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探究沿着两条线索进行：一条是性别与打断发言现象，另一条是沟通方式的民族性。将两者混为一谈造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关键矛盾。我们看到有人因为某些人在与来自不同的、更为“主流”的民族背景的发言者交谈时似乎有打断谈话的现象，就声称来自特定族裔的发言者咄咄逼人、专横霸道或不体谅他人。如果这种行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经验上是站不住脚的，在道德上是不合理的，那么我们还能因为男性看似在对话中经常打断女性，就接受那些“证明”男性控制着女性的研究吗？如果那些发现在谈话中男性打断了女性发言的研究人员来“分析”我对纽约犹太人和双方发言者之间对话的录音，他们无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纽约犹太人“打断”并“控制”了后者——这就是听者对录音中双方的印象。然而，这并不是纽约人的意图，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也不仅仅是他们一方行为的结果。相反，表面上的打断模式是由沟通方式上的不同造成的。简言之，这样的“研究”只不过是将多数群体的种族中心主义标准强加于少数群体与其有文化差异的行为之上而已。
与此类似的是，因为男性在谈话中打断了女性发言的现象就声称男性控制女性，也是因为接受了“交谈中一次只能有一位发言者”的假设。这一错误的假设对女性具有重大的消极影响。许多女性在非正式、友好以及注重密切情感关系的场合中交谈时，会使用响应式语音重叠的谈话风格：听者响应着发言者一起说话，以表示投入与支持。当他人无意中听到女性间的谈话时，正是这种方式导致男性赋予了女性“吵闹的、咯咯叫的母鸡”这样的刻板印象。以后再这样交谈时，喜欢这种谈话方式的女性可能就会感到尴尬与内疚，因为她们接受了“一次只能有一位发言者”的道德规范。这种规范更适用于男性的公开发言型沟通风格，也就是报告式沟通，而不适用于强调情感式沟通的女性的私下发言型风格。
将那些声称男性打断女性说话的研究，与我所做的餐桌谈话的研究并列，我们能看到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相似，但结果从政治角度看却是相反的。犹太人在美国是少数群体，非裔和我提到的具有高度投入风格的其他族群的成员也是。少数群体处于不利地位。而在男女组合中，女性才是在社会和文化上处于劣势的那一方。这就将指责一个群体控制另一个群体这一行为的政治后果改变了。
大多数人都会赞同的是，与世界上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文化一样，在美国文化中，作为一个阶级的女性是被男性控制的。因此，许多人会声称，将性别差异视作跨文化交流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做法，是用文化差异的粉墨掩盖了真正的控制权问题。虽然我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我们不能两全其美。如果我们接受一种范式的研究——男性打断女性发言的研究——那么我们就会被迫采取一种立场，断言高度投入的发言者，如非裔和犹太人，以及在许多情况下还有女性，都咄咄逼人、气势汹汹，或自我中心、愚蠢而吵闹。
对那些来自偏爱高度投入的沟通方式的民族或地区背景的美国女性来说，这种立场会带来格外危险的后果。美国人就见证过这种后果的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有意大利血统的纽约女性杰拉尔丁·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⑬在竞选副总统时，被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⑭——一位背景更加“主流”的女性——贴上了“泼妇”的标签。我们从男性打断女性发言的范式中得出的“高度投入的风格是一种控制手段”观点，又产生了一个令女性反感的结论：许多女性（包括我们当中许多来自非洲、加勒比海、地中海、南美、黎凡特⑮、阿拉伯以及东欧的）都是强势、好斗且咄咄逼人的。同样，这些品质出现在女性身上时，比出现在男性身上时得到的评价要消极得多。
许多女性都表示，在与男性（特别是在公开场合）的一些互动中，她们很难获得话语权。作为一名亲身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我很想欣然接受男性打断女性发言的研究，因为那可以让我把我的遭遇归咎于他人。然而，我是一名高度投入的发言者。某些人基于那些不赞同或不理解我风格的人的标准，给我的沟通方式的一个特征贴上了“令人厌恶”的标签，这令我有受到冒犯的感觉。
作为一个在纽约长大的犹太女性，我不仅为纽约人、女性和犹太人的消极刻板印象感到恼火，同时也感到惊恐。当学术研究被用来支持对来自某个群体的发言者的刻板印象，判定他们拥有消极意图和性格时，我不能欣然接受。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和研究者，我知道对话的运作机制要比这种判定复杂得多。作为一个人，我想理解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