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报上登出过惩治汉奸条例，我看了“研究”的结果，自以为不够惩治的资格。这时候熟人之中日常见面的只有一个柳雨生，一天在他家里，他的继母建议要不要到她的一个常熟的亲戚家里避一避。我不愿意。有一次去看何文介，承他好意，愿在他的斗室中让我一席之地，我也不要，我说我在这里躲避的话，一听到楼梯声响，一定使我心惊肉跳，这，偶尔一次自然能够忍受，但若天天如此而又一连几周或几月，那我情愿被捉去坐牢也好枪毙也好。还有一个冯和仪，她在霞飞路的一家旅馆开着一个房间作住处，也叫我不妨在那里避一避，但我既要避客观上难以解释的嫌疑，更因为这样的躲来避去太使人心神不宁，而且也不保险，所以谢绝了。
这时候我和妻去拜访了大瑛夫妇一趟，高季琳还没起床，不知是生了病还是怎的，稍坐告辞。我还和柳雨生同去访问了一次予且，柳君和他有师生之谊，才知道他的住处。予且仍是一副笑容，我们到时他家里正有裁缝裁剪衣服，料子是呢绒，还有簇新的自行车，看光景，予且的经济不一定像外表那么困窘。来我家看我的有过吴江枫，他告诉我他们的袁老板已在前几天就去苏北了，不言而喻，过去听说袁殊是奉命来的的传言是所传非虚的。
国民党回到上海之后怎样部署捉汉奸，我当然不知道，但不是一到就捉则是事实，所以你如有些办法，足有时间漏网脱身。怎样脱漏法呢，我当然也不明白，但拿以后的实情来看，仿佛有几种。拿报刊方面的人来说吧，朱朴是一个理在必捕的，因为他还是伪官，但他得免于难，因为他在日本投降之前或刚投降时溜向北京，住在一个旧东北军人家里，待风暴过去，向香港一跑。《申报》的陈彬龢也没有被捕，据说上海复归我国之后，他还徜徉于北四川路，那时有日本保驾，国民党不能下手的。《中华日报》有两个副社长，主持编务的许力求被捕了，管行政的颜加保却无事，据说是花了不少金条买放的。《新中国报》的袁殊已去苏北，《平报》的金雄白却锒铛入狱，此人不是傻瓜，钱也不会太少，何以不免于难，使我有些费解，他难道不及朱朴之能见机而行么？报社社长以下人员之被捕者，只有《中华日报》的梁式，而他之倒霉，据说是由于林柏生系统的冯节的检举，据说冯早和军统或中统有了勾结，他一共检举了六个人，结果他自己也身在缧绁之中。刊物编者没有一个被捕，柳雨生算是例外，《古今》的周黎庵还正式挂牌做律师，为汉奸做辩护人，《天地》的冯和仪则似乎更有神通，《国际周报》的杨光政的被捕已在大捕之后，仿佛是追补的，此外我认识的人如周越然、钱公侠、吴江枫、周班侯、吴玥等等，没有一个被捕入狱。是他们各有神通各有路道呢，还是这类人本来可以豁免，至少不算是要犯。那么我之不免，是由于太平书局还是别有原因呢？假如我拿太平奉献给了冯友真或者让给了那个姓张的，是不是可免了牢狱之灾呢？从来捉我的就是那位张先生这点看来，似乎我之被捕，就为了不肯将太平让人，但是也可以说即使出让了太平，恐怕也不能幸免，或者还正因为出让而出事，因为如果不拿我捉了当汉奸法办，怎能拿太平书局作逆产而接收呢？由此推论，假定决定要不要捉我时投票表决而投票人中有朱雯一个的话，他大概是投赞成票的。
在我被捕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在孝洁“写字间”里吃碗闲饭的寿松忽来看我，他说，已经在捉人了，我听见他们说要捉三老了，你要当心点！我说，我不是三老之辈，没有资格吧。我说是这样说，心里却自然有些惊惶。
寿松姓陶，但不是陶家堰人，也不知道他的辈分比我大还是比我小，所以只能说是“同姓不宗”。一脚有些跛，已过中年了而未结婚，住在南京养着一条狗，他到上海来时据说那狗一定送他上火车。他的来上海大概只是换换环境，食宿在孝洁的“写字间”，他对孝洁的用处，大概在文牍事务上可以效一些劳，但双方似乎不十分投契。
孝洁这个人，在我看来是个荒唐人物，然而这是我的管见，从种种方面说来，他实在是一位时势英雄。他是日伪时代的最后一任宁波专员。他为了给他母亲做六十或七十大寿，在宁波一个寺院大做佛事，请我和一位姓王的同去宁波和奉化一游。我没有到过宁波，欣然应邀。在上宁波轮船时，他就演出一戏，请了一位也是姓陶曾在早前英租界捕房做过什么事情的人，穿了雪白的制服，拿着一根手杖耀武扬威地为他做开路先锋，使旁人看了不知道是什么特别人物。轮船将到宁波靠岸时，码头上又有军乐队奏乐相迎。第二天坐汽车去奉化，汽车踏脚板上有人持枪站着，后来听说从宁波到奉化路上可能遇上游击队。他请我和王先生到奉化的目的，是要请我们看看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献给蒋介石母亲墓上的花圈。蒋母墓上的确平放一个很大的花圈，下款的确是冈村宁次，不过一定风吹雨打过不止一次的花圈，实在并不雅观。看了蒋墓之余，还看了一下蒋宋的下榻之地。这些既非名胜又非古迹的地方，毫无使人流连忘返之处。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孝洁这类人决不是书生眼中的草包或荒唐鬼，而是胸有经纬心有城府的识时务的俊杰，同时可以窥见当时日帝国主义者的日暮途穷求和若渴的窘相。当然，日本军人也可以这样想：一只花圈值什么，能起点作用固然好，不起一毫作用又有什么损失。后来听说孝洁就是在做宁波专员任内，同蒋帮一统（军或中）勾搭上了，日本一投降，他把“写字间”让给统方人员，并且供应一切食用。对此，他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我请日本人吃用，他们还说一句谢谢；现在，好像我是应该孝敬他们似的。
当然他的供应哪里是他的毛发，不过是民脂民膏罢了，日本人说谢谢他，只是日本人的虚伪，蒋帮的不说谢谢，倒是蒋帮的老实处。孝洁的生财之道一定多方，主要大概是伙同日本人巧取豪夺做生意，他自称熟识日本宪兵队司令，连周佛海方面的人被捕了也要请他想办法，他说他的正式职务是华中铁道什么机构，这机构的挂名头儿郑洪年就是他推荐的。郑洪年当过孙中山秘书、暨南大学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此关进提篮桥。这位老先生是个矮子，说话很风趣。
我在被幽禁南市时，听人说孝洁和戴笠同机遇难了，后知不确。但他的逍遥“法”外，一定是勾结军统的报酬，或者还有检举之功，我就怀疑郑洪年的被捕，很可能是孝洁作的孽。他还作为汉奸免捕的生意，据说他曾在北京向陶尚铭女儿拍胸脯，说只要十根金条，保证他平安无事。结果她们千方百计只凑得八根，交给了他，从此人影不见，而陶尚铭却被捕不贷。
捉汉奸劫收逆产等等大事完成之后，孝洁这位宝货带了一个女人溜向港澳，据说还当了什么大学的教授，但结果听说还不是圆满，自杀于天津。这是后话，后文再说。
一天早晨，柳雨生急匆匆跑到我家，说冯和仪在他家里，有事情叫我去。我问她为什么不来我家，说是怕有人盯梢。我就和柳同去。出庙弄正要过马路，冯和仪已在延年坊口（柳家在此坊）高声大喊陶公陶公，好像叫给人听似的。到了柳家，她也不过说要当心些，没有什么特殊事情。
就在这天夜里，大约九十点钟我还没上床之前，来了三个人，为首的自称姓张，说奉警备司令之命，来请我去谈谈，还对我的惶急不安的妻子说了几句好听话，什么陶先生是知名人士，决不会亏待，明天准能回来，但又说不妨带块洗面手巾和牙刷牙膏备用也好……我情知怎么一回事，说，好，让我去厕所小便一下，他没有不许，但敞开一些衣襟，露出手枪枪柄给我看，又歪歪嘴示意两个粗眉大眼的丘八式随从，意思大概是看住我。我临走写了一张条子交妻送给朱雯，意思还是想他能否帮一个忙。糊里糊涂地出了弄堂，由那两位丘八式东西前领后跟上了一辆汽车，开到柳雨生家后门，叫开了门。柳君已经睡了，他父亲正在生病发热。汽车开到一家姓蒋的人家，请走了主人（后来知道是伪税捐局长），在蒋家没有看到姓张的领袖出面。后来知道我寓弄口停有两辆汽车，姓张的大功告成，自己坐上另一辆管自去了，那辆车中还坐着冯和仪呢！
汽车东转西弯，终于开到了一个大铁门前，门开车入，在一个停着好几辆汽车的院子里停下。下车前行，到了一张半桌前，一个人坐不像坐站不像站地斜着身子，似笑非笑看着我们，面前放着一本簿子，口里叼着半支香烟。接着是把我和柳、蒋分开，送我入一间约有十来个平方的房间。接着搜身，我随身只有一方半新手帕，也被当作胜利品或违禁品没收或接收去了。
这个房间里已有一人先我在，他穿的很好西装，躺在地板上，拿呢帽枕头。门开时他坐了起来，但不开口，等到那押我进房拿走了一块手帕出去，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后，这才和我说：“怎么你也来了？！”
这人是伪司法部长吴颂皋，我同他不怎么熟，但和他却有一种关系。还在我进生活周刊社不久之后，周刊辟了一栏“显微镜与望远镜”，作者署名冷观，真名吴颂皋，苏州人，很有学养，这专栏虽说是旨在深刻批评政治社会不良现象，但既是苏州人又是世家子弟的冷观这支笔却不如刀，文章温和平稳，后来他到外交部（不是汪伪的）当司长去了，“显微镜与望远镜”一栏承韬奋先生垂青，命我继他撰述，这其实不是我所能胜任的，只知道冷嘲热讽，乱写一气，虽然一直写到我离开生活周刊社为止。吴颂皋此后不知做啥，后来只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些时候，他在国外，奉命返国到香港主持一家大报（似是《星岛日报》）的笔政，不久日本对英美宣战，香港陷落，他来不及事先离港，结果同一些知名人士同被运到上海，他的儿子与周佛海的女儿结了婚，他就逐步出头，终任伪司法部长。
在“牢房”里，这位先生还是书生气十足。他跑到门前，从不到一个半尺见方的门洞大声叫喊看守，向他索还他带来而被没收的香烟。结果，当然只挨了几句骂。他对我说：“真正岂有此理，我来时带来一听三炮台，他们拿了去，不肯还我！”他又告诉我，他原来没事，照常在霞飞路上散散步喝喝咖啡。“是戴笠对佛海说叫我去谈一下。佛海也说去谈一谈了此一笔账是上策，我才去了，戴先生说先来这里转一转，从此结束这重公案。我想明天一定能出去了，只是没有烟吸很是难受。”我听了只有摇摇头苦笑一下。他后来结果如何，没有听到。
吴颂皋尽管在外国多年，可迷信得厉害。他初审被判无期徒刑后，曾经说过了冬至节有喜讯，过了冬至，他的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但他又相信了立春会得逢凶化吉。此人结果如何，我不清楚，但可以说是凶多吉少无疑。迷信的人其实何止吴颂皋一人。对面囚房里关着一个姓邵的，资历很深，而且不是汪伪的，会算命，请教者众，使他应给不暇。在我同室囚居的人中（吴颂皋后来迁到别处去了）有一个忘了他姓名的酱园老板，这人很天真，据说续娶不久，被军统毛森骗去开会送来拘禁，讲到新婚夫人，一个欲哭无泪的样子，讲到他的新发明时，却笑嘻嘻地得意忘形起来。所谓新发明，其一是天气入冬之后，睡地铺觉冷，他除盖上全身衣裤之外，还用带子扎紧脚边的被头；发明之二，是取来的自来水，让它在盆中放一些时刻，据说就比较温和了。他是迷信的，天天坐着念不知多少遍南无阿弥陀佛。他是商人，遇此灾难，迷信还有可说，另一位却是政治人物了，其迷信比这个生意经人还厉害，一天之中，足有半天总是面壁趺坐，闭目合掌念经。不过他之这样的一心念佛，也许是求心不烦。这人叫陈春圃，陈璧君内侄，当过伪部长伪省主席，样子倒没有多少官僚气。他谈起他在印度尼西亚做侨民的生活时，很有些如谈海外仙山的神情，据说那里的巴达维亚地方，真是美丽极了，荷兰人的市政又办得好极。他似乎没有什么横财，据说被捉时租住着一个统字人物家的一个亭子间。无子女，只有一妻，正患癌症，他很想念。他不谈政治，偏却有一个老部下在同一室，这位先生爱唱什么东南风西北风，刺人耳得很，他就常常眉头一皱，轻声喝一句：××，少唱唱吧！
在拘禁时最感到痛苦的是小便问题。房门是外面插上栓子的，要开门，必须请求在外面的看守，他们都年轻有枪在手，横肉满面，其中一个大家称他“杀胚”的，特别凶狠横暴。但无论哪一个，你喊一声两声决不答声，到千呼万唤得他过来了，又是怒目横眉明知故问，问做什么。你禀明便急请求开门，他们又总是一个“顶一顶”！（这批人不知是什么地方人，“等”字的声音听起来像“顶”字。）从你开始请求到开门，至少要十来分钟，对门房间关的多老年人，老年人小便次数多又忍不住，因此牺牲一只面盆应急。好容易开门了，为了一劳永逸吧，看守将军又命令你们一个接一个连着去便，这有些强人所难，你的小便怎能由他指定时间？但是有时候不是他命令而是出于自然地要你来我往了，将军又不准你接着出去。总而言之，这种人卓越地杰出地表现了：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二，趁人之危，幸灾乐祸。简而言之，是迫害狂的大发作。不过话也可以这么说，将军们的所以如此，也有他们的道理，因为一层楼只有一间厕所，那里总是人头济济，议论纷纷，散布些谣言，什么大赦特赦之类的一厢情愿之辞。囚徒中又有一二神通广大之辈，整天在厕所里打听消息、广播消息。如此这般，也就难怪将军们不无戒心免得聚众肇事发生意外，谁知道你们都是胆小如鼷的懦夫，难保没有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事实上我们房间里就曾有过一个人，原是在绍兴作歹为非的兵痞一流人物，个子矮小，双目似在瞌睡中睁不开来似的，他在上海被捕，时在初秋，一直穿的纺绸衫裤，这个人就曾讲过乘夜夺过看守武器熄灭电灯杀将出去的越狱计划。这人后来走了，据说押解往南京去受军法审判了。
我被拘囚了几个月，还不知道拘囚在什么地方，别人似乎也不一定知道，有的说在南市，有的说在闸北，但有的家属却好像知道了，有人不知怎样知道有不少妇女在大门外遥望。内外是完全隔绝的，不大可能走漏消息，据说禁令极严，为人向外传递消息的看守和嘱托看守的人要受严罚。但是也真有不怕刑罚的人，我们隔室关着三个沪西赌场老板，其中一个就买通了一个看守为他送信到家里，代价是西装一套。这看守后来不见了，大概事泄被撤职或什么。其实，只要有钱又不怕惹祸，与家人或家人与你通信不是什么困难，各人家里都有人驻扎看守，食宿要供应，目的是防转移财产。这批东西见钱如苍蝇见血，稍加贿赂保证效劳。我的家里也驻有两名大汉，只是穷汉家里，食宿自顾且不暇，怎能供应。他们知道石子里逼不出油来，只大骂上面没眼睛，自己倒霉，被派到这个穷汉家来。但贼不空手，临撤走时到底偷了一些小东小西去了。
我们被捕后之不即解法院，原因也在财产上，因为一解法院一经判决，财产即成了逆产，应由什么机关即人员来没收，不能给另一些人发横财了。这是听说如此，但仿佛言之成理，事实上在囚众人之中，常有在夜里被忽然叫去审问或查询，各人被叫去的次数不一，但越有富名的被传次数越多，例如储备银行副总裁钱大櫆就三日两头被叫去。我也被叫去一次。地方在另一个楼上的一间屋里，和我“谈话”的人，相貌还不凶恶，问话的态度也不蛮横。他问我的经历，当我谈完30年代的编辑生涯时，他皱皱眉头，说“可惜可惜”，我听了不知怎的心一酸，几乎掉下泪来，沉默了一会不再说话。他就此收场，说下次再谈。本来我不是发了横财的人，他原也无意多问吧。
同被拘禁但好像别有房间的，是两个女人，一个是孙科的外室蓝妮，一个是李士群的遗孀姓叶的，她的儿子李小宝也在一起，他不过十四五岁。后来这两个女性都不见了，听说蓝妮是保出去的。但蓝的爱人姓张的，和柳雨生同囚一室，到后来终于被判徒刑。这人年轻，面白留须，须色金黄，有些悦目。
上海被捕汉奸，分囚两处，一处即我所在的南市，另一处在旧法租界一个什么“楚园”，那说是一座花园洋房，比我们的地方高级，但所囚的人两处却似乎不分贵贱贫富，例如也是《中华日报》的人，许力求、梁式就在楚园，储备银行的不少要人都在南市。
拘禁了几个月，终于移解法院了。法院就在提篮桥监狱一块，大概免得开庭审讯时解去解来费事。起解之前，发还被关时抄身抄去的物件。我只有一方旧手帕被抄去，没有发还，我也不索取。有些人却有比较贵重的，很多人有手表，发还似乎已经完毕了，忽听得一个人大喊：我的手表呢？经手发还的人不止一个，七嘴八舌地问他什么牌子，什么表带，结果发还者中有一个人怒斥一声：没有了，吵什么？失表者一声冷笑，捏住对方的一只手，说：有！你手上的这只就是！
坐了囚车直开提篮桥监狱，经过几道大铁门才停车。走进里面，只见一只只狭狭的囚笼，犯人攀着铁栅对我们看，望过去真像动物园里的猿猴。这是底层，我们在楼上，一长排囚笼，前面走道，再前一段中空，可以下望，围着铁栏杆。提篮桥监狱原是西牢，有几层，建筑设备据说中国第一。举例来说，有个大洗脸间，自来水龙头只要轻轻一按，比一般水龙头还方便，这大间附近有两个抽水马桶供大便，还有挂衣服的钩子备用，有一层的牢房有床、桌、凳，还有抽水马桶，有人把它擦得雪白，在它里边洗碗筷！
解送提篮桥是两处——南市和楚园——同一天的，在这一天，才大概知道了某人被捕某人漏网，熟人中有许力求、梁式，没有钱公侠和周越然他们，幸免的不是由于躲避逃走了，就是贿赂得脱身，或者别有路道，例如朱朴之是躲避得早而巧，颜加保是用金条买得脱身，樊仲云则听说是有一个统字头人物做了他的保镖。总而言之，适者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你尽可以为非作歹，只要你善变戏法，神通广大。当然，这也不是说凡是被捉的个个都是饭桶，一切事情，总是成败不只由于一端的。
我们解到的时候，没有住进上面所说的有抽水马桶的阔气房间，住那种牢房凭什么，不清楚，是分贫富或罪大罪小吗？仿佛也不是的，很可能是“客满”之后的一批待“执行”囚犯。在提篮桥的人犯分三个阶段，就是判刑之前、初判之后被告不服上诉期间和上诉判决正式送监房“执行”。听说执行监最可怕，因为要和别种罪犯如杀人犯盗窃犯等等混在一起，不像在这之前的清一色——大家都是汉奸。我没有被执行，因为上诉结果判刑二（？）年缓刑二年(1)，尽管上诉判下来时我已经在监狱中两年多了。梁式、柳雨生初判三年，没有上诉，正式当了囚犯，移囚别处，从此没有见面，直到他们刑满释放。
我初进提篮桥时和许多人一样，都住的笼子，狭长的，可挤二三人，还有便桶在角落里。在狭笼中我似乎住了很久，但不记得怎么不便，因为不久之后，笼门一天中有大半天敞开着任你走来走去。到后来又似乎独居一室了，因为我记得曾在关上铁栅门时靠门坐着看书，甚至于译书。开放时当然由你走来走去，不论楼上楼下，所以能够这样“自由”，一定有人想了办法，走了门路。因为众汉之中，虽无“巨汉”如周佛海、陈公博之类，“大汉”是不少的，旧官僚有梁鸿志，金融界中有唐寿民、朱博泉，教育界有沈嗣良，不过真有路道的大概要算“三老”了。三老是上海闻人闻兰亭、袁履登和林康侯，闻兰亭不大露面，我没有看见过；矮矮的林康侯衣履整洁，泰然自若从容，漫步于各处；最舒服的要算袁履登了，就是他的创议，在顶楼设书画组，报名而又准许参加者，可以在一天之中的若干小时内不关在笼内上楼作书画。他关在楼下，但好像门虽设而不关的，记得冬天他在笼外吃饭，有特制酒精灯热菜，有徒弟在旁伺候斟酒添饭，饭后送上热手巾恭请抹嘴。司法警头脑走来看到了这种非常之举，只是假作不见，对于袁的起立致意，还要说句不要客气之类，至少点点头作答礼。总而言之，袁“老”虽在缧绁之中，生活还是老太爷式的，容貌神态，也无囚首垢面、觳觫低头样子。
闻兰亭在三老之中，行径与林、袁不同，似乎“杜门不出”的，我就没有看见过他。听说他曾拒不出庭受审，说蒋介石不配审问我。后来法院叫人告诉他，只要出庭，保证判他无罪释放，结果他出庭了，判他徒刑若干年，但好像没有执行，“保外就医”什么去了。林、袁二老似也判而不关。
同狱之中很有几位“久仰大名”的人物。一个是梁鸿志，他是北洋军阀时代安福系的主要人物，段祺瑞的秘书长，按系统来讲，他该在伪华北政权当傀儡，不知怎的来南京充傀儡的傀儡，当什么监察院长而在上海享福。此人对于政治，大概看作打麻将一样，北方已无座位，南方三缺一，就凑一把手，陪汪精卫他们打几圈了。是柳雨生先认识他，后来我同柳去看他一次，他还来回拜，时在初夏，他穿着格子纺绸衫，袖口很大又长过手，一挥一挥，有些气派，身材相当高大。据说他的旧诗做得很好，是否我没资格下评语，但他之爱吟诗，倒似无可疑。他曾以五言诗一首八句赠陶柳，我还记得前四句：“白发宜钩党，朱颜子亦来。伤心三字狱，刮目二生才。”陈公博在苏州枪决，他也以诗吊之，记得其中两句：“古来大狱皆冤狱，似子求仁竟得仁。”他又有七律一首：“本无羽毛堪矜惜，岂有声名足觝排。群吠狺狺何日了，独行踽踽觉秋来。盟心江水身终隐，抉目城门事可哀。千古男儿王介甫，眼中蜀洛尽庸才。”他又有一首很长的五言诗，用一寸左右见方的正楷写满好几张信纸大小的宣纸之类，雨生曾经裱成册子，给我看过，字写得在我看来很好，诗一句也不记得了，只记得结尾两句的意思，仿佛是倘能不死如何如何，可以看出他是不以为会终被执行枪决的。是的，他的确是不以为将死于刑场的，他被判死刑之后，仍每天服维生素不断。
他是提篮桥狱中第一个枪毙的人。日子不记得了，时间却记得是“午时三刻”，那天中午进笼之后，我正在趺坐译书，只听得一声枪响（当时并不知这是枪声，我没有听过枪声的经验），后来说是梁鸿志被枪毙了。他的被判死刑，大家知道不能幸免，但他仍不死心，直到他得到一张报纸，已经载有刑场布置的新闻，他还照常吃维生素，以为可以苟活。他走的营救门路，是通过章士钊求吴鼎昌（达铨，蒋的文官长什么的），大概他家中来信告诉他有希望吧，他才“临危不惧”。他被叫出监狱去枪决时，法警叫他出去时说是“特别接见”（一般已判决囚犯可以隔若干日接见家属一次，但时间规定在下午，特别接见则无时间规定），梁鸿志其时正要午睡，法警来叫他特别接见，他很不高兴，说他们（指家里人）明知道我是要午睡的，怎么在这个时候来要求接见。他走出监狱，一看法警林立，才知事情不妙，还向法警头脑要求回狱中与“难友”告别，不得许可，于是转身面向监狱鞠了一躬。到了刑场，他索纸笔写了两三张纸的“遗言”，据说倒很镇静，写时手也不抖。写毕要行刑了，他学陈公博在苏州枪决时的样，要和监狱长一握手，但给拒绝了。于是一枪即毙。那份所谓遗书中有一句话，说他随身所带挂表一只，借自某人，家人应该还他，对这句话，当时很多人觉得奇怪，难道梁鸿志连一只表也没有吗？
人之贪生怕死之情，大概在真将死时特别表现得明显。梁鸿志是判死刑后还日服维生素，还有一个伪警察局长（大概杀过不止一个人的）判死刑后，不但自己不肯少打一次霍乱预防针，还劝人不要漏打第二针。他在叫喊“老×，第二次打针了，快去打，不要漏了，使第一针白打无效”时，我恰好听见，当时心想：×××，你呀，不想想生霍乱死了比枪决好吗？
还有“大道市政府”的头儿或脑儿常玉清的贪生之情。一天正午，法警叫他“特别接见”，他出了牢门，向左邻右舍一一郑重声明：“我的特别接见是真的特别接见。”常玉清是个文盲，他搞“大道”时据说杀人真不眨眼，还要割下头来挂着示众呢！
提篮桥监狱有病房，设在上层，一大房间，床位不多，床是小铁床，睡上去软软的，有只浴缸。病人不多，大都不是病人，常住着的也不是长病之人，一句话，你要住病房而且久住，非有门路不可。不过倒也不是有病无钱莫进来的，否则我怎么进得去呢，但是我到底不是有办法的人，这才住了不久，医生严命出院了。
在病房里我认识了两个人：郑洪年和傅式说。郑是矮个子，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长、暨南大学校长，他的汉奸罪名是挂了一个“华中铁道”的空衔，结果似未判刑，他和我讲起孙中山和宋庆龄伉俪情深的故事。
傅式说是伪浙江省长，身材相当长，他是日本留学生，学的地质，东京帝大毕业。他大概是个用功的人，有时我问他一个日本字，他会寻根究底地讲个明白。字也写得不坏，好像还会吟诗，曾经对我说入狱后，忽得两句诗：“人间春长在，天外月常圆。”后一句有点怪。他的妻子是章太炎先生的侄女吧，一个单名，是四个同样的字拼成一个的，仿佛是四个工字。(2)她当然也在外面想方设法，力求减死刑为无期之类，但来信似乎不像梁鸿志家里人的一味宽慰。有一次傅对我说：“我在实习时差一点点失足掉下深渊，所以对死实在并不怎么恐惧。”他是不吸烟的，为了让法警赚几分“外快”钱，特意叫他们买几包纸烟，买来之后，他就一支接一支地吸，好像“老枪”。吸过几支，再把这包烟送给代买烟者。他说他平常不喝酒，但常常和日本军人喝酒，喝得对方大醉，于是趁机提出要求，日本军人酒水糊涂之际，满口答应，所以，他以一个文人当省长，竟能与当特务的江苏省长兼清乡司令李士群对抗，不让清乡清到嘉兴地区。他仿佛是个有搞学问倾向的人，常常手持白居易诗集躺在床上阅读。我问过他中日学生的智力比较，他说中国学生决不比日本学生笨，但不及日本学生用功，不过也有很用功的，但大都体质较差，若要同样用功，往往身体不能支撑。
我住了几天病房，医生就命出院，经恳求也只多住了三五天。实际我没有什么身体上的病，既不发热也不肚痛，只是精神上的。出院后和本来认识的杨光政住在一个房间里，病也就不药而愈了。这房间就是有抽水马桶有床有凳的一种。“先进山门为大”，床当然由杨君睡。另一个姓郭的和我睡地铺。床，不要说硬板的，就是最考究的“席梦思”，不要说犯人，就是一等阔人，除非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实际没有什么关系，人在睡眠中决不会感觉床之软硬的。
我上诉下来，改判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实际是我在狱中已经过了两年多，还缓刑什么。不过到底少坐了几个月牢，妻来接我出狱时还是皆大欢喜的。
(1) 改判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
(2) 傅式说夫人名叫章茻，字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