pp. 122–128. 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8), pp. 302–305, 312–313.
7Toledo Blade, September 8, 1968, p. B4.
8Joe McGinnis, 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 1968 (London: Andre Deutsch, 1970), pp. 36, 41–45.
9Ibid., pp. 83–96. These ads are available on YouTube.
10Ibid., pp. 62–76, 97–111.
11Richard Nixon,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on Fiscal Policy,” March 26, 1969. Richard Nixon,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Reform of the Federal Tax System,” April 21, 1969. Richard Nixon, “Statement on Signing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69,” December 30, 1969.
12Bruce J. Shulman, The Seven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2001), pp. 26–37.
13Matthew Storin, “President Promises to End Verbal Attacks on Students,” Boston Globe, May 8, 1970, p. 1. Newsweek, May 18, 1970, pp. 26–27.
14Richard Nixon,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War in Vietnam,” November 3, 1969.
15James T. Naughton, “Finch Criticizes Agnew Remarks,” New York Times, May 10, 1970, p. 1. Time, January 5, 1970.
16Richard Nixon, September 6, 1971,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Labor Day.”
17Ronald Reagan, Speech on phone to YAF Convention in Houston, Texas, September 5, 1971, in Kiron K. Skinner, Annelise Anderson, Martin Anderson, Reagan, in His Own Hand (New York: Free Press, 2001), pp. 449–453. Henry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p. 163–194.
18Nixon, Memoirs, pp. 559–580.
19Ibid., pp. 508–511.
20Shulman, Seventies, p. 44–45.
21Nixon, Memoirs, pp. 816, 823, 856, 912–923.
22Shulman, Seventies, p. 46.
23Barry M. Goldwater, With No Apologies: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9), pp. 261–269.
24Nixon, Memoirs, pp. 1044–1045.
25William F. Buckley Jr., “Let Him Go,” National Review, August 3, 1974, p. 996.
26Schulman, Seventies, pp. 135–140.
27Ibid.
28http://www.don-mclean.com/americanpie.asp, accessed November 6, 2012.
29Heather Cox Richardson, West from Appomattox: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 after the Civil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47.
30Allan J. Lichtman, White Protestant Nation: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8), p. 342.
31Ibid., p. 337.
32Ibid., pp. 342–349.
33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July 15, 1980. Larry M. Bartels, “Constituency Opinion and Congressional Policy Making: The Reagan Defense Buildu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June 1991): 457–474.
34“Transcript of Ronald Reagan’s 1980 Neshoba County Fair Speech,” Neshoba Democrat, November 15, 2007, http://web.archive.org/web/20110714165011/http://neshobademocrat.com/main.asp?SectionID=2&Sub-SectionID=297&ArticleID=15599&TM=60417.67, accessed November 10, 2012.
35Bob Herbert, “Impossible, Ridiculous, Repugnan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6, 2005. Josh Levin, “The Welfare Queen,” Slate.com, December 19, 2013.
36Ronald Reaga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81.
37Robert V. Hine and John Mack Faragher, The American West: A New Interpretive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30–531. Donald Ritchie, “Who Moved the Inauguration: Dispelling an Urban Legend,” OUPblog, January 22, 2009, at http://blog.oup.com/2009/01/moving_inauguration/,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2.
38Sean Wilentz, The Age of Reagan: A History, 1974–2008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8), p. 140.
39William Greider, “The Education of David Stockman,” Atlantic Monthly, December 1981.
40Greider, “Education.” Wilentz, Reagan, p. 141.
41Wilentz, Reagan, pp. 142–143.
42Ronald Reagan,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Program for Economic Recovery,” April 28, 1981.
43Greider, “Education.”
44Wilentz, Reagan, pp. 142–144.
45Larry M. Bartels, “Constituency Opinion and Congressional Policy Making: The Reagan Defense Buildu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June 1991): 457–474.
46Martin Hutchinson, “To Treat the Fed as Volker Did,”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08, at http://www.nytimes.com/2008/11/05/business/05views.html, accessed November 30, 2012.
47NSC-NSDD-75, January 17, 1983, Ronald Reagan Library,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dd/23-1956t.gif.
48Ronald Reagan, March 8, 1983, speech t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49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38/7, November 2, 1983, at 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38/a38r007.htm.
50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4, 1984. David Sirota, “How the ’80s Programmed Us for War,” Salon.com, March 15, 2011. Washington Post, August 9, 1984, pp. D1, D14.
51Timothy Naftali, George H. W. Bush (New York: Times Books, 2007), pp. 73–75. Wilentz, Reagan, p. 170.
52John H. Fund and Grover Norquist, “Michigan Taxes Spark a Blue Flam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5, 1984, p. 32.
53Wilentz, Reagan, pp. 173–174. Frances Fitzgerald, Way Out There in the Blue: Reagan, Star War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p. 233.
54Wilentz, Reagan, pp. 171–174. George L. Church, Ed Magnuson, “Geraldine Ferraro: A Break with Tradition,” Time, July 23, 1984.
55James Conaway, “Young and Restless on the Right,”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5, 1985, p. C1.
56Wilentz, Reagan, pp. 204–205.
57Jane Mayer, “Ways and Means Panel’s Tax-Overhaul Proposal Brings ‘Family’ Strive to Conservative Coali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7, 1985, p. 52. Anne Swardson, “Senate Rejects Proposal for 35% Tax Bracket,” Washington Post, June 19, 1986, p. A3.
58Swardson, “Senate Rejects Proposal.” Mayer, “Ways and Means.”
59Thomas B. Edsall, “Hill Vote Is Milestone for Forces of Government ‘Containment,’” Washington Post, June 30, 1995, p. A8. Isabel Wilkerson, “How Milwaukee Has Thrived While Leaving Blacks Behind,”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91, p. A1.
60Christopher Howard, “The Hidden Side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8 (Autumn, 1993): 413.
61Howard, “Hidden Side,” pp. 403–436. Wilentz, Reagan, p. 204.
62Dan Fletcher, “A Brief History of the Fairness Doctrine,” Time, February 20, 2009.
63Lichtman, White Protestant Nation, pp. 398–401.
64Wilentz, Reagan, pp. 187–194.
65Ibid.
66Ronald Reagan, “Remarks at the Opening Ceremonies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 Centennial Celebration in New York,” July 2, 1987, at http://www.reagan.utexas.edu/archives/speeches/1986/70386d.htm.
67Naftali, Bush, pp. 43–45.
68Lawrence E. Walsh, “Final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unsel for Iran/Contra Matters,” vol. 1: Investigations and Prosecutions, August 4, 1993, at Federal Bulletin Board of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t https://www.fas.org/irp/offdocs/walsh/.
69Wilentz, Reagan, pp. 206–207, 275.
70David Altig and Charles T. Carlstrom, “Marginal Tax Rat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a Life-Cycle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December 1999): 1197–1215. Wilentz, Reagan, pp. 275–276.
71Tim W. Ferguson, “So Who Will Cut Spending?”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7, 1988, p. 20. Wilentz, Reagan, pp. 206, 274. Jonathan Weisman, “Reagan Policies Gave Green Light to Red Ink,” Washington Post, June 9, 2004, p. A11.
72“Quotes for Gordon Gekko,” on Internet Movie Database, http://www.imdb.com/character/ch11t12282/quotes,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4.
73Naftali, Bush, pp. 74–75. Tim W. Ferguson, “So Who Will Cut Spending?”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7, 1988, p.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