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庆节后几天，我到了我们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我带了行李铺盖从火车站坐车到友人徐君家里路过天安门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沐浴在朝晖中。我在车上默默致敬并且默祷道：中华民族站起来了，愿你站站稳，然后前进前进，居于大国之林，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与物质文明，而无称王称霸的野心！人家纸老虎被我们看轻，我们可不要成为绣花枕！
上文说过，我欲进军政大学受教育，因找不到适当介绍人而不能如愿时，尤炳圻兄曾经再三劝我北上，他不但肯让我下榻于他家，甚至肯担负北行旅费，说只要人到了北京总有办法找到介绍人的。我心感他的盛情，但终于只限于心领罢了。因为我尽管认为我父亲说过不止一次的“若要富，走险路”有相当道理，归根到底，我还是同他一样，决不肯走险路的。况且说到究竟，这样的入学受教育，不过为的出路，实际就是投机，如能顺利而行呢，投机也未尝不可，到底无损于人，但若要费尽心机，看尽面孔，那么讲究实惠的我，却三一三十一一算之后，决定不再麻烦人了。好在四本动物连环画好像有二三年可吃，再来几本又不是难事。解放之后，原为出版业中心的上海，宛如大地之春回，已经木欣欣以向荣，教育出版社不过如泉涓涓之始流罢了。我虽非出版业的老将，总算混过三年五载，懂得一些窍门，虽然要我自立门户独力经营，还有几分书生气的我已经亏本倾家，但若为他人作嫁衣裳，则只要工作认真勤恳，总还有碗饭可吃的。
那么我何以又在1950年10月初旬，毅然决然自备旅费悄然北上了呢？而且行前三日，曾有一位本家亲戚特来看我，说他有位旧同事经商发了些财，要办出版社，他想介绍我去做编辑，问我意下如何。我知道这位亲戚向不轻举妄动，他这么说，实际上恐怕已经代我应允了他的旧同事，而且我猜想他还是这家未来出版社的股东呢。我精打细算之下，决定且慢答应，不如脚踏两只船，说道：我车票已经买好，还是去一趟再说吧。如果那家出版社同出版总署有什么要联系的，我可以顺便效劳。这一着棋下得不错，尽管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了，商人之极想结交官场，还不是今仍如昔，不过我是言而有信的，到了北京，当真请人与出版总署副署长为这未来出版社联系了一下，还得到副署长亲笔复信，我挂号寄给了我的亲戚，表示我是的确有些办法的。
我之毅然北上，是有扎实的依靠，不是冒险而去的。约我去北京的是周作人，我相信他不是信口乱说随意约人的。他来信说：开明书店约他译法布尔《昆虫记》全集，他应允了，但与书店说，这工作他一个人力量不够，想请陶某人合作，怎么样？书店说同意，周氏才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研究昆虫几十年如一日，以观察精确闻名世界，达尔文誉为不可几及的观察者，著有《昆虫记》十卷，在1915年才去世，终年九十多岁。鲁迅曾加推荐，与德国的布勒姆并举。这些我是知道的，而且还有一部七拼八凑的日本岩波书店版全集，一本破破旧旧的《本能奇观》英译本。说老实话，日译本没有全部通读过，英译《本能奇观》读是读了不止一次，但仍不十分明白，首先一些虫名就不大明确在我国究竟叫作什么。然而从翻译的好处来看，这机会是不能错过的。法布尔的《昆虫记》在中国我只知道出版过《蜘蛛的故事》一册，就是开明书店出版的，印数相当多，如果全集都有《蜘蛛的故事》那么多，二五一十，三五十五，版税所得，足够我的一生了。书的销路是有把握的，原著享有世界名声，译者周氏也不是无名小卒。
大家知道，周作人是鲁迅二弟，解放前，不，抗日战争前，是京派文坛的太山北斗，散文大师，小品文巨匠。由于抗日战争时出任华北伪教育总署督办，名声一落千丈，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大汉奸被捕，押解南京判有期徒刑十二年。靠了解放军将渡江，国民党政府释放了他和一批未判死刑的汉奸附逆分子。周氏到了上海，上海解放南北通车，他就回到了他家庭所在的人民首都北京。党和政府知道他失节通敌，万万不像他哥哥鲁迅的甘为人民鞠躬尽瘁那种正气浩然，但他无反共的昭彰劣迹，不舞文弄墨反对革命，而且到底还有一些真才实学，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效一些劳出一些力，也就不咎既往，不予惩治了。开明书店之请他译法布尔《昆虫记》，可以说不是偏离党的政策，自作主张标新立异而为之的。在周呢，回北京可以说是想靠拢党和人民政府的一种表现，自然愿尽绵力以报答党和人民并稍赎前愆了。
至于我与周作人的关系，最初原不过一个刊物编者同一位著名作家的关系，但日久年深，关系就仿佛不止于此了。而到底是哪一种关系呢，也实在说不清楚，一定要说的话，可以说于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之外，还带一些乡谊甚至戚谊，但最重要的，还是气质有些相近，环境时势都促令亲近吧。他给我编的刊物写稿，始于我接编后的《论语》。文名《缢女图解》，署名“难知”或“难明”，是讽刺北京大学一女学生自缢身亡之后，学校当局不即收尸，观者云集的恶劣景象。他与林语堂是老朋友，林办《论语》，不会不向他要稿，但说也可怪，林编《论语》，鲁迅倒是写过稿的，周作人却始于我接编之后。此后，林语堂搞《袁中郎集》呀，办《人间世》半月刊呀，周作人的文章都成了重要支柱，到《宇宙风》出，周作人的文章比林语堂的还多，《宇宙风》还出版了他的《瓜豆集》，请他为《日本管窥》一集取名题书名，出版他喜欢的舒白香的《游山日记》，双方关系越来越密和深。《论语》是林语堂所创办，内容有其特色，所谓幽默，实在是对当时政权的冷嘲热讽而已，到杨杏佛被蒋匪帮所暗杀，林语堂退避，不明政局的我阴错阳错地接编，《论语》实际上是由我一手包办，其功其罪，都应由我负责。现在事隔几近半个世纪，《论语》我早一本也没有了，回想起来，说《论语》后来从幽默变成油滑，我顿首承认无辞，老实说林语堂编《论语》是胸有设想的，我却没有，只知道尽可能有几篇所谓幽默文章装装门面。这个，还不失幽默的文章主要有三人，即老舍、老向、何容，三人中实在老舍应该“背榜”，不过因其名气较大，我尊之居首席占上座。后来没办法了，就刊篇把论笑论幽默的文章，为此，连周谷城、徐懋庸的大名也见于《论语》。《论语》诚然越来越硬滑稽了，但如评它为反动刊物，我在主观上，刊物在客观上是不至于的。在我，刊物应怎样幽默，甚至于怎样才算幽默，我并无明确观念，但由它成为一个讽刺蒋匪帮的刊物，我是有此居心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每期必有的姚颖的《京话》。姚颖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王漱芳的夫人，《京话》其实是王的大作，内容是议论朝政，笑骂当时政治的哭笑不得，我迄今忘记不了的是一篇名《居然中委出恩科》的《京话》。《京话》后出单行本，厚厚一册，如有藏者重读之，必有另一种《资治通鉴》的味道可以咀嚼。
《人间世》也是林语堂的大作，编辑多了一个徐訏，但他是作家不是编辑人才。说老实话，《人间世》的实权也操在我手里，例如退还郭沫若的投稿《离骚今译》，就由我一人做主，既未请示于林语堂，亦未和徐訏商量过。当然，《人间世》的内容，大体上是萧规曹随，即按照林语堂创刊时的设计纲要而编。至于《宇宙风》，是我和林的合股刊物，出版一年，他又出国去了，所以更是我大权独揽唯我独尊。（曾有一人撰文说《宇宙风》林语堂本来请他编的，被我抢了去云云，真太那个之极了。）但其功过，我也只能负责到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之际为止。70年代末，上海注释《鲁迅书信集》的人，曾论这三个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粉饰云云。我曾戏问该注者曰：“您看过这三个刊物不曾？”她难乎为情地说：“看过的。”我又说：“那么它们真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粉饰的吗，特别是《宇宙风》？”她有些难乎回答了。我说：“我明白你们之所以这么人云亦云或以讹传讹是无可奈何，因不如此顺口接，是要犯原则性错误的。不过事情要看全面，《宇宙风》撰稿的是些什么人？是郭沫若、沈雁冰、老舍等等进步作家呀，而且像郭沫若，他的文章还多得很呢。你们要骂林语堂，与我无关，他不是我的爹亲娘眷，说实话，我和他最后还是不欢而散呢。骂我，我更不想辩一句，要辩也无地可辩呀。但若说《宇宙风》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粉饰的，那可置为它撰稿的作家如郭老等于何地。不错，《宇宙风》里郭等有文章，周作人、林语堂等也有文章，而且或许多于郭等，又而且郭等文章，不是革命的，但无论如何，总该不列入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粉饰的反动文章之列吧。有空时你们可以去读读当时出版的，现被誉为进步甚至革命的刊物公平论评，它们比《宇宙风》之类革命到多少？我知道鲁迅说过‘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于是乎不能‘费厄泼赖’，然而，也许有人不以为凡是鲁迅之言都是金科玉律呢？而且，也要当心不要端了砖头砸自己的脚，你也许有朝一日要求‘费厄泼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