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日本去
进储备银行之后，生活不再成问题，兼编《中华周报》后自然更觉宽裕了些，虽然和“附逆”之前的生活比较起来，是不及而不是过之，还是薪水阶级，只是这薪水不劳而得。物质生活不怎么舒适，精神上的不快更甚。我能喝酒，也爱打牌，未尝不好色，但怕负一笔风流孽债。不过一天二十四小时，总不能完全沉湎于酒牌，总有清醒的时刻。说老实话，这时候我已经没有离开上海到内地去的念头，这倒不完全由于此间乐不思蜀，部分由于无颜见江东父老，当然也还由于经济上的阻碍：尽管走为上策，却不能一走了之。事情说来奇怪，我一方面断了去内地的心，一方面却起了到日本去的念头。
对于日本，我不知怎的有一种异样的情感。早在沈阳时，我还没有学过日文，一天在地摊上看到一本日文的《中国游记》，就买了下来。后来进生活周刊社，邹先生鼓励我读日文，恰巧蒋君辉先生在中华职业社开日文补习夜校，我报名入学，读了三个月吧，就大买日文书，还斗胆译了鹤见祐辅的《莫斯科·柏林·罗马》由长城书局出版。后来编《宇宙风》，还出过“日本与日本人”特辑。细想一下，我之与日本有缘，大概由于我之接触新文艺，读新文学作品。首先是创造社的郭郁两位，后来是周氏兄弟，他们都是留日学生。日本人是可憎可恨的，但也可敬可怜。所以可恨可憎，人皆知之，不必我多说，可敬呢，他区区一小邦，竟敢与英美作战，不惜以举国和全民族作孤注一掷，若置成败于不论，日本人是有勇气的。怎么可怜呢？我目击过两件琐事。一，九一八后不久我随亲戚南归，坐南满铁路车从沈阳到营口，车上来两个日本宪兵查录什么的，碰着了一二个臂缠英商或美商慎昌洋行臂章的华人，神气十足，哗啦哗啦地使宪兵脸发红默然退避。还有一次我看见两个日本人坐在愚园路庙弄的人行道上，向小贩买两个黄金瓜解渴。中日携手合作是应当的，但是日本人的“共存共荣”，是要以我们的人力供他奴役，我们的物力使他挥霍。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却不知道中国人更看不起日本人。就在日本进占上海租界，日本军人挂着指挥刀耀武扬威之日，中国人何尝看得起他们。我曾说过笑话：在国际饭店这种场所的侍者，对像煞威风凛凛的日本军官，尽管表面上笑容满面鞠躬如也，心底里是在骂他妈的，而如果光临了一个英美军人，那才心悦诚服侍候唯恐不周呢。凡此种种，当然是日本人的孽由自作，谁教他多少年来欺侮侵凌了我们多少次又多么厉害！解放后70年代起的中日关系，展开了新页，但愿彼此真能相见以诚，推心置腹，永远亲如兄弟，勿图一时利益，为中日两国计，也为东方以至全世界着想，都是大计。
我为什么想到到日本去呢？难道我觉得附逆还不够，非做个汉奸不可吗？当然我不至于愚不可及到这个地步。我只是有个怪想，日本，到底有些什么不可及之处呢？
《中华日报》的薪给虽低，但有白食可吃，社里常常宴请日本和本国的来沪人士，虽不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也不是每宴必请我作陪，但一月一二次叨陪末座是有的。就在一次请一个日本人的席上，决定了我的日本之行。客人姓黑田，名忘记了，是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的专务理事，据说是伯爵，到法国留过学，这会的会长还由皇族挂名，原是对西方的宣传日本文化的组织，“大东亚战争”发生后，由西转东。这天报馆请客，共有两桌，柳雨生和黑田在一桌，吃到一半左右，雨生来对我说，黑田问起有没有人愿意去日本研究日本文化，国际文化振兴会极为欢迎，愿尽招待供应之责，他问我怎么样，我说很好。他当即转告黑田，黑田过来和我应酬了一番，他穿的西服，脸团团的，神气不像一般日本人的僵硬，法国留学生嘛。
怎么去日本，问题不大，倒是到了日本后的生活特别是吃的问题，倒使我有些感觉为难。我在上海吃过几次斯基约基（炙牛肉片）(1)，不难吃，但这是请客的名菜，日常不能老吃它，而且如果餐餐吃天天吃的话，我也一定受不了。我只知道日本饭食很难吃，怎么办？还有语言问题，我只学过三个月日文，又最怕说错，口语程度极差极差。我之想去日本，原是苦闷之余的穷思极想，本无什么志向，怎肯跑去吃苦？后来这问题也解决了，这时驻日伪大使正在新官上任旧官请进之际，是樊仲云吧，介绍我去看新大使蔡培，谈妥我留日期间，食宿于“大使馆”。
去是作为“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的代表而去的。这会已经开过一次，第一次的代表中有柳雨生，第二次还有他，此外是周越然和我，《新中国报》的鲁风同邱石木，上海另有两位代表，到临行前夕的饯别宴上才知道：女士关露和老作家章克标。关露过去在一次抗战什么会上看到过一次，但不能说相识，她的特征是矫正过形的鼻梁，为人文雅，当时在编日本人办的一个杂志《女声》。章克标呢，据说曾与郁达夫争夺过王映霞，战败之后，著有小说《银蛇》一本，封面画一条蛇，印成银色，内容写些什么，我虽买过书却未读过，故不知。他还有一本名著《文坛登龙术》，连史纸线装本。他和邵洵美大概很友好，《银蛇》和《文坛登龙术》都是邵洵美办的金屋书店和时代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他的面孔有些滑稽相，行动恐怕也有些特别，他之出席“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似乎是部派的，他在伪宣传部做事嘛。他是留日前辈，精通日语，专业大概是数学，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或书籍中有过他的大作。他要进伪宣传部，以他的资历，可以说易如反掌，但事实上据说是应考考进去的，改名换姓为许竹园。我虽和他不熟，见总是见过，及见到他也是代表之一，不觉暗暗吃惊。代表团团长是越老，上海去的一批人中还有来自广东和来自宁波的两人。华北另有一批，从北京出发，经朝鲜到日本下关同上海去的一批会合。
上船在夜半时候，第二天就到了长崎。这地方仿佛是个偏僻小城市，没有给我异国风光印象。在长崎一天吧，只记得受招待吃了西瓜，吃时第一次洒一点儿盐在瓤上增加甜味。吃饭时初尝味噌汤，确如郁达夫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滋味可口。后来出去闲步，在苍茫暮色中看到一个小摊子，出售竹制烟嘴，并可刻字，买了一枚，现已不知去向，另刻一圆形图章，迄今还在用它。
我们不从长崎径去东京，还去一个大概是名胜之地的松之岛宿了一夜。地方很冷僻，松树成林，一阵风来，声音不小。第二天吧，乘车去东京，在下关或门司上来华北代表，领队沈启无，队员中有陈绵，还有一个青年姓徐的。
到东京后先去见“驻日大使馆”作礼节性的一行，接下来就受招待和开会。住的是帝国饭店黄色石头建筑，据说可以防震。吃的西菜，相当丰富考究。开会时见到蒙古代表，穿的所谓民族服装。开会分组，讨论这个讨论那个，大家只如小和尚念经，有口而无心。日本人中有一位翻译汉语的，他的北京话或国语，实在比我们大多数中国人说得好。这人叫鱼返善雄，患有肺病，原是室伏高信的女婿，但已离婚。柳雨生和我去访问过他一次，看他在译一本基督教传教史之类的书。看他面色苍白，不时咳嗽，觉得有些凄然，劝他不如休养，何必抱病译书（报酬极少），他说倒不是为了稿费，而是认为这书有译出的价值。
日本文人中通汉文会华语的不少，有一次许多通汉文文人邀宴，我和吉川幸次郎同席，我给他斟酒时，他说了句：“岂有此理！”我带着几分醉意，对他说道：你的意思原在没有劳你斟酒的道理，但是你说的腔调，却有指责我不该的味道。说一国语言的难处，不在文法如何无误，发音怎样正确，而在于腔调口气。同样一句“岂有此理”，可以算是客气话（其实我们说“岂有此理”时往往是指责的意思），也可以意在指对方无理；又如“你再来”这一句，说得婉转是请对方再光降，说得生硬就成了含有“你若再来我就打断你的腿”意思的“你敢再来”了。吉川是京都帝大教授，要算日本汉文学研究者中的一流人物，后来我在离我寓所不远的一家旧书店的橱窗中看到陈列着他译的《元曲金钱记》。我在日本滞留时，他曾约我去东京帮助《鲁迅全集》（？）译述事。时在岁暮，我怕冷（大使馆有暖气），又怕饭食不惯，语言欠通，婉辞谢绝了。
开完会后，代表们受招待游览奈良、大阪、京都、名古屋等地，我对于名胜古迹的走马观花式的游览没有什么兴趣，只在所到之地的旅馆里买了买得到的明信片，一共买了百来套，粗劣的多，精致者少。此外还有些土特产品出售，但其实日本已经民穷财尽，没有什么引人的东西了，记得只买过几只碗不像碗碟不像碟的漆器和几只用草编成的钱包。
除集体招待之外，也有几次私人酬酢。一次是菊池宽请吃西餐，极为丰盛，我只吃了两道菜已经饱足。这是黑市供应，并非公开饭馆，据说价很高昂，只有菊池宽这类发财作家才吃得起，而且除钱之外，还要有门路。此外的个人来往，有河上彻太郎和小林秀雄，前者是音乐评论家，后者是文学评论家吧，两人似是知交。请客吃饭在河上家里，家有钢琴一架，可见对音乐不是外行。小林这个名字，多年后看到的一本《田中角雄传》对他恭维备至。这两人相当上品。河上嗜酒，有一个晚上我和他吃了几处酒，吃得酩酊大醉，不知怎的宿在一家日本旅馆里。其实东京有一家中国菜馆，不记得是地点名叫“洗足”呢，还是店名洗足，因其特别，迄今不忘。
菊池宽、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都是日本文学报国会会员，和他们的会外往来，到底和文学有关，但是有一天我却应了一个人的邀请，而这人并不是文学报国会会员。此人叫名取洋之助(2)，同去的有关露、柳雨生。来约我去的是柳君。他是不是受名取之托，如果是的，他又怎样认识他的，我都不知道。名取家离庆应义塾不远，它是日本的有名大学，经济界人物多出身该校。名取住宅是完全西式的，门口钉有一块铜牌，上面有钟渊纺织公司什么的字。据说名取的父亲是德国留学生，母亲也留德，那天这位老太太也在场，样子很端庄，名取却是妈妈妈妈叫得很像稚子。他的妻子呢，没见到，后来才知道是个德国人，在上海时名取虽有房子，而这位德国太太却住在华懋饭店里。名取洋之助剃的平头，脸圆圆的，脸色红润，和一般日本人的铁青不同，举动活泼但不轻浮，据说到过美国和德国，擅摄影，是美《生活》画报的特约摄影记者。吃的是西菜还是日本菜都忘记了，似乎不怎么难吃也不很可口。谈些什么呢，他讲的英语，由柳雨生应付，关露好像也“也是也是”地应答过几句，我呢，只能勉强听听而一言不发。这次访问给我一个极深印象的，是走过一个窗明几净床铺整洁的小房间，床头搭出一个书架，满架图书，它，据说是给我们端茶上菜的一位年轻女佣（上海人所称的大姐）的卧室，我们走过时不知怎的门恰好开着。
集体到京都后两三天解散，我没有参加解散宴，和姓徐的青年回东京，中途还在一个叫伊豆什么的小名胜转了一转。这地方很小，极僻，我心境凄寂，兴趣毫无，但旅馆设备不错，楼上的一间小小餐室之类，就旁有电话，可以随意拿起耳机来叫添酒加菜。
到东京后我径去“大使馆”，姓徐的青年大概送我到使馆之后管自去了，从此没有再见到过，只听说他也是留在日本研究文学什么的，他能讲日语，年龄又比我小，成就一定不小，可惜我连他的大名也忘记了！(3)
“大使馆”给我的住处，是一间大房间的侧面一小间，形如六角，那大间光线幽暗，只放着一张乒乓桌，我的六角亭倒是光线极好，大小呢，一桌一床之外，很多回旋余地，也就是说够宽敞的了。蔡培是好好先生一类人物，但与我非亲非故，照顾是不够的。我无被褥，光光一只小铁床，大概久无人睡，臭虫饿瘪了，我睡了一夜（大概借的被褥），给它们咬得要命。第二天去帝国饭店自费开了一个房间，偏偏那房间靠外边，夜里只听得外边高架电车（？）轰隆轰隆之声不绝，睡不好觉，勉强住了两天，也因为房价不廉，只好仍回“大使馆”喂臭虫。不久配给到一床绸（？）面的薄被，从此不再他宿。其实日本似乎除书籍之外，什么东西都是配给，织物食品之类特别紧张，区区一被，还是以大使馆顾问名义才配给的。为了配给衣食之类，“大使馆”给我一个顾问虚名，实际当然它也不要我顾，我也不想问它，只有一次蔡培要回答一个日本报纸提出的空洞问题，叫“使馆”职员拟答，他觉得不满，请我代拟，我胡诌了三言两语，他竟大为称赏，当然很可能是外交辞令。蔡据说曾经留学早稻田，与宫内省大臣同学，据我看来，他的宜于做“驻日大使”，主要倒是在于他会做做旧诗，写的字也不坏，可以常为日本政客军人挥毫。还有一个长处是他很讲究吃，常常设盛宴款待日本的政客军人。日本人爱吃中国菜，特别是在主副食品都极缺乏的当时，有鱼翅、醋溜血之类的佳肴可吃，又有绍兴老酒可喝，一张请帖过去，绝无不来之理。大吃大喝之后，很多人丑态毕露，倒在长椅上睡觉。“大使馆”请客时如座有虚席，我也叨陪过几次末座。蔡培的厨子我没有见过，也许临时请来，那只鱼翅的确烧得不错，不要说日本人，就连我这个不是没有吃过好菜的中国人，也实在想把整盆独占。“大使馆”平常饭食，虽然是中国饭食，却实在很差，饭，不是纯米饭，夹煮山芋之类，菜也都莫名其味，蔡培是不与属员同餐的，连“大使馆”里的高级职员也不同桌，大概他们有比特别配给或别有路道可以吃到佳肴美食。我的配给品中有三样物品，迄今犹有余味：一是牛油，配给量似乎不少，我记得曾拿它放在一只平锅里煎面包吃；二是一种梨，名称国光，甜嫩多汁；三是西式点心，一月大概配给一二次，味道极好。我吃着这些好东西时，常常可怜日本人，从他们嘴里强夺下来供给我这种食客享用。当然我也想到他们不但活该，而且罚不抵罪。试想想他们的侵略我中华，残杀我华胄，就是统统饿死了，也还“死有余辜”呢！
“大使馆”在麻布区的一条什么路上，斜对门是苏联大使馆，那里终日停着几辆汽车，据说那是日本情报机关的，只要苏联大使馆里有人出去，立刻就开车尾随其后。
我虽然拥有“大使馆”顾问名义，但除食宿之外，不受半文钱的报酬。但是我有每月二百元日圆的收入，那是国际文化振兴会给我的“研究费”。不过当时的日本，像我这种异国生人，钱简直没有什么用处，于是我就买书，凡是书名上有“日本的”这三个字的书，不论看得懂看不懂，我一律买下一部，包扎好了寄回上海。此外钱的用处是每月付一位教我日语的老师的贽敬。
我由于日语太差了，连按理说应该常去的国际文化振兴会也不敢去，而由它有时候派来一个姓菊地的人来问问我的近况。国际文化振兴会还请了一个叫实藤惠秀(4)的人做我的日本文化研究的指导。实藤是早稻田中国文学系出身，会讲中国话，但讲得不很好，曾经请我到他在东京郊区的家里去过，送我一本他和竹内合译的黄公度的《日本杂事诗》。就是他，介绍给我一位教我日语的老师，名安藤彦太郎(5)，也是早稻田中文系的，是他的学生。安藤住在外地，大概离东京不远，每周来教我一次（或两次），每月束脩十五元。第一个月送钱时，实藤告诉我不能赤裸裸给钞票，要封在一种特制的信封里才不致失礼而表示尊师之道。从这种地方看来，中日似乎确有同文之雅：都崇尚虚文。在安藤教我日文期间，恰巧我家里寄给我两件青年布制的衬衫，我送了安藤一件，久久不见他穿，我忍不住问了个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别人都穿得破破旧旧，自己不好意思穿着新的。
我的日语始终学不好，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我的怕开口，所以安藤的来教，实际上只是成了他讲中国话的练习，我只请教读日文书碰到的一些文法上的疑难，以及有些字是汉字意却不明的词儿，如“契機”“揚棄”之类。记得当时我正在读长谷川如是闲的《日本的性格》和小泉八云的一本什么书。
我在“大使馆”独占两室，终日读书之外，也只到街尽头一家书店去看看有无新出版的书籍。所以可以说是寂寞无聊得很，幸而有两个年轻人常来看我，有时打打乒乓，更有时出去走走。一个姓何名大雄，是上海《新申报》的驻东京记者，年纪最小，看上去有些轻浮相，实在相当忠厚，抗战胜利后不知消息，不知到哪里去了。另一个叫吴玥(6)，年纪比何大雄略大，但老于世故多了。他毕业京都帝大后，来东京据说想入东京帝大不得。他日语说得很好，字也写得不坏，人矮矮胖胖的，一张孩儿脸，说一句话带一声笑。他在东京靠什么生活，我不清楚，仿佛同一个什么文化机构有些关系，他穿的学生制服，不吸烟不喝酒，生活简素也就不会太困难了。他是学生，但比新闻记者的何大雄能交际会应酬，日语精通，笑容满面，日本人例如有时来看看我的菊地、实藤对他也有好感。我的和他相识，始于开会期间在藤山爱一郎家开园游会时有几位留日学生来给我们做义务译员，他是其中之一。
右起：实藤惠秀、安藤彦太郎、陶亢德、□□、吴玥
我在留日期间，访问过几个日本人。第一个是林出贤次郎，他就是手执《宇宙风》“日本与日本人”特辑和不少日本人合摄一影寄赠的人。他是日本外务省的“御用挂”，年事已高，我是到霞关外务省访他的。那一次有没有请吴玥陪我同去，记不得了。但后来的访问岩波书店主人岩波茂雄和作家长谷川如是闲，却记得请他作伴。岩波接待我的房间很大，不像会客室。壁上挂有人的放大照片，其中之一是孙中山。岩波穿的不是西服也不是和服，仿佛是短装，样子是精力充沛，有些上海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样子，我和他没有多谈什么，由于岩波东洋思潮文库（？）有一册郭沫若的《天的思想》什么的著作，我问起郭先生情况，记得他告诉我郭先生有一个儿子，研究化学很有成绩。岩波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颇带些不满口气。
访问长谷川如是闲也是请吴君同去。这一次幸而有他，否则恐怕不能达到目的，因为长谷川如是闲的住所在郊外，似乎很隐僻，由吴君多方问路才好容易找到。我之所以要去访他，是由于过去读鲁迅一篇《狗·猫·鼠》（载《朝花夕拾》）讲到他有钦佩之意，我曾写信给鲁迅，请教他长谷川的著作，回信说长谷川正在出版全集，不过他的文章很晦涩，不容易看懂。后来我在内山书店买到过全集中的二三本，还译过一篇容易看懂的文章，题为《孟子的不劳而获》，投稿给潘光旦编辑的《华年》周刊，它不接受而劝我改投《论语》半月刊。
长谷川如是闲人相当长，谈了些什么只记得一句：劝我去访问一下幸田露伴，说他的汉文学造诣极深。但我没有应命。临走时他送我一帧穿和服的全身照片，那天他穿的是和服。长谷川如是闲全集早已不知去向，但他的《日本的性格》倒仍存在，还有《续日本的性格》也曾买到过一册旧书，两者都是岩波文库本。
在留日青年中，后来又认识了一个赵华新(7)，他是赵正平的儿子。赵正平并不出仕汪伪，但恐怕不能说毫无关系。华新和吴玥同是官费留日，同毕业于京都帝大，是极要好的朋友，但两人性格不大相同，华新更像一个学生，比较天真老实，一足有些跛，少年时期骑自行车跌断过腿，经西医敷石膏，又经有名骨科中医石筱山医治幸而不至于截去一腿。他酷爱小提琴，没有琴在手上时，左右两手也会作拉琴手势不停。后来他进了“大使馆”，名义是随员吧，实际只在于食宿不必自理罢了。他一进“使馆”，吴玥就更常来，常常谈到深更半夜，华新不善饮而嗜饮，常说怎样才能弄些酒来喝喝才妙。
从国内来日本的人物自然常有，但有的不来“使馆”，有的来了与我无关不曾见到。但也有几个人尽管与我无关，我却见了面。一个是老新闻记者秦墨哂，像是北方人，身材魁伟，面色苍黑，年纪不小，约在五十开外。另外是查士骥或查士元或两人一起，他们是海宁人吧，留日学生，早先译过日本文学作品，过去曾闻其名未曾识面，也从不听到附逆。他们和秦墨哂籍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也不一样，怎么会同来日本的呢？也许是我记错了。但我分明记得查氏、秦老和我同到一家日本妓院，查，或者还有别的我不认识的人上楼去了，我和秦墨哂在楼下恭候。坐着空谈，我问他怎不上楼，是不是同我一样怕染上花柳病？他的回答很妙，说那倒不怕，我也算得嫖界老手，自能防患未然，而是由于这样的急急匆匆，没有意思，因为我起兴很慢杀兴也不快。
另一个人物是华北伪要员，北洋老官僚王克敏。此人戴一副墨晶眼镜，双颊深陷，有些像猢狲。高谈阔论，大谈女儿在重庆如何如何。当时已有一种表现，就是伪官们欢喜谈自己和重庆有某种关系，大概当时的日本当局眼看形势不利，更想媾和，极想有人牵线搭桥，像王克敏这种老官僚，当然是他们的人选。在伪官方面呢，更明白冰山将倒，急想捞根稻草。
来日的人物中我所早认识了的，是陈彬龢。他的来到日本，不知是何大雄得的消息，还是吴玥有了情报。我记得的是同吴玥前往火车站迎接。
列车进站停下，乘客纷纷下车出站之后，车厢里走下一个人来，也在月台上的新闻记者纷纷上前，拿着照相机。那人把一件夹大衣在左臂上一搭，摆出一副待拍照的姿势，谁知道众记者这时反而后退散开，后来知道他们来迎接的是位泰国上宾，不是这位中国贵客。这位贵客是名噪一时过的《申报》主笔，曾以进步著称的陈彬龢。他也是一个神出鬼没的人物。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他在香港，做什么呢，传说在做日本间谍，还听说给上海三大头目之一的杜月笙打过耳光。我在《星岛》时，他常常请一个短时期内名为该报主笔的樊仲云吃饭，我和周新也在被邀之列，美酒佳肴，叨扰过不止一次。他请客师出无名，目的何在呢？我想不出。他也不过是一个“文人”，香港生活不容易，他的住处已在中上，房租已非一般寒士所能负担，怎么还要无缘无故地设宴请客，而且常常请。（后来金仲华正式任《星岛日报》主笔，陈彬龢也常请他，但不知他应邀与否。）若论为做间谍而请客，从樊仲云身上哪有什么情报收获，我也没有听到过他问过可疑的话。吃饭时他的妻子常在座或招待，她不美丽，但极时髦，例如穿短服和西装裤，在当时就是在香港也要算奇装异服了。还有一个中年男人，摆碗杯箸放椅子是他的事，吃，却没有他的份，但又不像仆役，后来知道是主人的哥哥。有一次我从香港返上海，上轮船时迎面遇见了陈彬龢，招呼之后，他对我说是送一个朋友。这是常事，不足为奇，谁知我找到我定的舱房铺位时，看见他的哥哥正躺在我铺对面的一个铺上（这舱有两个铺位的）。真是无巧不成书，陈彬龢的送朋友原来是搪塞谎话，当然，也不能贸然断定他没有回上海的朋友在同一船上，只是在别的房间。开船之后，这位不期而遇的陈先生取出一瓶酒来喝，过了一会儿又打开一只小手提皮箱，取出信来看，信有好几封。他喝酒时原邀我同喝，如果我不推却而有意灌醉了他的话，大概可以看到他所看的信件内容，这位先生似乎不知道机密的，本来我还不敢断定他做的定是不可告人之事，尽管陈彬龢谎称送朋友，但是这位先生好像唯恐我不起疑，或者误以为我和他令弟是同路人（说不定陈彬龢在家人面前说他请的客人都是他的同伙）。船将到上海时，他和我说他弟妇在码头上有汽车接他，可叫她用汽车送我回家，我婉言谢绝了，他又说那么请到国际饭店来玩玩吧，我弟妇住在国际饭店的。这个盛情我也谢却了。我若真个想去，恐怕他也不知道她住着几号房间吧。
香港沦陷之后，陈彬龢到了上海，在上海和他见面，是在周越然请他的席上，周越然说是回请。这次陈彬龢带来一个女人，年纪很轻，相当漂亮。此后我又叨扰了他的盛宴多次。他住在迈尔西爱路的一座高楼大厦上，这时期他用心力结交的有两个人，一个张一鹏，一个闻兰亭。张一鹏是要组织“老子军”的张一麐的弟弟，闻兰亭是上海三老中的大老，都可以算是赫赫有名而与国民党没什么关系的社会贤达。日本人呢，不知他勾结哪个，这次的到日本来，大概是来靠后台的。后来听说他是靠头山满。
他到日本来时，据说带来不少幅国画，打算分赠日本人士。他也为我带来一件绒线背心，但说找不到了，不知是匆匆出发，忘了带来，还是路上丢了。结果是他从此再不说起，我也不便为此小事多问这位大人物，只怪家里有眼不识泰山，托人托了王伯伯。
陈彬龢在日本时，吴玥当了他的翻译。后来吴玥回国，陈彬龢已经据有《申报》，正要大展宏图，吴玥就正式为他服务了。只是日本投降得快了一些，据说其时陈彬龢已经内定为伪行政院秘书长。
陈彬龢据有《申报》时，曾经邀我做《申报年鉴》编辑，我以不知年鉴编法，介绍了编过《文艺年鉴》的一个朋友。
我在日本时认识了方纪生(8)兄。他是在东京做管理华北留日学生事务的。北平的伪政权和南京的分门别户，各自为政，虽然不另设使馆，一切与日本有关的事情，总是自顾自的。方君不属于伪驻日使馆，但有时候也来走走。他精通日语，娶的日本夫人，与日本文艺界有所往来，编过一本日本文学家写的关于周作人的文章的集子（似为纪念周氏六十岁），承他送我一册，记得内有谷崎润一郎的一篇，说周作人有些贵族气息，和鲁迅不同。1944年春节吧，我到过方君家里，吃了一碗日本人过年吃的赤豆汤之类。有一次他陪我去访日本老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武者小路住在郊外自宅，记得客室里挂着一幅倪云林的画，他也爱画善画，送我一幅临时画成的番茄图。那番茄画得怎样我不能说，只据方君说来，武者小路不大多画，送我的一幅价值百元以上。这天晚上，方君在东京一家中国菜馆请武者小路吃饭，还请了也是白桦派的老作家志贺直哉。这本该由我做东，但由方君破费了。
1944年的一天，名取洋之助忽然来“使馆”访我，说他才从上海来，柳雨生介绍他来看我，和我谈在上海开一家书店的事情。我没有接到过柳君的信，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含糊回答他：等我回上海后再说。
回去开书店我没有什么兴趣，但他这一来却动了我的还乡之念。我之来日本，实在是在国内身陷沼泽满目疮痍，无可排遣的极计，研究日本文化完全是句空话，不要说我的日文蹩脚学无根柢，即使不然，当时的心境也决不是研究什么的心境。当时日本物资的缺乏，比中国更甚，这里举两个例子以见一斑：有一次安藤请我在银座吃饭，仿佛是西菜，但只有一块肉，有酸味，不像牛排也不像是猪排，后来知道是马肉；另一件事是在东京旅游时逛夜市，我看见一家店铺陈列着糖果，大喜过望，抢前争购，谁知是只配给儿童享受的。不过话虽如此，实际上恐怕也不完全一无所有，例如我们在名古屋时，通日语的章克标就买来过很可口的点心，还有如上文所说过的发财作家菊池宽请吃的丰盛之极的西菜。
然而一般说来，日本的“大东亚圣战”的确是弄得筋疲力尽民穷财竭了的。有一次我同“使馆”管理留学生事务的两位馆员去游日光，那里有一座算作名胜古迹的印上风景明信片的桥，它的铁栏杆已被拆去熔化造兵器，其实这座桥很短很短，真所谓用之如泥沙，取之尽锱铢了。
日本可以旅游的地方不少，但我只游了日光一处。
我在日本不过半年多，又是索居伪使馆，少往外走，对于日本的民情社会风气，没有什么见识，只觉得地方很为清洁。有两件琐事，给我这个少见多怪的人留下很深印象，迄今难忘。一件事是一次去一戏院看戏，中间休息出来时，我几乎本能地把原先放在椅子反面帽插上的呢帽带了出来。到外面忽然觉得奇怪起来，日本人个个光着头皮，难道他们都没有戴着帽子来的吗？及至再进池子，这才恍然大悟，他们的帽子不随人走，一顶顶仍旧插在座椅下面的帽插上。另一件是我去配眼镜，店伙只有一人，柜台很近街路，他要上楼去给我另找镜架时，柜上散放着不少镜片镜架，我忽然大发善心，请他先收拾放好了再离开，他却说没有关系，不怕什么。
1943年冬，日本尽管还没有一败涂地弃甲曳兵，但是形势已经不利，海军“英雄”山本五十六已经由人画像在帝国美术馆陈列供孺子妇人瞻仰礼拜了。有一天我看报纸，看到一篇难得一见的“灭自己威风”的文章，叙述日本飞行员的怎样艰苦奋战，连续一两天没得休息，而美国的呢，几小时一换班，飞机如被击落，飞行员可用降落伞跳海，一到海里，伞立刻变成船，又立刻用什么粉一洒海面，立刻一片红色，使正在寻觅失踪人员的飞机知道踪迹所在，立即设法援救。
我既动归国之念，就恨不得立刻动身。这时海路走不得或不许走了，陆行则到朝鲜要过海峡，说是也不安全，那么只能坐飞机了。但是飞机都是军用，不是民航，票子要从陆军省得来。总算靠了“大使馆”，弄到了一张票子。行前向蔡培告辞，请他借一辆汽车送我上飞机场。承他慨然允诺之外，还蒙厚贶，送我一包人丹，在飞机上吃吃以防头晕。实藤本来说要送我的，隔夜来一电报，说孩子有病不能来了。
我本少行李，一些衣服和零星物件拿拆下的被面做了包袱一包，连一位日本人送我的一个很好的人形，嫌它大了也弃置了不拿。同车到机场的是吴玥，大概还有何大雄。在等候上飞机之前，发觉身上还有二百多元日金，带它们回上海没用处，于是拿两百元给了吴玥。后来说起，他却否认拿过这钱。
(1) “斯基约基”即すき焼き的音译。日本近代食肉风气兴盛以来确定的菜品，在浅口平底铁锅内以酱油、砂糖、酒等调味料烹饪薄牛肉片，多搭配葱、豆腐、茼蒿等食材。今日汉语圈多取“寿喜烧”之名。
(2) 名取洋之助（1910-1962），日本东京人。早年就读于庆应义塾，后留学德国学习美术，渐对摄影产生兴趣。1933年设立日本工房，翌年解散后重张，又创办《NIPPON》杂志，对海外宣传日本形象。1937年到上海，与日本军方密切合作，从事战场报道工作。后把日本工房改组为国际报道工艺株式会社，又开设名取书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委派经营上海太平出版印刷公司，是太平书局的幕后老板。1946年回到日本。1950年与岩波书店合作，创刊并编辑“岩波写真文库”。1956年曾再次访问中国，并拍摄麦积山石窟。
(3) 此人叫徐白林。
(4) 实藤惠秀（1896-1985），日本广岛人。早年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并参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活动。1938年受聘为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特别研究员，曾到中国活动。1949年起任早稻田大学法学院及教育学院教授，1967年退休。长期从事中国语言文学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著有《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等。
(5) 安藤彦太郎（1917-2009），日本横滨人。早年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1941年毕业后在早稻田高等学院教授中国语。在陶亢德于日本逗留时教授其日语。1946年参与创建中国研究所，后一直任教于早稻田大学。历任日中学院院长、日中友好协会理事等职。多次到中国访问，并曾应邀担任《毛泽东选集》日译本定稿工作。著有《中国語と近代日本》等。
(6) 吴玥（1918-1996），原名玥，后改名杰。江苏上海（今上海市）人。毕业于大夏大学。1939年留学日本，1942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经济系，1945年4月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研究院。曾在汪伪政府驻日本大使馆任三等秘书，又任伪《申报》主笔。抗战胜利后被通缉。1951年起先后在复旦大学外文系、经济系、历史系任教。1961年调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室工作。1980年后历任中国日本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7) 赵华新（1921-1966），后改名志华。江苏上海（今上海市）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获经济学士学位。曾在汪伪政府驻日本大使馆任主事。1947年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音乐系和新闻系，曾考入美国奥斯汀交响乐团任第一小提琴手，1949年转入波士顿音乐学院学习。回国后，任上海乐团交响乐队演奏员，并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文革”爆发后，开煤气自杀去世。
(8) 方纪生（1908-1983），字念慈，笔名为佳。广东普宁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预科，后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任教于华北大学。1936年曾参与顾颉刚发起的风谣学会的活动。北平沦陷后，与陆离共同主编《朔风》杂志，又在伪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1940年被任命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驻日办理留学事务专员。抗战胜利后被美军逮捕，回国受审。1949年与周作人同时被释放，前往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市新生女中、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等校任教。1980年旅居日本，后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聘请外国人学者，1983年病逝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