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保守主義運動的興起

艾森豪的政策反映全國廣大的共識，但是追隨塔虎脫參議員的共和黨人即使在一九五三年他去世之後，仍然堅定地反對總統的立場。過去當民主黨建立一個積極任事的大政府，提供基本的安全網、開發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加強監督企業時，兩黨關係已經夠糟了。而今當一位頗孚民望的共和黨籍總統遵循相同路線時，塔虎脫派共和黨人變成認為民主、共和兩黨都已經無可救藥、遭到共產主義腐化。艾森豪想在國內及國外促進平等和發展，塔虎脫派共和黨人則抨擊這種立法，聲稱它在搞財富重分配，而艾森豪願意與外國政府合作，他們也批評它是姑息主義。他們對共和黨主義採取日益強硬路線的作法。

支持塔虎脫派共和黨人的是「全國製造業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和「經濟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的強硬的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s）。他們痛恨政府管制和課稅，他們反抗艾森豪的共和黨主義。他們在報紙、雜誌和收音機裡灌輸政府必須不干預經濟的訊息；他們把任何形式的經濟干預都貼上共產主義的標籤。他們整合草根俱樂部和組織來對抗共識，認定它們從人民身上竊取稅款，以便奴役他們。1

起初，這批年邁的少數派的批評似乎只是無意義的垂死掙扎，只吸引了少數不成熟的追隨者的注意。但是當一位名叫威廉．巴克萊（William F. Buckley Jr.）的年輕政治作家，採用了麥卡錫的伎倆來呈現塔虎脫派立場，針對所有不贊同其原則的人士發起一場攻勢，塔虎脫派共和黨人開始取得優勢。巴克萊堅稱相信自由放任政府的菁英，必須重新掌握社會、封殺政府積極主義。他把這種激烈改造現代美國的行動稱為「保守主義」（Conservatism）。

如果不是因為「種族」這個關鍵因素的攪局，巴克萊的咆哮本來根本就是狂人的夢囈。在一九五七年，當艾森豪動用聯邦部隊到小岩城中央高中（Central High School）執行法院裁定的撤除種族隔離，巴克萊新創辦的政治雜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又重新召喚了傳統共和黨把聯邦協助非裔美國人和共產主義扯為一談的連結。白人美國人固然喜愛艾森豪的中庸路線為他們做了許多事，卻不是那麼肯定希望聯邦政府協助他們的黑人鄰居，尤其是巴克萊的《國家評論》清楚揭露，聯邦政府拿稅金養聯邦部隊，卻派他們護送黑人子弟到白人的學校去念書。

面對源自一八七○年代流行的觀念，亦即積極任事的政府會運用稅款幫助黑人，美國人又退回到他們祖先的解決辦法。但一九六○年代的「保守主義運動」（Movement Conservatives）以比一八九○年代的反動更加徹底的方式來修正共和黨的意識形態，不但摒棄林肯的世界觀，轉而全面投靠詹姆斯．哈蒙德。他們堅持嚴格解讀憲法，憲法是反對政府呼應人民意志的。他們主張，開國先賢刻意創造一個保護富人「免於群眾暴政」的政府，不受要求財富重分配的人欺負。「保守主義運動」堅稱，美國的開國原則不是平等，而是保護財產。要達成這個目標，唯一的方法是解散聯邦政府，恢復「州權」制度。

和十九世紀末期抨擊政府積極主義的美國人一樣，「保守主義運動」援引被理想化的西部個人主義神話，相信這些人根本不希望政府插手任何事，他們體現的就是努力工作，靠白手起家自立自強。這個形象在一八七○年代就未必全然成立，到了一九五○年代更是未必盡然，但這無礙於他們的熱忱。往後一個世代，「保守主義運動」打著西部精神的招牌，推銷他們的政治理念，同時也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特殊的人口結構很大的影響。

　

　

塔虎脫對國際外交的攻擊

　

塔虎脫派共和黨人沒有什麼希望能夠攻擊艾森豪大受歡迎的經濟政策，因此他們藉由指控他帶領美國墜入致命的共產黨「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來阻撓他的施政 ── 對於任何還記得為國際聯盟爭吵不休的人而言，都知道國際主義這頂帽子相當沉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們的指控專注在聯合國上面，一九四五年十月，在美國主導下成立的聯合國意在取代效果不彰的國際聯盟，以及化解國際衝突。塔虎脫派共和黨人痛恨這個新組織。他們主張，聯合國反對種族隔離將會推翻南方各州的法律，而美國加入聯合國等於開門迎盜，讓外國共產黨進來接管美國，使美國成為世界新秩序的一部分，透過條約強加社會主義於美國之上。為了關掉可把美國和共產主義連結在一起的陰謀，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約翰．布立克（John Bricker）[1]提議修訂憲法，把締結條約的權力移轉到國會，從而保證不會有任何條約可要求美國奉行某些政策。2

艾森豪意識到如此大幅度更動憲法權力會羈束住外交事務的進行。即使國會能夠成功談妥條約，也能在參議院獲得通過，每一項條約都可能遭到任何一州的挑戰，理由是各條約可能會影響各州的政策。這樣一來就形同各州將會指揮外交事務，然而，正是當年根據「邦聯條例」這麼做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才促成開國先賢制訂憲法時把外交大權集中在聯邦政府手中。如果布立克的修憲案獲得通過，政府就會變得幾近不可能訂定外交協定。美國將被迫陷入孤立主義。當然這正是塔虎脫派所希望的結果。他們巡迴全國各地宣傳，在各式各樣的集會、電台節目及新聞報導上提出警告，聲稱有個重大陰謀要把美國賣給共產主義。他們說，只有布立克修憲案可以保護美國不致沉淪陷入外國控制。3

艾森豪大為震驚，專家和選民之間的落差竟然如此巨大：專家了解修憲案的影響深遠，選民卻籠罩在恐懼之下，投書如雪片飛來，也頻頻到訪，要求總統支持修憲案。全國民眾竟然相信整部憲法會被一份對外條約所推翻，而且政府裡有一股惡毒的陰謀預備把美國拖進世界新秩序。4

艾森豪堅決反對如此大幅度修改行政部門的外交事務權限，但是他的反對只是更增強塔虎脫派共和黨人的信念，深信共產主義正在併吞美國。當艾森豪把布立克的主要盟友克萊倫斯．曼寧恩（Clarence Manion）拔除掉一份政府小職位時，支持塔虎脫的一份報紙聲稱，總統「終於向惡毒的國際主義陰謀的不斷叫囂讓步，這些人以《紐約時報》和亨利．魯斯的《時代生活》（Time-Life）兵團為首，偕同《華盛頓郵報》和新政專欄作家一起興風作浪」。5

曼寧恩本人更是大力回擊。他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說：「很不幸，左翼共產主義者……在這個政府裡很有力量。」曼寧恩回到印第安那州去到處寫文章投訴、在電台發表談話，鼓動對艾森豪的反對。他對人數稀疏的聽眾提出警告，呼籲要記住「左翼……很強大，有組織，財力也雄厚。根據憲法，許多巨大的財富應由民營企業建立，卻已經落入國際主義者、世界政府者、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指揮下。這筆龐大的金錢很大一部分用在將美國『社會主義化』」。6

參議院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底擊敗布立克的修憲案，但僅是險勝。儘管未能推行美國孤立主義，塔虎脫人馬至少說服某些美國人，讓他們相信任何試圖參與外國合作的作法都代表共產黨的接管迫在眉睫。7

　

　

麥卡錫的瘋狂典範

　

麥卡錫參議員反共十字軍戲劇化地登場，為塔虎脫派共和黨人如何推動他們剛萌芽的大業指點了一條新路徑。麥卡錫的人氣在一九五○年一系列聽證會之後開始滑落，他試圖藉由加強對政府內部共產黨員的調查，來重振聲勢。不過，這時候他追打的已經不是民主黨政府，而是艾森豪政府。麥卡錫與企業界資助的塔虎脫派報紙密切合作，而他為了吸引媒體的注意，竟然口不擇言，甚至公然說謊。他的風格最後摧毀了自己，但是在他殞滅之前已經啟示塔虎脫人馬以新方法展開對艾森豪中庸路線的鬥爭。

一九五三年一月，麥卡錫開始調查國務院的國際新聞總署（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gency）。麥卡錫恫嚇證人、捕風捉影扣人帽子和破壞別人事業的作風是那麼地惡名昭彰，以至於「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這個字詞是《華盛頓郵報》漫畫家赫伯特．布洛克在一九五○年一幅插畫中創造出來的）這個字詞迄今仍被普遍用為沒有證據就含沙射影地誹謗他人名節的同義詞，而且通常以弱勢者為對象。麥卡錫往往追打過去和左翼政治有某些關聯的中級文官（譬如有一個遭他污衊的人是研讀名著的讀書會成員，讀過馬克思的作品），但是這些人並非共產黨黨員。聽證會進行得零零落落，沒有挖出太多共產黨員潛伏在政府裡的證據。很少案件有結論：當它們不再製造聳人聽聞的標題時，就開始變得無聊。它們一失去駭人聽聞的宣傳價值，麥卡錫也就對它們失去興趣。8

但是麥卡錫提供新聞給支持塔虎脫派共和黨的報紙。採訪共產主義的記者替他找到證人，也經常在他們作證前指導證人。赫斯特報系（Hearst）和麥考密克報系（McCormick）熱烈支持他；它們合計的發行份數破七百萬份。麥卡錫也得到艾佛瑞德．柯爾伯格（Alfred Kohlberg）的支持。這位富有的中國紡織品進口商力挺退守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也相信國務院裡有陰謀蓄意把中國奉送給共產黨。柯爾伯格出資辦了三份聞名全國的右翼雜誌，而且把它們的研究和編輯人員交付給麥卡錫運用。《芝加哥論壇報》的威拉德．愛德華茲（Willard Edwards）回憶說，麥卡錫「剛好呼應我們長久以來的主張」。因此，他說：「我們給予他全力支持。我們對他從來沒有任何批評。」9

麥卡錫以是否足夠愛國來檢視各項社會議題。譬如，真正的美國人必須是異性戀者。一九五○年代之前，同性戀關係在美國不是被忽視、就是被接受，譬如說不生養孩子的兩個女性之「波士頓婚姻」（Boston marriages）[2]，或城市勞工階級的男同性戀文化都是。但是麥卡錫調查政府中的「同性戀及其他性變態」，以「考量為什麼他們受雇於政府的原因是不可取的」，這一來使得異性戀成為愛國主義的核心。雖然他的左右手羅易．柯恩（Roy Cohn）是男同性戀，麥卡錫堅稱情感上的脆弱、道德上的軟弱，以及同性戀容易遭到勒索，使得他們構成安全上的漏洞。他抨擊「那些共產黨和同性戀者，已經把四億亞洲人出賣給無神論者當奴隸，使美國人民陷入被催眠的夢遊狀態，盲目地走向一座懸崖峭壁」。他譴責姑息共產黨的「粉撲外交」（powder puff diplomacy），拿它與他自己的「鐵權出擊」（bare knuckle approach）做對比。10

麥卡錫也把信仰基督教視為愛國的表現。他和他的追隨者強調，共產主義者是不信上帝的無神論者，任何反共的人也必須捍衛宗教。麥卡錫是天主教徒，而包括麻州民主黨籍的甘迺迪家族在內天主教徒，傾向於支持他。

全國最大十家日報及所有主要新聞雜誌等許多媒體，都批評麥卡錫的荒謬，但是它們都小心翼翼。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時期」（Progressive Era）開始，報紙就與黨派立場保持距離，力求「客觀」：它們不加詮釋地報導事件。平鋪直敘的報導方式的後果是，即使記者知道麥卡錫的指控不實，他們還是把它散播出去。以任何標準來說，一位參議員指控政府成員都具有新聞價值。《紐約時報》解釋說：「只因為它們通常被證明為誇大或不實，就不去理會麥卡錫參議員的指控，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當困難的。」11

沒有人曉得如何對付麥卡錫的新式抹黑手法。艾森豪瞧不起麥卡錫，試圖藉由不理不睬削弱他的影響力。私底下，總統很生氣；但在公開場合，他維持讓麥卡錫主義自生自滅的態度。到最後，麥卡錫自己毀了自己。一九五三年秋天，他追打艾森豪鍾愛的美國陸軍，指控軍中隱藏著「顛覆」活動。麥卡錫在嚴重誤判之下恫嚇一位得過勳章的二戰戰場老兵，觸怒陸軍退役將士。而且對於麥卡錫而言更重要的是，此舉造成和總統之間無法修復的決裂。次年年初，陸軍發起反攻，指控麥卡錫對陸軍官員施壓，要求善待他的朋友。麥卡錫的調查都是關在房間裡進行，而且依麥卡錫的條件報導，但現在陸軍對麥卡錫的聽證會經由電視轉播。將近兩千萬人看到麥卡錫對人的霸凌、閃躲、攻擊和扯謊。當麥卡錫藉由指控一名年輕律師同情共產主義，企圖以此支持他的薄弱立場時，反方的律師約瑟夫．奈伊．威爾許（Joseph Nye Welch）以字斟句酌的語詞不勝厭煩地作答，它引起同樣覺得噁心的觀眾共鳴。威爾許說：「閣下，你難道沒有一點羞恥心嗎？你還有沒有羞恥心呢？」12

麥卡錫完了！他的人氣直線下墜，原本成天追著他跑的記者們現在棄他如敝屣。參議院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譴責」麥卡錫，他在兩年半後去世，得年僅有四十八歲。民主黨人威廉．普羅克斯米爾（William Proxmire）在特別選舉中勝出，遞補麥卡錫的席次。他告訴選民，麥卡錫是「威斯康辛州、參議院和全美國之恥」。

但是麥卡錫和他的調查給予共和黨內的塔虎脫派寶貴的啟發，認為他們可以利用虛構的故事實現他們的目的，只要這個虛構故事可以煽動美國人的恐懼心理、又能不受公開檢驗。麥卡錫的民粹煽動作風讓塔虎脫的死硬派追隨者學到一課。他聲嘶力竭地吶喊；他做出瘋狂的指控；他洩漏部分真相，但是誤導事實；他虛張聲勢，又躲躲藏藏。他讓所有大人物聞之色變。他的古怪動作引人注意。雖然聯邦參議員的身分讓他可謂已經身居權力中樞，他卻以圈外人自居，猛打他所謂的腐敗制度。他宣稱反對他的人士一心想要摧毀美國，他承諾要捍衛美國。當他的聖戰開始洩氣時，他放棄了，但是他留下一群盲從者。

麥卡錫直至身故都有酗酒的毛病，但是他的支持者堅稱他是被「白宮中臭薰薰的偽君子」領導的一群人所擊敗。有一個人甚至說：「麥卡錫是被克里姆林宮的皮條客慢慢折磨至死。」13

在塔虎脫派共和黨人看來，麥卡錫之後，若要保護美國，愈來愈需要透過瘋狂的指控，以便捍衛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異性戀和基督教信仰，迎戰他們所謂的左翼無神論政府。

　

　

巴克萊的反啟蒙保守主義

　

麥卡錫的支持者當中，沒有人重要性比得過威廉．巴克萊，他把麥卡錫的主張昇華為一種新的政治運動。巴克萊的父親是個富有的天主教徒石油業者，他意識到自己不能接受當時美國人對政府角色的共識。借用麥卡錫的技術，他決心挑戰一九五二年從塔虎脫手中搶走提名的東部建制派。他把麥卡錫粗鄙的自我中心主義轉化為一種令人震驚的意識形態，而其前提為：歐洲啟蒙時期的中心思想 ── 即社會是因理性論辯而進步 ── 錯得非常離譜。他宣布，美國人選擇艾森豪的中庸路線這件事，證明不能信賴人民去選出正確的人事物。菁英必須從已被帶到錯誤路線的群眾手中，奪回對美國的控制，進而領導國家走向宗教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

巴克萊在耶魯大學部就讀時就以激進派之姿開啟政治之路，他發起運動反對他在耶魯校園看到的無神論。大學畢業後，他把運動推向全國，於一九五一年出版一本書《上帝與耶魯人：「學術自由」的迷信》（God and Man at Yale: The Superstitions of “Academic Freedom”）。現代大學接受了啟蒙運動自由追逐知識的傳統，認為通過對思想進行廣泛、細膩的討論，是達到真理的最佳方法。由於各種思想在公眾辯論中受到檢驗與競爭，人們將能夠從中選擇最好的方案。巴克萊否認這個對啟蒙運動的「迷信」。他說，真相不會在一場思想自由競賽中勝出；學生只會被導引誤入歧途。為了證明，他提出下列事實：即大多數美國人竟然捨棄塔虎脫共和黨主義、而選擇新政。

巴克萊不認為他所擁護的政治經濟把世界拖進大蕭條困境，他反而呼應十九世紀末的共和黨人，主張政府對經濟的任何干預，只要不是支持企業，就是社會主義。他疾呼，不能允許人們經由思想的自由競賽去選擇，大學應該排除如凱因斯經濟學這一類的「壞」思想，反倒應該灌輸個人主義和基督教信仰。14

《上帝與耶魯人》是針對長久以來理性討論與真誠查核事實這種學識傳統的半吊子批判。它斷章取義，從巴克萊瞧不起的教授之言論中挑出一些話，淨從最壞的角度去批評它們的不是。譬如，耶魯大學有一門課很受學生歡迎，校方不讓他參閱其他學生考卷上的答案，他就一口咬定校方動機邪惡。它恰恰表明了巴克萊所倡導的一種思想：它不是建立在理性推敲的論據之上，而是藉由不實地表述反方意見，假裝成是受到迫害的少數派，並將反方抹黑為社會主義者和無神論者的工具，來捍衛基督教和個人主義。

跟著第一本書之後，巴克萊在一九五四年又出版《麥卡錫和他的敵人》（McCarthy and His Enemies），時間剛好是陸軍和麥卡錫在國會聽證會大鬥法之後。他這本書有位共同作者布倫特．波澤爾（L. Brent Bozell）。波澤爾是他的妹夫，也是天主教徒、耶魯校友。該書的宗旨是要檢驗麥卡錫的戰術，並結論道麥卡錫或許是破壞了某些人的名譽，但是瑕不掩瑜。這本書重新賦予麥卡錫主義一種正義之師的地位，只是它不是反對真正的共產黨員，而是反對在兩位作者眼中任何沒有極力反共的人：他們把這些人稱為「自由派」（Liberals）。雖然巴克萊和波澤爾給予這個團體一個用英文大寫字母起頭的名字，暗示它是一個有組織的政黨，事實上根本沒有這樣的組織。兩位作者幾乎把美國每一個人都看成是他們堅稱的危險陰謀組織的成員。因為巴克萊和波澤爾把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和新政的共識混為一談。他們堅稱，麥卡錫值得被稱頌，因為他挑戰「正統」的中庸理論。

巴克萊和波澤爾承認他們是激進派。他們的目標是建立純粹基督教和個人主義的「新正統」，如果必須用麥卡錫的粗暴手段去做，那就做吧。他們盼望有朝一日美國將會肅清自由派的國家，就和它目前整肅共產主義國家一樣。兩位作者的結論是，「麥卡錫主義……是一個聚集民心的運動，靠它的思想可以把一心上善、堅定不屈的人團結起來。」即使是才為剛去世的塔虎脫寫了一本同情性傳記的記者也發現，《麥卡錫和他的敵人》的論點令人咋舌。15

但是巴克萊才剛正要起步。一九五五年，他創辦《國家評論》，要以這份雜誌對抗巴克萊眼中，瀰漫在美國各地的自由派推動的共產主義陰謀。他堅稱這份雜誌的經費來自支持他主張的一股時代潮流，但是事實上它的資金主要來自於一位痛恨工會、痛恨反種族隔離政策又有錢的南卡羅萊納紡織廠老闆，一位洛杉磯的石油大亨，以及他富有的父親。16

巴克萊訂出他所謂的保守主義精神，認為這個意識形態可以抵抗他所想像的自由派陰謀。巴克萊的保守主義擁抱的世界觀與詹姆斯．哈蒙德及其夥伴在一個世紀前的主張若合符節。巴克萊宣布，政府必須侷限自己的角色於只保護生命、自由和財產。任何更進一步的行動都會戕害自由與進步。二十世紀的改革導致的政府成長，「必須被毫無保留的抵制」。巴克萊痛斥反對他的人士為「社會工程師」（Social Engineers），妄想建立「烏托邦」。雖然他鼓吹的意識形態二十年前才慘烈失敗，他堅稱是他、而不是他的對手，才真真實實地反映人類的心聲。他厭惡替小羅斯福和艾森豪當顧問的知識分子的同流合汙，聲稱這些人想「把他們的流行謬論和謬誤強加在國民身上」，而且差一點成功。17

他說，這些「謬論和謬誤」正在摧毀美國。巴克萊宣稱有一個陰謀勢力控制了兩黨，打出「『國家團結』、『中庸路線』、『進步主義』和『兩黨合作』等愚蠢和不知悔改的口號」。雖然當時的美國經濟指標是有史以來最佳，他堅稱目前的政府透過扶持「信奉社會主義教條」的工會組織，正在摧毀自由和富裕。《國家評論》提議要講出「被迫害的企業界這一面的故事」。最後，巴克萊矛頭直接瞄準艾森豪，批評他裁減武器、發展貿易等國際合作之構想。他說，自由不是建立在強大的政府上面，而是建立在分權上面。18

觀察家指出，巴克萊的這種保守主義非常偏激。在他們看來，中庸路線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它以經驗為依據；它經過試驗，也取得成功，創造無比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安定，而且普獲民心支持。真正的保守主義誕生於法國大革命之後的餘波當中，其理想為依據現實經驗進行治理，並推動漸進式的改革，而非根據一種意識形態藍圖憑空改造社會。巴克萊或許可以把他的主張稱為保守主義，但是實際上它們是真正的保守主義者所反對的激進主義。

　

　

艾森豪支持民權引發反動

　

巴克萊的觀點是絕對的菁英主義，不可能希望靠它在經濟上的表現吸引到普羅大眾的支持。但是艾森豪的中庸路線政策當中有一點是美國人長期以來即不贊同的。這一點就是種族。美國人好幾個世代以來被教導把政府保衛黑人權利視為社會主義。拜巴克萊及其友人的宣導之賜，美國人現在把為民權奮鬥與戰後的共產主義緊緊綁在一起。

艾森豪相信美國必須反對種族不平等，不僅是因為這樣做是對的，也因為直到人人平等成為普遍事實之前，共產主義國家都可以利用種族歧視來指責美國的言行不一。種族隔離不僅在道德上不應當，政治上也是一大包袱。艾森豪一就職，立刻就下令海、陸軍基地的學校和醫院打破種族隔離，也對華府的民間企業施壓，要求它們廢止種族隔離，否則政府就不與它們簽約做生意。19

艾森豪起初廢除種族隔離的動作只限於行政部門有絕對控制的範圍，但是他的最高法院卻把這個動作推廣到全國。在艾森豪繼承的聯邦最高法院中，全部九位大法官全都認同民主黨。他相信法院應該超越黨派意識，決定派任的大法官雖是共和黨籍，但是他們在政界的良好名譽可以恢復民眾對法院判決的信任。一九五三年十月，艾森豪任命加州前任州長厄爾．華倫出任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華倫深得民心，已經連任三屆州長，他既是政治人物，也是律師，把擴大盟友的高明技巧帶到最高法院。在指標性的檸檬林訴訟案（Lemon Grove court case）訴訟期間，他擔任加州地區檢察長。加州高等法院在這個案子上判決，把墨西哥裔小孩和白人小孩隔離施教的學區是違法的。[3]

華倫在檸檬林訴訟案中清楚看到黑白分校而教是不平等的這個原則，並將之發揚光大，成為施行於全美國的法律。一九五四年，華倫主持的聯邦最高法院做出「布朗訴教育委員會」（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判例，把自從南北戰爭以來即施行的「分離而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分校施教原則判為違憲。拜華倫善於拉攏盟友之賜，這項裁決經九位大法官全票通過。

　

一九五九年，小岩城的抗議群眾高舉「種族混合就是共產主義」的招牌。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艾森豪也動用聯邦武力支持打破種族隔離的政策。若干學校和平地展開黑白合校作法之後，一九五七年九月，阿肯色州長歐維爾．法布斯（Orville Faubus）派出州國民兵阻止九名非裔美國人學生到小岩城中央高中報到上學。州長在種族隔離派施壓下遲遲不肯退讓，於是艾森豪下令將阿肯色國民兵收歸聯邦調度，並且派一○一空降師保護「小岩城九生」（Little Rock Nine）入學。

這是重建時期以來，第一位總統派部隊到南方保護黑人權利。南方白人民主黨員反對種族融合，但是重新復活上個世紀反重建言論的是巴克萊這一夥人。為了號召白人種族主義來支持他們的經濟方案，他們祭出老派的論據，聲稱聯邦支持黑人權利就是與共產主義聲氣相通。政府積極主義太浪費錢，把納稅人的錢拿去重新分配給官員和非裔美國人。

從種族立場上，塔虎脫派共和黨人可以撕裂民眾對新政方案的支持。貧窮的白人是小羅斯福民主黨的粉絲，但他們絕不是他們黑人鄰居的粉絲。一九五五年，黑人社區成員組織起來要求在美國社會享有合理的地位，抗議十四歲的艾梅特．提爾（Emmett Till）在密西西比州遭人私刑殺害，另外有蒙哥馬利巿（Montgomery）的黑人婦女羅莎．帕克絲（Rosa Parks）拒絕只能坐在公共汽車後方的黑人區，這時候南方白人反擊了。一九五六年初，九十九位國會議員在南卡羅萊納州民主黨人史莊．瑟蒙德領銜下，寫下「憲法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譴責撤除種族隔離是違憲的。它很快就被通稱為「南方宣言」。

　

　

直到這一刻之前，《國家評論》勉強維持發刊，如今這份岌岌可危的刊物卻突然撿到槍，有機會參與全美的種族問題之戰，從理論上為種族隔離辯護，給予維吉尼亞報紙編輯人詹姆斯．奇爾派垂克（James Kilpatrick）一個平台，向讀者宣稱，撤除種族隔離挑戰了傳統的美國價值。他說，非裔美國人不具有聯邦最高法院九票通過的平等權利。反倒是白人社區具有長期以來即確立的「和平和安寧的權利；免於動盪和失序之自由的權利」。他斷言，撤除種族隔離將導致流血暴力，暗示黑人將會憤而施暴，雖然事實上是白人群眾襲擊非裔美國人。20

這個警告在南方白人耳裡聽了很受用。積極有為的政府在一九二○年代後提供經濟安全網，證明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是災難，這點他們很喜歡。政府發包的工程在貧困地區創造就業，這點他們也喜歡。但是艾森豪動用政府力量實現不問種族與膚色的人人自由，這他們就不喜歡了。他們相信，黑人就是圖謀政府能發動財富重分配，這在南北戰爭之前就有跡象，在重建時期就更肯定。如果艾森豪動用聯邦部隊捍衛黑人權利，那麼或許塔虎脫派共和黨人指控政府積極主義是另一種共產主義還真就對了！

　

　

威爾許創立約翰柏奇社

　

結果要靠一個秘密組織來把《國家評論》中精英的論述傳播給一般選民。艾森豪總統派部隊到小岩城的第二年，全國製造業者協會教育委員會（Education Committee）主席羅伯．威爾許（Robert Welch）創辦了「約翰柏奇社」（John Birch Society）。威爾許寫了一本充滿了陰謀理論、只給少數臭味相投的人看的書，號稱能揭露政府散播共產主義的陰謀。威爾許在《約翰．柏奇的一生：一個美國男孩的故事和他的時代之慘痛經驗》（The Life of John Birch: In the Story of One American Boy, the Ordeal of His Age）這本書中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年輕的美國傳教士約翰．柏奇因為發現共產黨陰謀搶占中國，遭到國務院暗殺。國務院人員秘密協助共產黨，在柏奇讓全世界知道中國即將淪亡前，成功幹掉他。透過約翰柏奇社，威爾許把對種族的恐懼和反共串聯起來，把它們組成反對艾森豪共和黨主義的一個草根組織。21

威爾許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成立他的組織，迎戰他所認為的在政府中鬼鬼祟祟的共產主義。威爾許運用他做業務行銷的訓練，把這個社團組建得像一家公司，而他自己是負責人。支薪的第一線協調人先募集地方上的小組長、小組長再去召募社員。會議在社員家中舉行，因而方便鼓勵親友家人也來加入。地方小組只要人數超過二十人，就分開為二。組織的宗旨是說服美國人相信共產主義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構成致命的威脅，以及要建立一個草根運動以挑戰控制共和黨的溫和派。挺諷刺的是，威爾許組織約翰柏奇社時，靈感來自共產黨：他認為辯論會削弱權力，因此絕不容忍異議，並堅持秘密行動。2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發了財的大工業家，紛紛加入約翰柏奇社陣容，他們有：密爾瓦基市葛瑞德鑄造廠的威廉．葛瑞德（William Grede）、威奇塔巿（Wichita）寇氏工程公司和寇氏石油公司的佛瑞德．寇氏（Fred Koch）[4]，以及田納西州奇洛基製造公司（Cherokee Mills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的海恩雄（A. G. Heinshohn）。他們對政府管制的厭惡，非常契合威爾許所謂共產主義已經滲透到全美各地的警告。但是保護勞工安全和工資的法律一般都普受歡迎。不喜歡政府管制的主張無法吸引廣大的支持。

於是，政府將透過政策把財富重新分配給非裔美國人這個論調，被威爾許拿去大做文章。按照他的說法，新興的民權運動反映了共產主義正在悄悄蔓延。他解釋說：「我們南方各州的問題幾乎完全是共產黨人一手促成的。先是讓小小的人民衝突引爆南方白人和黑人之間的不和，然後他們將進一步煽風點火，把小火焰擴大為內戰的大火……今天在南方用來製造麻煩的口號『民權』，與他們在中國使用的『土地改革』的口號完全相同。」23

在企業界的大力贊助下，強烈反共的約翰柏奇社很快地就在南方和西部散布開來。由於這個團體一向保密，它的社員確切人數外界難以得知，但是它至少有一萬人，可能還更多，這比美國共產黨所誇耀的黨員人數還多。但是比起基層社員更重要的是，約翰柏奇社所吸引的金錢和注意。到了一九六二年，這個組織每年可以收到上百萬美元的捐款。透過把包括艾森豪在內的對手貼上共產黨的標籤，約翰柏奇社得以強迫政客容忍他們的極端主義，因為政客們深怕自己成為約翰柏奇社下一個攻擊的目標。共和黨政客認為，約翰柏奇社或許做得過火，但是他們愛國。24

　

　

高華德編造的西部神話

　

為了對抗共產主義日甚一日的威脅，美國人又回頭去尋找英勇的西部牛仔文化，就和他們在一個世紀前的作法一樣，這種文化替保守主義運動打造出一位令人尊敬的代言人。從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蠻荒西部節目在西部一直很受歡迎，而且在一九五○年代中期，隨著電視此一新媒體日益普及，西部片更大放異彩。觀眾打開電視機，轉到《鐵腕明槍》（Gunsmoke）、《曠野奇俠》（Rawhide）、《牧野風雲》（Bonanza）和《篷車英雄傳》（Wagon Train）等節目，觀賞劇情黑白分明的簡單劇情，內容不外乎是強壯英勇的白人男人苦幹實幹、赤手空拳闖天下的故事。一九五九年，電視上有二十六個西部故事。該年三月份有一個星期，十大熱門節目有八個是西部故事。25

一九五○年代，沒有其他政客比起亞利桑那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巴利．高華德（Barry Goldwater）更受惠於西部形象的大受歡迎。他自稱是蠻荒西部之子。高華德回憶說，他的祖父麥可．高瓦瑟（Michael Goldwasser）受到加州黃金熱潮的吸引來到美國，於一八五二年抵達舊金山，搭驛馬車「前往最新的礦區城鎮」，然後和兄弟合開一家酒館，四周都是「賭博、威士忌和狂野的女人」。

　

　

到了一八八○年，高瓦瑟兄弟定居亞利桑那州的普里斯考特（Prescott），經營一家相當成功的百貨公司，販售這個西部新領地拓荒者想要的每種東西。高瓦瑟兄弟把事業擴張到鳳凰城，建立起非常賺錢的公司，後來雇用了下兩代子弟（他們把姓氏改為高華德）。但是在巴利．高華德的口中，祖父的致富是意外。他聲稱，祖父高瓦瑟「並沒有追求財富、權力或安逸生活。他追求的是自由和獨立」。

巴利．高華德喜歡說，當他父親巴隆．高華德（Baron Goldwater）和愛妻在一九○九年生下他這個長子時，亞利桑那還是西部一個領地。「汽車是個新奇的發明。蒸汽火車頭和馬匹載運我們的貨品。行人的移動都靠馬匹和路面電車。」但是高華德的回憶不只呈現出一個美好寧靜的過去；它們代表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當時沒有聯邦福利制度，沒有聯邦規定的就業保險，沒有聯邦機構監督空氣品質、我們吃的食物，或我們喝的水。」高華德擔心聯邦政府再擴張下去，美國人就得犧牲他們的獨立。高華德說：「我們不認識聯邦政府。我們要做什麼，全靠自己來做。」26

高華德對家族歷史的描述也反映了他理想中的美國，但是實際上那是他創造出來的形象。高華德和他的支持者把他本人看作是舊西部的化身並沒有錯。但是，和其他生活在舊西部的人一樣，高華德家族是透過聯邦政府的慷慨大度崛起的。軍方的合同使得高華德家族有開辦第一家商店的第一桶金；聯邦撥出補助經費在一九○五年開始興建羅斯福水壩，替鳳凰城的人口增長奠定基礎，也造就高華德家族事業的發達。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一九二○年代陸續的建設工程，為高華德家族企業灌進更多財富。一九二○年代期間，聯邦的經費支撐亞利桑那百分之十五的經濟。然後，特別重視南方和西部的羅斯福新政登場。包括胡佛水壩和五十個各種聯邦機構在亞利桑那運作，聯邦政府在新政時期在亞利桑那州注入三億四千二百萬美元，只拿走不到一千六百萬美元的稅收。27

高華德自幼就是一個有錢人家的闊少爺，有奶媽、司機和女傭伺候。他走在鳳凰城時身上根本不必帶錢，想要什麼東西統統可以賒帳，只管記到他老爸名下，而他老爸早已把事業的日常經營委託給專業經理人代勞。高華德只念了一年大學，意興闌珊就輟學。當他結婚時，娶的是繼承大筆財富的富家女。28

但是高華德卻堅稱，他的家產是靠辛勤工作賺來的，而且他痛恨新政訂下的勞工法規。他痛恨《華格納法案》，其主要精神是一家公司過半數員工表決加入工會後，工會即可代表公司全體員工集體談判。高華德這一類人士指控小羅斯福總統因為把權力交給工會，傷害了工人。工人透過強大的工會領袖談判出來的合約，通常不問經濟好壞，都有一條自動加薪的條款，但雇主認為它會製造失控的通貨膨脹。雇主也認為，每個工人相同的合約會破壞美國的個人主義，因為它把工人當作可以互換的。工人再也不會根據他們本身的功績表現而升遷，他們的未來將只看年資。有組織的工人崛起，意味失業、暴亂、流血和階級戰爭。高華德支持麥卡錫，跟麥卡錫一樣深信共產黨人流竄於全美國。在政府送錢到高華德顧客手中的時代，高華德卻反過來抱怨必須納稅給政府資助這些政策。29

高華德這一類塔虎脫派共和黨人重新端出十九世紀的語言反對工會。人人應該有依據他本身希望的條件訂定工作合約的自由。他們說，他們要的是保護一個人的「工作權」。高華德把摧毀工會的政治力量奉為他的使命，他說，這是因為工會領袖偷走了美國人的自由。他說，他們「比蘇俄更危險」。30

到了一九五八年，高華德預備不只要反民主黨，也要挑戰艾森豪和中庸路線的共和黨。當總統公布一九五八年預算案、要求國會核准七百一十八億美元的支出時，高華德在參議院院會上抨擊他。艾森豪不是亂撒銀子，但是不景氣隱然將來襲，總統和他的顧問都很清楚，在這種關頭縮減政府就業機會、砍政府合約是錯誤的。失業和缺乏購買力將波及到整個經濟體，使得情勢雪上加霜。但是高華德和塔虎脫派共和黨人不贊成這種凱因斯理論。高華德在參議院院會上指控同黨的總統輕信「社會主義的誘惑聲」。31

高華德和其他塔虎脫派共和黨人的痛批沒有發生作用。一九五八年的期中選舉，共和黨人在七個州打出支持自由工作權、反工會的政見。在其中六個州，持這個政見的候選人都被擊敗。在全國各地，自由工作權的倡議把選民嚇跑，捨棄了共和黨。選民讓民主黨在參、眾兩院都掌握強大的多數優勢。但是亞利桑那已經是具有工作權的州，它繼續帶頭支持塔虎脫派共和黨人的主張。選民以百分之五十六的得票率把高華德送回參議院。《時代雜誌》稱許「這個身材高瘦、古銅膚色的四十九歲銀髮男士，他的祖父趕著騾子創業，而今那五家百貨公司每年可賺進六百萬美元，還留下一位熱情有勁的孫子」。32

　

　

《一個保守派的良知》

　

看起來共和黨的艾森豪派似乎已經埋葬了塔虎脫的極端派，但是痛恨美國共識的富人現在找到一名猛將繼續作戰下去。高華德風度翩翩、相貌英俊、人脈廣闊。他曾經公開譴責《布朗訴教育委員會》之判決「不是依據法律」，也不滿艾森豪動用部隊到小岩城中央高中執行撤除種族隔離。克萊倫斯．曼寧恩是塔虎脫派關鍵的幕後操縱者，決定推舉高華德爭取一九六○年的總統候選人提名。雖然這項努力沒有成功，高華德爭取提名的過程卻鞏固了保守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凝聚力。

為了推動高華德的參選，曼寧恩出資製作有關塔虎脫共和黨原則的宣言。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說：「我們希望出版一本一百頁的冊子，介紹高華德參議員的美國主義，企業界可以購買它，然後透過數十萬人分發出去。」他找來巴克萊的妹夫布倫特．波澤爾執筆撰寫這一宣言。最後的成品取名為《一個保守派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並掛上高華德的名字，於一九六○年春天上巿。33

《一個保守派的良知》復活了詹姆斯．哈蒙德的思想，並追隨當年哈蒙德的腳步，堅稱它們才是唯一真正的美國精神。波澤爾寫說，上帝的律法和自然律是永恆不變的。他把和他信念相同的人稱為保守派，主張保守派必須把這些永恆的律法運用到現代世界。他的核心宗旨很簡單，有如一個世紀之前哈蒙德的主張：美國憲法嚴格限制政府的職權。波澤爾和哈蒙德一樣，主張政府只應該維持秩序、對抗外敵和公正執法。除了這些職責，波澤爾再加上一項：促進經濟成長。超過這些功能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會把政府帶到暴政的狹路去。34

和哈蒙德一樣，大多數美國人對一個積極有為之政府的渴望，被波澤爾棄之不顧。他堅稱開國先賢並沒有建立民主政體，因為他們了解「群眾的暴政」。他說，若是有機會，人民會把票投給保證會有更棒的經濟方案的政治人物，亦即哈蒙德所說的財富重分配。根據波澤爾的說法，開國先賢厭惡這個想法，希望確保聰明的菁英，而非暴民，主司其事。因此，他們精心訂定憲法，保證無論人民想要什麼，政府絕對不會改變富人越來越富的自然趨勢。35

林肯建立共和黨，正是為了保證少數權貴菁英不會以犧牲勞動工人的方式來治理國家，但是波澤爾堅稱，勞工有了政治聲音就會帶來社會主義。他要求回到一八六○年以前的世界，如同奴隸主一般主張，美國的自由奠定於財產權之上。南北戰爭期間的共和黨曾經相信，聯邦政府可以無限制地徵用個人財富，用以支應國家政策之需。但是波澤爾聲稱，課稅以支應政府行動之費用，會因破壞財產權而危害自由。真正的美國人應該打倒聯邦政府的積極主義，讓國家恢復它真實的基石：州權。按照波澤爾的說法，唯有小政府，而非立法保障，才能恢復非裔美國人、農民和工人的自由。他寫說，聯邦最高法院無異議地反對種族隔離學校的立場，是違憲的，因其建立起人治而非法治的制度。聯邦對農業的規定也是違憲的，只會鼓勵農民偷懶。聯邦勞工法令使得工人享有過大的政治權力，他們利用此一權力來鼓勵低效率、降低生產和提高物價。把這些因素加起來，這些作法侵犯了自由，他認為，也降低了美國人的生活水平。36

除非選民把國家搶回來，恢復開國先賢由富有的菁英保護財產的立國原則，美國將一直淪為一個極權國家。減稅「將還給個人捍衛其自由與尊嚴的方法，也保證國家有充足的經濟實力，作為抵禦外敵的終極防衛」。37

波澤爾的宣言在這兒存在奇怪的矛盾。他雖然一方面倡議削減支出、降低稅負，一方面也堅信美國還未準備好和蘇聯全面鬥爭。波澤爾警告說，美國人正在輸掉冷戰，「我們國家的生存再度受到威脅，就和建國初期一樣」。艾森豪對外援助的「餵飽肚子理論」（stomach theory）強化了共產主義政權，而他設法與蘇聯和解，則正好上了共產黨的當。至於聯合國，它更是大大削弱美國的安全。美國必須在軍事、政治和經濟等所有領域占有主宰優勢，並以先發制人的行動推翻專制政府。只有如此，其他國家才會尊敬美國，唯有尊敬才能使它們不會嘗試把共產主義散布到美國國土。打造世界最強大的軍力將非常昂貴，是的，但是這種錢值得花。38

波澤爾迴避一個基本矛盾：既要減稅又要在不製造難以負荷的債務之下增強美國軍事實力，是不可能的。他以極力稱頌美國的富強繁榮來掩飾此一矛盾，但是這個矛盾將在未來數十年中，對美國人的生活產生日益劇烈的影響。39

在一百二十七頁的《一個保守派的良知》中，塔虎脫派共和黨主義轉向保守主義運動。它反映的是富有雇主的心態，這些人瞧不起「群眾一般智力的頭腦」，偏愛「聰明的個人之智慧和奉獻」。它不去正視美國經濟已經有了極其卓越的生產力，而且創造出來的財富嘉惠大多數老百姓。它認為艾森豪的中庸路線大受歡迎其實不能證明應該支持它。它的受歡迎反倒證明，不能信任人民會替國家選擇正確的道路。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背棄美國傳統的有限政府，轉向社會主義。這份宣言如果沒有對種族隔離提供知性上的論據，它最多也不過就是一位人脈廣博的年輕耶魯狂人的夢囈。但是加入對種族隔離的辯護之後，它獲得相當多的追隨者，成為一顆熠熠發亮的政治明星號召行動的宣言。

高華德並沒有贏得共和黨的提名，而且一九六○年大選的結果讓保守主義運動嚇壞了。艾森豪的聲望非常高，出席一九六○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們選出他的副總統理查．尼克森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尼克森比保守主義運動盼望的立場更加溫和，但是他們接受他，一則是因為他有深厚的反共背景，再則是他們相信他會勝選。當他敗給民主黨候選人、麻州聯邦參議員約翰．甘迺迪時，保守主義者大為震驚，因為他們始終認為甘迺迪是個沒有大腦的繡花枕頭。起先，他們堅稱甘迺迪不是合法產生的總統，雖然他在全民票方面多過尼克森十二萬五千張票，在選舉人團票方面也以三百零三票遙遙領先尼克森的二百一十九票，但他們認為民主黨的勝選是買來的。（這話出自共和黨特別諷刺。共和黨在一八七七年把全民票輸給對手二十五萬票的海斯送上總統寶座，又在一八八九年把全民票輸給對手十萬票的哈理遜送進白宮；可是現在他們就有臉這樣說。）當他們的抱怨引起不了迴響時，他們得到的結論是，美國已經落入共產主義手中了。40

保守主義運動認為，共和黨會失去白宮是因為艾森豪的中庸路線根本就是把新政這道冷菜拿出來回鍋再炒，因此誓言共和黨必須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反對新政對美國的背叛。有位先生在《國家評論》上撰文表示，他們必須「翻轉從林肯至羅斯福與艾森豪時代，整個美國知識界的趨勢」。他們保證要把時鐘轉回到南北戰爭之前的日子去。41

　

　

聯邦政府對西部與南部的開發

　

雖然保守主義運動在一九六○年於全美範圍內還是個小團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口的變化有助於它的思想在南方和西部散播。保守主義運動的西部形象對於這些區域的美國人很有魅力，這兒正是大約一個世紀之前牛仔文化開始散布的相同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人員和聯邦政府的經費流向西部和南方，因為政府把軍事設施和工業分散開來，以防敵人打擊人口稠密的東部時，全國備戰動員措施不致於癱瘓。南方和西部的土地便宜，不動產開發商和企業界為了吸引軍方來他們的地區，願意把他們的土地以象徵性的價格長租給政府。戰後，政府的資金繼續湧入，但是就有如十九世紀末期出現的盲目認知一樣，南方人和西部人看不到他們對聯邦政府的依賴，反而支持保守主義運動。42

在南方，保守主義運動和新興的國防工業及機械化的引入同步成長。許多南方白人的農場在大蕭條時期破產了，現在走出貧困，獲得穩定工作，而新興工業也吸引許多北方中產階級南下，擔任經理人。人口結構如此變化恢復了共和黨在固若金湯的民主黨南方攻城掠地的機會。一九三○年代還在排隊等候聯邦方案賑濟的許多人，現在變成受薪階級，得開始繳稅了。在他們看來，尤其是在約翰柏奇社成立之後，這些稅金似乎流到他們非裔美國人鄰居的口袋，這一點令他們痛恨不已。它們是保守主義運動言論的沃土。與此同時，許多南遷的北方人早已是共和黨人。這些原本的北方佬不願加入南方民主黨，成為保守主義運動在「梅森─狄克生線」（Mason-Dixon Line）[5]以南地區發展的對象。43

南方白人特別容易受到保守主義運動捍衛種族隔離言論的感召。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和共產主義之間時有連結，至少自從一九五七年以來就在南方流傳，但是直到一九六二年才出現具體跡象。黑人退伍軍人詹姆斯．梅瑞迪斯（James Meredith）想要進入密西西比大學就讀，卻被密西西比州長羅斯．巴奈特（Ross Barnett）支持、匆匆訂定的一道密州法令所擋下。甘迺迪總統支持梅瑞迪斯有權進入密大就讀，他反對南方白人對密州的控制，推翻州長的裁定，下令聯邦介入，協助梅瑞迪斯註冊入學。甘迺迪必須召集由聯邦控制的警察及部隊在危機期間壓制暴動。

於是，當聯邦政府採行有如重建時期的作法，在「深南方」（Deep South）州促進一名非裔美國人的權益，南方白人對政府的積極作為的反應也與一八七○年代一樣，逕行指控政府有如共產主義，這個指控和保守主義運動相互呼應。干預密大入學事件的部隊是由誰支付薪水的？納稅人耶。汽車擋泥板上的標語出現「卡斯楚兄弟在白宮」 ── 把甘迺迪總統和司法部長羅伯．甘迺迪兩兄弟比擬為古巴共產黨政府的菲德爾．卡斯楚及其弟弟。三K黨在北卡羅萊納州做了一幅路邊大廣告牌，講得更直白：「請幫助和共產主義及種族融合作戰。」44

　

　

國防工業與加州的起飛

　

二十世紀中葉西部人口結構的變化比起南方各州還更劇烈，它也助長保守主義運動。但是在西部，保守主義運動的成長出於反共的經濟吸引力、大於它反對種族融合。

二戰期間，國會撥款超過七百億美元到西部，其中將近一半分派到加州。

一百八十多億美元用在西部興建三百四十四座工廠，包括鋼鐵廠、飛機廠、製鎂工廠。到了一九四三年，加州新興的飛機製造業雇用員工將近二十五萬人。同時，加州的造船業雇用員工二十八萬人。一九四四年，洛杉磯躍居為僅次於底特律的製造業中心。45

從前，戰爭過後，美國經濟就突然轉向，不再專注軍事生產。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冷戰興起，軍事支出仍然持續攀升。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九年期間，國防委外項目的預算增加百分之二百四十六，每年高達二千二百八十億美元。同一時期，美國非軍事企業的擴張只有約百分之七十六。到了一九六二年，國防項目占聯邦預算的百分之六十二。國防支出主宰了美國經濟。46

一九五○年代，加州每年拿到的國防經費是其他任何一州的兩倍。在這十年期間，國防委外項目，以及國防部發放的軍職及文職人員薪餉，給加州注進五百億美元以上。由於國防承包商群聚，洛杉磯及其周圍各縣水漲船高。人們紛紛前來建飛機和生產電子品。洛杉磯一九四○年人口僅有一百五十萬人；到了一九六○年，洛杉磯大都會區號稱人口超過六百萬。47

這些人全都需要食品、衣服、住家、家用電器、娛樂和奢侈品。營建業興旺，房地產開發業起飛，零售百貨業一飛沖天。醫生、牙醫、律師、會計師和數以千計的小生意人都分享繁榮成果。華德．迪士尼不落人後，也前來投資興建迪士尼樂園；這個雄心勃勃的計畫成功，代表觀光客也開始湧進南加州。48

和南北戰爭之後的年代一樣，西部不尋常的成長是藉聯邦支出打造出來，但也跟過去一樣，二十世紀西部的創業家痛恨聯邦政府。國防承包商明白，他們的生計依賴聯邦政府的工程合約，它們是由聯邦稅收付款的。但是來到本區域、靠國防工業員工的薪水過活的生意人，卻沒有如此直接看到關聯。在他們眼裡，他們是個體戶創業者，聯邦政府透過不必要的勞動法規和稅賦重新分配財富，偷走他們合理的利潤。國防工業及環繞著它興起的企業，它們的員工需要支付房貸分期付款、子女學費和一般消費者債務，他們與雇主一樣焦慮，稅負吞噬了他們的所得。49

這個特殊的西部經濟模式有助於保守主義運動的成長。在國防工業為重的社區、尤其是南加州，反共在政治上是一門好生意。國會議員可以大聲反共，一方面譴責政府花錢搞公共工程，另一方面又贊成要維持強大的軍隊，後者可以把聯邦的錢導入他們的選區。

艾森豪很清楚，這個新興的軍事─工業體系只是換上不同名義的公共工程計畫，但是不像花在辦教育或建造公路的錢，無止境的建軍不會給社會帶來長期利益。艾森豪一九六一年卸任時，他的告別演說強調軍火工業和政府關係太密切的弊病。他指出，有史以來第一次，美國擁有永久性的一個龐大的軍火工業。每年美國花在軍事安全方面的支出，超過全國所有企業加總起來的淨所得。整整三百五十萬名男女直接參與國防工業；其他許多人在環繞著這些公司的周邊地區謀生。「在每個城巿、每個州政府辦公大樓，以及聯邦政府的每個單位」，國防工業都在發揮它對經濟、政治，甚至精神層面的影響。它影響到美國社會的根本結構。艾森豪把它稱為「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認為它頗有危害美國的自由和民主發展之虞。

艾森豪駁斥一直宣揚這個說法的保守主義運動，認為他們完全錯了。美國並沒有像他們喋喋不休所說的，已經失去它在世界上的優勢地位，但是美國的領導和威望取決於美國必須善用其力量，以促進世界和平和人類發展。他警告說，如果在傲慢或缺乏理解之下運用，權力會造成嚴重傷害。在艾森豪心目中，美國實在不應該再繼續建軍備戰了。美國反倒是必須致力於裁減軍備。我們沒有奇蹟妙方解決現代社會的問題，沒有辦法靠砸大錢、搞大建設就能阻擋日積月累必然會出現的危機。按照艾森豪的想法，對付這種危機唯一的方法是，運用良好的判斷和追求平衡與妥協，這個藥方和保守主義運動的絕對主義作法大不相同。親歷世界大戰的總統懇求自己黨內的本位主義頑固分子看清楚，國家政策不是兒戲。另一場世界大戰會摧毀人類文明。50

西部共和黨人不理睬艾森豪和東部共和黨人對急遽膨脹的國防工業力量的擔憂。他們認為這些東部人親共產黨，是塔虎脫所譴責的東部建制派的一部分，已經被巴克萊所謂的有錢、有良好教育的東部「自由派菁英」所腐化。艾森豪和甘迺迪禮賢下士，傾聽常春藤盟校知識分子的專業經驗，造成西部企業界不滿他們的觀點在華府沒有受到重視，因而強化了他們的信念 ── 他們在沒有同意的情況下，被無能又專斷的東部建制派統治。西部國防工業界是巴克萊及其同仁在《國家評論》中提倡的保守主義運動主要的支持來源。51

當東部企業界支持甘迺迪時，保守主義運動對東部建制派的厭惡心理又來到高點。這位民主黨籍總統對企業友善、加強貿易、於一九六三年減稅，又知節制、不輕易啟動反托拉斯行動，頗討東部跨國公司領導人的歡心，他們逐漸轉向民主黨。東部企業家和民主黨籍總統水乳交融，增強了共和黨內的保守主義運動。在東部人慷慨解囊捐錢給民主黨時，西部人在共和黨全國層次圈子裡的勢力也愈來愈大。52

　

　

雷根在加州崛起

　

當保守主義運動在南方和西部散布開來時，南加州的人口結構使當地居民成為《上帝與耶魯人》、《國家評論》、《約翰柏奇的一生》及各式各樣文學的主要讀者。這些作品得到富有的工業家在背後出資贊助，警告大家美國正在落入共產黨手中。從加州這個反共的溫床，保守主義運動前途最為看好的領袖登場了。53

南加州居民絕大多數為白人，而且許多人的工作依賴國防工業。他們從大蕭條的深淵中長大，遷居到加州找工作，現在過著「美國夢」的生活。他們忽略政府支出才是他們能夠過上好日子的關鍵因素，反而自以為是靠自己的雙手打下的天下，也發展出對個人成就相當大的信心。有位女士回憶戰後她在南加州的生活，她說：「這是上帝的國家。它使你如此振奮想要當個美國人，你會想要盡全力使它維持這個樣子。」54

來到欣欣向榮的加州市郊城鎮的人，大部分是新居民，沒有社區關係，住在沒有城鎮中心的一片廣闊的新開發社區。像約翰柏奇社這樣的組織有在地、溫馨的分會，能協助培養社區意識，同時又推動吻合市郊居民經濟利益的意識形態。喝咖啡話家常、烤肉聚餐、橋牌社聯誼等也都是居民分享對個人主義的肯定、對共產主義的恐懼的場合。教會更是重要，因為對抗無神的共產主義本是宗教的宗旨。55

有個加州人正是這種心態的代表人物 ── 來自伊利諾州、談笑風生的隆納德．雷根。這位光彩四色的英俊硬漢生於一九一一年，運用他甜美、磁性的嗓音在廣播電台工作，然後在一九三七年搬家到好萊塢，成為二流的演員。他在二戰之後頭幾年相當走紅，但旋即走下坡，部分原因是他活潑、清新、好男孩的形象在一九五○年代退流行，也因為他花太多時間參與政治活動。一九四七年，他成為「演員同業工會」會長，他既保護演員工會的會員，也對抗他懷疑是共產黨背景的工會分子。

雷根起先是民主黨員，但是在周遭政治氣氛影響下逐漸右傾。一九四九年，他與元配髮妻離婚，三年後，娶了共和黨籍的女演員南西．戴維斯（Nancy Davis），他的政治立場開始轉變。一九五四年，他接下工作，主持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贊助的每週一次電視節目。他也替奇異公司巡迴全美各地發表激勵人心的演講，強調美國自由企業體制能保障工人、雇主和消費者等社會上的所有參與者，都和睦共處地分享所有利益，除非政府或工會弄髒了這口井。

一九五五年，雷根成為《國家評論》訂戶。一九六○年，他針對甘迺迪接受總統候選人提名時發表的演說向尼克森寫了一封信，信中的口徑頗符合巴克萊本人的論述。他表示：「是不是應該有人替甘迺迪那天馬行空、充滿想像力的政策貼上合適的標籤？在那一頭孩子氣的凌亂頭髮下，仍然還是年邁的卡爾．馬克思的腦子。」56

不久，雷根就在加州各地共和黨俱樂部發表政治演說，運用他低沉充滿磁性的嗓音，傳遞橘郡（Orange County）的反共福音。

　

　

保守派的反智力量

　

到了一九六四年，保守主義運動在美國的影響力有長足進展，從舞台邊緣逐漸躍升為主角。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甘迺迪總統在被瘋狂指控為共產黨員的聲浪中遭到暗殺而身故，造成許多時事評論家，包括共和黨籍的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爾．華倫在內，懇求保守主義運動停止仇恨言論。但是巴克萊靈巧地宣稱，他的措詞用字很正派，反而是首席大法官華倫等自由派譴責右翼「極端主義者」的言論，才激化黨派對立、摧毀了國家。按照巴克萊的說法，自由派 ── 並非保守派 ── 才是「仇恨販子」，「煽動對美國右派人士進行私刑」。保守主義運動逐漸相信他們是站在美國和世界末日之間僅有的守護者，而他們把目標鎖定在白宮。57

一九六四年，保守主義運動決定推舉高華德競選總統。起先，高華德獲得黨內提名的機率似乎相當渺茫。在紐約聲望很高、四度當選州長的尼爾遜．洛克斐勒似乎十拿九穩會贏得共和黨提名。洛克斐勒是個典型的艾森豪派共和黨人，在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都有豐富的工作經驗。他在紐約州長任內，擴大教育體系、支持工會加薪要求、出資興建公共工程，及開發低收入戶住宅和成功的推動社會福利計畫。和艾森豪一樣，洛克斐勒認為自己主要是個解決問題的人，並非政黨意識分明的人。

高華德卻和洛克斐勒及其實事求是的才幹相反，他是保守主義運動口無遮攔的發言人，他們被普遍認為太激進，不符現代美國的需要。但支持者還碰上一個更困難的障礙，就是高華德斷然拒絕出馬爭取提名。但是支持者不為所挫，推出二十個人組成的秘密團隊，製造一個草根運動要徵召他。他們號召到相當大的支持，但是不太能成功說服沒有太大意願的高華德，直到某一事件說服他傾向接受提名。58

洛克斐勒個人生活上的不檢點，使得高華德陣營得到從天外飛來、預想不到的禮物。洛克斐勒一向喜歡在女人圈中打轉，但在政壇他也不是唯一的 ── 即使有情婦，只要稍加掩飾，也不致妨礙他贏得提名。但是他在一九六二年與結褵三十二年的髮妻離婚，次年再婚，娶了一位剛離婚的女士；她拋下和前夫生的四個小孩，投入洛克斐勒豪門。這種行為代表洛克斐勒威脅到美國家庭的穩定，而美國家庭卻是美國社會的基礎。支持他爭取提名的力量當下潰散。雖然還有其他幾個參選人有心爭取提名，高華德進軍白宮的路打開了。

一九六四年，共和黨在舊金山「牛宮」（Cow Palace）舉行全國黨代表大會，象徵西部在黨內力量的竄升。高華德派黨代表控制了會場，當洛克斐勒州長講話時噓聲四起，然後建立一個遵照《一個保守派的良知》所開的處方之政綱。它大談「美國的道德墮落和動搖」，主張個人主義、小政府、州權、減稅，以及建立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高華德現在一面全力投入選戰，一面拉抬保守主義聲勢。他在接受提名的演說中宣布：「為了捍衛自由，極端主義不是罪惡……為了追求正義，溫和不是美德。」艾森豪對高華德贏得提名，大為震驚，但是前總統胡佛則歡欣鼓舞。59

　

施拉夫利在七○年代成為反女性主義的悍將，積極反對墮胎與「平等權利修憲案」的通過。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保守主義運動認為他們支持的候選人相當正派，號召選民要響應他們。其中有兩人給運動帶來重要的新動力。有一個人把保守主義運動的菁英主義和民粹派的憤怒結合起來；另一個人則賦予運動一種溫文儒雅的光環。

伊利諾州共和黨婦女聯合會（Illinois Federation of Republican Women）會長菲莉絲．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把反菁英的陰謀理論帶進保守主義運動。她為了支持高華德寫了一本很薄的小書，取名《選擇並非附和》（A Choice Not an Echo）。她指控有一群東部富人陰謀破壞共和黨真正的代表 ── 塔虎脫派共和黨人 ── 以便遂行對他們自己有利的干預主義外交政策。這些「秘密的造王者」是一群靠新政外交政策的奶水養大的金融業者與銀行家。施拉夫利主張這個世界分裂為二：黑人與白人、共產主義和自由。但是這些陰謀野心家不肯承認這種涇渭分明的對立，因為他們可以從國際合作這個「危險」的概念中收割更多利益。而且錢還不少！她指出，用在外交事務上的年度支出，從一九四一年的一百三十億美元攀升到一九六四年的高達一千億美元。這些人刻意破壞塔虎脫共和黨，提名比較弱的中間路線候選人，維持住讓他們上下其手揩油的制度。即使尼克森原本是個堅定的反共人士，也被國際主義野心家收編。60

溫和派路線非常受歡迎，但是施拉夫利拒絕承認這個事實。她堅稱，新出來的民意調查專家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根本就是假貨，是國際主義陰謀野心家「宣傳機器」的爪牙，所以才故意做出高華德的極端主義不受選民支持的民調。她說，假民調完成調查後，野心家利用報紙和廣播電台摧毀他們選定的人員之外的所有人。61

高華德會不屈不撓地對抗東部的野心家和共產主義。他會提供「選擇、而非附和」。施拉夫利宣揚的是一種反智的保守主義，那正是艾森豪非常痛恨的。她寫說，蛋頭學者抱怨高華德對複雜的問題「只有一句話的解決方法」。但是簡單的解決方法才是答案！美國該拿共產主義怎麼辦？阻止它啊！建制派的共和黨人反對提名高華德，其實正好證明他才是適合這項工作的不二人選。他是草根型接地氣的候選人，是庶民的代表，普羅大眾基於理念而支持真正的共和黨人，不是為了拿好處才支持共和黨人。和巴克萊一樣，施拉夫利不要什麼立場超然或跨黨派合作。她寫說：政治運動應該「有競爭、有對立」，而她決心貢獻全力、促其實現。62

施拉夫利把民粹的陰謀論和反智主義帶進保守主義運動，而雷根則帶來溫文儒雅。十月底，也就是大選投票日之前不久，他透過電視發表支持高華德的演講，講題是「選擇的時刻」（A Time for Choosing）。這篇演講等於是普及版的《一個保守派的良知》，它攻擊過去三十年的溫和派路線，主張小政府和對共產主義全面開戰。政府對企業的監管等於極權主義。雷根熱情地稱讚個人，又抨擊「遠在華盛頓的一小撮知識菁英」，這些人自認為「比我們自己更懂得如何替我們規劃人生」。

和巴克萊當年攻擊耶魯教授一樣手法，雷根精心挑出幾樁美國人民因為政府行動而受害的案例，也一竿子打翻一條船，貶抑受到政府協助的人。他不提政府資助新興的國防工業，幫助了加州的繁榮。在他語言親民的演講中，只有飽受壓迫的個人和自以為是、愛管閒事的政府，它們由遠在天邊的菁英掌控。艾森豪提倡教育，虛心向學界求教，雷根的演講則和施拉夫利的書一樣反智，把哈佛的教育批評為一文不值。他說，問題出在自由派，而他說的自由派指的是任何人、不管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只要不是保守主義運動成員就是。雷根聲稱，高華德和那些極權主義心態的菁英恰恰相反，「他有信心，你、我有能力、有尊嚴、有權利為自己做決定，決定我們自己的命運」。

雷根解釋說，沒有左或右的問題，只有超越與墮落的問題：「向上超越到符合法律與秩序的終極個人自由，或是向下墮落到極權主義的螞蟻窩。」除了保守主義運動成員，人人都在墮落的道路上。在林肯啟發性的言詞上，雷根加上對世界末日的警告：「我們將替我們的子女守住地球人類最後的最佳希望，還是我們的作為會陷他們於數千年黑暗的深淵之中？」63

對於保守主義運動，雷根是一張王牌：透過他做過演員和奇異公司代言人的經驗，練就一身非凡的演講能力。他溫馨、風趣、有說服力。同樣的原則出自波澤爾之手，讀起來就像是富家子弟了無心意的八股文章，從雷根口裡出來就聽來言之成理且無可質疑。保守主義運動找到了完美的發言人。

[1]譯註：布立克曾任俄亥俄州長，一九四四年獲共和黨提名，與杜威搭檔競選正副總統，但是敗給民主黨的羅斯福和杜魯門。他在一九四六年當選聯邦參議員，一九五八年競選連任失利，自此退出政壇。

[2]譯註：所謂「波士頓婚姻」這個名詞源自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一八八六年的小說《波士頓人》（The Bostonians）。它指的是兩個富裕的女性，財務上不必依賴男性而同居在一起的關係。有些是具有羅曼蒂克性質，即今人所謂的蕾絲邊、女性同性戀；有些則未必是。

[3]譯註：檸檬林是加州聖地牙哥郡毗鄰墨西哥邊境的一個小城市，一九三○年全由白人組成的學區委員會開會決定，秋季開學時利用一座農倉另設一所「新學校」，收容檸檬林小學的七十五名墨西哥裔學生，讓他們和留在原校的九十五名白人學生分別受教。墨西哥裔家長抗議，向法院提出訴訟。加州高等法院次年裁定學區敗訴。這是美國司法史上第一樁種族隔離施教措施被裁定敗訴的案子，不過當時並沒有引起全國太大的注意。

[4]譯註：佛瑞德．寇氏的父親哈利十九世紀末從荷蘭移民到美國，佛瑞德從麻省理工學院化工系畢業後，投入石油開採提煉業。他在一九二八年赴蘇聯工作，見識到共產主義的暴虐，自此終身堅決反共；一九五八年參與創立約翰柏奇社。佛瑞德的兩個兒子查爾斯和大衛接掌父業後，穩步多角化發展事業，到二十一世紀初以營業額計，寇氏公司已成為美國第二大私營企業，兩兄弟被富比世、彭博和胡潤等機構都評列為世界前二十大巨富。他們兄弟都是保守主義運動的金主。

[5]譯註：梅森─狄克生線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和馬里蘭州、馬里蘭州和德拉瓦州之間的分界線。美國獨立革命之前的一七六三年至一七六七年由英國測量家查爾斯．梅森（Charles Mason）和傑里邁亞．狄克生（Jeremiah Dixon）共同勘測之後畫定。它在南北戰爭期間成為北方自由州和南方蓄奴州的界線。

　

1Mary C. Brennan, Turning Right in the Sixties: The Conservative Capture of the GOP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pp. 12–13.

2Dwight D. Eisenhower, Mandate for Change (New York: Doubleday, 1963), pp. 278, 594.

3Ibid., pp. 278–281. Rick 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1), pp. 8–11.

4DDE, Mandate for Change, pp. 281–283.

5DDE, February 2, 1953, State of the Union. DDE, Mandate for Change, p. 135.

6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pp. 9–11.

7DDE, Mandate for Change, pp. 284–285.

8Roy Cohn, quoted in 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vol. 1 (195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3), p. xvi, available at: http://www.senate.gov/artandhistory/history/resources/pdf/Volume1.pdf. Donald A. Ritchie, Introduction to 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pp. xiii–xxviii.

9Frank Luther Mott, American Journ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62), pp. 816–817. Robert Griffith, The Politics of Fear: Joseph R. McCarthy and the Senate, 2nd ed.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7), pp. 60–65. David M. Oshinksy, A Conspiracy So Immense: The World of Joe McCarth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p. 182.

10Ritchie, Introduction, p. xxv. “Employment of Homosexuals and Other Sex Perverts in Government,” December 15, 1950, 81st Cong., 2nd Sess., S. Doc. 241.

11Mott, American Journalism, p. 720. Oshinsky, Conspiracy So Immense, pp. 182–185.

12Dwight E. Eisenhower, The Eisenhower Diaries, ed. Robert H. Ferrell (New York: W. W. Norton, 1981), pp. 233–234. DDE to “Swede,” July 21, 1953, in Robert Griffith, ed., Ike’s Letters to a Friend, 1941–1958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4), pp. 107–111. Henry Cabot Lodge, As It Was: An Inside View of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50s and ’60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6), pp. 131–137. DDE to “Swede,” March 18, 1953, in Ike’s Letters to a Friend, pp. 120–121. “Have You No Sense of Decency,” the Army-McCarthy Hearings (transcript excerpt), at http://historymatters.gmu.edu/d/6444/, accessed May 8, 2014.

13Richard Rovere, Senator Joe McCarthy (1959; r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 250–251.

14William F. Buckley Jr., God and Man at Yale: The Superstitions of Academic Freedom (Chicago: Henry Regnery, 1951).

15William F. Buckley Jr. and L. Brent Bozell, McCarthy and His Enemies: The Record and Its Meaning (Chicago: Henry Regnery, 1954), pp. 267–335. William S. White, “What the McCarthy Method Seeks to Establish,”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pril 4, 1954.

16Rick 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1), p. 73.

17William F. Buckley Jr., “Our Mission Statement,” National Review, November 19, 1955.

18Ibid.

19DDE, Mandate for Change, pp. 234–236.

20David L. Chappell, “The Divided Mind of Southern Segregationists,”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82 (Spring 1998): 45–72. James Jackson Kilpatrick, “Right and Power in Arkansas,” National Review, September 28, 1957, pp. 273–275.

21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p. 113.

22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pp. 114–116. Lisa McGirr, Suburban Warriors:The Origins of the New Ri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76–79.

23Welch, quoted in 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p. 115.

24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pp. 116–118.

25“Westerns,” Time, March 30, 1959, p. 52.

26Barry M. Goldwater, With No Apologies: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9), pp. 15–25. Goldwater, quoted in Rick 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p. 19.

27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pp. 19–20.

28Ibid., pp. 19–21.

29Ibid., pp. 20, 29–31. Goldwater, No Apologies, pp. 59–61.

30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36–38.

31Dwight D. Eisenhower, Waging Peace, 1956–1961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pp. 378–381. 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p. 33.

32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pp. 41–42.

33Ibid., p. 48.

34Barry Goldwater [L. Brent Bozell], 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1960; rp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Foreword.

35Ibid., pp. 15–24.

36Ibid., pp. 24–59.

37Ibid., pp. 60–127.

38Ibid., pp. 88–127.

39Ibid.

40National Review, December 3, 1960, pp. 334–335. National Review, November 19, 1960, pp. 298–300.

41Frank S. Meyer,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Hope for the ’60s,” National Review, January 14, 1961, p. 19.

42McGirr, Suburban Warriors, p. 25.

43Brennan, Turning Right, pp. 41–42.

44Photograph of billboard in Walter Hubbard Collection, Winchester, Massachusetts.

45Gerald D. Nash, The American West Transform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7–20. Richard White, It’s Your Misfortune and None of My Own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496–499.

46McGirr, Suburban Warriors, pp. 25–26.

47Ibid., pp. 25–26.

48Ibid., pp. 27–28.

49Ibid., pp. 28–29. 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pp. 124–125.

50DDE, Farewell Address, January 17, 1961, at http://www.eisenhower.archives.gov/research/online_documents/farewell_address.html.

51Nash, West Transformed, pp. 210–213.

52Brennan, Turning Right, pp. 45–46.

53McGirr, Suburban Warriors, pp. 95–96.

54Ibid., pp. 81–88.

55Ibid., pp. 39–43.

56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pp. 122–124.

57Chief Justice Earl Warren, quoted in National Review, December 17,1963, p. 513–514. National Review, December 10, 1963, p. 6. National Review, December 10, 1963, pp. 3–5. Frank S. Meyer,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and Still... Goldwater Can Win,” National Review, December 24, 1963, p.528. “RIP,” National Review, December 17, 1963, p. 511. William F. Buckley Jr., “Do They Really Hate to Hate?” National Review, December 31, 1963, p. 559.

58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pp. 171–200.

59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July 13, 1964. Brennan, Turning Right, pp. 74–81.

60Phyllis Schlafly, A Choice Not an Echo (Alton, IL: Pere Marquette Press, 1964).

61Ibid., p. 45.

62Ibid., pp. 28–29, 80.

63Ronald Reagan, “A Time for Choosing,” October 27, 1964, available at www.reaganfoundation.org, http://www.reaganfoundation.org/tgcdetail.aspx?p=TG0923RRS&h1=0&h2=0&lm=reagan&args_a=cms&args_b=1&argsb=N&tx=1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