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书局与沦陷上海的文化情况
回到上海之后，柳雨生和我谈开书店的事，那是名取的资方，不过日本人开中国书店不像样，他又好像郑重其事，真想做一番出版事业似的，想同适当的中国人合作。对于这个“事业”，我“老谋深算”，没有什么可为，明白告诉雨生，说我不干。但他雄心勃勃，而且又怕给人抢了去似的，对我说潘予且他们正在进行，我若不允，好好一个机会就要落到别人手中去了。他又对我说，出面合作的不用名取名字，而由一个中国人出面和我们合作，出版什么，名取完全不管。我知道名取在日本办有一个名取书店，出过一二本趣味还不怎么低级的消闲读物，在中国也开着一家名为“太平”的书店，可不知道出过一些什么书。至于名取这个人，看来是资产阶级，不过在中国开书店也好，开饭店也好，没有军部关系是谈不到的。但我尽管终于应允了雨生做书局经理而不管编辑，对于名取到底是什么路道，始终不曾问个明白，直到解放以后，才知道他是属于日本海军报道部的。
我接受太平书局经理一职时，太平的店址已经顶下（福州路原面店四如春店面），并且已经装修完竣。这事情是代表名取出面的一个纸业商人的大作，这人小小个子，十足市侩，能说几句英语，紧跟名取，想来在顶房子和装修门面上获利不少。名取的书局资本是纸张，先是说有五百令，但迟迟不见货，我三催四逼，运来了一部分，并不是好报纸。这些都可不必计较，最不愉快的是门面完全日本式，太平书局是原有的，职员中有个日本人叫绿川。门面日本式，内部还有日本职员（做会计的），我这个经理太那个了，总算雨生有办法，和名取交涉，辞退了绿川。还有两个学徒之类和一个女的司账员，也是老太平旧人，我们都照收了。择吉开张之际，还登报声明我们的太平书局由我们负责，和旧太平书局无关。
我如有能力或决心，要把日本式门面改装为中国式也不是办不到，但我素怕这类事务，又想到事实总是事实，靠门面何济于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还不如门市出售的，本店出版的书籍，全都是挑选些好的，于是门市部向开明、北新等书店批进了一大批书；出版呢，除雨生编辑的期刊《风雨谈》外，前后出了十来种书，不是卖瓜说瓜甜，期刊也好，单行本也好，都不能算是坏书，可惜现在我已经一本也没有了。
所出的书，还记得的有周越然的《书书书》、梁式的《何若杂文》、纪果庵的《两都集》、杨光政的《狱中计》(2)、秦瘦鸥的《二舅》、徐一士的《一士谈荟》、瞿兑之和文载道的随笔集、周作人《立春前后》和《苦口甘口》等等。
太平书局从1943年秋（？）开张到1945年抗战胜利被劫收止，前后不过一年左右。我和雨生如能多动动脑筋，很可以发一笔小财而博得个抗日美名，把太平书局的所有卖掉，席卷之往内地一溜就是了。但我们都计不出此，一方面由于苟安怕事，一方面也多少以为没有做了什么不可告人之事，问心无愧。事实上去内地和在上海还不是一样。在当时，在上海混了一阵，从日本方面领了配给纸张，然后变了现钱往内地抗战去的人也不是没有，还有的表面上像煞抗战，暗地里拿汉奸之钱的俊杰也不乏其人。总而言之，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不识相者吃辣火酱。
在这个时期的上海，虽说没有什么文化出版可言，但是也不能说荒芜如废墟寂寞像水。不过我尽管被定为文化汉奸，对于汉奸文化却不但底细不明，就连表面现象也不曾留心观察，这由于我向来怕管闲事，不喜欢刺探人家短长，特别是当时的心境异常，更无闲情管人家内情。您想，我连太平书屋的“老板”名取是什么人物尚且不知不问，可见一斑了吧。现在，事隔四十年，连那时所见所闻的一些现象，也记忆不清。不过有一点可以指天誓日，保证对于和我差不多的，决不涂脂抹粉，对于似乎抗日好像前进者，决不抹黑泼污。
先说日报。十足汪伪的四大报——《中华日报》《平报》《新中国报》和《国民新闻》，以新闻报导论，自然一无足取，但《中华》和《新中国》的副刊，还可以说不是一无足观。除这四大之外，还有半清不白的两大——《申报》和《新闻报》。《申报》已经被陈彬龢攫取，《新闻报》也难免遭殃，它在抗战之前，据说已在史量才掌握之中。陈彬龢的办《申报》方针，大概是竭力想打扮成不与汪伪同流合污，自树一帜，像副社会贤达的样子，它的言论就有这种腔调。同时与一个也仿佛与军部不同调的日本人吉田东祐狼狈为奸，这个吉田会说中国话，常写些别唱一调的社论之类，就是仿佛在评论日伪行为的不当。《新闻报》的挂名社长是北洋时代的老官僚李思浩，实际主持编辑的人员是《新中国报》系统的人手。它，应该算是准日伪报吧。另有一份小报名《铁报》，是《平报》派生，但它销路很好，大概可以自给自足。内容呢，当时博得彩声，但若仔细分析起来，恐怕也有些可骂之作吧。
再说期刊。当时莫测其高深的一个是《万象》。老板平襟亚，别号秋翁、网蛛生，是上海小报界两把刀之一（另一把是唐大郎），又是位律师，名平衡。平襟亚据说人极恶毒，我认识他，也可以说相当熟识，我的认识是他这个人平常对人不但不恶毒，而且简直可以说是懦弱，但到必要时，大概可以说是要如蜂之蜇人蛇之咬人，非来一个你死我活不可的，这一点可从他的毒骂张爱玲一事窥见一斑。张爱玲是当时抛头露面的女作家之一，她的确有才，不愧作家之名，不但在日伪时期，无论在任何时期，她的作品总不愧为作品的。《万象》后来据说是刮刮叫的抗战刊物，有好些老作家化名写稿，但是无论您怎么说，当时看《万象》的人，大概多爱读张爱玲的作品，换句话说，《万象》的销路，借张爱玲之作不少。不知怎的张爱玲忽然与平襟亚闹翻了，于是乎平氏挥其如刀之笔，把张爱玲的祖宗三代也骂到了。
《万象》编辑是柯灵，原名高季琳，浙江绍兴哨唫人(3)，是由他的一个本家高天栖带到上海来的，先在《大晚报》做些小事情。他和平襟亚宾主很相得吧，没有中途分手，这，在我看来，与其说平襟亚有驭人之术，不如说柯灵对平襟亚有方。柯灵这个人我看有一特点，即阴沉。我对人是哗啦哗啦似乎无事不可对人言的，他们呢，尽管十个有十个不是心直口快的，但至少可以听到过一两句使你能略窥其肺腑的话语。柯灵则不然。我诚然和他少来往，但也见过几面，只留下一个他露着门牙作微笑的印象。
我和他其实还可以高攀一下，算作亲戚。原来他在乡下时曾经到我们族立的一所小学“浔阳小学”当过教师，他做教师时浔阳小学竟有女生，她名大瑛，是我的远房侄女，她其实貌不出众才亦平庸，柯灵大概只讲爱情不论才貌，热爱了她，大概要和她自由结合而她不从吧，热情的恋人竟写了血书求她。结果她随他私奔。我在乡下时只认识她父亲和叔父，没有看见过她本人。这云云都是后来柯灵要和她离婚时，她在气愤中告诉我妻子的。
大瑛为了离婚的事，曾经来请教过我——离还是不离。我主张离。我的意见是既然要讲女权什么的，必须女人先有不靠男人的意志。我说尽管柯灵现在略有微名了，即使名声大得胀破地球了，我也劝你离，因为他既要离，尽管你硬不肯离，他的光荣恐怕你也享受不到，何况他也不过如此。你有本领，你也可以凭努力争取名声，现在不是古代，只有男子才可以状元及第金榜题名；你若无能，倚靠丈夫能得凤冠霞帔，他做一品官你得封一品夫人么？她一时决不定，据说曾经和做律师的柯灵朋友周黎庵商量过，周君从律师角度，主张提出赡养费黄金若干两。结果大瑛离了婚，拿到了赡养费没有，我不知道。
大瑛在离婚之前，常来我家，和“亢德婶婶”很谈得来。但自离婚之后，就不再来我家，虽然彼此住处相距不远。我很疑心她对我的主张离婚，心怀不满，因为在她看来，这一离婚对她是个极大损失，柯灵的“地位”越来越高，她沾光不到分毫。我还怀疑柯灵在他离婚事件对我也有不满（从有些蛛丝马迹上看来），因为大瑛一定提出过数目不小的赡养费，而提出的时刻，不会说是周君意见，当然她大概也不会说是我的授意，但柯灵却很可能疑心是我出的主意，因为他知道大瑛常到我家，关于离婚一事，她不会不和我商量。如果他没有出什么赡养费，已经难免怪我出于他不利的坏主意，如果他是付了若干赡养费的，那就更要恨我破他的财了。他哪里知道事实真相。当然，我的怀疑也是查无实据，只是疑心生暗鬼罢了。很可能大瑛本来是普通一人，你若想她有事有人无事也有人，是你有眼无珠，看错人头了。
《大众》是钱芥尘办的刊物。钱是“路路通”，他大概三教九流青帮红帮都有交往，这类人大抵是“老奸巨猾”、行踪诡秘、不露真象的，但他似乎是反其道而行之，例如竟在顾客满座的茶座和日本驻上海副领事福间一桌喝茶谈天。一般而论，除十足道地的汉奸之外，人们非不得已总不愿在大庭广众和日本人共同示众的，钱芥尘不算是汉奸，为什么要同福间这样亲密地示众呢？如有事情商谈，也何必在茶室里公开举行，他是不是故作亲日的假象以遮掩他抗日的真相？或者是以为人们会作此想，以掩盖他的实情呢？他办的刊物《大众》的内容也不明不白，有国学家胡朴安的《病废闭门记》，内容谈的是四书五经，有张恨水的长篇小说，还有一两首颇有抗日气味的旧诗词，但你不能说《大众》是抗战阵营的刊物。他也曾请我写稿，我虽不会写文章，但盛情难却，译了一小篇讲日本神社的文字，聊以敷衍，谁知他对这篇应酬之译在编后记里竟大加吹捧。我想老练如他，不会不明白我的意在敷衍，所以过分赞扬，只是他的习惯与捧场罢了。
只能说是汉奸阵营中的刊物，首先要推《新中国》系统的《杂志》，这杂志出版较早，二十五开（？）厚厚一册，内容五花八门，也可以说丰富多彩，编者不知是谁，我只知道出面约稿的人名吴江枫(4)。《杂志》的内容不能说它香喷喷，但也不能骂它臭烘烘，可以说介于不香不臭之间，如果细加分析，不难口诛笔伐，但若随便看看，也还不很刺眼。我看报刊一向随便翻翻，现在又不是秉史笔定它们的功罪，何况已无实物在手，只能印象地说说罢了。
陶亢德《镇扬二日记》原稿手迹（《杂志》第十三卷第五期，即1944年8月号，1944年8月10日出版）
《古今》编辑有我的名字，但实实在在我不与问它的一切的一切，譬如说它向周佛海领多少钱一月，周黎庵拿多少钱一月的编辑费，杨荫深、金性尧两大校对月得报酬若干，刊物每期销多少，等等等等，我全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即使想知道也一定不会让我知道）。编者周君虽然因与金雄白（《平报》社长）共办律师事务，对刊物似乎还是分心的，内容倒很有几篇可读的文章，例如周作人的《我的杂学》和龙沐勋的《苜蓿生涯》。就是周佛海的怀旧之作，倘不以人废言，也是可以读得的。
《古今》是周佛海的玩具，《天地》则是陈公博的玩物了。这刊物的编者也是力促其出版者，是当时的所谓大胆女作家之一的苏青(5)。她本名冯和仪，曾经投稿过《宇宙风》，还做过短期的《宇宙风》校对。冯和仪能写文章，不过后来好像故意写得黄色些，实在是弄巧成拙，反而蒙了一层尘垢。据平襟亚一文所述，苏青和陈公博，有种非常关系。她出版《天地》时我在东京，来信约稿，我勉强胡诌了一篇《东篱寄语》以敷衍。《天地》是与《古今》对擂的，《古今》有周佛海的怀旧之作，《天地》也有陈公博的回忆记述，但它的寿命不及《古今》长。
陶亢德、纪果庵、柳雨生、冯和仪（《天地》第七、八期合刊，1944年5月1日出版）
苏青除办《天地》之外，还自费出版过《结婚十年》，因写得无所顾忌，销路很好，后来又出了《续结婚十年》。
柳雨生编的《风雨谈》内容不坏，但没有什么特色，写稿的人限于这几个，尽管都是能手，到底翻不出什么花样来。
以上各种刊物，概括说来，都是散文随笔的杂志，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不容易赞扬备至，但有一点必须加以肯定，它们的编者都是力争上游，很想出淤泥而不染的，尽管细细分析之下，很容易找出许多污点，更不用说存心求疵了。
另外还有一个樊仲云办杨光政(6)编的刊物《国际周刊》，顾名思义，它的内容自然是论述国际时事的了，此时此刊，不带“大东亚”色彩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能说它的论调一面倒，因为它有不少文字译自英美报刊。
《申报》在抗战以前出过《申报月刊》，《申报》成为陈彬龢掌中物之后，《月刊》有没有复刊，记不清楚了。
日本人在上海办的日报，有《新申报》，刊物有《华文大阪每日》和《女声》。我给前者写过一篇东西，谈英美派。那时候我这个本来不会写文章的向来藏拙的人，实在很不愿意，但是有时候却也胡乱写了发表，有的是编者坚邀盛情难却，如为《华文大阪每日》写的一篇，就由于该刊编者周班公(7)虽系初识，但却不过他的殷殷约稿。还有的是因为仿佛有话要说，不说不快，像给《中华日报·星期评论》写的一篇《有话大家说》。我在1942到1945年中，先后写的东西大概也有十来篇，我对它们都当作浪费笔墨的狗屁，决不视为自珍敝帚，所以尽管有人怂恿我编集出版，我都婉辞谢却了。
文化当然不限于报刊，教育、宗教、法律等等也是文化，只因我是编辑“出身”，当时又身在报刊业中，稍有接触略知一二者局限于此，其他各门，既是门外汉，又从不关心，自然无从谈起了。
除了各不相关的报刊之外，当时有没有团体组织呢？我记得的而且参加过的，有一个所谓中日文化协会。这是个真正徒有其名的组织，不过倒也颇具规模，例如有会址，有主持人，有工作人员，会员更是网罗尽各界知名人士，例如梅兰芳就是会员。抗战胜利后在审理文化汉奸时，有一个汉奸的罪状之一，就是身为中日文化协会会员。这个会员抗辩道，中日文化协会会员吗，梅兰芳也是呀。法官驳斥道：梅兰芳管梅兰芳，不能因为他也是中日文化协会会员而你就不是汉奸了。梅兰芳据说在日伪时期蓄须明志誓不公开演唱而大受赞美，这诚是可以流芳百世的佳话，梅氏之为人，实在令人钦佩得五体投地。不过有一点不妨一说，汉奸之中，汪精卫辈当然是卖国求荣的大奸大恶，小汉奸中也有认贼作父甘心附逆想做官而发财的，然而更多只是不遵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训而实践了饿死事大失节事小的糊涂虫。在当时，最幸福的人是像梅兰芳这样的大人物，这类人只要不自愿做贼甘心附逆，是可以生活优裕、声名清洁的，因为这种人，日本人不一定力逼出山，因为于“圣战”成败无甚关系，而且他们有的是靠山保镖，足以庇护。就以梅兰芳为例，他的靠山之一冯耿光，谁能说他一清二白呢。总之一句话，那时候如有大力者庇荫，不但生活可以无忧，还能博得个坚贞不屈的美名。香港沦陷之后，由日本运到上海的不少第一流名人，你能说他们个个是无瑕白璧吗？
除了中日文化协会之外，我还记得有人（大概是林柏生方面）想组织过一个协会，它，范围很广，因为我记得一次筹备或成立大会上，有一位丁福保先生出席。他是佛学、国学和医学界的老先生。这会似乎没有成立或瞬即夭折，我记得在那次会上有人提议向汪发致敬电或信，我加以反对。我为什么要反对，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不会是由于反对汪精卫这个人，而大概是由于觉得肉麻，你不发讨汪电也够了，发致敬电似乎太过分了吧。散会后梁式、柳雨生和我一起喝茶，梁式还劝我不必多事。
各杂志虽无组织，却有过一次联谊会或游艺会什么的，我之所以还能依稀记得，是这次会上有一个“精彩”非凡的节目，“考试院长”陈群的登台讲话，他讲了很多淫词猥语。汪记的考试院长当然不值钱，陈群在政治上又本是垃圾，但毫无必要地来大庭广众之间讲些下流话，实在有些令人百思不解。难道此人有一种非出丑不能过日子的特种疾病吗？不过说也奇怪，陈群这个在政治上是十恶不赦，在行动上有这种恶疾的人，却据说很有藏书癖，据唐弢《帝京十日》一文所记，北京出卖鲁迅藏书的消息，就来自陈群，这大概是做书生意的人知道陈群有搜罗好书的癖好向他兜售的吧，不然何以有此消息。此外他搜购珍本或较好旧书的事情，大概也确有其事，抗战胜利之初，上海出现过整套旧籍的零本，据说就是劫收人员糟蹋陈群藏书的结果。陈群在日本投降、蒋帮还没有归宁的时候就自杀了，据说他自知无论如何不能免于枪决，因为蒋决不肯放过他，不但如此，他还分函友好即同伙如陈公博、梁鸿志之流，并附自杀毒药，劝他们趁早自尽，莫待蒋来枪毙他们。从这一点看来，这个牛鬼或蛇神倒也不无先见之明。
太平书局设在四马路，我既然身任经理，尽管事实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也总得每天去转一下或坐上几小时，如在下午，也偶有人来闲谈。我之当太平经理，一则却不过柳雨生的三请四邀，同时也不能说没有些利欲熏心，我决非圣贤，怎能见利而不忘义呢？糟糕的是我虽有心图利却不能对利下手，假如我有本领或手段，即使不能完全变卖掉太平资产（上百令报纸）而后腰缠若干贯扬长赴内地去做抗战人士，至少也可以变方设法，实现我当初去看朱朴的打算。该死的是我有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封建思想，觉得既已失足，怎能再充好汉，但求不胡作非为，能做到无愧我心就是了。这里有一件事我想顺便一提。我在东京时接到过家里一信，说吴铁声君向回国来的林语堂谈起我的情况。林说叫他来啊，政治上我可以代他说话不成问题；至于经济上，则林说没有办法。而吴君是知道我之沦陷上海完全由于经济问题的。
总而言之，太平书局之于我，可以说是羊肉没吃着惹得一身羊臊气，而所以致此，完全由于我之怕风怕水的性格使然。
1945年秋，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之后，储备银行解散，《中华日报》苟延，但我也不再去，身上的包袱就是一个太平书局。日本投降不几天，屠仰慈到我家来看我。日军攻占香港时他在香港，后来也回到了上海，后来办了一个商业通讯社，社址在一所大楼的一个底层的一间光线不好的房间里，和他同事的是一位姓李的。看情形，这个通讯社不像能使屠君养家活口的，但我不知道他和日伪有什么瓜葛，也没有听人说起过，日本战败后他来看我时，说他刚从屯溪回来，本来要去重庆，听到日本投降，因而折回上海。他来看我的事情，是问我能否将太平书局让给冯友真。这些话是在吃午饭时谈的。他的措辞当然要婉转得多，但我听了却跳了起来，一是喝了几杯酒，一是我对于冯友真之流不知怎的总有反感。我说，《红楼梦》里有个石呆子，贾赦要买他扇子他不肯以致家破人亡，我倒情愿做石呆子第二，太平如要没收尽可依法办理，出让非我所愿。我越说越激昂，也就是越说越不礼貌，忘记了即使对于一个熟人，也必须知道分寸。
仰慈是有涵养的，他说他是为我着想，不是为冯友真来做说客，既然你不高兴，事情就此结束。临行，我送他到楼下分手时，他说我明天再来看你。第二天他没有来，第三天我到他家里，人不在，从此他不来，我也不再去。同时柳雨生告诉我，有一位姓张的曾去访他，问太平书局能不能让他来经营。这位张先生我不认识，但听说他在上海曾经混过一下到内地抗战去了。对于这类人物，我是很难敬重的，因此我明白说我不同意。我既不答应屠仰慈的建议，又不同意柳雨生的商量，是不是胸中自有妙计呢？实在没有。我明知觊觎太平书局的人一定不少，我又实在没有办法抵挡保全，比较好的办法，是找一个比较好些的人来。正在我日夜不安计无所出心神不宁的时候，看报知道朱雯作为上海副市长吴绍澍的机要秘书出现了。我曾经请他编过《天下事》，后因看到报上说他是三青团中人而辞退了他，这个，我想他是不会愉快的。他曾被日本宪兵队捉去过，他的夫人罗洪来托我营救，但我实在没有这个力量，无从应命，后来他平安脱险离开上海去内地时，曾和夫人一同来看我告别，他在狱中双手上过电刑，手指弯曲不能伸直。现在他来了，虽非一等大人物，似乎也不次于姓冯的，高出于姓张的，而最重要的一点，到底总算是老朋友，我想去找他，但又不想去找他，“趋炎附势”不是善行呀。正在犹疑不决之际，一个晚上他忽然光降，说是坐汽车来的。吸烟时袋里摸出来的烟盒和打火机，都似乎金碧辉煌，炫耀人眼。我和他谈起太平书局，意思是让给他，但要为柳雨生和我留下一部分。没有谈到具体办法，他就说要去看人，兴辞而别了。
记得是胜利后上海第一任市长钱大钧到达上海的一天，我因患感冒在家休息，太平书局的职员张君忽然来到我家，说书局已有市政府的人员来接收了。我和他赶往书局，这一天因为市长驾到吧，全上海交通有了限制什么的，我们东绕西弯才到四马路。一进店门，看见正有人在检查卡片，似乎在校对或盘点存货。我问他的来路，也说市政府之类。我想同他多说反正白说空谈，不如去找朱雯。我和雨生坐了人力车到来接收的人开示的地点，找到了朱雯，对他说竟然有人去接收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地方人多声杂，乱哄哄像个蚂蚁窠。朱雯的态度又相当冷漠，又像有许多人要他吩咐似的，只说待他空了查一查。这时候我已经恍然大悟，只觉得嘴巴又干又苦，话也说不出来，与雨生回身就走。这一件事，我想雨生至少要怪我轻易信人，甚至于疑心我与朱雯串通了使他吃亏，而我却在暗中得到好处，因为让太平给朱雯是我的主意，他诚然没有反对，但他决想不到朱雯的有此一手。在他看来，太平的结果，比让给张三李四或王八陆七都坏。我呢，不怪人家怪自家，谁叫我见机不早，没早把太平的纸张卖掉（日本投降之后，曾经想卖掉部分但未成交）变为黄金美钞然后逃之夭夭，谁叫我看人失眼。不过我自称阿O，也能自解自慰，太平书局即使有天大财产，反正不是我的劳力结晶，得失大可不必萦心，只求失了书局的太平，获得身家的太平，也就谢天谢地了。
(1) 手稿原无标题，据文意补加。
(2) 《狱中计》，应为《入狱记》，1944年8月初版。
(3) 柯灵应是绍兴斗门人。
(4) 吴江枫（生卒年不详），又名之英，笔名梅蔼、霜庐。抗战前即与袁殊相识，上海沦陷时期应邀参加《杂志》的编辑。抗战胜利后仍在上海新闻行业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美术出版社（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连环画脚本编辑工作。
(5) 苏青（1914-1982），原名冯和仪，字允庄，笔名苏青。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肄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后在宁波、上海等地任教，业余为《论语》《宇宙风》等刊物投稿。上海沦陷时期，曾在电影公司任编剧，一度在汪伪上海市政府任专员，业余撰写散文、小说，影响颇大，在当时海派女作家中，声势可与张爱玲相埒。抗战胜利后，仍撰文为生，兼办四海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各越剧团、锡剧团担任编剧。著有小说正续《结婚十年》、散文集《浣锦集》等。
(6) 杨光政（1910-1993），名晋豪，字寿青，笔名杨光政。江苏奉贤（今上海奉贤）人。1929年就读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在校期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因开展地下活动被捕，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1934年后曾编纂文艺年鉴多种。八一三事变后，在上海任教中学，仍投稿作文。上海沦陷时期，参与汪系文化活动，任伪《申报》编辑。抗战胜利后被捕入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师范学院任教。
(7) 周班公（1917-1998），原名班侯，后改名炳侯，笔名班公。江苏苏州人。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抗战爆发后，一度到昆明西南联大，后返回上海。上海沦陷时期，曾在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伪“华影”）剧本组任编剧，后又任《华文大阪每日》编辑，主编《小天地》杂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知识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等社从事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