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我又回外公家去住了。

“怎么样，绿林好汉？”外公一看见我，便敲着桌子说，“这回我可不打算养你了，让外婆养你吧！”

“我会养活他的，”外婆说，“你以为这样就难住我啦！”

“那你就养吧！”外公大声说，但他马上就平静下来，对我说：

“我跟她分家了。现在我们俩各过各的了……”

外婆坐在窗前，飞快地织着花边，线轴发出欢快的咔咔声，插满了铜织针的托架像一只金色的刺猬似的闪闪发光。外婆本人像一尊铜铸的雕像，她的模样没什么变化。但外公却变得更干瘪了，老皱着眉头，棕红色的头发变得灰白，过去那种沉着而又高傲的举止不见了。他的动作变得急躁不安，那双绿莹莹的眼睛流露出疑虑重重的神色。外婆给我谈起她跟外公分家的事，脸上带着几分嘲笑。外公把盆盆罐罐和全部餐具都分给她，并对她说：

“这些东西都归你，以后再不要问我要什么了！”

然后他从外婆那里拿走了所有的旧衣服、什物和狐皮大衣，一共卖了七百卢布。他把这笔钱借给了一个犹太人，以便吃利息。此人是他的教子，是个水果贩子。这时，外公爱钱如命，简 直到了不顾羞耻的地步：他去找那些老相识，找他过去在行会的老同事和一些富商，抱怨孩子们不争气，弄得他破了产，乞求他们给予资助。他这一招果然有用，人们出于对他的尊重，给了他不少钱。于是他在外婆眼前挥舞着钞票，像逗孩子似的逗她，夸口说：

“看见了吧，傻瓜？要是你去要钱呀，人家连这些钱的百分之一也不会给你！”

他把讨来的钱借给自己的新朋友去生利息。这个新朋友是个皮匠，高高的个子，秃脑袋，镇上的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马鞭子”。外公还借给“马鞭子”的妹妹一笔钱，他妹妹是一家店铺的老板娘，身材高大，脸蛋红红的，生就一双栗色的眼睛，一天到晚懒洋洋的，脸上带着甜蜜蜜的表情。

家里的一切都分得很清楚：外婆出钱买东西做一天饭，第二天就由外公去买菜和面包。每逢外公出钱买东西，饭菜就差一些，因为外婆买的全是好肉，而外公总是买些肠子肚子一类的内脏。茶叶和糖他们都各自保管着，但在一个茶壶里煮茶。外公常常不安地说：

“你等等，你等等，你放了多少茶叶？”

他把茶叶放在自己掌心里，一丝不苟地数了一遍，说：

“你的茶叶比我的细小，我就该少放一些，因为我的茶叶大，泡的茶多。”

外婆倒茶的时候，他总是留心看着，看外婆给自己倒的和给他倒的茶是不是一样浓，分量是不是一样多。

“是不是该喝最后一杯了？”在一壶茶快要喝光的时候，外婆问道。

外公往茶壶里瞅了瞅，说：

“好吧，分最后一杯！”

连圣像前的长明灯的油，他们也是各买各的。两人同甘共苦五十年，老了竟落到这个地步！

外公的种种怪癖，使我感到又好笑又反感，而外婆只是觉得可笑。

“你不要嫌烦！”外婆安慰我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老头儿老了，人也变糊涂了！他已经八十岁了，等你到了八十岁时瞧瞧！让他糊涂吧，他妨碍谁啦？我来挣钱养活你，也养活我自己，不要担心！”

我也开始到外面去挣钱了。每逢节日，一大早我就拿起口袋，到街上去捡破烂。我沿着大街挨家挨户走过去，收集牛骨头、破布、废纸和钉子，然后把这些东西卖给收破烂的。一普特破布和废纸能卖二十戈比，一普特废铁也能卖这么多钱，一普特骨头能卖十戈比或者八戈比。平时放学后我也去捡破烂，每到礼拜六我就把这些破烂卖了，能挣三五十戈比，运气好的时候挣得更多点。外婆每次接过我的钱，便匆匆地装进裙子口袋里，低垂着眼睛夸奖我说：

“谢谢你啦，我的宝贝！谁说我们俩养活不了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的！”

有一次，我偷偷地看了外婆一眼，发现她把我挣来的几枚五戈比的硬币放在手心里，望着这些钱，她无声地哭了，混浊的泪珠挂在她那像泡沫石似的有许多小孔眼的鼻子上。

到奥卡河岸上或者彼斯基岛上去偷木柴和木板，比捡破烂挣钱更多。在奥卡河岸上，有一些木材栈行；彼斯基岛上经常有集市，人们在临时搭起的木板房里买卖铁器。集市过后，拆掉这些木板房，柱子和木板就整整齐齐地堆放在彼斯基岛上，一直堆放到春汛季节。从那里偷来木板卖给房东，一块好木板可以卖十戈比。有时一天可以偷到两三块。但只有在雨雪天气才能偷得到， 因为风雪交加或者下雨的时候，看守人在外面待不住，不得不躲藏起来。

我和几个朋友结伴去偷木板。除我之外，有莫尔多瓦女乞丐的十岁的儿子桑卡·维亚希尔，他是个讨人喜爱的孩子，性格温和、安静，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有孤儿科斯特罗马，这孩子披头散发，骨瘦如柴，生就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后来，他十三岁的时候，因偷了一对鸽子被送进少年犯教养所，在那里上吊自杀了。有十二岁的大力士、鞑靼小孩哈比，他是个老老实实的孩子，心眼很好。有墓地看守兼掘墓人的儿子，塌鼻子雅兹，他只有八九岁，像鱼儿似的沉默寡言，患有癫痫病。年龄最大的是寡妇裁缝的儿子格里沙·丘尔卡，这孩子通情达理，为人公正，特别喜欢打架。我们这伙人全是来自同一条街。

在这个镇子上，偷东西不算罪过，而是一种风气，几乎是那些终日不得温饱的小市民们唯一的谋生手段。单靠一个半月的集市，挣不够全年的口粮，于是很多相当体面的人，为了养家糊口，便到河上去“打工”。他们打捞春水泛滥时冲走的劈柴和木板，用小船运点零星货物，但主要还是偷窃货船。总之，他们在伏尔加河上和奥卡河上像猴子似的跳来跳去，遇着保管不善的货物就捞一把。每逢节日，大人们就夸耀自己偷窃的成绩，孩子们在一旁听着，也就学会了偷窃的本领。

每年春天，集市开始前总有一段繁忙的时间，一到晚上，镇子里的大街上就有许多喝醉酒的工匠、马车夫和各种行业的手艺人。这时候，孩子们就来扒窃他们的口袋。这成了一种合法的行当。孩子们当着大人的面行窃，一点也不害怕。

他们偷木匠的工具，偷拉客的马车夫的螺帽扳手，偷拉货的马车夫的车轴和车轴上的垫铁，但我们这伙人从不干这种扒窃的勾当。有一次，丘尔卡坚定地说：

“我决不去做小偷，妈妈不让我偷东西。”

“我害怕！”哈比说。

科斯特罗马对小偷充满着厌恶。每当说到“小偷”这个字眼时，他就特别加重语气。看到别的孩子扒窃醉鬼的口袋，他就去追赶他们。要是捉住那个孩子，他就把他狠揍一顿。科斯特罗马生就一双大眼睛，不苟言笑，老把自己当大人。他的步态也很特别，走起路来像装卸工似的身子左右摇晃着。他故意压低嗓门说话，粗声粗气的。他不论做什么都慢腾腾的，装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而维亚希尔则坚信，偷窃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

然而人们认为，从彼斯基岛上拿些木板和木杠不算是偷窃，所以我们大家谁也不害怕。为了安全顺利地把这些东西拖回来，我们还想了不少办法。晚上，等天黑下来，或者在风雪天，维亚希尔和雅兹就从高低不平的潮湿的冰面上走过去，越过河湾，登上彼斯基岛。他们的行动是公开的，故意吸引看守人的注意力。与此同时，我们另外四人就分头行动，悄悄地走上前去，趁着看守人集中精力监视雅兹和维亚希尔，我们四人已赶到事先约好的木材垛旁会合。这时，那两个腿脚麻利的伙伴撒腿就跑，故意让看守人去追赶他们，我们就乘此机会，挑选好木材，拖着木板和木杠往回跑。我们每人都带一根绳子，绳子末端带一个弯钩，我们用钩子钩住木板或者木杠，从雪地上和冰面上拖回去。看守人很少发现我们，就是发现了也追不上。我们卖掉这些木材，把钱分成六份，每人能得五至七个戈比。

有了这些钱，我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吃一天饱饭了。但维亚希尔得把这些钱买些伏特加酒给母亲带回去，否则他回家就得挨打；科斯特罗马把钱攒起来，打算以后用来养鸽子；丘尔卡希望挣到更多的钱，好为他母亲治病；哈比也在攒钱，他打算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去，他是被叔父从家里领出来的，来到下新城不久， 叔父就淹死了。哈比忘记了自己出生在哪一个城市里，只记得那座城市位于卡马河岸上，离伏尔加河不远。

不知为什么，我们觉得他说的那个城市特别可笑，便用顺口溜嘲弄这个斜眼的鞑靼小孩，诙谐地唱道：

起初，哈比听我们唱这个顺口溜，非常生气，但有一次，维亚希尔用鸽子叫似的声音对他说：

“你怎么回事？难道生同伴们的气了？”

哈比被问得张口结舌，很难为情，不得不跟我们一起唱起来。

我们觉得，与偷木材相比，捡破烂毕竟更有趣一些。春天来临之后，冰化雪融了，刚刚下过雨，集市上铺着石子的街道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这时外出捡破烂特别有趣。在集市上，我们常常在排水沟里捡到许多钉子、废铜烂铁，有时还能捡到钱——铜币和银币。但是市场上有一些专门看守货摊的人，他们老是追赶我们，搜我们的口袋，有时不得不给他们几枚两戈比的铜币，或者一连给他们鞠几个躬。总之，我们挣点钱是很不容易的，但我们这帮孩子相处得很和睦，虽然有时彼此之间也吵几句嘴，但我记得，我们之间从未打过架。

维亚希尔一向充当我们的调解人，他善于及时提醒我们，话虽然简单，却使我们感到震惊，感到难为情。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带着吃惊的神色。雅兹有一些不好的越轨行为，他既不气恼，也不害怕，他认为一切不良行为都是多余的，总是心平气 和而又令人信服地加以制止。

“你们看，这有什么必要啊？”他问，我们也清楚地看出，的确没有必要！

他称自己的母亲是“我的莫尔多瓦女人”，但我们并不觉得可笑。

“昨天我的莫尔多瓦女人又喝醉了！”他乐呵呵地对我们说，那双金黄色的圆圆的眼睛炯炯有神，“她从外面回来，‘砰’的一声推开门，就坐在门槛上唱起来，没完没了地唱着，像个老母鸡似的。”

心地善良的丘尔卡问道：

“她都唱些什么呢？”

于是维亚希尔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膝盖，尖着嗓子模仿他母亲唱道：

像这种热情活泼的歌儿他能唱好多，而且唱得非常熟练。

“是啊，”维亚希尔继续说下去，“就这样，她唱着唱着就在门槛上睡着了。这下可糟了，天冷得要命，我冻得浑身发抖，差点儿没冻死，我要把她拖到屋里去，怎么也拖不动。今天早晨我 对她说：‘你这个醉鬼，怎么能醉成这个样子？’可她却说：‘没关系，再忍一忍吧，我活不了多久了！’”

丘尔卡一本正经地证实说：

“她的确是活不了多久了，全身都肿了。”

“你心疼母亲吗？”我问道。

“怎么不心疼？”维亚希尔惊奇地说，“她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莫尔多瓦女人常常打他，但同时也相信，她是一位好母亲。碰上挣不到钱的时候，丘尔卡就提议说：

“我们每人凑一戈比吧，给维亚希尔的母亲买酒，不然他回家会挨打的！”

在我们这伙人中，只有丘尔卡和我识字。维亚希尔非常羡慕我们俩，他用手抚弄着自己老鼠似的尖尖的耳朵，尖声尖气地说：

“等我安葬了我的莫尔多瓦女人，我也去上学，我给老师磕头，求他录取我。上完学以后，我就去给大主教当园丁，或者直接去效忠沙皇！……”

来年春天，那个莫尔多瓦女人被倒塌的木柴垛压死了，同时被压在下面的还有一个募集修建教堂资金的老头儿，带着一瓶伏特加酒。人们把她送进了医院，值得信赖的丘尔卡对维亚希尔说：

“到我家去住吧，我妈妈教你识字……”

时过不久，维亚希尔果然识字了，他高高地昂着头，念商店招牌上的字：

“品食货杂店……”

丘尔卡纠正他说：

“是食品杂货店，怪人！”

“我看得很清楚，可那些母字跳来跳去的。”

“是字母！”

“它们不停地跳动，一念它们，它们就高兴起来！”

他特别喜爱树木花草，简直到了使我们大家感到可笑和吃惊的地步。

镇子的房舍零零落落地分散在沙滩上。这里很少见到植物，只有在一些人家的院子里，孤零零地长着几棵瘦弱的白柳树，几棵歪歪扭扭的接骨木树，围墙下面胆怯地隐藏着几株灰色的干枯的小草。如果我们当中有谁坐在这些小草上，维亚希尔就生气地埋怨说：

“喂，何必要毁坏这些小草啊？您难道就不能坐在旁边的沙地上？”

有他在场的时候，谁要是折一枝白柳，或者摘一枝开花的接骨木，或者在奥卡河岸边的柳丛里折一根柳条，就会被他弄得大为难堪。每逢这时，他总是耸耸肩膀，两手一摊，吃惊地说：

“你们干吗要毁坏东西啊？你们这些鬼东西！”

望着他那副大惊小怪的样子，大家感到很不好意思。

每到礼拜六，我们就闹一次快活的恶作剧。为此，我们整整准备一个礼拜，在街上捡一些破旧的树皮鞋，堆放在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里。礼拜六晚上，当西伯利亚码头上的鞑靼族装卸工成群结队地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埋伏在十字路口附近，用树皮鞋向他们发起攻击。起初，他们遭到我们的伏击，非常生气，就拼命追赶我们，并破口大骂，但他们很快就被这种恶作剧吸引住了。于是每逢礼拜六下班的时候，料定会在路上遭到我们的袭击，他们自己也武装起来，准备了很多树皮鞋。此外，他们还暗中找到了我们藏树皮鞋的地方，有几次将我们的偷个精光。为此我们向他们发牢骚说：

“这么做不公平！”

这时他们只好把树皮鞋分给我们一半，然后就开始战斗。通常是他们站在一片开阔地上，摆好阵势，我们尖叫着从四周向他们发起进攻，投掷树皮鞋。他们也用树皮鞋回击我们。有时我们的人被他们投掷的树皮鞋绊倒了，在沙地上摔个嘴啃泥，他们就高兴得叫喊起来，捧腹大笑。

我们尽情地玩耍着，有时一直玩到夜色降临。一些小市民围拢过来，躲在街角后面探头探脑，抱怨我们妨碍了秩序。灰色的旧树皮鞋像一群乌鸦似的飞来飞去，有时我们的人被打疼了，但谁也不生气。大家一高兴起来就忘记了疼痛和委屈。

这帮鞑靼人玩耍起来，热情并不亚于我们这些孩子。战斗结束了，我们常常到他们劳工组合的驻地去。在那里，他们请我们吃甜马肉，吃一种味道很特别的菜汤。晚饭后，我们就着核桃仁点心喝浓茶。他们一个个长得身材高大，像精心挑选过的大力士，我们都很喜欢他们。他们身上带着孩子气，彼此之间直来直去，以诚相待。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的心地特别善良，对谁都不存恶意，彼此之间相互关心，相互照顾。

他们喜欢开心地大笑，常常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连眼泪都流了出来。他们中间有一个歪鼻子的卡西莫沃人，力大无穷，像童话中的大力士。有一次，他把一口重二十七普特的大钟从货船上扛下来，送到离岸很远的地方。他笑呵呵地喊着：

“呜，呜！说空话，是闲扯淡！说空话，不值钱；真心话，金不换！”

还有一次，这个大力士让维亚希尔站在他的手掌上，高高地举过头顶，说：

“你应该生活在那里，生活在天上！”

碰上刮风下雨，我们就在雅兹家里聚会。雅兹住在公墓的守 卫室里，他父亲是公墓的看守人。这位看守佝偻着身子，全身的骨头都弯曲着，胳膊很长。衣服穿得脏乎乎的。他的脑袋很小，头上和黝黑的脸上长着蓬乱而又肮脏的毛发，看上去像一株干枯的牛蒡，细长的脖颈跟草茎似的。他常常甜蜜地眯起有些发黄的眼睛，像念绕口令似的低声说：

“求上帝保佑，可别让我睡不着觉！噢哟！”

我们每次都买十多克茶叶，还买一些白糖和面包，并且一定要给雅兹的父亲买半瓶伏特加酒。一进门，丘尔卡就厉声吩咐他说：

“糟老头，快烧茶！”

糟老头笑了笑，点着了铁皮茶炊。这时，我们一边等待喝茶，一边讨论如何更好地挣钱，糟老头给我们出主意说：

“你们知道吧，后天是特鲁索夫家四十天祭祀的日子，肯定要大吃大喝的，到时候你们去捡骨头不是很好吗？”

“特鲁索夫家的骨头都被厨娘捡去了。”无所不知的丘尔卡说。

维亚希尔望着窗外的墓地，充满幻想地说：

“很快就可以到森林里去了，太好了！”

雅兹总是一声不响，那双悲伤的眼睛专注地打量着大家。他默默地给我们看他的各种玩具：有从垃圾坑里捡来的木头士兵、缺腿的木马、铜片和纽扣。

他父亲在桌上摆开各式各样的茶碗和杯子，然后端来了茶炊。科斯特罗马坐在桌前，给大家倒茶。雅兹的父亲喝完酒之后，就躺在炉炕上，伸着长长的脖子，用那双猫头鹰似的眼睛盯着我们，唠唠叨叨地说：

“嘿，你们这帮该死的东西，你们不是小孩子啦，对不对？你们是一帮窃贼。求上帝保佑，可别让我睡不着觉！”

维亚希尔对他说：

“我们根本不是窃贼！”

“不是窃贼是什么，是小偷……”

有时，雅兹的父亲唠唠叨叨地让我们讨厌，丘尔卡就生气地对他说：

“住口，糟老头！”

我和维亚希尔以及丘尔卡，特别不喜欢他唠叨谁家有病人，镇子上的什么人快死了，但他一谈到这类话题就兴致勃发。他发现我们不喜欢听，就故意气我们，咬牙切齿地说：

“啊哈，害怕了吧，胆小鬼？果然不错！对啦，有个胖子快死了。唉，他要等好久才能烂掉呢！”

我们不让他说下去，但他仍旧唠唠叨叨地说：

“你们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在污水坑里你们能活多久啊！”

“等我们死了，”维亚希尔说，“上帝会让我们去当天使的……”

“你们这些人？”雅兹的父亲大为吃惊地说，“让你们这些人去当天使？”

他大笑了一阵，接着又讲起令人恶心的死人，故意气我们。

但是，他有时忽然压低嗓门，悄悄地给我们讲一些古怪的事：

“喂，孩子们，你们可要当心呢！就在三天前，刚刚安葬了一个娘儿们。我打听到了这个女人的历史，就是说，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他经常给我们谈论女人，并且喜欢讲一些脏话，但他讲的故事却很动人，总让人产生一些疑问，唤起人的同情，仿佛他请我们跟他一起去思考似的。这时，我们都专心致志地听着。他不会讲话，缺乏条理，常常提出一些问题，打断自己的话，但他讲的故事却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一些令人不安的残缺不全的片断：

“有人问她：‘谁放的火？’她回答说：‘是我放的火！’‘这 怎么可能呢，傻瓜？那天夜里你不在家，你当时住在医院里！’她又说：‘是我放的火！’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哎呀，求上帝保佑，千万别让我睡不着觉……”

在这片荒僻的光秃秃的墓地里，经他的手埋葬了不少人，几乎每个埋在这片沙地上的人的生平轶事，他都知道。他给我们讲述这些死人的故事，仿佛在我们面前打开一扇扇大门，我们便走家串户，去看看他们在生前是怎样生活的，从中悟出一些做人的道理。看来，如果没有人阻止他，他能讲一整夜，讲到第二天早晨。但是每当看守室的窗户涂上一层暮色，屋里光线暗下来的时候，丘尔卡便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说：

“我该回家了，不然妈妈会着急的。谁跟我一起走？”

大家都告辞了。雅兹把我们送到围墙门口，然后关上大门，他把那张黝黑干瘦的脸贴在栅栏上，声音嘶哑地说：

“再见！”

我们也向他喊了再见。每次告别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难为情，心想不该把他留在墓地里。有一次，科斯特罗马回头望了一眼，说：

“等我们明天早晨醒来，说不定他就死了。”

“跟我们这些人相比，雅兹生活最苦。”丘尔卡常说，而维亚希尔却每次都反驳他：

“我们大家都一样，谁也不算苦……”

我倒觉得，我们的生活还算不错，因为我非常喜爱这种流浪街头、独立自主的生活，也喜欢这些同伴，他们常常唤起我的同情，使我感到不安。我心里一直想着要为他们做些好事。

在学校里，我的日子又不好过了。同学们老嘲笑我，管我叫捡破烂的、叫花子。有一次，我跟同学吵了架，他们就在老师面前告我的状，说我身上有一股泔水坑的气味，不愿意坐在我身 边。我记得，这种诬告刺痛了我的心，使我在学校里的处境变得极为难堪。其实，他们的指控是恶意编造的：我每天早晨都认真地洗一次澡，上学的时候从未穿过捡破烂时穿的衣服。

然而，我最终顺利地通过了三年级的考试，并且获得奖励，奖品是一本福音书，一本精装的《克雷洛夫寓言》，还有一本平装书，书的标题很古怪，叫作《莫尔加纳婚纱》。此外，还发给我一张奖状。我把这些礼物拿回家，外公见到后高兴极了，他大为感动地说，这些东西要好好保存，还说他要把这几本书锁在自己的小箱子里。当时外婆正在生病，躺了好几天，她的钱也花光了，外公唉声叹气，尖着嗓子说：

“你们吃我的喝我的，把我吃光了，唉，你们这些人啊……”

我把这几本书拿到店铺里卖了，把卖书得的五十五戈比给了外婆。奖状上被我胡乱地签了一些字，画得乱七八糟。我交给外公的时候，他居然没有打开看一眼，就把它珍藏起来了。

辍学之后，我又过上了流浪街头的生活。这时日子好过多了，春光明媚，钱也好挣一些。一到礼拜天，我们这帮孩子一大早就到野外去，到松林里去，在野外玩一整天，直到晚上才回家。虽然很累，却很愉快，伙伴们之间更加亲近了。

但这种生活不久就结束了。因为继父被解雇，他又外出去谋差事，母亲带着小弟弟尼古拉到外公家来住，于是保姆的职务就落到我头上。外婆这时到城里去了，住在一个富商家里，给他家绣棺罩。

这时母亲骨瘦如柴，一天到晚像哑巴似的。她步履艰难，一双可怕的眼睛张望着，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小弟弟患了淋巴结核病，踝骨溃疡，身体孱弱极了，连大声哭的力气都没有。饥饿的时候他就浑身发抖，哼哼唧唧，吃饱了就昏睡，在梦中古怪地叹息着，像小猫儿似的轻声打着呼噜。

外公有时认真地摸摸他，说：

“这孩子得好好喂养，可惜我养活不了你们大家……”

母亲坐在屋角里的一张床上，她叹了一口气，声音嘶哑地说：

“他吃不了多少……”

“他吃不了多少，别人也吃不了多少，可是加在一起就多了……”

他挥了挥手，转过身来对我说：

“把尼古拉抱到外面去，让他晒太阳，把他埋在沙土里……”

我用口袋背来不少纯净的干沙土，堆在窗外的太阳地里，按照外公的吩咐，把弟弟埋起来，只把脑袋露在外面。这孩子很喜欢坐在沙土里，他眯缝着眼睛，甜甜地朝我微笑着。他的眼睛生得很奇怪，不见眼白，蔚蓝的瞳仁周围有一圈闪闪发亮的光环。

我立刻爱上了小弟弟，一天到晚对他恋恋不舍。我觉得，我心里想的事他全都明白，我和他并排躺在窗下的沙土上，听见外公尖声尖气地说：

“一个人要死并不难，你要好好活下去才是！”

母亲长久地咳嗽着……

小弟弟把两手从沙土里抽出来，向我探着身子，摇头晃脑的。他的头发很稀，白花花的，那张聪明的小脸蛋显得很老成。

有时母鸡和猫儿朝我们走过来，科利亚 [1]就久久地打量它们，然后望着我，脸上露出微笑。他的笑容使我感到难为情，莫非他已察觉到我讨厌他了，想丢下他跑出去玩。

外公家的院子很小，院里又脏又乱。紧靠大门口，用板皮搭了一排干草棚子和木柴库房，然后是地窖，顺着这排歪歪扭扭的棚屋走过去，末尾是一间浴室。房顶上摆满了木船的碎片、劈 柴、木板和潮湿的刨花，这些东西是小市民们在流冰季节和春水泛滥的时候从奥卡河里打捞的。院子里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各种木材。这些经水浸泡过的木材，在阳光下晒得返了潮，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气味。

附近有一个家畜屠宰场，几乎每天早晨都能听见牛羊的叫声，一阵阵浓重的血腥气飘了过来，有时我甚至觉得，混浊的空气中弥漫着一层透明的血红的薄雾……

宰杀家畜的时候，先用斧背在家畜脑门上猛击一下，将它打昏。每当屠宰场上传来家畜垂死的号叫声，科利亚便眯起眼睛，鼓起嘴唇，大概想要模仿家畜的叫声，却只是吹了一口气：

“噗……呜……”

每天中午，外公便从窗口探出头来，喊道：

“吃饭啦！”

他让科利亚坐在自己膝盖上，亲自喂他的饭。他把土豆和面包嚼碎了，用弯曲的手指塞到科利亚的小嘴里，弄得他那薄薄的嘴唇上和尖尖的下巴上满是土豆渣。喂了一会儿，外公就掀开他的小衬衫，用手指摸摸他那胀鼓鼓的肚子，沉思地说：

“吃饱了没有？要不要再吃点儿？”

母亲坐在房门旁边黑暗的屋角里，她说：

“你瞧，他伸手要面包哩！”

“这孩子有点傻！他不知道自己该吃多少……”

他又往科利亚嘴里塞进一口饭。望着外公喂饭时那副模样，我感到羞愧、难过，同时我又感到恶心，喘不过气来。

“得了！”外公终于说，“把他抱给你母亲吧。”

我接过科利亚，但他还在哼哼地叫着，向饭桌探着身子。母亲站起来，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伸过手来接住科利亚。她的胳膊瘦得皮包骨，细长的身躯瘦得像一株折了全部树枝的枞树。

母亲几乎变成了哑巴，很少用那种激昂的声音说一句话，有时一整天都不说话，默默地躺在屋角里，她在慢慢地死去。母亲的死，我的确预感到了，我知道她活不了多久，而且外公也常常谈到死，唠叨得令人心烦。特别是到了晚上，天黑下来，窗外飘进一股像羊皮一样温暖的浓浓的霉味，这时外公就唠唠叨叨地谈到死。

外公的床摆在靠前墙的屋角里，几乎紧靠着圣像。他睡觉时头冲着圣像和小窗户。他躺在黑暗中，每天都要唠叨很久：

“看来活不了几天啦。我们有脸去见上帝吗？见了上帝说些什么呢？辛辛苦苦忙了一辈子，做过一些事情……落得个什么下场呢？……”

我睡在炉灶和窗户之间的地板上，由于地方狭窄，我只好把两腿伸进炉灶里，夜里蟑螂在我两腿上爬，弄得我痒酥酥的。在这个狭窄的角落里，外公做饭的时候，常常不小心把炉叉和炉钩的手柄撞到窗户上，打碎玻璃。每当我看见外公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就打心眼里高兴，幸灾乐祸，令人奇怪的是，他这么个聪明人，竟想不到把炉叉的手柄截短一些。

有一次，他用瓦罐煮什么东西，不小心煮过了火，他手忙脚乱，连忙用炉叉去取瓦罐，猛力一拉，炉叉的手柄撞坏了窗框和两块玻璃，瓦罐也打碎在炉台上。老头儿伤心得不得了，坐在地板上哭了起来。

“天啊，天啊……”

上午，外公出去了，我拿起切面包的刀子，把炉叉和炉钩的手柄削去大约四分之三，但外公看了很生气，骂道：

“该死的鬼东西，应该用锯子锯才对！用锯子锯，锯下来的手柄可以做擀面杖，也可以卖钱。你这个魔鬼的儿子！”

他气急败坏地挥着手到门厅里去了。母亲对我说：

“你本来就不该管闲事……”

母亲是在8月里去世的，那是在一个礼拜天的中午。继父外出找工作刚刚回来，又在某个地方找到了差事，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一套体面的住宅。外婆已带着科利亚搬到他那里，过两天他们就把母亲接去同住。

母亲去世那天早晨，把我叫到跟前，低声吩咐我，但她的声音显得比以往清晰轻松：

“你快到继父那里去一趟，就说我请他来！”

她在床上欠起身子，一只手扶着墙，吃力地坐起来，又说：

“走快一点儿！”

我觉得她好像在微笑，眼睛闪闪发光，表情有些异样。继父做午祷去了。外婆叫我到一个犹太女人那里去买烟末，不巧现成的烟末卖完了，我只好等她把烟叶研碎，然后拿回来交给外婆。

我到外公家里，看见母亲坐在桌前，穿着干净的雪青色连衣裙，头发梳得很漂亮，像过去一样神气十足。

“你好些了吗？”我怯生生地问道。

她令人可怕地望着我，说：

“你过来！你到哪儿闲逛去了？”

还没等我回答，她就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拿起一把用锯条做的柔韧的长刀，挥起长刀用刀面在我身上拍打了几下。刀子从她手里掉下来。

我捡起刀子，把它扔在桌上。母亲把我推开了。我坐在炉炕前的台阶上，吃惊地望着她。

她离开椅子站起来，步履艰难地朝屋角里走去，然后在床上躺下，拿出手帕来擦脸上的汗。她的手不听使唤，擦脸的时候，有两次从脸上滑过去，滑落在枕头上。她用手帕在枕头上擦了擦。

“给我点水……”

我从水桶里舀了一杯水。母亲吃力地抬起头来，喝了一口水，使劲叹了一口气，用冰凉的手把杯子推开了。后来她朝屋角里的圣像望了望，把目光移到我身上，嘴唇微微动了动，仿佛露出一丝苦笑，然后缓缓地闭上了那双长着长长的睫毛的眼睛。她的臂肘紧贴在身子两侧，两手朝胸前移动着，手指在微微动弹。她想要把手移近喉咙。阴影在她脸上浮动着，她的脸色渐渐变暗，蜡黄的皮肤最终被阴影覆盖了，她的鼻子显得更尖了。她吃惊地张着嘴，却听不见她的呼吸声。

我端着水杯站在母亲床前，不知站了多长时间，看着她的脸渐渐地凝滞不动，变成灰色的了。

外公走进来，我对他说：

“母亲死了……”

他朝母亲床上望一眼，说：

“你胡说些什么？”

他说着来到炉灶跟前，把烤好的馅饼从炉膛里取出来，把炉门和烤盘碰得叮当响。我知道母亲真的死了，便久久地望着外公，等待他明白这个事实。

这时，继父回来了，他穿一件帆布夹克，戴一顶白色制帽。他轻手轻脚地搬起一把椅子，来到母亲床前，忽然他“咚”的一声把椅子扔在地板上，用他那洪亮的声音高声喊道：

“她已经死了，快看……”

外公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手里拿着炉门上的挡板，一声不响地离开炉灶，像瞎子似的磕磕绊绊地走了。

母亲的棺材下葬了，人们开始朝棺材上撒干沙土，这时外婆跌跌撞撞地向墓地里走来，她像瞎子似的在坟墓之间摸索着，撞在一座十字架上，碰破了脸，血流满面。雅兹的父亲搀着她来到墓地的看守室里，并在外婆洗脸的时候低声安慰我说：

“哎呀，求上帝保佑，千万别让我睡不着觉，嘿，你这是怎么啦？这种事也是常有的嘛……我说得对吗，外婆？富人也罢，穷人也罢，到头来都免不了要进坟墓，我说得对吗，外婆？”

他朝窗外望了一眼，忽然跑出去了，但他马上就和维亚希尔一同回到屋里，脸上带着得意的微笑。

“你瞧，”他说着递给我一只报废的刺马钉，“你瞧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我和维亚希尔送给你的礼物。你瞧这只小轮子，怎么样？准是一个哥萨克骑兵戴过的，把它弄丢了……我打算从维亚希尔手里把它买下来，给他两戈比……”

“你胡说些什么呀！”维亚希尔生气地低声说，但雅兹的父亲在我面前手舞足蹈，朝他使了个眼色，对我说：

“这个维亚希尔，太认真了！算啦，不是我，是他送给你的，是他……”

外婆洗过脸，用头巾把肿起来的带着青斑的脸包好，叫我跟她回家去。我拒绝了，我知道家里要举办葬后宴，他们又要喝很多酒，说不定又要吵架。还在教堂里举行安葬仪式的时候，米哈伊尔舅舅就长吁短叹，对雅科夫舅舅说：

“看来今天得喝一杯，怎么样？”

维亚希尔一直想让我开心解闷，为了逗我发笑，他把刺马钉挂在自己下巴颏上，用舌头舔那上面的星形小轮子。雅兹的父亲故意放声大笑，并且高声叫道：

“快看，快看他在做什么！”

但他发现这一切都不能使我感到高兴，于是他便严厉地对我说：

“得了，得了，快清醒一下吧！我们大家都难免一死，就是小鸟儿也会死的。我倒是有一个主意：我想挖一些草皮，把你母亲的坟墓装饰起来，你说行吗？我们现在就到田野上去，你和维 亚希尔跟我一起去，我的桑卡也和我们一起去。我们挖了草皮，把你母亲的坟墓装饰起来，再好不过了！”

这件事很中我的意，我就跟他们一起到野外去了。

安葬了母亲之后，过了几天，外公对我说：

“你听我说，列克赛，你不是奖章，不能老挂在我的脖子上，你到外面去找点事做，混口饭吃吧！……”

从此以后，我去谋生了。

[1] 　尼古拉的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