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黄昏时分睡着了，醒来之后，忽然感到两腿有了知觉。我从床上坐起来，放下两腿，它们马上又不听使唤了，但我已经产生了信心，相信两腿完好无损，我一定可以站起来走路。想到这里，我快活极了，简直高兴得叫起来，我试图在地板上站立起来，但倒了下去。我立刻朝门口爬去，爬到楼梯上，愉快地想象着，到了楼下，人们看见我该是多么吃惊啊。
我是怎样来到母亲的房子里的，现在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坐在外婆腿上，有几个生人站在她面前，其中有一个穿绿衣服的干巴巴的老太婆，说话嗓门最高，她严厉地说：
“包住他的头，给他灌马林果冲剂……”
她整个人都是绿的，绿衣绿帽，脸色也是绿的，眼睛下面长着一颗黑痣，这黑痣上的一撮毛也像绿草似的。她抬起上嘴唇，下嘴唇耷拉着，露出绿色的牙齿，她用戴着镶黑花边的无指手套的手罩在眼上，专注地打量着我。
“她是谁？”我怯生生地问。外公闷闷不乐地回答说：
“她也是你祖母……”
母亲不自然地微笑着，把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推到我面前，说：
“这是你父亲……”
她匆匆忙忙地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明白。马克西莫夫朝我俯下身来，眯起眼睛说：
“我送给你一盒画画用的油彩。”
屋里很亮堂，前墙角落里的桌子上，银制的枝形烛台上点着五支蜡烛，蜡烛旁边摆着外公心爱的圣像“勿哭我圣母”，圣像的金属衣饰上的珍珠在烛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圣像头顶上的金色光环上镶的深红的石榴石亮晶晶的。临街的深色玻璃窗外面，有几张模模糊糊的圆脸，像煎饼似的贴在玻璃上，把鼻子压得扁平。周围的一切在向某个方向缓缓流动着，那个绿色老太婆用冰凉的手指在我耳后摸了摸，一边说：
“一定要灌他马林果冲剂……”
“他晕过去了。”外婆说着，抱着我朝门口走去。
其实我并没有晕过去，只是闭上了眼睛。外婆抱着我走到楼梯上，我问她：
“这件事你怎么没给我说过？……”
“你算了吧，闭嘴！”
“你们骗人……”
外婆把我放在床上，她自己却扑倒在枕头上大哭起来，哭得浑身颤抖，双肩哆嗦着，上气不接下气，哽咽着说：
“你也哭吧……哭吧……”
我哭不出来。阁楼上黑乎乎的，冻得我直打哆嗦，床轻轻地摇晃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个绿色老太婆又出现在我面前，我连忙闭上眼睛装睡，外婆出去了。
那几天，既空虚又无聊，日子过得很单调，时光像一溪细流似的悄悄流逝着。母亲在订婚之后就不知到哪里去了，家里安静得令人难受。
一天上午，外公来到阁楼上，手里拿着一把木凿子，他走到窗户前，动手刮掉冬天抹在窗框上御寒用的油泥。外婆端着一盆水走进来，又拿来抹布，外公低声问她：
“怎么样，老太婆？”
“什么怎么样？”
“高兴吗？”
外婆就像在楼梯上回答我那样答道：
“你算了吧，闭嘴！”
这些简单的话语现在却具有特殊的含义。大家都闭口不谈那件令人悲伤的大事，其实那事尽人皆知，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外公小心翼翼地取下护窗板条，拿到门外去了。外婆敞开了窗户，花园里立刻传来椋鸟的叫声，麻雀叽叽喳喳地欢叫，屋里涌进来一股令人陶醉的融雪的气息。火炉没用了，炉壁上淡蓝色的瓷砖一副尴尬的样子，看上去令人感觉到寒冷。我下了床，来到地板上。
“不要赤脚走路。”外婆对我说。
“我要去花园。”
“那里地上还是湿的，等一等再去吧。”
我不愿听她说话，看见大人我就心烦。
在花园里，草地已吐出嫩绿的新芽，苹果树含苞待放。彼得罗夫娜家的小屋顶上，青苔变绿了，看上去令人愉快。鸟儿不停地飞来飞去，欢乐地鸣叫着，清新的空气夹带着甜甜的香味，令人头晕目眩。在彼得大叔自杀的那个土坑里，只有一些被积雪压歪了的棕色的荒草，乱糟糟的，看上去令人讨厌。这个土坑里没有丝毫春天的气息，那些烧焦的木头黑黢黢的，一副惨相，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多余，让人生气。我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想把这些荒草统统拔掉，把碎砖烂瓦、破木头和那些肮脏无用的东西彻底 清除掉，在这里开辟出一块干净处所，到了夏天，我就避开大人一个人住在这里。想到这些，我就立刻动手干起来，为此我忙活了很长时间，对家里发生的事不再关心了。虽然家里那些事仍旧是令人气恼的，但我渐渐地对它们不感兴趣了。
“你为什么老是噘着嘴呀？”外婆和我母亲时常这样问我，我每次都感到难为情，不知该怎么回答，其实我并不生她们的气，只是家里的一切使我感到陌生了。吃饭或者喝晚茶的时候，那个绿色老太婆常常坐在我身边，像破旧的篱笆墙上一根腐烂的木桩子似的。她的眼睛仿佛是用无形的细线缝在脸上的，在瘦骨嶙峋的眼窝里灵活地转动着。她什么都看得见，盯着周围的一切。一说到上帝，她就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谈到家常事她又把眼睛垂下来；她的眉毛似乎是用麸皮做了贴上去的；她的牙齿很大，常常露在外面，总是无声地咀嚼着；她拿东西吃的时候，手掌可笑地弯曲着，翘着小指；她的耳朵旁边各有一个圆球状的骨头，不时地蠕动着，耳朵也跟着动，连黑痣上的一撮绿毛也微微颤动着，似乎在她那布满皱纹的、异常洁净的黄脸皮上爬动。这老太婆和她儿子一样，浑身上下打扮得非常整洁，甚至碰他们一下你都会感到难为情，心里不好受。最初几天，她想让我吻她那只死人一样的手，她手上散发着喀山出产的黄肥皂味和神香的气味，我推开了她的手，转身跑开了。
她时常对儿子唠叨着：
“一定要好好教育这个孩子，听见了吗，叶尼亚？”
叶夫根尼恭敬地低着头，皱着眉头，没有答话。在这个老太婆面前，大家都愁眉苦脸的。
我憎恨这个老太婆，也憎恨她的儿子。我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仇恨，为此挨了不少的打。有一次，正在吃午饭，老太婆可怕地瞪着眼睛，对我说：
“哎呀，阿廖申卡，你干吗吃这么快呀，狼吞虎咽的！当心噎死你，亲爱的！”
我从嘴里掏出一块食物，用餐叉把它扎起来，递到她面前，说：
“你要是舍不得，就拿去吃吧……”
母亲把我从餐桌旁拉走。这下我丢了丑，被赶到阁楼上去了。外婆马上就来看我，她捂嘴大笑道：
“哎呀，天哪，你真是个调皮鬼，求基督保佑你……”
我不愿看见她捂着嘴发笑的样子，便躲开她，爬到屋顶上，久久地坐在烟囱后面。的确，我老想闹恶作剧，老想恶语伤人，很难克制住这种欲望，可是后来我不得不克制住了。有一次，我在椅子上抹了许多樱桃胶，我未来的继父和新的祖母坐上去，都给粘住了。他们两人被弄得狼狈极了，可是外公把我狠揍了一顿。这时，母亲来阁楼上看我，她把我搂在怀里，用膝盖紧紧夹住我，对我说：
“唉，你这孩子，怎么老是胡闹啊？要知道，你这样做给我惹下多大麻烦！”
母亲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她抱住我的头，紧贴在她脸上，这使我心里难过极了，我多么想让她打我一顿啊！我对母亲说，我再也不惹马克西莫夫母子生气了，再不惹母亲流泪了。
“是啊，是啊，”母亲低声说，“不要再胡闹了！我们很快就要举行婚礼，然后到莫斯科去一趟，等我们回来，你就跟我一起生活。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为人心眼好，聪明过人，跟他在一起，你会愉快的。你将来去上中学，然后去念大学，就跟他现在一样，然后当一名医生。那时候，你愿做什么就做什么，等你有了学问，你就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了。好了，出去玩吧……”
我觉得，母亲这一连串的许诺，像一条向下延伸的阶梯似的， 沿着这条阶梯走下去，离她越来越远，渐渐地走向黑暗，走向孤独。因此，她的许诺并没有使我感到高兴。我真想对母亲说：
“请你不要再嫁人了，将来我自己会养活你！”
但这句话我始终没有说出口。母亲常常在我心中唤起无限的温情，使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她，但我一直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向她说出自己的想法。
在花园里，我做的事情进展很快：我用手拔，用刀割，终于清除了土坑里的杂草，并且用碎砖把坑沿砌好，免得往下掉土，又用碎砖砌了一处宽大的座位，不仅可以坐，而且可以躺在上面睡觉。我收集了许多彩色玻璃和破餐具的碎片，抹上黏泥，把它们塞在砖缝里，这样一来，当太阳照射到这里的时候，这些碎片便反射出五光十色的光彩，像教堂里金碧辉煌的彩画似的。
“你想得很巧妙！”一天，外公仔细察看了我的工程，夸奖说，“只是杂草还会长出来的，你斩草没有除根嘛！让我用铁锹重新把地翻一遍。快去把铁锹拿来！”
我给他拿来了铁锹，他朝手心里啐了一口唾沫，清了清嗓子，用脚把铁锹踩进肥沃的泥地里。
“把草根扔出去！以后我在这里给你栽上向日葵和锦葵，会长好的。好……”
他说到这里，忽然不作声了，弓着腰站住，扶着铁锹在那里发愣。我仔细打量他，只见他那双像狗一样的聪明的小眼睛里，泪水扑簌簌地流下来，洒落在泥地上。
“你这是怎么啦？”
他振作起来，用手掌擦干了脸上的泪水，泪眼模糊地望了望我。
“我是出汗了！你快看，这里有好多蚯蚓！”
他又接着翻地，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对我说：
“修建这块地方你算是白费力气！白费啦，孩子。我很快就要卖这座房子了，大概在入秋之前吧。急着用钱，给你母亲做嫁资。是的，只要她能过上好日子，上帝保佑她……”
说到这里，他扔掉铁锹，把手一挥，就到浴室后面去了，在那边的角落里，他有一座温室。我拿起铁锹继续挖地，刚挖了一会儿，铁锹就把我的一个脚趾碰破了。
我因为伤了脚，母亲到教堂去举行婚礼那天，我没能去送她。我只走到大门外，望着她跟马克西莫夫手拉着手向教堂走去。母亲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走在砖铺的人行道上，踏着从砖缝里钻出来的青草，仿佛在尖钉上行走似的。
婚礼冷冷清清。大家从教堂回来，愁眉苦脸地坐下来喝茶；母亲立刻脱去婚纱，回到卧室里收拾箱子去了。继父坐在我身边，对我说：
“我答应送给你一盒画画用的油彩，可是这城里卖的都不好，我又不能把自己用过的送给你，只好在莫斯科买了给你寄来……”
“我要油彩做什么呢？”
“你不喜欢画画？”
“我不会画。”
“那好，我给你买别的礼物寄来。”
母亲走过来，对我说：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等你父亲考试过后，结束了学业，我们就回来……”
令人高兴的是，他们跟我谈话的口气，像跟大人谈话一样。可是我心里有些纳闷，这个留大胡子的人怎么还在上学呢。于是我问他：
“你上学学什么？”
“测量学……”
这是一门什么学问呢？我不明白，但又懒得问他。家里安静极了，静得令人烦闷，听得见抖动布料的窸窣声。我盼着夜色尽快降临。外公站在窗前，背靠着炉壁，眯起眼睛望着窗外。绿色老太婆在帮助母亲收拾行装，一边自言自语地唠叨着，哼哼唧唧。外婆中午喝醉了酒，家里人都为她难为情，就把她送到阁楼上锁了起来。
母亲第二天一早就走了。告别的时候，她紧紧地拥抱了我，把我从地上轻轻地提了起来。我觉得她的目光有些陌生，她望着我的眼睛，亲吻着我说：
“嘿，再见了……”
“你给他说，叫他听我的话。”外公面色阴沉地说，他不时地望着朝霞映红的天空。
“要听外公的话。”母亲说着，画十字为我祝福。我等待她再对我说些什么，可是外公妨碍了她，为此我生外公的气。
母亲和继父上了一辆轻便马车，她的裙裾不知挂住什么地方了，她气呼呼地拽了好一会儿。
“你快去帮母亲一把，看见没有？”外公对我说，但我伤心得不知所措，身子动弹不得。
马克西莫夫在马车里坐下来，不慌不忙地把穿着窄小的蓝裤子的长腿放好。外婆把一包东西塞在他手里，他把这包东西放在膝盖上，把自己的下巴颏放在上面，吃惊地皱了皱苍白的脸，拉长了声音说：
“够了——”
绿色老太婆和她的长子上了另一辆轻便马车，她像画里画的一样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她的长子是个军官，不时地用马刀柄搔着大胡子，打着哈欠。
“看来你要上战场啦？”外公问他。
“一定的！”
“这是件好事。去打土耳其人……”
马车启行了。母亲多次回过头来，朝我们挥动头巾，外婆泪流满面，一只手扶住墙，另一只手在空中挥动着。外公也用手指揉着眼睛，流着泪断断续续地说：
“不会有……好结果的……不会有……”
我坐在人行道上的石礅上，望着两辆马车颠簸着向远方驶去，在街角转弯之后消失不见了，这时我心中怦然一动，我的心扉紧紧地关上了。
这是在早晨，家家户户的窗户上，护窗板还没有打开，街道上静悄悄的，空无一人。我从未看见过街上这么空寂。远方传来牧人吹笛子的声音，令人心烦。
“我们回去喝茶吧，”外公拉了拉我的肩膀说，“看来，你命中注定要跟我一起过活，你横竖离不开我，就像火镰离不开火石一样。”
我一天到晚跟着外公在花园里忙活着，一声不响。他在挖菜畦，把马林果树丛架起来，刮掉苹果树上的苔衣，消灭害虫，而我却一直在建造和装饰我的住处。外公砍掉了露在外面的废木头，在地上插了几根木棍，我把几只鸟笼分别挂在上面。我用晒干的杂草编了一个草帘子，挂在长凳上遮挡太阳和露水，就这样，我给自己搭起一个舒舒服服的小窝。
外公夸奖说：
“你学着给自己搭一个舒适的住所，这对你大有好处。”
我非常珍视他的话。他有时躺在我用草皮铺好的地铺上，耐心地教导我，他说话仿佛很吃力。
“现在你跟母亲算是一刀两断了，她还会生一些孩子，那已经 是别人的孩子，她会觉得那些孩子比你亲。你外婆如今又开始喝酒了。”
他沉默了很久，似乎在谛听什么，然后又开口说话了，语气很低沉：
“她是借酒浇愁，这是第二次了。你米哈伊尔舅舅应该去服兵役那年，她酗过酒。那时，她劝我给儿子买一张免役证，这个老糊涂。没准他当了兵会变好了呢……唉，你们这些人呀……我活不了几年了。将来剩下你孤身一人，你就得自己照顾自己，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明白吗？明白了就好。要学会真本事才能养活自己，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要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地做人，为人要有一股子犟劲儿！谁的话都要听，主意由你自己定，怎么对你有利你就怎么做……”
除了刮风下雨的天气，整个夏天我都是在花园里度过的。在那些暖和的夜晚，我甚至在花园里过夜，睡在外婆送给我的一块羊毛毡上。有时外婆也在花园里过夜，她抱来一捆干草，摊开在我的床铺旁边，躺在上面，开始给我讲故事，并且每次都讲很长时间，有时她忽然停下来，对我说：
“你快瞧，一颗星星落下去了！这不知是谁的纯洁的灵魂，大概是想念大地母亲了！这颗星星落下去，人世间马上就会降生一个好人！”
她有时指给我看：
“快看，又升起一颗新星！正在那儿眨眼呢！啊，美丽的天空啊，你是上帝的神圣的御袍……”
外公唠唠叨叨地说：
“你们这些傻瓜，睡在这里会感冒的，会得病的，说不定还会中风！当心小偷进来，掐死你们……”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天空升起一道道火红的晚霞，霞光像 燃烧的河流似的，在花园里柔和的绿荫上泻下橙红色的余晖。过了一会儿，周围的一切都明显地暗淡下来，在温暖的昏暗中，渐渐地扩大、膨胀，浸透了阳光的树叶垂下来，草儿俯向地面，一切都变得柔软蓬松，静静地散发着各种像音乐一般温柔动人的气息。此时此刻，音乐果真从远方的原野上飘来了：这是军营里吹奏的点名号声。夜色渐渐降临了，随着夜晚的来临，我心中充满一种清新有力的激情，宛如母亲在慈祥地抚摸我。寂静恰似一只毛茸茸的温暖的手，在轻轻地触摸着我的心，拭去我心头的忧闷，也就是白天留下的侵蚀人的细尘（这些东西本来是应该忘掉的）。在这样的夜晚，仰躺在花园里，望着无限深邃的天空里灿烂的群星，该是多么令人着迷啊。这时，深邃的天空在渐渐升高，你不断地发现新的星星，你仿佛轻轻地从地上浮起来，令人奇怪的是，不知是大地缩小了，变得跟你一样大，还是你自己神奇地长大了，和周围的一切融合在一起。夜色更深沉了，四周静悄悄的，但是仿佛到处都布满了看不见的敏感的琴弦，这里的每一个响声——鸟儿在梦中的鸣叫，刺猬窜过的声音，或者什么地方忽然传来低微的人语，都被这令人愉悦的敏感的沉寂衬托得异常响亮。
有人弹奏手风琴，接着传来女人的笑声，马刀在砖砌的人行道上的撞击声，狗尖叫了一阵，这一切都是多余的，仿佛是凋谢的白昼留下的最后几片落叶。
夜晚，野外和大街上常常忽然传来醉鬼的喊叫声，接着传来有人跑过的声音，脚步踏得咚咚响。这一切我都习惯了，不再引起我的注意。
外婆好久睡不着，枕着两手躺在那儿，情绪有些激动，不停地给我讲点什么，至于我是不是在用心听，看来她是完全无所谓的。不过，她善于选择童话故事，每次讲的故事都新鲜动人，使 夜晚变得更有趣味，更加美丽。
她像唱歌似的讲述着，我常常听着听着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然后和鸟儿们一起醒来。这时太阳直接照在脸上，照得我暖洋洋的。清晨的空气悄悄地流动着；苹果树叶轻轻抖动，抖落挂在上面的露珠；绿茵茵的草地上，晶莹的露水闪烁着亮光，像水晶似的清澈透明。草地上升起一缕缕薄雾。在淡紫色的天空里，一道道霞光向四面八方伸展着，天空变得更蓝了。云雀啼叫着向高空飞去，消失不见了。各种颜色和声音像露水似的悄悄渗入你的心胸，使你感到宁静快活。此时此刻，你再也躺不住了，你想快点起来，做点什么事情，与周围蓬蓬勃勃的一切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这是我一生中最宁静的时光，在这段时间里，我悄悄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感受很多。正是在这年夏天，形成了我的坚定的自信，从此我便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这时我变得落落寡合，不愿多接触人。我常常听见奥甫相尼科夫家的孩子们的喊叫声，但我不愿去见他们。表哥们来了，我不但不感到高兴，反而感到惶恐不安，害怕他们捣毁我在花园里构筑的茅屋，因为这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一个创作。
外公讲话越来越枯燥，唠唠叨叨，唉声叹气，已经完全引不起我的兴趣。他常常跟外婆吵架，把她赶出家门。外婆只好到雅科夫舅舅或者米哈伊尔舅舅家去住，有时一连好几天不回家。这时外公不得不自己做饭，经常烫着自己的手，喊叫，咒骂，打碎餐具，同时他变得越来越吝啬了。
有时候，他来到我搭的草棚里，舒舒服服地坐在草皮上，久久地盯着我，沉默不语。有时他忽然问我：
“你为什么不说话？”
“不为什么，怎么啦？”
于是他便教导我说：
“我们不是贵族老爷，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什么事都靠我们自己去理解明白。那些书是为别人写的，学校也是为别人建的。这些都没有我们的份儿。一切都靠你自己去挣……”
他陷入了沉思，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哑巴似的，那副样子简直令人害怕。
这年秋天，外公果然把房子卖了。卖房前几天，在一次喝早茶的时候，他忽然沉下脸，语气坚决地对外婆说：
“哎，老婆子，我一直养活着你，现在我也养得够了！以后你自己养活自己吧。”
外婆听了这话，态度非常镇静，好像她早已料到外公会说这话，正等着他说似的。她从容不迫地掏出鼻烟壶，放在她那海绵状的鼻子底下闻了闻，回答说：
“好吧！既然你不愿养活我，我还能说什么呢……”
房子卖掉之后，外公在靠近山脚的一条死胡同里租了两间阴暗的地下室，是在一所破旧的楼房下面。搬家那天，外婆拿出一只带着长长的鞋带的旧树皮鞋，扔在炉灶底下，她蹲下来祷告说：
“家神啊，家神，这是给你的雪橇，跟我们一起搬到新居去吧，那里会幸福的……”
外公站在院子里，他从窗户里看见外婆在祈祷家神，便大声喊道：
“我看你敢胡来，异教徒！不要再丢我的人啦……”
“唉，老头子，你要当心，你会倒霉的。”外婆严厉地警告他说。但外公暴跳如雷，禁止她把家神请到新的住所去。
外公把家具和各种用具卖给几个收破烂的鞑靼人，反复讨价还价，争吵和叫骂着，一连卖了三天。外婆从窗户里望着他们， 她时而发笑，时而流泪，一边低声喊叫着：
“快拉走吧！砸碎……”
我也想大哭一场，舍不得我们的花园和我的茅屋。
搬家时租了两辆拉货的马车，我坐在堆满了各种什物的马车里。马车颠簸得要命，仿佛要把我抛出去似的。
从此以后，我就常常有这种颠簸不定、要被人抛弃的感觉。这种感觉伴随我两年多，直到我母亲去世。
外公搬家后不久，母亲突然回来了，她比过去瘦了，脸色惨白，眼睛显得更大了，闪烁着热情的光芒，带着惊异的神色。不知为什么，她一直在专注地察看着，仿佛初次看见她的父母和我。她默默地察看着家里的一切，而继父背着手，手指动弹着，在屋里不停地踱来踱去，轻轻地吹着口哨，并不时地咳嗽。
“哎呀，我的天哪，你长得真快！”母亲用热乎乎的双手捧着我的脸说，她穿得很难看，穿一件宽大的连衣裙，肚子向外突起。
继父把手伸给我，说：
“你好，老弟，过得好吗？”
接着他抽动鼻子闻了闻空气的气味，说：
“要知道，你们这里太潮湿了！”
他们两人仿佛经历了长期奔波，累得筋疲力尽，衣服揉得皱巴巴的，磨出了破洞。现在他们什么都顾不得了，只要能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行。
大家烦躁不安地喝着茶。外公望着被雨水淋湿的玻璃窗，问道：
“这么说，东西全烧光了？”
“全烧光了。”继父用肯定的语气答道，“我们俩也差点儿给烧死……”
“是啊，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母亲靠在外婆肩膀上，悄悄地在她耳边说着什么，而外婆微闭着眼睛，仿佛怕强光刺眼似的。气氛变得愈加沉闷了。
外公忽然用挖苦人的口气平静地大声说：
“可是我听到一个传闻，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先生，说是压根儿没有发生什么火灾，而是你赌钱输了个精光……”
屋里静得像地窖里似的，听得见茶炉“噗噗”的冒气声和雨水抽打窗玻璃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我母亲说：
“爸爸……”
“爸爸怎么啦？”外公疯狂地喊叫起来，“你还要说什么？难道我没有对你说过：你是三十岁的人了，不要嫁二十岁的小伙子！结果怎么样，嫁了一个精明的小伙子！怎么样，贵妇人？不是很好嘛，闺女？”
他们四人都喊叫起来，继父的嗓门最高。我出去了，坐在门厅里的一堆木柴上。我简直惊呆了：母亲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在屋里我的感觉还不大明显，但在这昏暗的门厅里，我清晰地记起了她过去的模样。
后来的情形我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到了索尔莫沃镇，住在一所简陋的木头房子里，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墙上没有糊墙纸，圆木之间的缝隙里塞着麻絮，有许多蟑螂在墙缝里爬来爬去。母亲和继父住两间窗户临街的房子，我和外婆住在厨房里，有一扇天窗通向屋顶。透过天窗看得见工厂的烟囱像黑色的手指似的指向天空。一股股浓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然后被冬天的寒风吹散，整个镇子烟雾弥漫。在我们居住的冰冷的房屋里，老有一股呛人的煤烟味。每天早晨，工厂的汽笛便像狼嗥似的吼叫起来。
“噢呜，噢呜，噢呜……”
站在窗前的长凳上向外看，透过窗户上方的玻璃，越过一排排屋顶，看得见工厂敞开的大门，像一个年老的乞丐张开了没有 牙齿的黑嘴。厂门口挂着明亮的灯笼，密密麻麻的小人正在往大门里面爬。正午，汽笛又吼叫起来，两片黑嘴唇似的大门打开了，露出一个黑窟窿，人们仿佛被咀嚼过了似的，被工厂吐了出来，乌黑的人流向大街上涌去。寒风卷着洁白的毛茸茸的雪花沿街飞舞，追赶着刚刚下班的人们，把他们赶回各自的家里去。在镇子上空，很难看见明净的天空。天长日久，这里的屋顶和雪堆都蒙上了一层烟炱，空气中飘浮着一层灰色的薄雾，笼罩着工厂和村镇。这昏暗的薄雾，使人们的想象力变得麻木起来；这阴郁而又单调的色彩令人陷入迷惘之中。
每天傍晚，工厂上空就浮起一片深红色的烟云，轻轻飘荡着，照亮了烟囱的顶端，仿佛这些高耸入云的烟囱不是矗立在地面上，而是从这片烟云里垂下来，在下垂的同时，它们喷吐着红色的烟雾，不停地发出呜呜的呼啸声。望着这阴郁景色，你会感到恶心、寂寞难耐，心中生起无名火。外婆在我们家当起厨娘来了，她做饭、擦洗地板、劈柴、打水，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躺下睡觉时疲惫不堪，累得直哼哼。有时她做完饭，穿上那件短棉袄，把裙子掖在腰里，便动身进城去。她说：“去看看老头子，不知他在那里过得怎么样……”
“带我一起去吧！”
“你会冻坏的，瞧这大风雪！”
她走了。在风雪弥漫的旷野上，她要走上七俄里。母亲怀孕了，脸色蜡黄，她怕冷，总是裹着那条带穗子的灰色破披肩。我恨这披肩，它把母亲高高的苗条的身材变丑了，我憎恨地揪掉披肩上的穗子。我憎恨这所房子，憎恨工厂和整个镇子。母亲穿一双踩坏了的毡靴，不时地咳嗽，大肚子难看地抖动着。她那双蓝灰色的眼睛很冷淡，闪烁着生气的目光，她老是呆呆地盯着没有贴墙纸的墙壁，仿佛目光粘在了墙上似的。她有时站在窗前发 呆，望着窗外的街道，整整站上一个小时，这条街道很像老人的颌骨，残缺不全的牙齿黑黢黢的，东倒西歪；新镶的牙齿又大又蠢，与整个牙床很不相称。
“我们干吗要住在这儿？”我问母亲。她很不耐烦地答道：
“唉，你闭嘴……”
母亲很少搭理我，跟我说话总是声色俱厉，像下达命令似的：
“快去，给我拿来……”
大人对我管得很严，很少让我上街。我每次上街都要打架，常常被顽皮的孩子们打得鼻青脸肿。我觉得，打架是我唯一的爱好和乐趣，所以我打架上了瘾。母亲拿皮带抽我，可是她越打我就越不服气，下次我就更加拼命地去跟孩子们打架，而母亲就更加严厉地惩罚我。有一次，我警告她说，要是再打我，我就咬坏她的手，然后跑到旷野上去，再也不回家，冻死在那里。母亲听了我的话，大吃一惊，她一把推开了我，在屋里踱了一会儿步，气喘吁吁地说：
“你这个小野兽！”
在我的心灵里，那种被称之为“爱”的绚丽多彩的生动委婉的情感，渐渐地黯然失色了。我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怨恨，越来越多地爆发出压抑不住的怒火，心中的不满情绪渐渐高涨，这种死气沉沉的、阴暗无聊的生活使我感到忧伤、孤独。
继父对我很严厉。他很少跟母亲说话，老是低声吹口哨，咳嗽。吃过午饭，他就站在镜子前面，拿一根牙签反复剔着参差不齐的牙齿，每次都剔好长时间。他经常跟母亲吵架，并且愈吵愈频繁，老是气冲冲地称我母亲“您”，这个无礼的称呼使我愤怒极了。跟母亲吵架的时候，他总是把厨房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大概不愿让我听见他的话。尽管如此，我仍旧听得见他那有点嘶哑的低沉的声音。
有一天，他跺着脚喊道：
“就因为您这个难看的大肚子，我连个客人都没法请到家里来。您这头母牛！”
听到这话，我又吃惊又生气，心里受到莫大的侮辱，我在高板床上气愤地跳了起来，脑袋撞在天花板上，我把自己的舌头都咬破了。
每逢礼拜六，工人们就成群结队地来找我继父，把自己的购粮证卖给他。凭这种购粮证他们可以在工厂的粮店里购买粮食和食品。工厂主发给工人们这种证券，以代替工钱。继父以半价收购他们的证券，然后倒卖出去。厨房成了继父的接待室，他坐在桌子后面，神态傲慢，沉着脸。他每接过一张购粮证，便说：
“一个半卢布。”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上帝会惩罚你的……”
“一个半卢布。”
这种无聊的阴暗的生活不久就结束了，母亲临产之前，我被送回外公家去住。这时，外公搬到了库纳维诺镇，在别斯恰纳亚大街上一幢两层楼房里租了一个小房间，房间里带有俄式炉炕，有两个面朝庭院的窗户。这条街很偏僻，沿着山坡向下延伸，一直通到纳波尔教堂墓地的围墙。
“怎么样？”外公出来迎接我，说着便尖声笑了起来，“俗话说，再好的朋友也不如亲娘，看来我们现在应该说：亲娘不如外公这个老魔鬼啦！唉，你们这些人呀……”
在这个新地方，我还没有来得及熟悉一下环境，外婆和我母亲就带着新出生的孩子搬回来了，继父因敲诈工人被工厂开除了，但他出去活动了一下，立刻就被火车站录用为售票员。
很多时光都在空虚无聊中过去了。我又回到母亲那儿，住在一座楼房的地下室里。母亲立刻送我去学校读书。从入学的第一 天起，学校就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反感。
我入学那天，穿着母亲的一双旧皮鞋，大衣是用外婆的上衣改成的，穿着黄衬衣和散腿裤子。我这身打扮立刻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因为我穿一件黄衬衣，他们就送我一个外号叫“苦役犯” [1]。我很快就跟同学们和好了，但老师和神父却不喜欢我。
教师脸色蜡黄，秃脑袋，经常流鼻血。他来上课的时候，鼻孔里老塞着棉球，坐在讲台后面，带着浓重的鼻音讲课。有时一句话讲了一半，他忽然停下来，拔出鼻孔里的棉球，仔细瞧瞧，又摇摇头。他的脸又扁又平，脸色似黄铜，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满脸的皱纹里流露出一种淡绿色，铜锈似的；他的眼睛呆滞无神，这张脸上长着这双眼睛，不但是完全多余的，而且把这张面孔衬托得特别难看。他老是令人讨厌地盯着我的脸，盯得我直恶心，老想用手去擦擦面颊。
最初几天，我坐在第一组的第一排，几乎紧挨着教师的讲台，这简直让我受不了。在全班同学面前，他好像只看见我一个人，带着难听的鼻音反复说：
“彼什科夫，换一件衬衣！彼什科夫，脚不要乱动弹！彼什科夫，你的靴子又往下流水啦！”
为了报复他，我想出一个恶作剧。一天，我捡了半个冰冻的西瓜，掏空了，用绳子把它拴住，吊在黑暗的门洞里的滑轮上。开门的时候，西瓜皮升上去，教师进来后，刚刚关上门，西瓜皮就像一顶帽子似的直接扣在他的秃头上。门卫带着教师的字条把我送回家去，为了这场恶作剧，我挨了一顿毒打。
又有一次，我在教师的抽屉里撒了不少鼻烟末，害得他接连不断地打喷嚏，无法上课，只好派他女婿来替他上。他女婿是个 军官，强迫全班唱国歌《神佑吾皇》和《自由颂》。谁唱错了，他就用尺子敲谁的脑袋。不知为什么，他敲得特别响，让人觉得很好笑，但却不疼。
神学教师是个神父，生得年轻漂亮，一头浓密而又蓬松的头发。他不喜欢我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没有《新旧约使徒传》这本书，二是因为我喜欢模仿他说话的习惯来嘲弄他。
他来上课的时候，头一件事就是问我：
“彼什科夫，书带来了吗？是的。带来了吗？”
我回答说：
“没有。没带来。是的。”
“什么‘是的’？”
“没带来。”
“那好吧，你回家去吧！是的。回家吧。因为我不想教你了。是的，不想教你。”
我并没有为此感到难过，我离开教室，在镇子上沿着泥泞的街道闲逛，观赏这里喧闹的生活场景，一直逛到放学回家。
神学教师长得有点像耶稣，脸孔优雅端庄，一双温柔的女人眼睛。他那双小手也很温柔，不管拿什么东西，都令人感到亲切动人。他每次拿起书、尺子和羽毛笔，他的动作都小心翼翼的，异常优雅，仿佛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脆弱的小动物，他喜欢它们，生怕动作粗鲁损伤它们似的。他对待学生并没有这样温和，但学生们却很喜欢他。
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但是时过不久，听说学校决定要开除我，据说是因为我表现不好。我的心情沮丧极了，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在我头上，因为我母亲变得越来越暴躁，我挨打的次数也增多了。
然而就在这时，救星来了：赫利桑弗主教 [2]突然来我们学校巡视。我记得，他的样子像一位魔法师，背有点驼。
主教个子矮小，穿着宽大的黑衣服，头戴一顶可笑的高筒帽子。他坐在讲台后面，从宽大的衣袖里伸出手来，说：“我的孩子们，让我们来谈一谈吧！”这时教室里马上活跃起来，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温暖而愉快的气氛。
在询问过很多学生之后，他把我叫到讲台前，严肃地问：
“你多大了？真的？那你的个头怎么这样高啊，孩子？你是不是常常淋雨啊？”
他把一只手放在讲台上。他的手干巴巴的，指甲很长，另一只手捋着稀疏的胡子，一双和善的眼睛盯着我的脸，说：
“好，你来给我讲一个你所喜欢的《使徒传》里的故事，好吗？”
我对他说，我没有《使徒传》这本书，也没有学习过《使徒传》。这时他正了正高筒帽子，问道：
“怎么能不学《使徒传》呢？这可是一门必修课呀！那么你大概知道别的故事，听人讲过吗？会背诵圣诗吗？这很好！会念祈祷词吗？会念，这太好了！还有圣徒的故事，诗歌体的？你知道的东西可真多呀！”
这时我们的神学教师走进来，气喘吁吁，满脸通红，主教在他面前画十字为他祝福。当他正要给主教讲我的情况时，主教抬手拦住了他，说：
“请等一下……好吧，孩子，你来讲讲圣徒阿列克赛的故事 吧……”
“这些诗好极了，是吗，孩子？”当我某一句诗想不起来了，稍作停顿时，他说，“还会别的吗？会讲大卫王的故事吗？我很想听听！”
我发现他的确在认真地听着，他很喜欢我背诵的这些诗歌。他听我背诵了很长时间，然后忽然停下来，急促地问道：
“你学过《圣诗选》？谁教你的？慈祥的外公，是凶狠的外公？真的？你大概很淘气吧？”
我犹豫了一下，但如实说了。教师和神父说了我一通坏话，证实了我的自白。主教垂下眼帘听着，然后叹了口气说：
“这就是老师们对你的评价，听见了吗？哎，你过来！”
他把那只散发着柏树香味的手放在我头上，问道：
“你为什么要闹恶作剧？”
“因为上学特没意思。”
“没意思？这话说得不对，孩子。假如你真的以为上学没意思，那么你的学习成绩会很差，可是教师们证明你学习很好。这么说来，你是另有原因。”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边记边说：
“彼什科夫，阿列克赛。好吧，你对自己要有所约束，孩子，不要淘气过分了！有点淘气不要紧，但过分淘气就会令人讨厌的！我说得对吗，孩子们？”
大家异口同声地快活地答道：
“对。”
“你们大家都不很淘气吧？”
孩子们笑起来，回答说：
“不，也很淘气！很淘气！”
主教把身子往后一仰，搂着我，带着吃惊的表情说：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孩子们，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个大调皮鬼呢！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孩子们？”
这番话逗得大家哄然大笑，连教师和神父也笑了起来。主教向孩子们问长问短，巧妙地提出各种问题，逗得孩子们相互争论起来，课堂上的气氛更加活跃了。最后他站起来说：
“跟你们在一起很愉快，调皮鬼们。好，我该走了！”
他抬起手来，把宽大的衣袖褪到肩膀上，挥舞胳膊画了一个十字，为大家祝福：
“我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祝福你们，祝你们刻苦用功，好好学习！再见啦！”
大家齐声喊道：
“再见啦，大主教！请您再来！”
主教频频点头，说：
“我会来的，会来的！我会给你们送书来的！”
走出教室的时候，他回头对教师说：
“让他们回家吧！”
他拉着我的手来到门洞里，向我俯下身来，低声说：
“你要学会约束自己，好吗？我知道你为什么爱闹恶作剧，我理解你！好了，再见吧，孩子！”
我激动极了，心中涌起一股特殊的感情。教师让同学们都回家去，单独把我留了下来，他对我说，从现在起应该约束自己，处处谨慎小心。这时我愿意听他的话了，听他讲这番话时我的态度十分认真。
神父穿上皮大衣，声音低沉地亲切地对我说：
“今后你要来听我的课！是的。一定要来。不过，你要老实坐好！是的。老实坐好！”
学校里的事应付过去了，可在家里又出了一桩丑事：我偷了 母亲一个卢布。事先我并没打算偷钱，这次犯罪是情势所迫。
一天晚上，母亲出去了，留下我在家看孩子。我无事可做，心里烦闷，便拿了继父的一本书翻看起来。这是大仲马的小说《一个医生的笔记》，我发现书里夹着两张钞票，一张十卢布的，另一张是一卢布。这本书我看不懂，就把它合上了，但我忽然想到，花一个卢布不仅可以买一本《使徒传》，说不定还可以买一本《鲁滨逊漂流记》呢。我是不久前刚听说有这本书的。那是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在学校里，课间休息时，我正在给孩子们讲童话，忽然间，他们中间有一个孩子轻蔑地说：
“童话全是胡说八道，《鲁滨逊漂流记》才是真正的故事呢！”
还有几个孩子也读过《鲁滨逊漂流记》，都说这是一本好书。大家不喜欢外婆的童话，这使我很不高兴。我当即下决心要读一遍《鲁滨逊漂流记》，到那时我也要说一句：这本书纯粹是胡说八道。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带来了一本《使徒传》和两本破烂的《安徒生童话》，还有三俄磅白面包和一俄磅香肠。在弗拉基米尔教堂的围墙旁边，一家黑洞洞的小店铺里有《鲁滨逊漂流记》。这是一本黄皮的薄薄的小书，第一页上画了一个留大胡子的人，戴着高高的皮帽子，肩上披着兽皮。这本书我一看就不喜欢。那两本童话虽然很破旧了，但它们的外观看上去还很动人。
午间休息的时候，我请同学们吃面包和香肠，接着我们就开始朗读那篇非常优美的童话《夜莺》，大家立刻被这篇童话迷住了。
“在中国，所有的居民都是中国人，连皇上本人也是中国人。”我记得，这句话使我感到惊奇、愉快，它是那样的纯朴，像一支欢乐的乐曲，包含着一种异常美妙的东西。
由于时间不够，这篇童话在学校里没有读完。放学后，我回 到家里，看见母亲站在锅台前，正在用平底锅煎鸡蛋。她严厉地问我，声音有些奇特，很微弱：
“你拿了一个卢布？”
“拿了。这是买的书……”
她挥起锅铲柄毫不客气地揍了我一顿，没收了《安徒生童话》，藏起来再也没有还给我，这对我来说比挨打还要痛苦。
我一连几天没有去上学。这段时间里，大概继父给同事们讲过我偷钱的事，那些同事又讲给自己的孩子听，于是这件事便传到学校去了。几天后我去上学，孩子们一看见我，就给我起了一个新的外号：小偷。这个外号简单明了，但是很不公正，因为我虽然拿了一个卢布，但并没有隐瞒此事。我试图做些解释，但没有人相信我的话，于是我回到家里，对母亲说，我再不去上学了。
母亲又怀孕了，她坐在窗户前，脸色灰白，一双疲惫的眼睛显得呆板无神。她一边喂萨沙弟弟吃饭，一边像鱼似的张着嘴巴望着我。
“你胡说，”她低声说，“你拿钱的事谁也不知道。”
“不信你去问问嘛。”
“是你自己说出去的。你快说，是不是？你等着，我明天亲自到学校去问问，到底是谁把这件事传出去的！”
我说出了一个学生的名字。母亲立刻皱起眉头，脸上露出悲伤的神色，泪水扑簌簌地流下来。
我回厨房去了，躺在床上。我的床铺铺在炉灶后面的木箱上。我躺在那里，听见母亲在自己房间里低声哭喊道：
“天啊，我的天哪……”
厨房里有一股烘烤油腻抹布的难闻的气味，我再也躺不住了，便下了床来到院子里，这时母亲喊住了我：
“你去哪儿？去哪儿？你到这儿来！……”
后来我们在地板上坐下来，萨沙趴在母亲膝上，抓住她衣服上的纽扣，躬着身子含糊不清地说：
“布伏卡。”意思是说“小扣子”。
我坐在母亲身边，偎依着她，她紧紧地抱着我说：
“我们是穷苦人，每一个戈比……”
她的话没有说完，每次都是这样。她那只热乎乎的胳膊紧紧搂住我。
“这个无耻的家伙……无耻！”她忽然说，我以前曾听她这样骂过一次。
萨沙含糊地重复一句：
“无耻！”
萨沙是古怪的孩子，笨手笨脚的，大脑袋，老是用那双漂亮的蓝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安静地微笑着，仿佛在期待着什么。他老早就开始学说话了，从来不哭，一天到晚都很快活，并且喜欢安静。他体质弱，吃力地爬来爬去，每次看见我，他就高兴起来，向我伸着手，叫我把他抱起来。他喜欢揉我的耳朵，他的小手指软绵绵的，不知为什么总带有一股紫罗兰的香味。他死得很突然，没有生病。上午还好好的，像平时一样，安静，快活，可是到了傍晚，响起做晚祷的钟声时，他已经死了，躺在桌子上。这事发生在第二个小弟弟尼古拉出生后不久。
母亲履行了自己的许诺，我又安心去上学，但不久我又被送回到外公家去了。
有一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我从院子里回厨房去，听见母亲痛苦万分地喊道：
“叶夫根尼，我求求你，我求求……”
“少废话！”继父说。
“我全知道，你是去找她！”
“找她又怎么样？”
两人沉默片刻，母亲大声咳嗽起来，边咳边说：
“你这个狠心的坏蛋……”
我听见继父在打我母亲，便冲进屋去，只见母亲跪在地上，脊背和手肘靠在椅子上，胸部挺起，仰着头，声音嘶哑地喊着，眼睛很可怕。继父衣着很整洁，穿一套崭新的制服。他抬起长腿朝我母亲胸部猛踢。我立刻抓起桌上的一把刀子，这把骨制刀柄上镶着银饰物的刀子是切面包用的，是我父亲死后留给母亲的唯一遗物。我抓起这把刀子用尽全力朝继父腰部扎去。
幸亏母亲一把推开了马克西莫夫，刀子从他腰边滑过，在制服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仅划破他一层皮。继父大叫一声捂着腰冲出门去。母亲抱住了我，把我从地上提起来，哭喊着把我扔在地板上。继父回到屋里，把我拉开了。
这天晚上，继父最终还是出去了。天很晚了，母亲到厨房里来看我，她小心翼翼地抱着我，一边吻我，一边哭着说：
“原谅我，孩子，是妈妈不好！唉，亲爱的，你怎么能动刀子呢？”
我毫不掩饰地对母亲说（并且完全明白我说的话意味着什么），我要杀死继父，然后我也自杀。我想，这件事我干得出来，至少我会试一试。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他那条可恶的长腿，穿着带有鲜艳镶边的裤子，在空中挥动着，用脚尖踢女人的胸部。
每当我回忆起俄国令人压抑的龌龊野蛮的生活，我常常问自己：这种丑陋的行为有必要去写吗？我每次都怀着充分的信心回答自己：有必要！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丑陋的生活现实，这种现实至今还存在着。要改变这种现实，要从人们的记忆和心灵中，从我们沉重龌龊的生活中清除它的影响，就必须透彻地了解这种现实。
我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这种丑恶行为，还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原因：虽然这些丑行令人恶心，使我们感到压抑；虽然它们扼杀了无数美好的灵魂，但俄罗斯人的心灵仍旧是那样健康、年轻，正在克服并且最终能够克服这种丑恶的行为。
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奇妙的。在我们的生活里，虽然有滋生各种无耻的败类的肥沃的土壤，但这种土壤终究会生长出卓越的、健康的而且富有创造性的力量，生长出善良和人道的东西，它们不断激发我们建设光明的人道的新生活的不灭的希望。
[1] 俄国革命前的苦役犯，背后缝有一块黄布。
[2] 赫利桑弗主教曾著有三卷本的神学名著《古代世界宗教》、论文《埃及转世》以及政论文《论婚姻和妇女》。我在青年时代曾读过他的《论婚姻和妇女》，这篇文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文章的题目也许我记错了，70年代的神学杂志曾刊载此文。——原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