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与周作人的关系，直到某年月日（忘记了只能以某代之，非讳言也不点名也），限于通讯而已。不过现在回想，我们的通讯早已有些“越轨”，记得还在抗日战争之前，有天接到他一封信，说以后拙作稿费，不要再送舍弟云云。原来他在我刊写稿的稿费，一向送与他介弟代收，为他作沪杭购旧书之费。忽然不送，其故何在，他信上写得明明白白，惜乎我记性不好，全忘记了。只记得他是可以含糊过去不道其详的。
却说某年月日，听说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应江苏教育厅长袁殊之邀，将来苏州拜章太炎先生之墓，我得讯已在他到苏州的隔日，与友人柳君匆匆赶夜车赴苏，到时已午夜，阊门旅馆说均已客满，我们大有露宿街头之虞。穷则变，变则通，我耍了生平第一次无赖：在一家旅馆的账房间一坐，说：“好吧，让我们在这里坐到天亮吧。”话才说完，账房先生立刻接口说道：“我来给你们想想法子看。”
第二天午前，列车到达苏州站，小八字胡子相貌像其兄与弟但比较清秀些的周作人和一些人下车来，代表袁氏的好像是以累月不理发闻名的汪馥泉，后来坐车到木渎，在石家饭店午饭。这家饭店有过达官贵人如于右任等光临吃过，有什么鲃肺汤、豆腐羹等名菜。饭后周作人应店主人之请，大字写诗一首，似为和于右任已有之诗的，诗曰：
多谢石家豆腐羹，得尝南味慰离情。我乡亦有姒家菜，禹庙开时归未成。
第二天我们回上海了，柳君坚邀周氏到上海一行，他无论如何不肯。这次苏州之行，后来他写过一篇文章，收在抗战期间的一个集子《苦口甘口》中。
从通信到见面，彼此的关系当然更密切了一些，通信也更频繁了，其中有几封信是颇有意义的，惜乎已在60年代中后期，全部胆战心惊地偷偷撕毁，偷偷去塞在附近废品回收站的大堆废纸中。其中有两封是谈及鲁迅北京藏书出售事情的。当时上海纷传鲁迅在北京的藏书，已由朱氏夫人出售，几位鲁迅专家大为气愤，听说要派某君赴京调查云云。我写了一封问周作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回信记得说：书是卖掉一些的，但都是陈年旧杂志，有价值之书一本也未出售。后来他来一信，说：上海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也来信问这事情，我不予答复，这是我们的事情，用不着他一个外国人来管闲账也。关于鲁迅北京藏书出售事情，上海真个派了人去询问，后来由此有一珍闻纷传，说是代表到了周宅，向朱夫人询问鲁迅遗书，她回答道：你们倒很关心鲁迅遗书，可知鲁迅还有一个遗孀，能否也承你们关心一下？据说她的这几句话，系出于周作人的教导。真相如何，我曾想写信去问个究竟，但一想无论是真是假，他不一定会回答。从他的不复内山的信和一些来信内容看来，他这个人外柔内刚，太不知趣是要讨没趣的。
鲁迅与朱氏的关系，人尽知之。周作人从南京监狱出来在上海寄居尤寓时，我曾问起过朱氏的人相怎样。他说，她人倒并不特别难看，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异常神气。对于鲁迅的婚姻问题，我有一个怪看法，认为这是鲁迅之不幸也是鲁迅之大幸。不过我的看法无凭无据，我到底不是弗洛伊德，总以免开尊口免吃耳光为妥。
抗日战争胜利了，北京上海过了一些日子，逮捕大汉小奸，周作人却还在逛琉璃厂（据不知哪里来的一页周氏日记），最后当然被捕，押解南京，法庭审判，判以有期徒刑十二年或十五年。这刑期不能说判重了。当时报纸记载，说开庭时周的辩护律师呈上胡适证明书，说周作人保全北京大学有功云云。法官问是吗，周细声细气地答云义不容辞理所应尔，不足居功云云。他在老虎桥时我在提篮桥，有一相识的报馆记者去监狱访他，他写了一首诗给他，这首诗后来转给了我，纸甚劣，字很潦草憔悴，原稿被抄去了，只记得四分之三的诗句，为：“……卖却黄牛入若耶。誓愿不随年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1)诗言志。抗日战争初起时，周作人在北京，我在香港，曾经接到过他的两次信件，一次是几册日文高等数学书，托我转寄西北大学他的一个至亲。一次是一封信，信内有答胡适的一首白话诗，末句记得是“老僧得见居士面”。原来胡适在海外写信勉周勿遗臭，周只答以设不危害同胞。那首诗稿给一位做酱油生意的旅港同乡要了去。周在老虎桥时，还托我买过一本美国现代文库版的《天方夜谈》即《一千零一夜》。而给他买来寄去的一本，偏偏有若干页订错了的。
对于周作人的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若以君子之心度之，未尝不可以相信他自譬的舍身饲饿虎，牺牲一己保全了别一些人、一些文物。不过事实恐怕没有这样冠冕，即使最持平论之，也可以说他之不肯在可走之时走出北京，无非是贪图舒适怕辛苦流离，或者据他估计，中日问题会得和平解决，不至于真的大打起来。谁知道事与愿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全国抗战，于是乎贪小而失大，安居北京的一点享受，抵不过南京老虎桥的铁窗风味。不过话也难说，周作人这个人自有他的一功，在缧绁之中能以读《天方夜谈》消遣，可见他自有遣愁解忧之道，虽然他到底是否胸无挂碍地看《一千零一夜》，有谁知之。不过当他在尤寓寄居时还能在北四川路地摊上购一旧书《塞尔彭自然史》赠人，终究表现他有些修养之功。
他到上海是食宿于尤炳圻君家的，住在一楼上，夏天赤膊而坐，有人来访披上一件白布短衫，挥芭蕉扇以驱热。尤君家是大家庭，供养这位先生是否阖第欢迎，颇成疑问。但看他的样子，即像怡然自得。这原也无可奈何的事，不怡然而勃然或喟然又有什么用？困难总须克服，人总要生活下去，那么与其勃然或喟然，的确不如怡然或欣然为妙。在这期间，我是他的访客之一，而且去的次数较多，又是最哗啦哗啦童言无忌的人。有一次我问他看见过毛主席没有，他点点头，问他毛主席给他什么印象，他说是没有印象的印象。他说当时来访的人，多少各有特点，譬如说有的多说多话像你，有的不声不响像他，有的架着腿摇晃，有的在书架上乱抽书。毛主席可一些没有特殊的动作说话留给你他怎样怎样的一个印象。
在闲谈中，我和他大谈过翻译问题。他也是主张直译的，我则不以为然。我说翻译而不意译（即译原文之意）还翻译什么。如一定要讲直译，那么“牛奶路”才是最正确的译法，为什么要译“银河”？难道milk是“银”，way是“河”吗？又如听说主直译者认为林琴南译“拂袖而起”是错误的，西人袖窄怎能拂之？然而我读鲁迅译《死魂灵》中有“贱内”字样，查原文不论俄德日英文都既不“贱”亦无“内”，那不是同“拂袖而起”同样是意译吗？他听了只微笑笑，却不同我争论，实际他是以我言为河汉，甚至暗笑幼稚的。后来我看到他的一篇论翻译的文章，依然主张直译的，解放后他译《伊索寓言》、希腊悲剧，正是直译的实践。
有一次与他谈到他们的母亲鲁老太太之丧，我说当时北京的讣闻上没有许景宋夫人名氏是不当的。他说，原是呀，当时也曾考虑到，实在难办，因为如与朱氏并列，不是使鲁迅犯了重婚罪吗？我说，为什么不写“学生许景宋”呢？他听了大笑。我这样说是有出典的。有一次他谈到鲁老太太还在世时，许夫人写过一封信给他，问太师母生活情况如何，经济情形怎样。他说，这是许女士的好意，但使我颇难回答，因此只好不答，她大概生气了。但你想，太师母的生活，理应由我先生负责，现在竟劳她这个学生来问询，那置我这个是太师母的儿子的老师于何地呢？鲁老太太的讣闻，北京发的人人有名，独缺许夫人，上海继发，则只有周建人、海婴和许广平了。谁是谁非，清官难断家务事，即使你是清官，也何必管人家务呢？
有一次一位辛君(2)忽然问起鲁迅同他失和到底是什么原因时，他的面色突然显得异乎寻常的严峻，低声而坚定地说这是拿鲁迅××了。××这两个字我没听清楚，不能胡说，总之他们的失和，谁也不知其详，当时郁达夫在北京，鲁迅逝世后他写《回忆鲁迅》也只说闻张凤举他们说弟兄失和了，他们几位都是好人云云。
到尤寓来访周作人的，记得还有谢刚主、王古鲁。谢君好像在南市有家，记得曾有一次去他家讨扰过一番。王古鲁则每来必皱眉苦脸，为了与其夫人吵嘴。听说当初他们的婚事是周作人做的媒人，所以吵架时常找他息事。
此外看他的，听说有李小峰、沈尹默和胡适之，各送了他几枚或十几枚银元。上海解放前夕，据说胡适飞出北京来到上海，寓徐家汇藏书楼，曾劝周作人离沪出国到香港去，他保证可以介绍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什么的位置。我问他去不去，他摇摇头。我说的确去不得，当初在敌军铁蹄下不离开北京，现在离开解放了的祖国？他说倒是想接家人来上海住家，不过上海租房子要论金条子，自己连银条也没有，当然休想了。当时怎么也不肯离开北京的他，怎么现在竟想迁家上海了呢？后他回到北京，竟至于一时回不进八道湾，只得住在尤氏北京寓所，可见当时他大概接到过北京家信，知道八道湾房子有了问题吧。
上海解放不久交通恢复，周作人回北京去了。我送别他于尤寓门前，他坐在一辆黄包车上，身穿白布小衫裤，手捏蒲扇，膝上放着一个包裹什么的，面无喜色更无愁容。同行者有尤、王和方纪生。我没有去火车站送行，心头感触不少。想他当初一念之错，为免流离，终于自北京押解南京，过几年铁窗生活，得利失害究何如？现在他不图享受南奔香港而毅然北返，甘冒斧钺的危险（人民政府亦可以重新处理他的汉奸罪），有此善念为根，总可得到善果，祝他一路顺风前途光明！
他回到北京，先在尤氏北京家里住了若干天，才回八道湾故居。经济相当困难，听说他唯一的儿子丰一曾去晓市摆过地摊。这时候唐云旌正办新型小报《亦报》约我写稿，我就为周介绍每天写短文几百字，稿费虽不能说很高，却极有助于周的生活。如以旧眼光看此事，以周作人而为小报写稿，可以说落魄倒霉了，而我这个介绍人是拖人下水似的，该受谴责了。其实现在看来，周作人给《亦报》写稿，不但不是他的日暮途穷，自甘沦落，而是做了一件好事，不无功于文化：他的《亦报》写稿结果所成的《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无论您怎么说，总不愧为屈指可数的研究鲁迅的好资料。
本来嘛，供给研究鲁迅资料的人，现存者周作人实在是最适当的一人。第一，他是鲁迅的胞弟，两人相差只几岁，从鲁迅的幼年到1923年弟兄失和，知鲁迅生平最详的，首推他。第二，知鲁迅，知他的学问，知他的思想，单凭至亲是不够的，必须有相当的学问才识。而这，他是具备的。第三，还必须有一定的品德，否则，很可能拿鲁迅作法宝，为一己谋私利。这个，看他的不忘兄长培养提携的恩义，似乎还不至于。除了《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两书之外，周作人的两篇《关于鲁迅》，恐怕也可以算是有关鲁迅的出色作品，而这，也是我催请他写的。人，总不免于“自称赞，卖灯盏”的，周作人之于研究鲁迅有不小贡献，我实在颇想居其一功。吁，可耻也矣，何其不自量也！
周作人低头三尺地悄悄回到北京之后，居然并不过了多久，就又崭露头角，文化界文艺界老将重臣相继往访，请他译这个翻那个了。有人说这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周氏门生故旧多呀！实在是，我看是党的不咎既往，知已往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以周氏之才与学，只要善用之，是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学艺添砖增瓦的。特别是他从不舞文弄墨反共反社会主义。特别是他不听胡适的劝诱，不图香港的安逸享受而毅然北上。我不明白他当时的考虑打算判断，我想下面这两个信念是促他回京的因素：一是相信党和人民政府是不诛悔改者，明察秋毫，与人为善；一是相信自己不曾杀人放火谋财害民抢公物盗公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善报者得善果，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看周作人的沦陷北京而不出奔，毅然北返而不南去香港的因果得失，可以给人以一大启发！这是英明的政策，周作人果然以余年努力于日本狂言希腊悲剧的翻译了。虽然到最后听说他是饿死于灶间的，但那是奇劫之中的大变故，同命运者太多了。
我到北京，食宿于徐淦家。我和他同是绍兴人，不过他是山阴我乃会稽。徐淦不修边幅，头发好像终年不剪似的，但不如汪馥泉那样“蓬首垢面”。有胆识，没有固定工作就举家自沪迁京，最初他一个人下榻八道湾，榻实在并无，是方桌之类。我去京时他已经全家安居，有房三间，一卧室，一工作室（我就是在这间里搭行军床的），中间算是餐厅吧。徐淦欢喜喝酒，也讲究“过酒坯”。那时候北京水产副食品好像很多，记得有一天有人送来一篮或一筐鲫鱼，在园子里一倒，虽不是鲜蹦活跳的，还不是条条是死鱼。家中有自制醉蟹，下酒妙品。秋深大吃涮羊肉，这可不配我的胃口了。爱人姚钧，真贤内助。子二，还年幼。一个在外面路上吃山芋，为自行车撞倒，山芋入咽喉塞住致命。到京后他陪我到八道湾，初见“苦雨斋”，那似是一幅横额，高高在上，望上去厌小，地位又不在正中，所以像是弃置不用随便搁着的物件，而且这个斋也者，又是一个相当大而高的房间，不像我想象中的斋，所以我怀疑这里不是苦雨斋原来的地方。房间里有一年轻妇人抱孩子进来，孩子伏在她肩上，面对老人，叫声“爷爷”，爷爷曼声问一声“妞妞”或“牛牛”。另有一室是和式的，真是窗明几净，才像书斋样子，另有比它较大的一间侧室，有书架而架上空空如也的。
我们到八道湾进门时，看见有部队驻守，看人要登记。有些知情人写访周丰一，我则始终写访周作人，反正不论你访谁，并没有人留难。不过于是我才明白八道湾11号已非周宅了。这原不足为怪：周以汉奸被捕判刑，逆产依法没收；人民政府在解放北京后当然接收过来，许他家属居住，现在又允他住进去，实在已经宽大得很了。他的老伴是日本人，但我看她在给“娘娘供饭”（即为死去的鲁老太太供斋饭），深感她的汉化和绍兴化的彻底了。周作人对我讲了开明约他译法布尔《昆虫记》的经过后，连带讲了叶圣陶同周建人去看他的情形。他轻声慢讲，不动声色，我听了却很感趣味。末了还不揣冒昧，请他在此晚年与老兄弟释嫌修好为是，回到上海后还写信再三劝他。
“叶先生来看我，”他说，“后面跟着一个人，矮矮小小的，拎着皮包，进屋后在靠角落一坐，不声不响。叶先生没有介绍，这人也不自我介绍，我则以为是叶先生的秘书什么的，也不问是谁。后来叶先生劝我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我说慢慢再说吧，这个人忽然发言，大声说：这怎么可以慢慢！我一听一看，才知道他是建人。”
他对这位弟弟是有意见的，在口头在信上，谈过不止一次，到后来为了一件事情，他给我的信上更表示大为不满。然而对于长兄鲁迅，他却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不敬之词。在上海时，有一位常去访他的金君，冒冒失失地问起鲁迅究竟为什么和他失和，他突然异乎寻常地面孔一板，低声严肃地说了几个字，可惜在旁的我没有听清楚。周氏弟兄不和的原因，迄今谁也不明。连当时正在北京一失和就闻讯得悉了的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作《回忆鲁迅》一文时，也说不出一个究竟。总而言之，在天性仁厚的鲁迅方面，对于这个幼年失了父亲的兄弟，以长兄为父的旧俗吧，对他教之育之，爱之护之，培养之提携之，自始至终，不遗余力。这位兄弟呢，到鲁迅逝世为止，并没有做出不可见人的事情，而且在学术艺文上，确也不负鲁迅的期望，能够出人头地，站得住立得牢。鲁迅对他期望最殷切的，恐怕也就在此。而正因为周作人在文艺上的能够卓然有成，原为兄长的鲁迅，对他更加宽容，例如当作人作五十自寿打油诗引起文坛轩然大波时，鲁迅还勉强同意曹聚仁的所见，承认诗有讽世之意。到后来虽然也以“小摆设”微讽小品文，到底不曾刺以匕首，贯以投枪。周作人呢，也未尝忘恩负义，以怨报德，尽管也曾以大祭器回答小摆设。兄，对于弟之越来越同名流合污，很是失望；弟，对于兄的愈来愈与京华隔绝与老友相离，也大感寂寞。到刘半农去世，鲁迅为人哀悼而大有贬责之词时，他竟有诗叹曰：“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空向刀山长作揖，阿旁牛首太狰狞！”不过归根结底，始终不曾以短兵与鲁迅相接。
不仅此也，周作人到晚年以失节为世人唾骂时，还有乞灵于鲁迅以为自己辩的一举。我没有看过他在香港出版的《知堂回想录》，据一位看过此书的外籍华人我的老朋友L君(3)去年返国见访时谈起，知堂在书中有知我者唯鲁迅耳的说法。这样说法，我看只是聊以遮羞罢了。鲁迅对于他的出任伪华北教育督办，决不会谅解。不过我又假想，当时如鲁迅还在人间，周作人很可能不敢悍然出任伪职。
“费厄泼赖”的话，周作人在政治上是对不起鲁迅的，不过他也可以将功补过：两篇《关于鲁迅》，两册研究鲁迅的资料书《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无论怎么说，对于研究鲁迅是大有贡献的。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关系，说也奇特，我这个形而上学者，竟想说是乃因缘不可究诘。曹聚仁自称乌鸦，表示说话不客套，他实在也相当进步，甚至可说革命。但对正处于四面楚歌的周作人（为自寿诗和晚明小品大受进步革命作家的批评），他竟独排众议，为周作人辩，说他“寄沉痛于悠闲”的好像就是他。解放后曹去香港，周为他有关的报纸撰文。那时候我在安徽山区受劳动教养，详情不得而知。1962年春末夏初我劳教解除得回上海暂住时和他通信，他在一封信上告诉我为港报撰文，说是借此得以购买一些侨汇商店特有的较佳面粉副食品之类。信末说孔子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我老矣而贪得，足见圣人之言不错，否则戒之在得云云岂非无的放矢了吗（大意如此，原信早毁）。同一时期的一封信上，告诉我“老伴已失陪了”，就是他的老爱人已经去世了。那时候很有些为他的晚景悲哀，但是自己连家也归不得，遣送到安徽而回不得上海，又觉得他到底是文坛宿将，有真才实学。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的《鲁迅研究》转载曹聚仁论鲁迅文学之作，说继承鲁迅风格者，是周作人。这是独特的见解，曹聚仁可以说独具慧眼了。）
(1) 原诗其实为两首，题为《渡江》：“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遥剧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东望渐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贪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耶。”
(2) 这是指金性尧。
(3) 这是指柳存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