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在成长过程中学习和实践的不同种类的人际关系，导致了双方对独立性的不同理解。这两种相异的世界对双方施加了不同的压力。一方面要表现出自己有技能，有知识，要为较高的地位进行协商，另一方面还要维护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压力可能会成为男孩和成年男性的负担。而既要避免冲突，避免显得比他人优越，同时还要获得社会地位，这种压力就可能会成为女孩和成年女性的负担。
过度的支持有时反而会让女性苦不堪言。例如，她们在倾诉自己的烦恼时，会期待他人也倾诉自己的烦恼，作为一种迎合之举，但对方便可能会感到一种强制自己倾诉同等烦恼的压力。一位女性谈到她的一个朋友时说：“玛丽安总暗示说我和她有同样的毛病，希望把我也带进她的神经官能症圈子。我很反感这种行为，因为我没有她那种毛病。”另一位女性吉尔也表达了类似的不满。她向我描述了她的朋友伊丽莎白，说伊丽莎白说什么事都要带上她：“我们在这方面有点儿麻烦”或者“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问题”。当伊丽莎白发表一个带上吉尔的论述时，她期待吉尔能想到一次与之匹配的经历。如果吉尔说“这对我来说不是个问题”，伊丽莎白就会感到自己遭到了拒绝，并指责吉尔不给她面子。“有些女人就是不想让你跟她们不同，”吉尔说，“她们不允许你有任何个性。”
如果说女性对女性之间的友谊也有不满的时候，那么男性也一样。许多男性都对我说，他们更喜欢和女性做朋友，因为他们觉得与同性交谈更难。一位男性告诉我，他花了两年时间才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两个愿意谈论自己的感受，承认自己的问题并倾听他的讲述，从来不会让他感到在与自己争优劣的男性。男性每时每刻都需要做到坚强和独立，这在他们的意识里可能会变成一种不允许自己有烦恼的严苛要求。这正是一位离异男士对凯瑟琳·科勒·里斯曼表达的观点，他说：“我想，每个人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有问题……你总是努力把你的问题留给自己……”
有几位男性曾向我表示，男人会把友好交谈变成一场竞赛的现象在美国男人身上格外明显。一位英国男性告诉我说，在英国时，他最好的朋友都是男性，但自从他移民到美国，他的大多数朋友就都是女性了。有一次，他回英国探访，跟一位男性老朋友待了一些时间。“我们会对彼此让步，”他向我解释这其中的区别，“我们并不会一直试图占上风或赢过对方。”一个美国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他发现欧洲男人更容易交谈。“和美国男人交谈，”他评论道，“就像进了一个战场。”
然而，那位告诉我他花了两年时间才结交到理想男性朋友的男士到底还是找到了两个朋友。我们每个人也都认识一些在某些方面更“像”异性的男性和女性。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个体行为模式的养成是建立在无数影响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影响包括我们的成长环境、种族背景、宗教或文化归属、阶级，以及造就了每个人独特生命与个性的丰富的个人经验和遗传资源。但是，如果能看到一种可用来评估个体差异的参考模式，我们就有了一个起点，自此出发，我们不仅可以学会自我理解，还可以培养灵活性——也就是说，在处理事情时，如果我们的自动化行为不能完全获得成功，我们仍有尝试其他不同方式的自由。
男女都可以从学习对方沟通方式的行为中受益。许多女性可以向男性学习接受一些冲突和差异，而不将它们视为对亲密关系的威胁，许多男性也可以向女性学习接受相互依赖，而不把它视为对他们的自由的威胁。
女性倾向于通过避免冲突来保持亲密感，这也解释了布鲁姆斯坦和施瓦茨起初令人惊讶的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希望远离伴侣的时间更长。对此，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很多女性和她们的女性朋友之间的交流方式是她们和伴侣之间不会存在的，也是当她们的伴侣在场时不会发生的。第二，当女性和伴侣在一起时，她们会做出更多的调整和迁就，以她们自己的喜好为代价来换取和谐。因此，与伴侣在一起的时间对她们来说比对男性更像一种负担，因为男性迁就伴侣的可能性较小。
如果说自动迁就他人是一种负担，那么自动抗拒他人的意愿也一样。有时候，采取一种盟友的立场会更有效。“最好的”方式是灵活的方式。最自由的人是能够选择使用哪种策略的人，而不是那些盲目地按部就班，非得一遍又一遍重复同一个剧本的人——而这正是我们经常做的。自动化的行为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自动完成大部分行为，那么做任何事情都会消耗我们大量的注意力和精力。但是，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我们的说话方式及其效果，那么当我们的习惯性风格对我们没有好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克服我们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的冲动，改善我们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