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政大学改造思想，我求之而不得，同时却有一个任务，我欲推辞而不能，那就是“居民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任务光荣而不艰巨，何以落到我的头上（由办事处指定），我曾猜测，大概由于我虽非劳动人民或工人阶级，在我们这三条弄堂里，却一非地主，二非资本家或资产阶级，三非官僚，四非买办。这个居民委员会既无房子，亦无牌子，委员不论主任，无一文工资，范围只限于三条弄堂。这三条弄堂，前后并排，外观很神气，内部亦富丽，每层有面盆、马桶、浴盆的大卫生设备，二楼甚至有两间，前有花园，占地不小。附近里弄居民，迄今还叫这三条弄堂为“洋房里”。(1)洋房里的确洋气十足，例如每一条弄堂各有七幢房子，门牌是1、3、5、7、9、11、15而无13，一定是由于洋迷信13是不祥之号。三七二十一幢房子，合计起来也不到七十二家房客，有好几幢都是一家独住。我住的第一条，不能说阔气得第一，住户每人所住面积，就是最低级如我家，每人平均也在四平方米以上，像我们的二房东，那就每人至少占十五平方米了。我弄的1号住两家，一姓童一姓万，都是一家英商洋行里相当高级的职员。万君一夫一妻一个孩子，童君孩子三五个。论年龄，童大于万；论职位，似乎万高于童。万说话相当趋时，童就常要戳穿他，说：老万，不要说漂亮话了吧。童的爱人常与姓万的吵架，姓万的退让，有时退无可退了，来个“反唇相讥”，那就火上加油，童爱人就要抢地呼天，吵得不亦乐乎。这时候，我这个居民委员会主任委员只好出而劝架。因此，他们常邀我到他们家谈谈天说说地。记得有一次，万君说他新得好茶叶，知我好喝茶，奉送一中包。现在想想，这也无异于贿赂，尽管居民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毫无权势可言，并无后门可走，但送些小东小西给他，送的人不在乎，受的人总不免对他较有好感，纵不能成事有余，总可免败事有余吧。
这大概不是我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家右邻7号住谈君一家，他是一家国际闻名的烟草公司的高级职员，而且或者本来有钱。他常常和我谈起说他有财产在朝鲜，一定要去香港转赴汉城料理。他家的花园搞得很好，我常凭窗右盼，欣赏那里的绿草如茵的草地，秋天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一两株矮矮小小的枫树（？）。他的母亲也常请我的女儿去他家与她的孙儿女们玩。有一个孙女洋名南锡。在我荣任居民委员会主任委员之前，这位谈君从不曾和我相识的，后来他如愿以偿，到香港去了，再后来母妻子女全家去了，再后来听说南锡姑娘夭亡了。这倒使我颇为悼念，这个女孩子白白胖胖，健健康康，没有什么富家女儿的娇气病态，长大了近乎薛宝钗型而远非林黛玉型的。
我的左邻住着三户人家，一姓朱，男主人是故银行家的少君，在银行做职员。一姓杨，老户主人很朴素，少主人据说为轮船局的科长或课长。除科长或课长少先生外，有几位女儿，有的在外地，有两位在家，二姑娘也很朴素，但很能干，居委会得她出力不少。一与我同姓（但不是同宗，且非同乡），是二房东，原为经租这三条弄堂的一家洋行职员，已告老。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得这所房子应不费事吧，但据他说，是卖了祖传住宅花了好多条金子顶进的，用之于屋总能取之于屋，出租房子除房租之外可能也略收顶金吧，不过未经调查，姑妄言之而已。这家是祖孙三代。老夫妇男的貌甚海派，一副洋行老手样子，妇较和气，但吸纸烟，常听见她高声斥人或谈笑。小夫妇呢，只见妇而少见其夫。她阴凄凄忧郁郁的，从未看见或听得她高声谈笑，甚至低声细语也难得听到。孙辈呢，一男三女，孙儿既系独苗，自然钟爱异常，因而年纪虽然不过十几岁，已经大有纨绔阿飞之风。孙女有三位，长孙女在上海著名教会女学堂读书，名妙乎；次孙女叫小猫，年纪虽比姊姊小不了几岁，却连小学也不叫她进，解放后她有机会进免费夜校之类，也还是我的女儿（和她差不多年龄）给她报名费书费，极力劝她去读才进的；小孙女名咪咪，解放时不到十岁，后来听说到新疆去了，干得很不差。那位难得出现的陶少爷呢，听说是个真少爷，花花公子，年轻时外边有情妇外室，现在则在香港做骑师。有一年他回来了，我只看见他躺在花园草地上作日光浴。后来又回来了，说在车站或轮船码头被逮捕，审查或审讯了一年多无事释放，从此居家不出，但在家里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老的说他是败家子，妻子恨他当年简直抛弃她，儿女对于这样的父亲，自然怨而不爱。据说他连饭也不能与家人同桌吃，常常偷吃荤腥，连吃空了的卤咸蛋壳也大嚼不已。到最后，才到中年，已经衰弱乏力，有一天在后天井蹲着用的马桶上一个倒栽葱，跌得头破血流。邻人看见了，给他搽红药水包扎，一面怪他的家人太漠不关心冷酷无情了，他的小女儿听见了接口说：像他这种国之蛀虫，家之蠹虫，倒是早死了的好。他，大概为了不失儿女之望，不久就死了。后来，这家人家的二老也归天了，与别一里弄的人家对调了房子搬出去了，因为两处的房租此高而彼低，相差悬殊哪。
9号的居民姓姜，主人是洋行买办，有两房妻子，是姊妹俩。姊妹俩不能和平共处，时常吵架。大的儿子不久去了香港，他母亲接着也离开上海。11号有一家姓焦的，是位大学教授，懂少人懂得的一门外语，不与左邻右舍相往来，蓄一犬，甚凶猛，常咬人。15号与大房东的大花园毗连相通，后来住的解放军。解放军真不愧为人民子弟兵，有一年对过11或9号的人家起火，解放军发现了就奋不顾身地救火。
第二条弄堂里的人家，我比较不大熟悉。只知道1号是开琴行的。老主人双目失明了，但仍能听琴音而知坏在什么地方，指导修理。他的老伴有钱而迷信，受人之愚，相信什么道，花了钱捐个什么名义，解放后受管制，后来疯瘫了。盲丈夫出来领取粮票什么的，拿着一根竹竿探路。儿女是有的，可各有各的工作或家务，不能一天到晚照顾老辈呀。每次看到盲老人以竿戳地在路上走，常常想到老年病人之可悲，心为之一酸。但说也奇怪，这位盲老人已经年过八旬，还是健在，他的老伴却失陪了。
第二弄3号是弟兄俩，工商业主，解放后才从外地搬来的，姓黄。妯娌二人，弟妇更和气。她的大儿子与我的大儿子很要好，她的小儿子与我的小儿子小学和中学同学，小学时常来我家偷吃甜酒，居委会开会常借她家客堂应用。后来她们搬走了。到70年代初，这位身体健康性格开朗，丈夫好儿女不错，堪称有福之人的妇人，忽然自杀了！为什么轻生？外人当然不得而知，但与这一事情可能有关。某年月日，她的小儿子去访一友，友人同一些青年朋友在收听美国之音（即敌台）什么的，他也坐了下来。后又来一青年。这个青年后来不知为什么被捕了，坦白从宽，检举立功赎罪，就交代了那次的听敌台。于是一网打尽，黄家小弟弟被叫去审问或查问，接着祸延母亲，她也被传讯。后来说是问题解决了，没有受大累。可不久她就自杀。她的自杀，似非关于经济，亦非为了家庭，到底为的什么？我虽很想知道，但当我的小儿子来沪探亲，她的小儿子闻讯来我家与老同学叙旧时，却总勉强忍住，不便问他，只看看这个从小患心脏病气喘症的少年朋友，成了个失去最亲的亲人母亲的人，不免为之难过。最近听说他已经结了婚，那么有了比母亲更可亲的爱人之后，当可免于孤单了吧。然而他的父亲呢，中年而忽然丧偶，形单影只，岂能免于伤痛耶！
对过5号原为一个姓古的资本家所租。后来成了派出所所址，派出所有了更好的地方乔迁了，成了少年之家。好好的三层房子，少年之家实在用不了多少，一个月也用不了几小时。这位古老板有三房太太，原来知道大太太不能生男育女，即娶二太太，二太太竟也不能传宗接代，立即娶三太太，三太太总算不负众望，生了一子，自己却在解放后按照新《婚姻法》离开儿子他婚了。这家人家有一对老祖宗，都已年逾八旬，却很健朗，我常常凭北窗遥望这对老寿星在客堂前摆弄花草之类，心里不胜羡慕，想我若也能够这样，岂不幸福，但当他们家搬出时，这两高寿星好像已经不见，却未见办过丧事，他们是苏州人，大概是回原籍终老去了。百岁总无百岁人，即使活到百岁，也还有个终年，倘年迈而昏瞆糊涂，那么纵使活到一千零一岁，又何贵乎？我有一位亲戚老太太，终年九十有四，但在晚年即九十左右时，她就已经连亲生女儿也不认识了，常握着女儿的手问道：你这位太太什么地方来的？有什么贵干，尊姓呀？
5号隔壁是7号，也是独家住。户主是大名鼎鼎的医生富，医生的太太说是华侨，上海最大百货店店东的千金。我们这三条弄堂的住户，要算富医生(2)最配合恰当。男主人汽车出进，与人不相识。女主人虽过中年，还是涂脂抹粉而穿得花红柳绿，说的是粤语或英语，我从北窗望去，夏日傍晚，常见她与儿孙在花园纳凉，其儿与孙也是颇有洋气，能说洋话。那花园呢，又收拾装扮得漂亮美丽，现在虽然早已人去楼空，花园将芜，那棵棕榈树还是笔直挺立，丰姿悦人。古家后来迁走，更后来听说“扫地出门”，一家老小睡地铺了。富太太还曾衣冠不整地到我住的5号来看过她家前佣人汪君。
二弄9号或11号是一家具店老板所住，花园是作场，堆积三夹板五夹板之类。一夜失火，幸先有1弄15号所住解放军奋不顾身地扑灭，又有救火车及时赶到，不曾延烧酿成大祸。我隔弄观火，玻璃窗一片红色，火老鸦四面飞舞。看得有些“津津有味”。生平看过两次火烧，这次是隔弄看，幼年一次是真正的隔岸观火。那是斜对岸堂房叔父家竹园前面临河的一排侧屋火烧，乡下好像没有救火车之类，直烧到屋尽为止。火烧时我的一个以奔跑矫捷灵活著名的堂兄，用地上随手拾起的一块毛石敲火桶盖通知大家有火灾，敲得一只手鲜血淋漓。
第三弄的人家我更生疏了。只知道其中有一姓童的，是当过外交官的，他的爱人常为与租户程姓（原是至亲才租屋给她们的）吵架来找我，因而到过她家，使我惊奇的是她家有书橱，橱里有巨册精装的书。在旧社会，可以说中上人家没有一副麻将牌的是绝无，有书多册的却仅有。三弄另有一银行职员，似乎欢喜喝酒，常在路上碰到，和我谈天说地滔滔不绝。另一位是一家大商行的会计，他，我未尝见过，他的爱人却能干异常，为居民委员会尽力不少。另有两位都是烟草公司职员，年纪较大的一位，我本想请他当居委会卫生委员，他也愿意（有好多位是不愿意屈就由我硬拉的），谁知办事处通不过，因为说他当过从前租界巡捕房的义务警察。当时我不明此中道理，心想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已无租界巡捕房，他又是义务警察，现在又不当了，何必计较，我心里这样想，嘴上就这样说了，办事处的同志听了，笑笑摇摇头，终于通不过。我于是乎佩服不咎既往和去者不可谏来者犹不追。另一位姓马，年轻，教会大学毕业生，到我家来看见我架上有一本讲化学故事的书，不由分说拿下来借了去，说一星期保证看完奉还。后来十个星期也不来还，我索还不止五次，总算还了我，有些悻悻然，还时将书在我桌上一摔，说还了你的宝书。我打开一看，承他帮忙，在较僻的英文字旁都查过英汉字典注了汉字。从此，我更知道人心不同如其面也，我是不向人家借书的，因我看书不是一看到底，而是看几页放下，从此也许一年后再看，甚至过了十年不再拿起来看，借人之书必须还，如负重担，非速看不可，这是苦事。因此我非不得已不向人借书，谁知道，有人借书，竟能视若己有，竟会久借不归呢？三弄另一位姓郑，是大房东的乘龙快婿，住的房子系爱人妆奁之一，装修特别讲究。家中人口稀少，与一弄童、万、谈三君似是素识，常在他家谈天。有一次我也在座，谈起早点，郑君说庙弄口有一油豆腐线粉摊，其物真个价廉而美。我平常常常不吃早点去上班，因为素来懒于早起，做点心买点心都来不大及。现在听说有此点心，第二天姑去一试，哈，果然名不虚传！五分粢饭加半根油条，五分油豆腐线粉（本来还有豆腐干，我不爱吃而以油豆腐代之），吃得饱而落胃，从此每天必去吃，直吃到公私合营，不见了此摊为止。这摊是夫妻老婆摊，男的挖粢饭，女的撩线粉油豆腐。男的多说多话，常有牢骚，女的却沉默寡言，时常瞪男的一眼。她有女孩子多名，说共六名，常见阿五阿六来向妈妈要点心钱，她总给她们一二角，有时多至三四角，因为阿六头常说阿姐也要吃点心啰。我给她一算，一个月孩子的早点也非十元不可，不要说六人学费和衣食了。这足见这个摊赚钱不少（她们不像是地主、资本家），男的还发什么牢骚呢？我曾对他说过，他说：先生你不知道，我们的配给糯米越来越少，生意就要越来越少，如果以少量糯米蒸与以前一样的粢饭，这粢饭就不好吃；还有，烧汤的海蜒和线粉也减少了呢。我还是劝他不要哗啦哗啦，说你生活总有保障，孩子一年一年大了，负担以后逐渐少了，还不是后福无穷。至于粢饭，我是无论如何不好吃也一定来吃的。到1956年各行各业公私大合营，这摊不见迄今，我也想再吃油豆腐线粉而不得，附近虽有食堂二三家，均无此物出售。有一次一位亲戚听我讲得馋涎欲滴，专程为我到曹家渡那边买来一碗，可惜加了辣油，非加不可，我现在稍吃辣油却咳嗽不止，同时看那线粉又是粗线条的，只得放弃不吃了，虽然呷了一小口，觉得味道还是好的。
解放初期的居民委员会的中心任务到底是什么，我是不大清楚的。当时主要是劝解吵嘴，清洁卫生，十一、八一、七一、六一、五一、三八各节搞些宣传或庆祝活动。政治方面，四类分子这个名称还没有，群众专政也不强调，镇压反革命是进行了，我们三条弄堂里却只有一人大概算是一分子。他姓方，就与我同住一宅。本来住的他父亲，他是一家小银行的行长，已经退职，还是某地主，有妾一人服侍他的生活。老先生不买书而爱看书，向我借阅了《知不足斋丛书》和《续知不足斋丛书》，戴着老花眼镜，坐在藤椅里，手执线装的《知不足斋丛书》一卷而读之，看他则有些悠哉游哉。他有子两，大儿子说在警察局，小儿子才大学毕业待业，成天在二楼二房东小姐的妆台边。不久老方先生去世了，搬来在公安局的小方先生夫妇。(3)两位都其貌严峻望之可畏。男的沉默寡言笑，女的却有些能言善辩。前者装穷，后者摆阔，对于老先生的遗妾都疾言厉色相对待。镇压反革命时小方先生被判管制。开会宣布那一天，我是到会的，不能不到啰，居民到者寥寥。宣布的罪状是军统特务，姑念在职时没有什么血债，也无多大劣迹，从宽处理，管制三年。宣判后他好像无所谓，坐在藤椅上看看报纸，简直居家纳福似的。不过逢时逢节，叫我通知他一下，不要出去罢了。后来又叫他自食其力一下，他去花园外的人行道上摆了一个手帕摊，那不过表示表示罢了。晚出而早归，不做一文钱生意也没什么。但后来却祸不单行，连续出了两件事。一件是有位机关人员看中他所住的屋子，示意他搬走。他当然唯唯从命，他爱人也不抗命，只要调到适当房子。可是调给他们的不是小得像鸽棚，就是黑得像暗牢。男的无可奈何，女的却据理力争，说他是反革命分子，由得你们叫他长叫他短，我可是人民，不能任你们摆布。男的几次被叫去训话教育，有一次他急了，叫起主席呀主席来。一波未了一波未平，他们有一个亭子间空着，给了一个亲戚住，亲戚是女的，老方先生的外甥女，从小父母双亡，寄食舅父家，身份像婢仆。现在早已结婚，男的工厂会计，生有一男一女，生活不错，可以说是解放后的翻身灰姑娘。一次与表嫂吵嘴，气得表嫂哭天哭地，表兄以为夫人受了委屈，习惯于昔日对付孤苦伶仃的表妹的威风，一言不合，竟然打了她一拳或一记耳光。这位表妹今非昔比，立即哭诉派出所。嘿！管制分子打居民，太不像话，立刻传去，大训一顿。但亦到此为止，并未严惩不贷。不久又有一次肃反，他深夜被捕，重新审判，判了十年徒刑。判刑之后被送往安徽劳动改造，刑期未满，保外就医回家。原来他在劳改农场中暑死去，抢救过来，距死去（实际是昏去吧）已经一天多了。后来在里弄监督下从事些造砖、清洁卫生劳动时，他常常叹息那次要是一瞑不视，则可以少吃一些苦头了，以当时复苏为恨。不过话虽如此，他的怕晒着夏天的太阳，怕较重的劳动，就是珍惜劳力比谁都甚，不要说视死如归，以死为幸了。我想到这里，深悟贪生怕死似是出于本能，我在前半生所看到的常玉清和几年后将看到的王寿根的贪生表现，都是典型的。
我们5号除了这小方先生家之外，就是我和二房东汪师母(4)了。她戴着一副银丝边眼镜，一副吃教相，大概是基督徒，还在教会医院里受过当护士什么的训练。外貌忠厚，内心可凶狠呢。我初搬来时汪先生还在世。他比较忠厚，例如在讲租金时，女的问我有小孩没有，有几个，几岁了，我据实以告，她就说“这可不成了”时，在旁听着的先生却接口道：有小孩没什么关系，只要不吵不闹就是了。有了小孩不能租房子，没有的道理。他五十岁左右，无业，患心脏病，天天上午在客堂的北窗下用毛笔写大楷。原来住在沪北，在那边有房地产出租，日本侵沪，他逃难沪西，说租这幢房子时花园里一片荒芜，草长及膝，费了一番功夫才收拾修整好出租。出租余屋，在当时是个一本多利的好生意。整幢房子租金不过百元，他到租户只剩我和方君时，租金所得，付租费有余，在二楼大间也出租时，他可以坐得百多元而白住两间房子。
他有三位千金，大小姐已结婚，丈夫说是美国留学生，浮头滑脑轻嘴薄舌，没有职业，她本人不曾受过多少教育。二小姐是大学经济学士，在救济总署工作，一个父是英国人母为中国人中西结合的三十来岁的洋行职员是她的未婚夫，这人名叫皮尔，比大女婿朴实得多，很愿助人，例如他如在路上碰见你拿着较重的东西，就会自动过来，说我给你拿吧。三小姐面貌很不漂亮，但装束入时，又会搔首弄姿，追求者一个继一个，最后一个姓薛(5)，在一家机械厂工作，又长又大，未毕业的大学生，解放后自学俄文，成绩出色，翻译东欧国家作家的小说，译得着实不错。三反五反时被当作老虎打，他说我原是猫，要当作老虎打，随便，反正我不贪不污，无所畏惧，只顾同人下象棋。后来无事放回，但不再去工作，婚后生了一子一女，后来携眷北上，更后来，听说到内蒙教书去了，隔了二十年，听说已经自杀。他父亲是矿厂工程师，矿罢工时，一口气喝了汾酒死去。有弟或妹在海外，老母曾经接来住汪家余屋一个亭子间，手头很有些积蓄，初时媳妇很是孝顺，后来可不敬了，终于患胃出血为庸医所误而死去。薛君的在内蒙自杀，大概也是迫不得已死于非命的。
(1) 这三条弄堂为胶州路125、149、175弄。作者旧居为胶州路125弄5号。
(2) 富医生，指富文寿。富文寿（1901-1971），浙江海盐人。著名儿科专家，早年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沪行医，参与创办上海儿童医院。夫人郭宝珠为上海永安公司经理郭标之女。所居为胶州路149弄7号。
(3) 手稿原文如此。作者在手稿里有意变换了一些邻居和同事的名字。据作者家属说，小方先生的真名叫袁伦立。袁伦立曾任戴笠之子的英文教师。
(4) 据作者家属说，汪师母的真名叫王杨恩美。
(5) 据作者家属说，这位大学生的真名叫金锡嘏，是金岳霖的侄子。下文说其死于自杀，并非如此。金锡嘏译有《马尔达》（波兰奥若什科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6月版）、《莱蒙特短篇小说集》（与施子仁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