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之后，我在身体上不感觉什么损伤，精神上呢，表面上也不显得怎样，但实际恐怕是受了伤害的，不过没有请教过精神分析学家，无从证明。最现实的问题是生活问题。这时候我的家正是十口之家。我在狱中两年，虽未请过一位律师（上诉状是一个朋友马叔庸义务效劳的），更说不上行贿法庭，所以没有什么意外花费。但是家里几个人，饭总是要吃的。诚然，我这个汉奸恶名并不是完全白背徒负，储备银行有解散费，太平书局虽被奇袭了，也不是一文不取，尽管说也可怜，不到它所有的二十分或十分之一。不过“莫怪人家怪自家”，谁教我有花堪折不思折的呢！过去两年多，我人不在，眼不见，心不烦，多谢家选节约成性，苦熬苦省，倒也未尝使老小啼饥号寒。但是看到她的憔悴，孩子们的衣衫褴褛，我又年未不惑，又不残废，总得想个办法，谋条生路吧。然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十来年，自编自出版，“自立为王”，不受拘束惯了，又无一技之长，又无高亲贵戚，再想想多年辛苦，一些储蓄化为灰尘，为抗战倾家荡产而结果赢得汉奸恶名，命耶运耶？是我的作孽耶？想来想去，越想越空空茫茫，六神无主。不久，冯和仪介绍我到一个什么地产公司当职员，去了三五天，我就不去了。那公司在一间大房间里，放着几张桌子，坐着几个人，彼此说说空话，讲讲笑话，我惘然枯坐，不搭讪和调，又无事可为，这个无聊啊，有说不出的难受。
后来朱雯介绍我去《正言日报》承印部当襄理或协理。《正言日报》是他的后台吴绍澍的报纸，这报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接收来的，大概接收来的都是正当的，所以朱雯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拿去的太平书局改办了正言出版社。吴绍澍这时候已经失势，报纸办得无声无色，经济困难，连职工工资也发不大出，加上承印部徒有其名，我又不懂印刷，特别是那位三青团年轻经理态度恶劣，我坐了几天冷板凳也又不干了。吴绍澍和我谈过请我到台湾《正言报》或什么报去，我也谢谢。但他要我做过一件事情，有些趣味，不妨记述下来。事情是他对当权的上海当局不甘心而又没有办法，叫我写一封匿名信或化名文章，歌颂上海的汉奸市长周佛海、罗君强的德政，说比现任市长还胜一筹。
另一件事是《正言日报》有书评一栏吧，朱雯编的，曾经叫我代他编过几天，在这一栏里，我写过一篇《一党专政何妨》的文章，评述我译的一本美国一记者写苏联的书。这书的出版者是陶百川。这位党老爷虽然和我同姓，却非同宗，向不认识，素无交往，然而他竟驾临敝寓，请我译书，真可谓不亦怪哉？亦一异也！原来抗战胜利之后，陶百川得了一个大东书局，大概一个大东书局还不足使他大展宏图，就自己办起一个什么书店来，意在无本万利吧。陶百川之有“私房”书店，是路易士(2)来告诉我的，陶百川的光临敝寓，事先就经过路君。路易士是汪伪时期有名的“鱼诗人”，所以有此雅号，是他的诗中有一首写鱼儿走过外白渡桥。鱼诗人在当时仿佛一怪，很穷，好酒，头发仿佛三月不理，面色总有病容，人很长，穿西装。我本来和他不熟，但认识他的一个兄弟路迈，是《中华日报》的编辑，照理夜里才到报馆，不过也偶然日里一来，于是我和他偶然一见，彼此点点头。路迈不像他哥哥的落拓相，西装整洁，面白无须，大概勤刮胡须的吧。
有一天路易士忽然请我到他家里喝酒。我过去只知道他生活贫困，无妻无室，抗战胜利之后他虽然未蒙以文化汉奸罪被捕入狱，但也没有听说他发了劫收财，沾了胜利光，现在忽然邀我喝酒，我倒有点好奇。到了他给我的地址，他家里不见别人，显然他还无妻子儿女。酒是一般，下酒的却不很像样，可以说有酒无肴。酒酣耳热之后，他告诉我这酒和下酒物还是卖去了旧瓶空罐旧报纸什么的才得来的。接着他告诉我他的生活靠编一本字典维持，叫他编的是陶百川。他说陶百川想请人译一两本书，但他知道陶肯出的稿费，凭他编字典所得的经验，一定低得不能再低的。他问我是否愿意翻译。我说我虽不愿和党老爷打交道，但陶百川作为书店主人，又是译的书，我反正闲着，倒愿意一试，只要那书是我愿译的，稿费多少也无所谓。过了几天，陶百川大驾光临了，要译的书有两：一本化学读本之类，一本讲苏联的。前者，我说我不懂化学，不能译；后者，我说且让我先看看内容再决定。结果我译了，出版了，不知道印了五百本还是一千本。内容不用说，大批评苏联的这个不行那个不好，现在还记得的一点，是说苏联表面上说平等，实际等级分明，倒不比美国的将军对小兵反不大讲上下。但在蒋党统治下的我整个看来，一党专政的苏联终比一党训政中的蒋家中国要高明，特别是开头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说贪污腐败的盟兄弟一大批，几亿几亿地白送给他们，实在冤大头做透顶了，明明包括中国这个宝贝盟弟在内。我仿佛“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不但译了，而且出版之后还写了那么一篇书评之类，意思无非是你尽管说苏联千不好万不好，究竟还比你国民党好。
在这时期，原《杂志》编辑之一吴江枫，已名为之英，在《和平日报》工作（《和平》是《扫荡》的新名），经他介绍，认识了《和平日报》经理，他的同乡董茂堂，于是合办了一个期刊《好文章》，转载一些发表过的旧文章，记得其中有一篇孙伏园的《半饱论》，来源忘了。刊物没有销路，只出了一期终刊。(3)三人又合出过书，是我译的一个美国时髦作家的畅销书《怎样除烦恼》，但是我们是不怕烦恼或自有除法的国家，这本书，我又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没拿到一文稿费，反赔了一半左右的纸张印刷费，连卖不出去的所有的书，也偏劳吴君代卖作废纸了。同时我又穷思极想，利用太平书局纸型印了徐一士的《一士谭荟》和瞿兑之的《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个人出版，用名“一家社”，也是蚀本生意，尽管在我看来，这两本书实在可读。
沦陷朋友未罹法网的十有八九，但大都本非旧交，向少往来，只有周黎庵总算老友，还继续见见面，但他本是学法律的，我狱中两年，他虽未青云直上，升官发财，似乎已弃文从商，向企业界方向发展了。同在缧绁之中的柳雨生、梁式，各被徒刑三年，未曾上诉而后我出狱不久，刑满出狱。雨生不久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后随公司迁广州，连同老父和妻子儿女，后又自粤迁港，公司解散，转入学界，后去澳洲，到三十多年后的1981年他回国探亲（继母）才重又见到。他倒似乎比前反而丰腴了些，我却已未老先衰，抱病足不能下楼了。两人相对没有什么话说，虽然他殷勤如昔，我却默默无言，无力多说话，也不想多说话了。
梁式和雨生同时刑满出狱，由他的老搭档，已经在启明书局做编辑的钱公侠介绍进启明工作。杨光政当上了中学教师。
抗战期间在内地，战后回上海仍和我来往的有周新与徐訏。
周新是在苏州相识的，后来他家迁上海，他在光华大学读书，始终往来不断。他是蔡元培先生内侄，家境仿佛不大好。他父亲没有职业，他似未多沾蔡先生的光，大学毕业后，想进商务印书馆未能如愿，但译过一本书经蔡介绍给商务。抗战之前，他译过一本讲军火商的书。很有趣味，书名是我给取的，叫《战争致富史话》，他自费出版，销路不好，我疑心是我给它取坏了书名，假如名为“发战争财的故事”，或者可以多销一些吧。抗战初吧，他译了几本讲战争的小书，仍自费出版。后来《宇宙风》迁广州，他也离沪同来，后由陆丹林介绍，进《星岛日报》作通讯社的英文新闻稿，直到香港沦陷，他同林憾庐同逃桂林，后来进了他一个亲戚办的香烟厂工作。抗战胜利，大概随烟厂迁沪而返沪。我出狱那年冬季，他结婚了，邀我观礼。还请我在他小家庭里吃过几次夜饭，同席的有他的光华同学，以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闻名的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星岛日报》同事戴望舒。将解放时他随烟厂去台湾，从此音讯不通，他比我年轻几岁，追记写此时，怕也年近古稀了吧。
徐訏相见时已经又结了婚，且已去过美国，上海寓所在淮海路近常熟路的一个公寓，靠近街路，电车声隆隆震耳。他又养着一条狼狗，他抚它摸它，很有些洋气，我可不习惯，它在我与徐訏之间走进走出时，实在有些怕它。
徐訏搞了一个名叫“大家”的出版社，老板姓陈，但由他侄子一个青年人出面，我算作经理，社址在愚园路一所弄堂房子里。不久拆伙或什么了，改与一个做进出口生意（？）的人合伙，社址也换到那商人的写字间里，我仍算经理，但实际无什么事可做，不久就辞掉了。将解放时，徐訏不见来我家，我向来少去访人，他的新夫人又不熟，而且他的住址也没记下，“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也没有去看他。到解放后他曾来看过我一次，说要去香港，从此一别，遂成永诀。
1949年初吧，方纪生来看我，说他同周作人一同从南京监狱释放出来，现住尤炳圻家中。方君我在东京认识，当时他是华北留日学生事务处的人员，他是不是北大或燕京出身，我不清楚，但仿佛师事周氏，至于尤君，则我确知他是清华毕业的，但也以周为师，对此，他的姊丈李健吾在一封给我的信上，婉转地表示不以为然。(4)李氏为什么和我通信，记不得了，他似乎没有给《宇宙风》写过稿，或者由于梁宗岱在《宇宙风》发过一篇论滥用名词的文章，意指李氏，因而引起他来信。
我正闲着无事，就常常去尤家访周。老实说，我对周作人是佩服的，他给我编的刊物写过许多稿，个人接触却只有他到苏州那次，而且匆匆忙忙的。我是不拘什么人，可以让我谈时不知顾忌的。有一次谈到许广平，他告诉我许有一次写信给他，讲到周老太太的生活，说太师母的生活，要请老师照管云云。“太师母的生活，”周幽默地说，“自有老师管，何劳你学生关注？”后来又谈到老太太去世时北京的讣告中有孙海婴而无媳许广平，上海登报的讣闻就针锋相对了。周说，当时也知道不大妥善，但苦无妙法，如将许和朱并列为媳，岂不是陷鲁迅犯了重婚罪？我说：“何不署学生某呢？”他听了也笑起来。有一次金性尧即文载道也在，问周当年你们兄弟为啥相骂，周听了面色似乎一变，回答了一句，声音低沉，我虽然听清楚，但怕记忆不实，只好从略了。我又问过他在北大时见过毛主席没有，他说曾在八道湾家里承他枉访过，我问他印象怎样，他说说也奇怪，任何人总有一些特点，给人留下印象，例如你就给我哗啦哗啦的印象，但是毛主席给了我什么印象，无论如何记不起来了。
常去访周的还有同乡徐淦，他是山阴才子，以编连环画特有一格闻名。还有王古鲁，有时还和他的夫人同在。王的相貌很怪，有些像庙里的罗汉像，据说他的婚事周是介绍人，夫妇吵架时就向媒人（也是老师吧）诉说，也是要媒人劝说一番而后言归于好。
去看过他的听说还有沈尹默、李小峰，周说沈的眼睛已近失明。沈、李都曾送他若干银元，胡适也曾送他几元，还劝他去香港，可以介绍他到香港大学任教授，我问他想不想去，他说不想去，倒说想接老伴来上海，但上海租屋要“顶费”，我哪来？我说香港的确去不得，当年不曾离北平还有可说，现在解放在即，离沪去港岂非自绝于国人？
周在尤家，尽管尤炳圻敬如上宾，但尤上有父母，家非素封，多了两个食客（连方纪生），大概不会怎么欢迎。周呢，寄人篱下，“听帮吃饭”，恐怕也不会十分舒适的，但他有他的譬解之道，这于他的闲步北四川路在地摊上购得一旧书《塞尔本自然史》送我一事，可以窥豹一斑。这和他在南京老虎桥狱中托我购现代丛书版《天方夜谭》一事，都表现他的自有解忧消愁之法。还有，热天我去看他时，他总赤膊坐着，客来披上白布短褂，似乎也足以窥知他的生活处世之道。
上海解放，京沪交通恢复，周氏回北京去。我在尤家门前，看他坐着黄包车而去，他身穿白布短衫，手执芭蕉扇，膝上横着行李，微笑点头作别。他自己不知作何感想，我却有点为他黯然。
(1) 手稿原无标题，据文意补加。
(2) 路易士（1913-2013），原名路逾，字越公，笔名路易士、纪弦等。陕西盩厔（今陕西周至）人，生于河北清苑（今河北保定）。早年就读于武昌美专、苏州美专。30年代以笔名“路易士”发表新诗，在诗坛崭露头角，与《现代》诗群过从甚密。抗战全面爆发后，曾去内地，后返回上海，1944年创办《诗领土》杂志。抗战胜利后改用“纪弦”笔名。1948年去台湾，任教于成功中学。1953年创办《现代诗》杂志，不久发起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1976年移居美国。著有诗集多种及《纪弦回忆录》。
(3) 《好文章》其实一共出了四集，甲、二、三、四集由好文章社分别出版于1948年8月、9月、11月，1949年2月。
(4) 此信影印件见于《作家书简》，平衡编，徐亮校订，万象图书馆1949年2月版。内容为：“手示敬悉。本学期校课已结束，当可抒写数行。唯生活沉闷，心与境两恶，难得满意文章为歉耳，略假时日即自邮奉。屡承赠读贵刊，即此并谢。内弟炳圻常有信来，彼得与知堂老人朝夕盘旋，为福无限，此等机遇百不得一也！匆匆并颂 撰祺！弟健吾，一月廿一日。”抬头在影印时被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