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在日常对话中看到两性对冲突本身的不同态度。盖尔不喜欢争论，如果诺曼生起气来并提高了嗓门，她就会非常不安。“如果你大喊大叫，我是没法和你说话的，”她说，“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能成熟一点儿呢？”诺曼永远想不通这件事。在他看来，能和什么人吵架正是亲密的表现。相反，他非常反感她所重视并当作亲密证据的那种无止境的单调讨论，它们只能让他感到筋疲力尽。在一场激烈的论战之后，他会感觉很好，而她却只剩下疲惫与失败感。他认为这样的战斗是一种仪式性的战斗，并将其视为感情投入的一个标志，因为只有那些关系密切的人才会争吵。
世界上许多文化都认为争吵是亲密关系的一种令人愉快的迹象，同时也是一种游戏。身处希腊的美国人经常会感到本地人在争吵，这是一种错觉。他们听到的其实是一种希腊式的友好谈话，只是比美国式的友好谈话显得激烈得多。语言学家黛博拉·希夫林（Deborah Schiffrin）指出，在费城的东欧犹太裔工人阶级（无论男女）的对话中，友好的争论是一种社交手段。语言学家简·弗兰克（Jane Frank）分析了一对犹太夫妇的对话，这对夫妇倾向于在社交场合中观点两极分化，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但他们并不是在吵架。他们是在上演一场公开的论战，而两个人实际上站在同一边。
希腊人经常通过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来展现关心。一位在美国学习的希腊女生就因为这样做才惹得她的室友们既诧异又恼怒：“你为什么把冰箱门开了这么久？”“你为什么吃这么少？你应该多吃点儿。”这些问题在希腊的朋友中是很常见的，而且是作为一种关心和感情投入的表现而受到重视的。但对美国人来说，这些问题具有侵犯性和批判性。作为回应，她的美国室友们称这位希腊女生为“妈妈”。她用来表现亲密关怀的言语，被理解成一种类似母亲对孩子说话的风格，是一种地位等级特征的表现。
社会学家威廉·科萨罗（William Corsaro）和托马斯·里佐（Thomas Rizzo）对美国和意大利幼儿园中年龄在2~4岁的儿童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意大利儿童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就是进行那种被意大利人称为“discussione”的激烈辩论，而美国人则将这种行为视为争吵。研究人员描述了一个每星期都会上演几次的典型事例，发生在孩子们理应安静地用毛毡记号笔画画的时候：一个男孩罗伯托夸张地表现出正在寻找一支红笔的样子。在确定自己这张桌上的所有孩子都在注意他的情况下，他试了试桌上的所有红笔，把它们都丢掉，然后站起身，从另一张桌子上拿走了一支红笔。坐在另一张桌子周围的孩子们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就是假装没注意到（这种情况更有可能）。但是没过多久，坐在那张桌旁的女孩安东妮娅大声问起来：“红的在哪里？”同时，她也摆出要找一支红笔的样子，并对所有她和她的同桌们能找到的红笔表示了不满。
然后，戏剧性情节开始了。科萨罗和里佐是这样描述的：
安东妮娅用手掌拍着自己的额头，喊道：“他们抢了我们的！”
这一声感叹同时引发了几件事。罗伯托停止画画，抬起头来，对坐在他桌旁的其他孩子微笑，他们都捕捉到了他的眼神，也都向他报以微笑，表示他们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同时，坐在第三张桌子周围的几个孩子看了看安东妮娅的桌子，然后迅速地看了看罗伯托的桌子。最后，坐在安东妮娅桌旁的玛丽亚跳了起来，指着罗伯托喊道：“是罗伯托抢的！”紧接着，安东妮娅、玛丽亚和其他几个孩子走向罗伯托的桌子。就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坐在这张桌旁的另一个女孩路易莎抓住七八支记号笔（包括罗伯托拿走的那一支），把它们藏在桌下她的腿上。一到桌边，安东妮娅就指责罗伯托偷了红笔。罗伯托不承认，并挑衅地邀请她和其他人来找他偷的记号笔。于是，安东妮娅和玛丽亚开始寻找那支红笔，在第三张桌子的其他几个孩子的支持下，布鲁娜也介入了争端，宣称罗伯托确实偷了红笔，正藏在路易莎那里。路易莎喊道：“不，这不是真的！”但是安东妮娅把手伸到桌子底下，抓到了路易莎藏起来的记号笔。此刻，教室里的很多孩子在喊叫、做手势和互相推搡，老师必须再一次介入并解决争端。
这些孩子并不是在为红笔争吵——桌子上有足够多的笔可供他们使用。用科萨罗和里佐的话来说，孩子们宁愿争吵也不愿画画。这种情况似乎对意大利学前班的男孩和女孩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