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货币体系与世界人民元

第四章　新货币体系与世界人民元 一、新货币体系的出路 1. 摈弃西方经济学中无效的“政治正确”

“经济”的本意是“经世济民”。经济学本该是研究经济活动的规律，发现、分析、解决经济问题的社会科学，而不应该是刻板的理论。部分西方经济学者不考虑理论是否符合实际、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只是一味地坚持一些反复被实践证伪的“政治正确”，这样经济学应该被束之高阁。

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时代就相信“看不见的手”，相信资本能做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如果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来检验西方经济学理论，就会发现，亚当·斯密的主张很难被验证；而凯恩斯提出的四部门经济模型也遇到了无法实现平衡的现实困境。四部门经济模型认为，宏观经济均衡的条件是“社会总供给=社会总需求”。

四部门经济均衡条件：

家庭收入=企业的产品产出

储蓄=投资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出口=进口

而经济社会的现实很难满足以上条件。

（1）家庭收入与企业的产品产出不匹配。由于资本的收入大于劳动者的收入，而劳动者是商品的需求方，因此，资本收入与劳动者收入的巨大差距必然演变为商品供给大于商品需求，即企业的产品产出大于家庭收入。

（2）银行基于储蓄来放贷，但在现实中，信贷的需求大于储蓄的需求，于是投资也大于储蓄。投资大于储蓄会加大企业的产品产出，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总供求失衡。

（3）为了解决供过于求的矛盾，政府就要加大开支来增加社会总需求，因此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成为常态，进而出现了全球赤字政府。

（4）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促使企业去开拓海外市场，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又使国际贸易失衡进一步加剧。

（5）国家间的贸易失衡部分无法实现最终结算，于是出现国家间的债务转移，进而引发金融全球化的治理难题。

以上描述了四部门经济模型所遭遇的现实问题。经济学最基础的课题是研究如何走出宏观经济失衡所带来的困境，以及如何避免宏观经济失衡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必须说明的是，凯恩斯的四部门经济模型是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供求平衡是经济治理最大的追求。但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现实条件下，人类的经济活动始终无法实现平衡；社会总供求失衡是永恒的矛盾，而四部门经济均衡条件也就永远无法被满足。最终，社会总供求失衡会演化为金融危机。

在全球化竞争中，强者恒强是常态。因此，生产力领先的国家会保持长期的贸易顺差，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则持续贸易逆差。加上金融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即便没有贸易逆差，也会有金融逆差，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贸易再平衡和金融资本进出的平衡，几乎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不用看更远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历程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变成今天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仅仅用了20年的时间。美国难以逆转的长期贸易逆差造成了其净外债的恶性膨胀，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贸易的结算难题，或至少使之得到有效的缓解，即便将来美元时代被迫终结，美元的错误仍可能被复制。那么，如何走出国际贸易中强者恒强的困境，贸易逆差国的债务如何才能得到妥善处理，成为世界各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遭遇的困境已经十分明显，逆全球化的声音也日渐高涨，但是，全球经济已经高度融合，随着万物互联的5G时代的到来，这种高度融合的趋势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拥护也罢，反对也罢，经济全球化都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不管经济全球化面临多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存在多少难以克服的困难、有多少难以跨越的障碍，这列高速行驶的列车都会一直开下去。我们只能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眼下，全球化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美元作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债务清偿能力问题，也就是美元的可持续运营问题。解决了美元问题，经济全球化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血脉，国际货币体系能否良性运转是经济全球化能否顺利前行的关键。笔者在前文中全面回顾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理论不难、史证清晰，通过两个公式、四个报表，用国际金融的全方位视角审视了美元走过的历史，分析了美元所处的困局。可以说，笔者的每个论点都有数据支持。过去50年，运行于美元体系下的国际贸易实践已经证明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一套无效的程序。不论世界各国是否愿意看到，是否已经做好准备，美元支付能力危机迟早要到来。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当美元支付能力危机发展到使国际金融体系濒临崩溃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收拾残局。时间不等人，世界各国应该早做准备。

2. 全球离岸货币的基本框架

设计新货币体系的立足点

尽管国际经贸合作使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成为命运共同体，但是受制于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直到今天，理论上仍然无法解决国际贸易失衡部分的最终结算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仍然无法做到通过全球统一货币和全球统一财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金融债务转移，来实现国际贸易失衡部分的真正清偿。做不到财政统一，区域性货币就无法真正落地，更不要说全球统一货币了。因此，思考货币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基于各国保持货币独立、财政独立的基本事实。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找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症结所在，充分吸取其教训，并借鉴有益做法，通过扎实的理论分析和沙盘推演，探索新货币体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新货币体系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全球的国际收支顺差全部被动地填补了美国的债务。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由美国这个“债王”来发行、管理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只会导致美国的外债越来越多。事实上，美元已经成为典型的债务货币，这样运转下去，最终将会崩盘。

二是美元不具备债务清偿能力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公众错误地认为美联储可以开动印钞机将外债货币化。美国对外总负债超过40万亿美元，净外债超过12万亿美元，而国家是无法通过印钞将外债货币化的。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前文中已经做了论述。

三是美元用所谓的“一币两用”掩盖了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的真谛，导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不可逆转地膨胀，而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问题是国际贸易失衡的主因。如何倒逼美国转逆差为顺差并逐步推进贸易再平衡，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必须面对的问题。

四是欧元区的统一货币与欧元区各国财政独立的问题。欧元区国家统一使用欧元，其中竞争力较弱的国家就失去了汇率调节的弹性手段，使得逆差国的贸易逆差问题进一步恶化；而德国等顺差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加，最终却无法得到真正的支付。

新货币体系的出路在哪里

本着纲举目张的原则，新货币体系要完成两大根本任务。

一是建立全球离岸央行，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由负债的美元转变为由债权国共同管理的全球离岸货币——世界元。

二是在岸货币体系和离岸货币体系分离运行，回归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的基本要求。

从这两个根本点出发，新货币体系的设计需要认真思考并解决好下列问题。

（1）国际贸易的两次结算与在岸货币体系、离岸货币体系的分离运行。

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的理论基础源于国家间货币买卖必须均衡的基本要求。简单地讲，如果两国进行国际贸易，一国持续逆差，另一国持续顺差，逆差国是无法完成对顺差国的支付的，这样两国的货币交易就无法实现均衡，这就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贸易顺逆差部分的最终结算难题。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贸易实际上分两次结算，因此，一定要有国际收入才能完成国际支付。换句话说，进口的支出一定要有出口的收入来顶，收支平衡才能完成最后的结算。进出口贸易失衡，逆差国就要向顺差国借债，顺差国就要赊账给逆差国，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国际贸易的两次结算。不管一国的货币是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都不会撼动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的约束力；即便美元是国际结算、信贷、储备货币，美国也必须有国际收入才能完成国际支付。也就是说，美国也必须出口换汇才能实现国际支付。美国现在是逆差国，等于没有国际支付能力，靠借债完成国际支付，这就是美国巨额外债的来源。

美元的霸权地位无法改变国际收支平衡原理，也无法改变长期逆差累计数等于外债总存量的事实。美元成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为其提供了全球范围内的融资便利，而融资便利掩盖了美国长期贸易逆差导致国际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从而把美国的外债存量推到了无法逆转的危险境地。在国际收支平衡原理面前，不存在“美元例外论”，因为金融数学没有例外。

建立全球离岸央行，实现了在岸货币体系和离岸货币体系彻底分离运行，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依照国际收支平衡原理运行，从而根绝美元“一币两用”的错误运行方式。因为在岸货币体系和离岸货币体系分离运行，而离岸货币必须有国际收入才能进行国际支付，这就从源头上截断了过度借债消费的欲望，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外债无限膨胀的陷阱。全球离岸央行没有印钞权，量入为出，自己保持收支平衡。

从操作技术角度讲，全球离岸货币成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是指它成为不同货币间贸易结算和信贷的桥梁，反观美元体系的“一币两用”，美元既是美国本国货币又是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这才有了“特里芬悖论”的困局。其实美元所谓的“一币两用”只是一个假象，但是，这个假象成功地掩盖了美元是“债务货币”的现实，为美元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外部金融供给，这也是今天美元站在悬崖边上的一个根本原因。说白了，因为美国借债太容易，所以借债消费的脚步根本停不下来。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因为背离国际收支平衡原理即将走到尽头，而新货币体系将会因为敬畏国际收支平衡原理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持续稳定的金融服务。

（2）全球离岸央行的股东国资格。

只有创造一种由主权国家联合经营管理的非主权货币——全球离岸货币，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结算难题。全球离岸货币需要各国支持、背书，又与各国在岸货币体系分离运行，逐步替代美元结算体系。实际上，关于非主权货币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就是一个尝试。SDR之所以被束之高阁，正是因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是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必须得到主要贸易国的联合支持才能真正发挥效力。任何脱离了国际贸易结算功能的货币，其信贷和储备功能自然也无法落地生根。

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愿意承担外债，只有不断增长的外债才能为全球提供足够的货币流动性，这等于说，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不断地借债。身负天量外债的美元根本不具备偿债能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没有偿债能力，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反而是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先决条件，这种说法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这种说法就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理论基础，也就是大众熟知的“特里芬悖论”。其逻辑起点是在金融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美元可以做到“一币两用”，即美元既是国际储备货币，又是美国的在岸货币。顺差国的储蓄往逆差国流，于是，美国负债经营的现状反而成为美元可以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前提。显而易见，美元体系的弊端是，顺差国必须被动地借债给逆差国消费，这样，逆差国的外债越来越庞大，从而失去了实现贸易再平衡的能力。

只有在岸货币体系和离岸货币体系分离运行，全球离岸央行量入为出，新货币体系才不会重蹈美元的覆辙。尽管各国在岸货币体系与全球离岸货币体系完全分离运行，新货币体系仍然是在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的制约下运行的。全球离岸权益的总存量还是会等于顺差国贸易顺差的总存量，这个基本理论不会改变。区别是，全球离岸货币的管理权将会从全球最大的负债国转移到债权国联合管理的全球离岸央行。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拥有国际资产净权益所支持的外汇储备，这个国家才有资格参与管理全球离岸货币。

参与国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国际投资头寸表有净权益，即债权国；二是离岸权益中的相当部分为流动性资产。

各个参与国用本国外汇储备为全球离岸货币的支付能力背书，全球离岸货币的支付能力就有了保证，进而实现全球离岸货币为国际贸易结算服务的目标，支持公平竞争原则，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一个国家拥有国际资产净权益，证明了该国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是国家的离岸资产，这些国家不应该被动地购买逆差国的消费债，或是被动地借钱给逆差国消费。顺差国持续借债给逆差国消费的模式不可持续，而新货币体系从根本上扭转了逆差国和顺差国双输的局面。贸易顺差国联合管理国际收支顺差，就能把资金用于推动逆差国的贸易改善，让贸易顺差为推动国际贸易再平衡做出贡献。

（3）为什么只有全球外汇储备能为全球离岸货币的支付能力背书？

货币该不该有背书？该由什么背书？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站在全球化的角度。货币有两种支付职能：在岸支付职能和离岸支付职能。货币该如何管理？货币发行应该如何被有效地管控？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也要从在岸货币体系、离岸货币体系两个角度思考。幸运的是，大数据和数字货币时代的到来，使找到问题的答案成为可能。

先说在岸货币体系。研究在岸货币体系以及什么是最佳货币政策需要四个报表，而且这四个报表的关联性必须体现在同一个会计数据系统中。有了这些数据，我们才能掌握足够的证据来研究在岸货币发行用什么做锚的问题。这四个报表分别是：①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②财政部资产负债表；③各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汇总；④居民资产负债表汇总。

再看离岸货币体系。离岸货币体系是为国际贸易和信贷服务的，它的本质是各国用于交易的桥梁货币，因此，离岸货币受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约束。国际储备货币的本质是国际贸易顺差的蓄水池，由全球外汇储备为全球离岸货币的支付能力背书，是合理的、可操作的背书方案。而用任何商品为国际储备货币背书，都无法通过金融数学的运算，也无法通过沙盘推演。

（4）全球离岸货币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数字货币。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使发行数字货币成为可能。笔者将全球离岸货币设计为纯数字货币。区块链原理要求信息关联必须是一个闭环，也就是说，只有离岸数字货币体系成为一个独立的闭环，在岸数字货币体系的闭环才能实现。如果无法实现两种数字货币体系的闭环运行，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货币。因此，打造离岸数字货币体系为在岸货币数字化提供了可能。

打造全球非主权离岸数字货币体系的主要障碍是什么？障碍不来自技术方面，而是来自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在理论上的“政治正确”。如果坚持奉行国家不干预汇率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坚持金融资本完全不受控制的自由流动，坚持由不稳定的金融资本转移为贸易失衡埋单，国际贸易失衡的结算难题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如果不先解决这些理论问题，建立全球离岸数字货币体系就显得遥不可及。不承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就无法迈出建立全球离岸数字货币体系的第一步。

那么，国家到底应不应该干预汇率？

3. 国家外汇储备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新货币体系是一个奖勤罚懒的动态变化体系

要解决美元外债失控的问题，就要将全球离岸货币从美元体系中分离出来，转由外汇储备国来主导。必须承认的是，新货币体系仍然在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的约束之下，与各国在岸货币体系分离运行的全球离岸货币体系，并不能彻底解决国际贸易失衡的结算难题，经常项目余额还是要等于金融项目余额，逆差国的逆差部分依然要由顺差国的金融资本来填补。这便引发了下面的疑问：贸易失衡的部分是应该由国家金融资本来填补，还是应该由不受控的、逐利的商业金融资本来填补？哪一种方式更合理，更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更有利于国际贸易的良性发展？讨论这些问题要围绕以下三个基本点。

（1）贸易失衡是动态的、永恒的。

（2）努力修复国际贸易失衡是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基础。

（3）国家参与金融资本转移对顺差国和逆差国利大于弊。

贸易失衡的结算难题是经济全球化的痛点。有了全球离岸货币，不等于国际贸易失衡的结算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但全球离岸货币能够有效地化解美元体系下金融资本被动流转给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带来的冲击。全球离岸货币的服务宗旨是扶助经济弱国，帮助逆差国改善经济结构、发展生产，推动实现贸易再平衡。

决定各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复杂多变，因此，顺差国和逆差国的角色也是不断变换的。没有永恒的顺差国，也没有永恒的逆差国。全球离岸货币的最大优势是它由顺差国联合管理，这是一个奖励先进、帮助落后的制度安排。在新货币体系下，世界各国都会努力追求顺差，集中精力发展实体经济，引导国际金融资本流向逆差国的实体产业，这就实现了国际间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良性互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融泡沫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伤害。新货币体系相对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国际贸易失衡带来的问题。

国际收支结构与国家金融稳定的关系

对于经常项目逆差国来说，经常项目和金融项目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平衡是国家金融稳定的基础。如果逆差不能在短期内逆转，而国际金融资本又不能稳定流入，国家金融稳定就会出问题。下面我们以以下国家和地区为例，看看贸易项目、经常项目、金融项目的现状对国家金融稳定的影响。

（1）美国：长期巨额贸易逆差，服务顺差，离岸投资收益顺差。

（2）巴西、阿根廷：贸易顺差，服务逆差，离岸投资收益逆差。

（3）中国：贸易顺差，服务逆差，离岸投资收益逆差。

（4）日本：微弱贸易顺差，服务逆差，离岸投资收益巨额顺差。

（5）欧元区：贸易顺差，服务顺差，离岸投资收益顺差。

巴西和阿根廷的货币危机不断，是因为两国都是长期的贸易顺差国，但其金融体系依赖国际金融资本，导致贸易顺差无法覆盖其服务逆差、离岸资本利息和离岸资本利得逆差。过去几十年，巴西和阿根廷的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每次金融动荡都始于汇率大幅贬值。汇率动荡导致国际金融资本大进大出，由此引发的利率上升会加剧汇率的波动，汇率贬值、利率上升又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摧毁经济和民生的稳定。汇率、利率、通货膨胀相互作用，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导致巴西和阿根廷始终无法走出金融动荡的困局。

中央银行收储外汇利大于弊

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虽然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但美元至今安然无恙，就是因为美元的资金链还没有断裂。尽管在过去50年中，美元经历了两个大幅下跌的周期，全球也遭遇了多次金融动荡，但迄今为止，美元还没出现过一次真正的支付危机。但是这不等于美国可以永远高枕无忧。

中国、日本、韩国都是经常项目顺差国，也都以外汇储备的方式管理顺差。这种做法不仅可以稳定本国的进出口，也在过去20年中对美元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亚洲各国中央银行收储外汇的缺陷是，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直接填了美国的外债，余下的少部分间接填了美国的外债。尽管如此，中央银行收储外汇的做法还是利大于弊。由国家承担对冲贸易失衡的角色，避免了私营金融机构债务转移给金融体系带来的巨大风险。这其中的逻辑，在前文中有过详细的阐述。

实践已经证明，指望长期通过不稳定的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对冲贸易失衡是行不通的。顺差国中央银行收储外汇，国家金融资本参与国际贸易的两次结算，对顺差国和逆差国都是有利的。由全球外汇储备国联合管理全球离岸货币，可以利用离岸储备货币资源去投资逆差国的实体经济，从而帮助逆差国提高生产能力，实现贸易再平衡。实现贸易再平衡是逆差国改善国际支付能力的唯一途径，也是外汇储备国不损失离岸资产的根本保证。只有在健康稳定的金融环境下，顺差国的离岸资产才能实现稳定的金融收益。

外汇储备如何生成

既然全球外汇储备将在全球离岸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那外汇储备是怎么来的呢？在“国际贸易的两次结算与美国在美元霸权中的得与失”这一节，笔者曾以苹果公司为例，演示了外汇储备是怎样生成的。苹果公司从中国进口手机，支付给中国企业100万美元，中国企业收到美元后，必须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才能维持企业再生产。整个交易的过程如图4-1所示。

在第五步“金融资本买入美元，卖出人民币”中，金融资本有时是中国人民银行，于是部分出口顺差就转换为外汇储备，这就是外汇储备的来源。

中央银行成为贸易顺差部分的最后接盘者有以下好处。

（1）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可以为逆差国金融借债提供稳定的来源。

（2）“经常项目逆差=金融借债”，由国家承担金融债务转移的责任有利于汇率的稳定，也有利于逆差国金融市场的稳定。

（3）中央银行接盘顺差部分，解决了顺差国储蓄“搬家”到逆差国这一模式不可持续的难题。

顺差国的中央银行收储外汇是当前环境下现实、有效的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方案。一些亚洲国家在过去就是这样做的，也积累了足够的操作经验，只是需要得到更多国家立法的支持，才能逐步在全球推广，由全球外汇储备背书的全球离岸货币体系也才能真正上路。

建立全球离岸央行的五大好处

一是由外汇储备国联合管理离岸储蓄，可以更加有效地帮助逆差国实现金融稳定；债务国金融稳定，债权国的资产才有保障。

二是可以有针对性地管理金融资本的流向，这符合全球经济共同繁荣的目标。

三是当债务国出现偿债压力时，全球离岸央行可以对其进行救助，而不会放大金融风险。因为逐利的金融资本的风险厌恶常常给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火上浇油”，最终加剧国际金融动荡。

四是全球离岸央行只有有了全球外汇储备的背书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帮助逆差国逐步实现贸易再平衡。

五是即便出现难以预料的经济危机，全球离岸央行的金融风险也不会波及各国的在岸金融体系。全球离岸央行将成为坚固的防火墙，对各种最坏的情况做好应急准备，最大限度地保护各国在岸金融系统稳定。

关键还是摈弃那两个“政治正确”

在汇率自由浮动、国际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贸易是一场零和游戏，逆差国和顺差国都是输家。逆差国没有偿债能力，最终会吞噬外汇储备国的储蓄。由全球外汇储备国联合管理全球离岸央行可以有效化解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诸多问题。未来的全球离岸央行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引导国际金融资本投资实体经济来帮助逆差国逐步实现贸易再平衡。这样的新货币体系才能真正敬畏国际收支平衡原理，改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扭曲的双输局面。新货币体系的整体方案在技术上没有操作障碍，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摈弃现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国际金融资本不受控制的自由流动这两个“政治正确”。未来的全球离岸央行没有印钞权，将量入为出，用可以掌控的真实财力来支持国际贸易，帮助逆差国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实现贸易再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债权国和债务国都有保障的双赢局面，经济全球化才能健康平稳地推进。

4. 国际金融资本有管理的自由流动是全球金融的稳定之本

国际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利弊不能被简单地一概而论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于经常项目余额必须等于金融项目余额，贸易逆差国要依赖从顺差国借债才能完成第二次贸易结算。金融项目对经常项目的对冲要依赖国际金融资本的“储蓄搬家”来实现，因此，国际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就成为在这个金融体系下不得不接受的选择。

国际金融资本自由流动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实践结果。国际金融资本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而在巴西则成为反面教材；美国和英国吸纳国际金融资本成为暂时的赢家；德国的巨额顺差导致本国金融资本持续流出，对德国的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压力；瑞士央行则被国际避险资金逼成“对冲基金”。国际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利弊不能一概而论，它值得我们费一些笔墨去分析，从而为新货币体系的健康平稳发展提供经验和教训。

国际金融资本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人均自然资源丰富。澳大利亚的经济支柱是矿产资源和能源开发等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巨额的国际金融资本支持，而国际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对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和能源开发以及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正面推动作用。这一点在澳大利亚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就可以体现出来。

表4-1是2000—2019年澳大利亚国际收支平衡表。

经常项目：2000—2019年，商品贸易收支和服务贸易收支逆差累计1244.9亿澳元，初次收入净流出（利润净流出）累计8073.8亿澳元，经常项目逆差累计9511.5亿澳元。

金融项目：2000—2019年，直接投资流入累计8607.2亿澳元，直接投资流出累计2017.0亿澳元；间接投资流入累计14520.0亿澳元，间接投资流出累计9960.8亿澳元。

对以上经济数据可以进行如下解读。

（1）澳大利亚经常项目逆差的大头是对国际金融资本的利润支付，可见澳大利亚是一个为国际金融资本输出利润的国家。

（2）澳大利亚经常项目逆差累计9511.5亿澳元，国际金融资本直接投资累计8607.2亿澳元，金融项目下的直接投资覆盖了经常项目逆差的约90.49%，形成一个良好的贸易逆差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再循环关系。

注：国际收支总额=经常项目余额+资本项目余额+金融项目余额+平衡项目（各年度详细数据见附表11）。

数据来源：Smartec Research。

直接投资是指以控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国际金融资本直接投资为国际金融资本流入提供稳定的资金供应。尽管澳大利亚依赖国际金融资本，但澳大利亚的资源国属性，使得国际金融资本长期稳定的实业投资基本覆盖了其经常项目逆差。因此，尽管澳元的汇率随着矿产价格的周期起伏，波动频繁，但是最近20年，澳元汇率的波动没有传导给利率市场，也没有影响澳大利亚的通胀率；加上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刚需，所以，澳元汇率的波动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总体上是温和的、非破坏性的。总体来看，国际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是有益的。

我们还应看到，澳大利亚经济没有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的负面冲击，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1）澳大利亚的财政收支平衡较好（见表4-2）。澳大利亚的国民不放心财政赤字的政府，国民愿意支持自由党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自由党对财政收支的管控更紧。国民重视国家财政收支平衡是非常好的政治文化。澳大利亚能形成这样的选民意识，除了政党的政策取向外，媒体和政商学界对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的重视也功不可没。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再次体现了赤字小的政府有更大的空间来推行财政扩张政策，以帮助国民经济渡过时艰。

（2）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自2000年以来，大量来自亚洲国家的留学生和富裕阶层移民澳大利亚，这些移民给这个只有2500万人口（截至2018年）的国家提供了长期稳定增长的消费需求，帮助澳大利亚实现了很多国家无法做到的良性财政收支，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说澳大利亚是国际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正面案例，那同属资源供应国的巴西（巴西的自然资源甚至比澳大利亚还丰富）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国际金融资本对巴西的影响

表4-3是2005—2019年巴西国际收支平衡表。

经常项目：2005—2019年，商品贸易收支和服务贸易收支顺差累计134.24亿美元，初次收入净流出累计6853.14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累计6283.77亿美元。

金融项目：2005—2019年，直接投资流入累计9665.65亿美元，直接投资流出累计2147.75亿美元；间接投资流入累计2848.20亿美元，间接投资流出累计218.98亿美元。

资料来源：https://data.imf.org/regular.aspx?key=62805740。

如果看外国资本直接投资对经常项目逆差的覆盖程度，巴西的直接投资流入累计9665.65亿美元，是经常项目逆差的约153.82%。按理说，巴西的金融市场不该有如此频繁的动荡。仔细观察巴西2019年第三季度的国际投资头寸表（见表4-4），巴西的问题就出在5322.07亿美元的流动性金融资本流入。正是金融资本的大进大出，影响了巴西的汇率、利率、通胀率的稳定。这5322.07亿美元的流动性国际金融资本摧毁了7731.13亿美元的外国长期固定投资的投资价值。同样是国际金融资本，直接投资追求汇率稳定，而金融投机资本则炒作周期波动，大进大出，两股目的不同的金融资本力量相互搏杀，受害的却是巴西的经济。产业资本的长期固定投资根本无法抵御投机资本快进快出的冲击。而这一切的病根，当然还是汇率的自由浮动和国际金融资本完全不受控制的自由流动。

资料来源：https://data.imf.org/。

澳大利亚和巴西同属资源型国家，经济结构很像，也都吸引了国际金融资本投资本国实业，甚至巴西的国际金融资本直接投资对经常项目逆差的覆盖率要比澳大利亚的更高，为什么澳大利亚的金融市场稳定，巴西却无法走出金融市场动荡的恶性循环呢？因为澳大利亚的流动性金融资本掌握在本国金融机构手中，而巴西的流动性金融资本掌握在外国金融机构手中。同样是金融负债，但风险截然不同。美国是金融负债最严重的国家，为什么美元至今还能稳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中，是美国的金融机构控制着外国债权人，而不是外国债权人控制着美国的金融机构。

国际金融资本对英国的影响

表4-5是2005—2019年英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经常项目：2005—2019年，商品贸易收支逆差累计2.48万亿美元，服务贸易收支顺差累计1.83万亿美元。初次收入流入（利润流入）累计4.84万亿美元，初次收入流出（利润流出）累计5.24万亿美元，净流出3940.78亿美元；二次收入流入（政府+捐赠类）累计3588.57亿美元，二次收入流出（政府+捐赠类）累计8235.65亿美元，净流出4647.08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累计约1.51万亿美元。

金融项目：直接投资流入累计1.79万亿美元；直接投资流出累计1.23万亿美元；直接投资净流入累计5594.71亿美元；间接投资流入累计2.77万亿美元，其中国际金融债权约2.63万亿美元；间接投资流出累计4368.40亿美元，其中债权投资约3692.75亿美元；间接投资净流入累计2.33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https://data.imf.org/regular.aspx?key=62805740。

英国是贸易逆差、服务顺差、金融资本大进大出的国家。截至2019年，英国的国际投资头寸表上显示其总资产约为14.78万亿美元，总负债约为15.51万亿美元（见表4-6）。但英国金融产业创造的利润并没有实现现金净流入，英国的大金融战略最终的成绩单是现金净流出（初次收入净流出）3940.78亿美元。英国金融项目间接投资的进出主要集中在股权投资方面，这说明伦敦证券交易所只是吸引金融资本流进流出的平台。

资料来源：https://data.imf.org/regular.aspx?key=62805744。

关于英国的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到底是不是健康的，仅靠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很难做出判断，其原因包括以下两点。

（1）俄罗斯、印度及中东国家有很多富商的钱沉淀在英国金融市场中，这些富商不是英国的纳税人，他们的财富在英国的国际投资头寸表上就会表现为英国的负债，外部观察者很难判断英国的负债总额中有多少属于这一类负债。英国的国际投资头寸表中有一部分假负债、真资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际投资头寸表中也有同样的问题。

（2）英国的经济严重依赖服务业，在英国的股票权重指数中，服务业占比60%以上（见表4-7）。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的旅游等服务业需求急剧下滑，在金融资本大进大出的环境下，负债经营的英镑能不能逃过这一劫还很难说。

国际金融资本对美国的影响

表3-1是1960—2019年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经常项目：2000—2019年，美国商品贸易收支和服务贸易收支逆差累计10.88万亿美元；初次收入流入累计13.57万亿美元，初次收入流出累计10.72万亿美元，初次收入净流入累计2.85万亿美元；二次收入净流出累计1.84万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累计10.07万亿美元。

金融项目：直接投资流入累计5.47万亿美元，直接投资流出累计5.69万亿美元，净流出累计2177.6亿美元；间接投资流入（股票、债券）累计11.73万亿美元，间接投资流出（股票、债券）累计4.54万亿美元；其他投资流入（存款类）累计3.94万亿美元，其他投资流出（存款类）累计1.28万亿美元。

有比较才能鉴别。英国、美国都是逆差国，金融项目都大进大出，但美国经营国际金融资产的水平显然比其他国家高出许多。美国的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美国的总负债高达约40.20万亿美元，总资产只有约29.15万亿美元。总负债超出总资产这么多，美国却能实现金融资本投资净收益2.85万亿美元，这足以体现出美国更懂得利用国际金融资本。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国际金融投资有科技创新能力的支持，其投资回报率很高，外国金融资本投资美国证券的回报率远低于美国对外的产业投资回报率。所以说，尽管美国是借全世界的钱去做全世界的生意，要付出高额利润回报，但美国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还是交出了不错的答卷。然而，美国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系于约40.20万亿美元的总负债资金链。对资不抵债的美国来说，一旦资金链断裂，看上去美好的资本盈利模式都土崩瓦解。

国际金融资本对德国的影响

关于德国的顺差困局，笔者在前文中已经做了论述。这里对德国两大银行的经营状况再稍加分析，看看恪守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自由浮动“政治正确”的德国正在面对怎样的顺差困局。

观察表4-8、表4-9，从德国两大银行的财务数据可以发现德国的银行陷入了困境。2008年，欧洲银行还没有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南欧国家主权债务评级下调；2010年，南欧国家主权债券利率上升，银行出现经营危机，百姓将储蓄转存到德国的金融机构中。储户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德国金融机构的经营路线如图4-2所示。

德国银行业的经营以追逐利润为目标，银行扩表、缩表，大赢大亏。德意志银行在2011年盈利约41.32亿欧元，在2015年亏损约67.94亿欧元。德意志银行的亏损还远没有结束，2019年继续亏损约53.90亿欧元。德国这个制造业强国在金融领域却成了“失败者”。究其根本，德国银行业不过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牺牲品。

美国对外总负债约40.20万亿美元，外资在美国的总债权相当于美国GDP的188%。欧元区对外总负债约27万亿欧元，外资在欧元区的总债权相当于欧元区GDP的226%，欧元区金融市场中外国资本的GDP占比竟然比美国还高。统一的欧元整合了欧洲的产业链，扩大了中小企业的市场空间，提高了欧元区产品的全球竞争力。但欧元区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金融优势，推动改善欧洲东南部国家的经济，并把欧洲整体经济打造得更加强大；而是任由金融资本无序流动，不断扩大金融投机的规模，加上长期的零利率政策，结果就是欧洲的大银行挣扎求存，银行股价估值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

2008年金融危机后，除了全球经济的需求旺盛、亚洲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助力了美元脱危之外，紧随其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帮了美元的忙。当时欧洲的金融避险资金流入美元，帮助稳定了美元汇率。之后，欧洲央行一直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持续挤压欧元流向美元，进一步促使欧元与美元融为一体，二者联手的结果就是欧元成了美元的“影子货币”。一旦美元发生支付能力危机，已经陷入困境的欧元区银行会率先倒下。可悲的是，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货币危机，欧洲金融机构并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金融资本有管理的流动才是正道

上述五个经济体中，美国、英国持续从欧洲和新兴经济体吸收流动性，流入美、英两国的国际金融资本填了两国的逆差窟窿，转变为它们的消费债。这些消费债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癌细胞”。继续供养美、英的消费债，经济全球化就无法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巴西和德国都是受害者；澳大利亚则逃离了国际金融资本的陷阱，建立了可以自我掌控的金融体系。澳大利亚的经济从高汇率波动、高利率、高通货膨胀率、高税收这“四高”的“亚健康状态”，到逐步实现通货和利率的稳定，进而保持澳元汇率基本稳定，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笔者相信，如果巴西选择与全球离岸央行通力合作，全球离岸央行可以帮助巴西走出困境，为其量身打造一个与澳大利亚相似的金融环境。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有可能的。

简单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都会面对各自不同的经济问题。在多边金融、贸易体系下，无法找到一个简单的、普遍适用的模式来解决所有国家的经济问题。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国际金融资本不受控制的自由流动，就是简单的、没有对症下药的模式。过去50年的实践足以证明，这个模式已经失败。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对症下药、一人一方，对于未来的全球离岸央行，其全球经济治理方案也要做到一国一方才行。全球离岸央行必须与各国政府协调合作，为各国量身定制金融治理方案，其核心就是，对大进大出的金融资本流动进行引导和管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由全球离岸央行来掌控全球外汇储备。只有把全球外汇储备吸纳到外汇储备国联合管理的全球离岸央行，才能确保全球外汇储备流向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真正支持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大量用于金融套利，制造金融泡沫。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只有在国际金融资本掀起的惊涛骇浪中放置一根“定海神针”，才能实现金融资本有管理的流动。

5. 相对稳定的汇率是各国政府不懈的追求

汇率波动可预期

美元主导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美国的企业享受了本币贸易、本币信贷、全球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等众多好处，其他国家却深受汇率波动之苦。在欧元发行之前，欧洲各国都深受汇率波动的困扰，也一直在寻求建立稳定汇率的机制。欧元发行之前，德国的贸易呈现基本平衡的状态，有顺差的时候，也有逆差的时候；而今天，德国已是全球最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国。截至2019年年末，德国经常项目顺差2.75万亿欧元，相当于2019年德国GDP 3.44万亿欧元的79.94%。欧元区整体也从贸易逆差转变为顺差2万亿欧元。由此可见，统一的欧元大大提升了欧元区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汇率稳定对一国经济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汇率稳，利率和通货就稳。全球投资的最大风险是汇率风险，稳定的汇率有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稳定的汇率对经济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从2000年1月至201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简称“8·11汇改”），美元兑人民币贬值25%。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每年稳定微升，但因为汇率估值趋势稳定，企业的汇率波动风险是可预期的，这对推动中国进出口迅猛增长非常有益。稳定的汇率是中国打造“世界工厂”的重要外部条件之一，汇率波动可预期对国际贸易有促进作用。笔者认为，自由浮动汇率不是简单的汇率涨跌问题，人民币国际化不能简单地效仿美元搞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美国企业用本币结算，不承担汇率波动的风险。而对于其他国家的企业而言，汇率大幅波动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所以笔者认为，稳定的汇率才应是各国不懈的追求（图4-3、图4-4）。

“欧元之父”蒙代尔给欧元留下了“不可能三角”中破坏力最大的一角

稳定的汇率对经济的好处有很多。一些国家希望通过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实现汇率稳定，挂钩失败的故事又催生了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名词，如“三元悖论”（又称“三难选择”）等。“三元悖论”是指一国不能同时实现以下三个目标：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货币政策独立，即“不可能三角”（见图4-5）。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被誉为“欧元之父”，他推动欧元区实现了货币统一，构建了“不可能三角”的理论基础。在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货币政策独立的三角形中，欧元选择裁掉了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却保留了资本自由流动。而资本自由流动给欧元及全球金融稳定带来了冲击。

统一的欧元也无法化解欧元区各国的竞争力不均衡造成的贸易失衡问题。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但欧元区各国的财政独立，贸易失衡问题无法通过财政转移解决，在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的约束下，贸易失衡必须依靠金融资本的债务转移来弥补，因此，欧元并没有解决国家间的结算难题。然而，失去了固定汇率这个工具，就无法通过汇率的调节来缓解贸易失衡。统一的欧元使欧洲各国摆脱了汇率无序波动之苦，但取而代之的是难以修复的贸易失衡之痛。

新货币体系如何破解“三元悖论”

从理论上讲，设计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初衷是通过市场为汇率定价反映一国产品的竞争力，并通过汇率的涨跌来反向调节一国产品的竞争力，推动其实现贸易再平衡。但在实践过程中，汇率的波动不仅不利于实现贸易再平衡，而且牺牲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稳定。虽然自由浮动的汇率可能伤害经济的稳定，但完全失去调节作用的固定汇率无法反映一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真实竞争力。于是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新货币体系如何既能保持汇率稳定，又能去除固定汇率存在的弊端？

在实践过程中，“三元悖论”最大的问题是资本自由流动。国际金融资本追求套利交易，资本最大的套利工具是利差。资本套利的动能会冲击一国的独立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各国想要稳定本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就必须追随美国的利率政策，因此，汇率挂钩等于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政策。

在新货币体系中，全球离岸央行实行宏观规划指导下的、有管理的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可以解决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问题。全球离岸货币与各协议成员国货币之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样既保留了汇率对产品竞争力的调节作用，又保留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差异性，也就有效地解决了“三元悖论”。

用一系列经济指标编制稳定汇率指数

汇率可以反映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只是由汇率决定的。全球离岸央行实行有管理的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只是解决了金融资本自由流动这一个问题，其他经济要素的改进，还需要各国良好的财经政策配合，改善各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过去40年中，一些新兴经济体追求汇率稳定却不得要领，除了受本国经济问题的影响之外，美元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是造成各国汇率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元奉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全球离岸货币的使命与美元完全不同。全球离岸央行与新兴经济体追求汇率稳定的目标是一致的。在这个共同目标下，全球离岸央行可以根据各国的具体经济问题，开出有针对性的经济改革“药方”，并提出改革目标，帮助其稳定汇率。

全球离岸央行可以与各国一起制定经济约束机制，设定一个稳定汇率的经济管理目标，编制稳定汇率指数，这个指数包含工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贸易逆差的改善等。只要各国努力追求这些目标，全球离岸央行就可以帮助其稳定汇率。初期，全球离岸央行可以选一个遭受汇率波动打击较严重的国家试点，一旦试点成功，全球离岸货币就可以在新兴经济体中获得“通行证”。

与全球离岸货币汇率挂钩的条件是综合经济指数要达标

全球离岸央行鼓励各经济体的货币与全球离岸货币汇率挂钩，但这种挂钩是有前提的，就是要满足一系列可量化的经济指标要求，以及根据这些指标制定的综合经济指数要求。在这个前提下，全球离岸央行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各国稳定汇率。一旦某国的综合经济指数偏离了经济基本面，汇率就要调整。全球离岸货币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既能帮助各国实现汇率的相对稳定，又能避免统一货币带来的问题，还能消除固定汇率的弊端。新货币体系将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姿态，帮助新兴经济体扫除汇率波动的阴霾。

新货币体系要能及早地发现国际金融安全的隐患，用综合调理的方法保证国际金融体系健康发展，为国际贸易提供稳定的金融支持。追求国际金融稳定是全球离岸央行的职责，相信未来的全球离岸央行能胜任这一使命。

6. 全球离岸货币与全球经济规划

全球离岸货币的宗旨是建立金融与产业协调发展的牢固纽带

美国的债务问题、欧元区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阻碍了经济全球化前进的脚步。如今，美国民粹主义盛行，在此背景下，经济全球化要继续前行，不仅要解决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持续的问题，还要解决一系列其他问题，特别是全球产业链的合作高度组织化与国际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之间的矛盾。新货币体系的目标是建立产业和金融之间有管理的、稳定的纽带，全球离岸货币的宗旨是为全球经济良性发展服务。

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金融服务必须与经济发展规划相匹配，只有这样，国际金融体系才能配合各国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并为产业发展提供协调一致的金融支持，从而更有目的性地推动金融投资，使金融生态更加健康。只有健康的金融生态才能促进金融资本流入实体经济，稳定汇率。汇率稳定了，利率和通货率就稳定了。国家金融环境稳定了，金融资本的投入才能得到稳定回报。稳定的金融环境才是金融资本的逐利天堂。也只有稳定的金融环境，才能有助于扭转顺差国和逆差国双输的局面，实现共赢。

全球离岸央行如何帮助新兴经济体稳定汇率

目前，全球仍然有12个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些国家有约8800万人口，能产生约2万亿美元的GDP；有50个国家的货币与欧元挂钩，这些国家有约1.6亿人口，能产生约5.3万亿美元的GDP。[1]可见，稳定汇率是稳定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逆差国发展实体经济、逐步实现贸易再平衡的保障。

要稳定汇率就要稳定国际收支恒等式的两边——经常项目和金融项目。一方面，要增加产业投资、调整产业结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来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改善经常项目余额；另一方面，还要稳定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入，使金融资本不再大进大出。国际金融资本进行产业投资，就稳定了经常项目和金融项目。全球离岸央行要配合各国政府制定全面的产业政策，并且用配套的金融工具支持这些产业政策落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逆差国稳定汇率，进而推动新兴经济体增加出口，逐步实现贸易再平衡。帮助全球离岸央行成员国逐步实现贸易再平衡，是全球离岸货币的金融安全保障，也是全球离岸央行得到长期稳定回报的根基。

全球离岸央行将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定海神针”

多边贸易体系下的全球产业链需要高效稳定的国际金融服务体系支持。笔者在前文中详细地阐述了全球外汇储备才是全球离岸金融资产的“总水源”。只有对源头进行有效管理，金融资本的流动才能为各国金融体系稳定服务。各国金融体系稳定了，国际金融体系才能稳定。有了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欧美大银行的盈利状况也会大大改善，进而推动国际金融服务产业的良性发展。

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是金融机构实现稳定盈利的基础

无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是金融机构实现盈利的大敌，而欧美金融机构一旦失去了稳定盈利的能力，国际金融体系也无法正常运转。全球离岸央行以追求金融稳定为目标，因为只有稳定的金融环境，才能给全球离岸央行的股东们带来长期稳定的金融回报，所以“共赢”绝不是一个口号，而是盈利的保证。实现全球产业链共赢，就必须打造与之配套的国际金融服务产业链共赢体系。全球离岸央行不仅不会取代大银行，反而会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龙头，改变“群龙无首”的状态，带头建立健康高效的国际金融服务产业链，推动银行贷款为各国产业发展服务，这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各大金融机构能够健康稳定发展。明确的产业政策指导和产业龙头引领效应，可以帮助大银行提升盈利能力，而不会削弱这些大银行的金融力量。因此，未来的全球离岸央行与现在的欧美大银行不是零和的竞争关系，而是良性互动的金融共同体。只有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稳定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蛋糕”才能做大，国际金融服务产业的“蛋糕”也才能跟着做大。只有全球产业链和国际金融服务产业链实现了良性互动，经济全球化才能真正健康稳定地发展。

国际金融体系能否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取决于未来全球离岸央行能否帮助各国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稳定各国经济。我们不禁要问：实现这一目标难吗？其实并不难，但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全球离岸央行有管理的汇率浮动和有管理的金融资本流动必须有制度。这个制度必须有法律背书，法律背书是建立新货币体系的政治保证。

7. 股东国为全球离岸央行的有效运营提供法律背书

新货币体系要成功，全球离岸央行就必须与参与国通力合作。全球离岸央行由全球外汇储备国以股份制形式联合经营，股东国注入本国的外汇储备。在实践中要迈出这一步，必须有各国的法律和国际法律为新货币体系背书。

国家外汇储备的资金来自经常项目顺差，而一国的经常项目是顺差还是逆差是动态的，因此，全球离岸央行的股东也是变动的。这样的设计就是一个激励机制。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受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的约束，在无法实现全球货币统一和财政统一的现实环境下，无法彻底解决贸易失衡带来的结算难题，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有利于国际金融稳定、理论上能够自洽、安全有效的方案，并且这个方案要能够经得起沙盘推演。只有建立尊重国际收支平衡原理、公平合理、行之有效、安全稳定的新货币体系，才能缓解国际贸易失衡带来的结算难题。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新货币体系将成为坚固有效的金融防火墙，保护各国的在岸金融体系，进而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

全球离岸央行只是离岸商业银行，全球离岸货币只是国际贸易和信贷的桥梁货币，其存在的目的只是将美元的国际结算、信贷功能从国际货币体系中剥离出来。未来的全球离岸央行与各参与国的央行之间有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既要保证全球离岸央行能够独立运行，又要保证全球离岸央行能够得到各参与国外汇储备的强有力支持，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形成一整套制度性的保障机制。只有在法律等制度支持下，新货币体系才能真正落地，为经济全球化服务；也只有这样，经济全球化才能真正走向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