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一定程度上说，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区分情感式沟通与报告式沟通——这两者分别是大多数女性使用语言创建社群，而许多男性使用语言来组织竞赛的典型方式。正是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尽管男女双方都抱怨说自己被对方打断了，但他们抱怨的对象是不同的。
在我从受访者处听到的许多评论中，男性感到自己被女性打断时，女性是在用语音重叠的方式表达赞同、支持以及对他们的话语和想法走向的预判。如果一位女性为了支持一位男性讲故事的行为，抓住一点进行详细阐述，而这一点却不是这位男性想强调的，后者就会觉得他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他会将这次入侵解读为一场为控制谈话而进行的斗争。
例如，一位男性正在讲述他在一家慈善跳蚤市场担任收银员时做的一些志愿工作。在一天结束时，他的收银机里的金额出现了缺口，他不得不自掏腰包来补。一位听他说话的女性不断插入评论和表达同情的言语，详细表达了她对他自愿付出自己的时间时还不得不付出金钱的代价这件事感到多么不公平。事实上，这位男性讲述自己经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强调这件事的不公平，而他感到自己被这位女性打断和“操纵”了，认为她试图抢占话语权。他被冒犯的感觉就来自这种（对他而言）过剩的情感式沟通。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以及为什么他特别喜欢讲那个男人不愿意和妻子说话是因为不想打断她们的笑话。我父亲坚信每个人说话时其他人都应该闭嘴，因此常常难以在有我和母亲以及我两个姐妹参与的谈话中找到发言的机会，因为我们经常会同时说话，也不会在句与句之间留有停顿。他同时也觉得，一旦他开始说话，他就有权利说到他觉得已经把自己的想法解释清楚为止。我和我母亲、姐妹却觉得，在朋友或家人之间非正式的谈话中，当你认为你知道别人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大家是可以接受你插话的。如果你说的是错的，他们可以自由地纠正你，但如果你是对的，每个人都会喜欢这种不需要说明全部就能得到理解的情形体现的亲密与支持。
几年前，当我母亲在我父亲说话时插话时，我父亲表达了他对这种情况的看法。他伤感地叹了口气，对我母亲说：“亲爱的，你有一种本事。如果我想说什么，我得等到别人都不说话了才开口，你却可以随时说出你想说的。”而我母亲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父亲说个话都需要特殊权限——他为什么不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直接插进来呢？我还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听我父亲说话时的感受。他是一名律师，当他向我解释什么的时候，那感觉就像是在听一段面向陪审团做的总结。
所以，我家的男性和女性偶尔都会因为其他人的说话方式而感到不适——我父亲是因为自己的发言被打断，以及找不到自己参与谈话所需的停顿，而我们则是因为他不允许我们同时说话，尽力回避这种行为，以及不愿像其他每个人那样积极参与谈话。这个家里的女性珍视同时说话和打断发言的行为，将其视为投入情感式沟通的表现，而这个家里的男性重视的则是在报告式沟通中自己不会受到他人的影响。与女性相比，男性对待家庭内部的非正式谈话的方式更像是报告式沟通。
那么女性对男性打断她们发言的抱怨又来自何处呢？在我和我母亲与姐妹期待我父亲能像我们其他人一样随便开口时，那些将谈话看作一场每个人都要争夺发言权的比赛的男性可能会对女性一视同仁，期待她们像其他人一样为得到发言机会而竞争。但是女性不太可能会这样做，因为她们不把对话视为竞争，而且在争夺发言权方面几乎没有经验。伊丽莎白·阿里斯的研究发现，与男性相反的是，在讨论小组中发言较多的女性经常邀请较为沉默的小组成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