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电话给朱朴之，拨了号码之后，心头起了一个愿望：但愿他人不在。谁知接电话的就是他，邀我就去谈谈。
他在上海总是住在岳家。我之打电话给他，原有我的“如意算盘”：向他借一笔钱离家去重庆，尽管我并不知道怎样走法。他在岳家的一个厅堂上见我，那是老式布置，大而且黑沉沉的太师椅和茶几，厅内光线阴暗。我还只说了开场白：出于意外，被阻沪上，很想离沪，但无办法（意即没钱）。他好像已经洞见我肺腑似的，诉他的苦境：妻子和大儿子死在青岛，交通部次长一职早已交卸，现在在什么全国经济委员会挂一委员名。接着为我设想，说仲云、柏生、思平你都认识，不如到南京去走一趟。我说自从抗战以来，我连过苏州河的桥也没走过，现在怎么能到龙蟠虎踞的南京去。他说他明天夜车正要到南京去，可以和他同行，保我平安无事。“你如果决定去，那明天夜饭后到我这里来。”我说我如果去，当在下午七时以前来。否则……
去南京一次还是不去？这在我头脑里当然起过剧烈斗争。我不算是个轻举妄动的亡命之徒，即使不讲什么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只为爱惜羽毛略顾声名，也不该自投泥坑，但我有我的如意算盘，一厢情愿我计得售——借到一笔钱离开上海到内地去——那倒是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去一趟南京又何损于国、何害于民？
在一个晚上，我和朱朴同坐一辆汽车，从他岳家出发，前往北火车站。车过天后宫桥时，有日本兵来检查，出示了一个什么证件，也就无事过去。上火车时的经过，一点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们上的一节车厢，没有平常旅客，一车厢仿佛都是一路人，大家高声谈笑，仿佛就是所谓“乐不思蜀”。这一厢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朴之介绍了没有也忘了，只记得其中有一个姓李的“次长”，好像曾闻其名，似乎原是律师，倒也不是无名小卒。车到南京，城门口有些日本兵，汽车停下来，恭候检查，也是出示过什么证件，平安放行，进了城门。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南京，在耀眼的强烈灯光中，看看这个古今名城的城门城墙，的确有些雄伟气势。进城之后，我想日本人到底不怕辛苦，事必躬亲。其实何妨把检查的事交托给了“共存共荣”的汪政权，自己至多在旁或在后协助就是了，现在不惮烦劳，身先士卒，使也是号称“国民政府”的堂堂次长级官员进入本国首都而要受异国士兵检查，是使人感觉到共存共荣之乐呢，还是叫人觉得亡国之痛呢？我们说汪精卫是可怜虫，日本人是大呆虫，其实汪之所以像软骨虫，日本人之所以像大笨伯，都由于利令智昏，或者是由于有所贪图，才不辞弱相霸道。
到南京住在朴之家里。他在南京办着一份小型晚报，名叫《时代》。南京城里比较空旷清静，有些地方还有点乡下野景，不像上海的挤挤挨挨杂乱喧嚣，只有人、车、木石、钢铁。
到后第一天，由朴之陪同先去看了樊仲云，他当时是中央大学校长。他好像事先知道了我的来意，说他无力帮忙，但学校不久要出版一份学报，打算去上海印刷，或者可以请我在编校方面帮一点忙。这份学报后来出版了，名《真知学报》，内容是纯粹学术性的，有朱起凤、陈钟凡等老学者的著作发表。发刊词是古文，出于纪国宣之手，纪君笔名果庵(1)，年龄不大，北方人，和尚头，又很高大，博古通今，但非书呆子，是樊仲云的得力主将。北方人，不知怎么到南京助樊仲云主持校务，后来成了我的熟朋友。抗战胜利后与龙沐勋同被关在苏州监狱。“文化大革命”时自杀。待在《我的后半生》稍加详述。
《真知学报》由樊的在沪女友陈君代理印刷，我除所谓编辑，其实不过把陈君转来的文稿凑成规定篇幅之外，还做校对。这项工作实际不能说是为非作歹，但到底是伪大学的伪学报，我不免总有些“做贼心虚”，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朋友来看我，正在闲谈，忽然楼下一声“校样”，使我胆战心惊，大为慌张。
第二个去看的人是梅思平。他是“实业部长”又兼管粮食之类，是个有权而又缺肥的人。如果要遂我之愿，他是对象。但一则我和他不熟，不足开口借钱；二则向南京权贵说借我钱让我到重庆去，不很容易开口。但既来了，就去一访吧，去时近午，等了一会，主人回来了，承蒙不弃，请我便饭。他漂亮得很，自动说每月送我一千元钱，什么名义也不用担，如果想出刊物，他可以另外帮忙。此行算是不虚，只有一点使我不满——吃饭时并不劝酒，尽管餐桌边的一个地方，摆着不少瓶酒。
最后一个是林柏生，他，我实在不想去看，我同他不熟，而且不大喜欢他的神气，况且梅思平既然答应无条件月送千元了，何必再去看林。他，即使我苦苦哀求，恐怕也不一定帮一点忙的。但朱朴说已经看了樊、梅而不去看林，不大说得过去，不妨去一下，稍坐就走就是了。这也言之有理，而且我还想到：林、朱原有矛盾，这次朱陪我去看了樊、梅，如不去看林，可能林要误会怪朱。于是去看了林柏生，他的住宅很好，地点也似在郊区一般，很有一点野趣。他倒很有兴致谈话似的，我可没有什么劲儿，稍坐就告辞了。我之不愿意和林柏生接近，除了他有一种逼人气势之外，主要原因是他是“宣传部长”，而我当时的主意，是誓不与文字结缘。所以连梅思平的答应办杂志可以帮忙的话，我也不接口。
在南京不到一周就与朱朴同回上海。火车上朱朴就和我谈他要办一个杂志，连刊名也想好了，叫作《古今》，他要我做编辑，说至于经费，思平既然答应了，当然没有问题。我说，我编了好几年杂志，落到今日地步，而今而后，我决不再做这种事情了。他反复劝说，我再三拒绝，最后介绍了周黎庵给他。他们倒很合得来，周君又原毕业于东吴法学院，就又与金雄白(2)共从事于律师业务，也合作得很好。后来我虽然却不过朴之坚邀，也在《古今》上挂了编辑的名，但一切不问不闻，偶尔去古今社一次，也完全像个客人，坐也坐不多久。
这次南京之行，好像大有所得：月得千元，而不用出怪露丑，甚至于连暗中也不要任伪职挂伪差。然而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当时（1942年）的物价怎样，我无账可查，但一家九口，尽管省吃俭用，好像没有多少余钱，虽然一千元这个数字，听听倒也不小。简而言之，要想从这不劳不臭而获的千元中省出一笔钱来，既可作旅费，又能作家用，那恐怕等到“爷爷胡须白”也办不到的。怎么办呢？我这个贪图安逸只愿苟安的人啊，就有这么一个想法：有什么办法呢，能够青菜淡饭隐姓埋名熬几年不冻死饿死也就“婆婆万福”了。这个想法且不说无志气没出息，实在也是“空思想拜堂”，一厢情愿，不知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梅思平的月致千元，送了两个月就停止了。这是大出我意外的。我这个呆虫，以为既然送了就自然送到底，现在突然无缘无故地中断（梅思平政治上并不倒霉），实在使我惊奇。到底为了什么？多年之后有人说官场中白送钱给人，向例只送两个月。或者如此，但我却不是这样看，而疑心与《古今》之以周佛海为后台有关，因据朱朴零星闲谈中，《古今》他原以梅为后台，后来才转入周门的，梅、周是一派的，但小嫌隙随时可以发生。我想，是不是有这可能：朱原与梅讲我想办刊物，由梅出钱由朱经办。梅之答应我月送千元，真正意思是叫我办杂志去，一千元不够，另外再给。碰着我这呆虫，人家客气当福气，一口说明不想办什么杂志。这在梅思平当然不高兴，你陶某何德何能，每月白拿一千元钱。在朱朴呢，可能本想做个中间人，现在梅思平直接给我钱了，我又坚决不编《古今》，使他不能如初愿，连补救余地又没有，因而转向周佛海，这么一来，梅思平可能认为我在调他的枪花，或者恨朱朴的跳浜，遂愤而停止送我钱。不过这都是我的胡思乱想。最好的解答梅思平为什么停止送钱，不如想想为什么他要送我钱，如果说他之送不过出于一时高兴，那么他之停送可以因为一时不高兴。若说他之送原有目的，那么他之停送只能怪我的不探明他的目的尽力如他之愿，而竟天真得如杏花倒开，好像这个非亲非故的人应该送我吃用似的。
朱朴通知我梅思平停送我钱时，给了我一只他的俸给袋，说你拿去用吧。朱是闲官，收入尽管不全靠什么委员闲差，但总远不及梅的权大位尊财源茂盛，不论彼此相交有年，我可不能“无功受禄”，何况安知他不念我几年前的挂断电话，不久前的坚不答应编辑《古今》。即使我不顾一切受了下来，谁知道他能送我几个月，难道他是傻瓜，背了恶名得来的一些钱肯一直白送给人？当时我其实没有这样考虑过，只是反射性似的说我不能拿，眼前生活还不成问题。眼前还不成问题，这是实情，但以后呢？不要说儿女，我自己也还只有三十多岁，离不用衣食的日子也还远呢。为今后计，我做了一家饿死事大、个人失节事小的决定。这个决定尽管出于万不得已，但也足以表现我的缺斗志乏闯劲、只想苟安偷生的为人。按我的主观，我在当时实在别无出路，我从十五岁离家到苏州学生意到现在，一向赤手空拳单枪匹马，总算“瞎子天照应”，虽未立业却已成家。我既无好亲好眷照顾，又无权朋贵友可以依靠，也可以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何况我生平有一大病：不肯怎样求人（这毛病源于我是独子，幼时要什么大都由母亲揣度我的意愿，自告奋勇千方百计办去，我至多曲曲折折地暗示罢了），何况当时在我看来也无人可求。反面人物另有本家幼笙、孝洁父子，但幼笙我未见过一面，孝洁为人胡帝胡天，我很害怕。还是我在《生活》周刊的时候，他在上海跟一个姓王的和交涉淞沪停战协定有些关系，一天忽来看我，在办公室隔壁的会客室里大谈他有办法使《生活》解禁，声震屋瓦，使我简直想上去掩住他的吹牛嘴巴。另一次是上海已有维持会之类的时候，他打来一个电话，说到了上海，住在旅馆里，约我去看他一下。我去了。那是家中下旅馆，房门前摆着风炉之类，他是自理伙食的，房间里堆着日文报纸。彼此敷衍了几句我就走了。看情形，他此来是有所为的。此后情形不详。他的过去我也不甚清楚，虽说是同族而且同在一乡，不过我幼时是个深居简出的孩子，父亲就是不管闲事不与人来往的，母亲尽管与父亲的脾气大不相同，但一则孝洁他们与我们是远房本家了，住处又相距较远，所以也无来往。正面人物呢，有一个堂叔在兴业银行，有两个堂兄在绸缎庄，都是小职员，不可能帮忙，还有一个在绢丝厂做厂长，我估计也难请他想办法谋工作，因为我是“文人”，难于安排的。倒是《西风》月刊情况不坏，我是前股东，创办人之一，似乎可以请求一下吧，但我是因《西风》主持者不听我的劝离上海之请而一怒退股的，还有托大兴公司代理发行的一种类乎《西书精华》刊物的创办人（？）叶绿，据说曾写文章在一报上骂了黄嘉音，嘉音曾和我当面谈过，我回答得很不客气，说：我如果要骂你，也何必化名！即使全无这些嫌隙，无论我怎样卑躬屈节，也难以挤进西风社的，哪怕我甘当仆役。要不求人而谋生，拿出所有旧书摆个地摊是一法，但这个我又不屑为之，此外，黄包车我不会拉，实在没有别的生计了。
我想来想去，只想出了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下策之中的上策。我对朱朴说，你与周佛海关系不坏，给我在他做“总裁”的储备银行里弄一个饭碗吧，职位越低越好，抄抄写写什么的，我还会珠算的加减乘除，做一个小职员，不出名，不出声，赚薪水，过生活。我的主意还是一厢情愿——出淤泥而不染。
朱朴受我之托，忠我之事，不多几天就说事情已经弄妥，但这事情却不是我想做也不是我能做的：编一小张一周一出的《经济周刊》。我对编辑一名这时候听了见了就头疼心烦，何况又是我一窍不通的经济。我老实而坚决地说明，他倒也能谅解，几天之后，他对我说事情已经解决，不编《经济周刊》，改任调查处专员，这完全是吃粮不管事的挂名差使，连签到也可以听便，薪给不多，但足以解决我一家的青菜淡饭生活了。
我于是当上了伪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专员，行在外滩，“办公室”很大，我“上任”时专员寥寥无几，至少来坐坐的人不过三五个，其中一个比较常来的专员姓祝，浙江硖石一带的人。我已经是汉奸了，但实在我还是一个小百姓，并无什么特权。例如当时小百姓有“站岗”义务，几天一次，手执一短棒，站在寓所弄口，时间一次半小时或一小时，我无手表，执棒木立，无聊之极，只管遥望经过南京东路西端的电车辆数，约略知道已经站了多少时候，快交班了。站岗的作用据说是防“坏人”，其实有什么用，徒苦我民罢了。
记不清在进储备银行之前还是才进去不久之后，有一天上午忽然来了三五个素不相识的客人，他们是《新中国报》的人，奉老板袁殊(3)之命，来请我出任一份名叫《杂志》的杂志编辑。我一口谢绝了。但我之不编《杂志》，倒不是为了怕担恶名或是别的，完全是为了怕吃力不讨好。《杂志》是已经存在的刊物，厚厚一册，内容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出类拔萃。来客说袁先生请我接编，是要把《杂志》更加办得出色超群。我自知没有这个大本领，与其日后使对方失望自己没趣，不如事先谢绝免得出丑。这一拒绝可能使袁殊不快，从此没有来往。
袁殊也是一位神出鬼没的非凡人物，论伪职，不过一个江苏省教育厅长，但他似乎独树一帜，因似有日本后台，拥有气势不小的《新中国报》，左右又济济多士，听说还有革命阵营中人士。这很可能，因他本来编过革命刊物的《文艺新闻》。我不认识他，只在3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朱雯同我进一家广东店吃粥，他和一个也在吃粥的人招呼，告诉我这人是谁，什么刊物编者。我们吃完了，朱雯付的粥钱，还给袁殊吃的也代付了，朱雯告诉他，他还埋头在吃，听了只略一抬头，店里电灯又暗，我始终没有看清楚他的面貌。
日本对英美宣战之后，不久攻占香港，在香港的朋友，有的往内地去了，有的来上海。来上海的人里面，有一位柳存仁(4)，是个极熟的朋友，本在北京大学读书，抗战后借读光华，幼即多才，十几岁就写了一本《中国文学史》之类。年纪比我轻，世故比我深，个子矮矮的，但一副老成相。对人彬彬有礼，写字整整齐齐，就只有一个毛病（在我看来），有些热中。他原在香港邮局工作，吃了热中的亏，无缘无故地与在港的进步人士为敌起来，还形之于笔墨，几乎闯出小祸来。我和周新、屠仰慈都劝他要多多思考，不要为人火中取栗。他从谏如流，不再多事。香港沦陷之后，他很吃了一些苦，后来与同为广东人的林柏生手下人搭上关系，因而能举家离港返沪。
他到上海我并不知道，后来有一天他忽来我家，这才知道。他到上海后已在中华日报馆挂了一个主笔名义，改名雨生。当时凡是附逆什么的人，十九改名。我却“坐不改名”，这是老伴后来责我笨的证据之一。老实说来，我之不改名，也有我的打算：入污泥而不染在客观上是空话，但我总想不要如无缰之马，能够尽量不作恶为非，不改名似乎也是控制的一法，就是说我怕一旦化了名，极可能更不知检点随便胡作妄为了。这也许是非非之想，但我当时是确作此想的。
柳雨生的来看我，是《中华日报》想叫我编辑该报出版的《中华周报》。如我答应，他去约《中华日报》的实在主笔梁式(5)和我谈谈。我说可以考虑。
在雨生家里和梁式见面。他代表《中华日报》请我编辑《中华周报》。我说可以，不过有一条件，就是内容要完全由我做主。他说这个没有问题。事情就此决定。
我不编《古今》于前，不编《杂志》于后，何以竟肯编辑《中华周报》了呢？莫非《中华日报》给我厚酬？不，报酬可以说少。那么难道《中华周报》享有盛名，做它编辑使我身价十倍？决不！《中华日报》是汪的直属机关报，只有臭名。然则我之答应编辑，究竟所为何来？这又是我的一厢情愿。《中华周报》不见于报摊，销售一定少得可怜，我没有看过，它的内容却不难猜想得十分准确：不外乎共存共荣同生共死的一套。我的一厢情愿是把它的臭内容改变得略有人气，将它编成一个谈人生或谈生活的刊物。我是按我的想法组稿的，虽然谈人生讲生活的文章并不容易写得好，也没有什么人肯用心写；而且也不免偶尔登一两篇译自日文的战争纪事，以免太不涉及时事，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虽然译稿竭力避免为“皇军”扬威。
在《中华日报》，我认识了几个曾经闻名而未见过面的人。报馆编辑人员，原多夜里才来，但非编辑新闻的编辑如编副刊的，也有白昼上班的；至于主笔、资料室人员，更是日间工作者多了。《中华日报》的实在主笔姓梁名式，他年龄不小了，一副老成持重的神态，实际也博学多识，写给副刊的三五十字一条的随笔，总名“纸片”的，颇多佳句。他是广东人，认识许广平，鲁迅在广州时接见过他，据说鲁迅曾经问他怎么取了个笔名叫尸一，他回答道，ㄕㄧㄕㄧ就拼成式了。另一个也负实际笔政的是钱锦珊，原名公侠(6)，性情温和，仿佛原为中学教师，也向《人间世》投过稿，他有一个年龄比他大辈分比他小的侄子钱芥尘(7)，大概和《中华日报》大有关系，他之进《中华日报》，一定由他拉拢。钱芥尘也是一个神出鬼没的非凡人物，在当时，他各方面都有关系，我就亲眼看到过红帮头子在他家里，日本驻上海副领事福间和他在一家茶室品茗。他办的杂志名《大众》，不但汉奸气极淡，甚至有曲折委婉的抗日诗文。这类貌似出淤泥而不染的刊物，还有一个《万象》，编者柯灵，老板是上海名人之一平襟亚(8)。不过实事求是，平襟亚比钱芥尘要单纯一些，或者说更聪明一些。钱芥尘不少人尊称之为芥老。只叫芥老而又叫得相当热情的，是《中华日报》资料室主任周越然(9)。
越老，我们有些人这样叫他，大家知道是商务印书馆英文部的老编辑。他的进《中华日报》，恐怕也是钱芥尘的拉扯，他没有改名，资料室是有的，但他的主任实在只是名义，除了给买到一全套《东方杂志》以外，好像没有做过什么事，只是常常在下午三四点钟来转一转罢了。他人极风趣，能喝酒，善觅书，我曾请他买到一部黄公度的《日本国志》。大家知道他以《英文模范读本》发财。据他说，当时他编这套读本，原来只想卖三千元，但是商务不肯出此重价，只肯抽版税，谁知后来所付版税要多到三千元的百倍。于是乎他坐汽车，造房子，买中外奇书。讲到坐汽车，他说过这样几句话：“当时我坐汽车从商务印书馆经河南路向东开往闸北家里时，有时天落雨，南京路河南路口却有许多人撑着伞立在雨中，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现在才知道是在等电车。”他和我讲这几句话时，地点就在南京路河南路口的电车站，时正小雨，一辆汽车疾驰而过，溅得他我不少泥浆。他藏书很多，但当时已所存无几，书不论古今中外，大都是奇书，我曾到他府上浏览过一下，其中有一本英文书，有李鸿章与机关枪发明人的通信什么的，曾请人译出，后来登在我编的最后一个杂志《好文章》上。(10)
我凭一时空想，接编了《中华周报》，没有想想中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和朱朴本有矛盾，朱再三要我编辑《古今》，我再四拒绝，而属于林的《中华日报》一请我编《周报》我却爽快答应了，这在朱看来，当然要深感不快，何况还有我不知道的林柏生与周佛海之间的派系之争。为了进入《中华日报》，朱朴对我说过什么不满的话，我记不得了，但从我之答应在《古今》挂一个编辑虚名，可见朱朴很可能对我说过什么。但我在《古今》挂名之后，也曾要求《古今》出版一个由我编辑的刊物《东西》。这刊物也是我的理想之一，内容是译东西书刊文章，介绍东西文化。我对《西风》的内容始终觉得近乎庸俗，限于刊名，又只译载欧美（其实只是美国）文摘杂志的文章。但十足道地“志大才疏”的我，单枪匹马，怎能编得好，而且当时当地，你编得再好也不会有多少读者的。《东西》大概只出了两期就停刊了，只记得我译过日本文化评论家谷川彻三的一篇文章登在第一期上。
我既在储备银行领干薪，又在《古今》半月刊上挂虚名，可以说是周佛海手下的人了。但我只见过周氏三次，而且可以说不是夤缘得来有所乞求的。一次是在赵叔雍家里，赵是常州人，上代做过官，在南洋路有所住宅，是所“花园洋房”。一天不知是谁做东，在赵宅请人喝茶，到的人有陈公博、周佛海、朱朴、杨荫深、金性尧、何永康(11)、周黎庵和我，大概还有冯和仪、柳雨生，临散之前还合拍过一张照，在闲谈时，金性尧问过周佛海一句话：“你们怎么会想到同日本人谈和平的？”其时日本败局已定，所以金有此一问，周的回答是：“想不到日本会对美宣战的。”另一次是在东京，周来开什么大东亚会议。蔡培邀我和他同去看周，他下榻一个什么日本阔人的住宅，时在早晨，我们在客厅里等待，客厅里有几个玻璃门的书橱，精装巨册的书满满的，我正在看书脊上的金字书名，周进来了，蔡培照例给我介绍，我说了句我还想在日本留一个时候，他说没有关系，行里的位置没有问题。
最初一次是在上海，大概是愚园路1136弄汪居所中的一宅，引去的是朱朴，同去的有周黎庵。我和周隔茶几坐着。我并没当他高不可攀的权贵，因为我个人无求于他，所以说话不觉拘束，不卑躬屈节，他倒也平等待人，并不颐指气使。他说到袁殊的文化势力可不小，尽管他只是一个厅长。他指的大概是《新中国报》。当时上海有四大伪报，汪的《中华日报》算老大，代表官方；另一家是袁殊的《新中国报》，袁以自有后台，同时用人有方吧，这报纸办得有些特色有些生气；再一家是周佛海的《平报》。它的平可以说平淡的平，因为他所托非人，主持其事者虽为老报人，但这个人是吃豆腐朋友，此时此地办报，除了得些好处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另一张是李士群的《国民新闻》，也是日出一大张，满张有黑字的东西就是了。周谈起文化界，我想起一件事来和他商量。我说听周越然讲起，商务印书馆要再版《辞源》而没有钱，周先生能否帮一个忙借给商务一笔款？他说可以，要多少，什么时候要，你写信到南京就是了。谁知道我还没有向周越然说明请他去问商务印书馆，外间已有流言蜚语，说借款成功之后，我可以得酬劳多少云云。我一怒之下，写信给已去南京的朱朴之，告诉他谣诼难受，请他转告周佛海商务借款事作罢。其实此举恐怕也是多事，这种“大人先生”，你不向他三催五追，他对于自己许诺过的事情，十有八九是会忘记得一干二净的。
我由周越然介绍，认识了钱芥尘。他人很高大，常戴墨晶眼镜，对人极为客气，还赠送一些本子极小也极薄的小册子给人，什么书呢？百分之百的黄色书，有一本还摘译自佛兰克·哈利斯的自传。专印这种书送人目的何在呢？我想不出，大概只能说是“嗜痂成癖”了。钱芥尘的大名，其实我早已久仰，那还在北伐之前，东北军势力远达上海时代，上海有张小报叫《晶报》，常有钱的讲些东北军轶事的短文。到后来我向一直在东北办外事的一个本家问钱的情况，他的回答对钱大为不敬，说，他么，他是给张学良拉马的！我这位本家是个糊涂虫，他大概只看到钱的表象。
《中华日报》的主笔之中，还有一个予且(12)，他的样子一副潦倒相，常常胡须满面，一身不整不齐的旧西服。特别是一双快要露出脚趾来的破皮鞋，使我每次看到了不禁想起卓别灵来。但日本一投降，我被雨生（他和予且有师生之谊）拉了去他家，看光景并不怎样困难。
《中华日报》的挂名主笔，还有几位，但有的难得驾到，还有的永不露面。
《中华日报》主笔的报酬，比起储备银行专员来菲薄得多了，所得无几的伪职臭差尚且有人肯屈就，待遇优厚的肥缺当然人争趋之如蚁附膻了。储备银行的好处，除薪水较多之外，还有米煤（米一般有户口米，但搀杂粮，很难吃，煤球一般不容易买）配给，更有一个生财之道。怎么回事，不记得了，大概是当时现钞缺乏，向银行取现有限制或不许，储备银行对本行人员却不限制，于是你如有熟人有支票交你存入，隔天即可取现，如系储备银行的拨款单，随时可以支现（外人是只能作支票用的），这样一代劳，你就有公开合法的贴现什么钱可得。我虽无工商亲友，但间接的交易也每天常有，尽管为数无多，实在也不无小补。
我进储备时，专员似乎不过“小猫三只四只”，至少来一来的寥寥无几，到后来人数越来越多，经常来坐一坐的就有一二十人，不出头露面的人不知鬼不觉的还不知有多少人。这批人不是和总裁有关系，就是与副总裁有瓜葛。其中有叔侄两人，据说是由于他们家和一个京剧女演员有关系，而她则与周佛海有关系。许多人中只有一个是学生派头，他姓甲名君实，曾问我借去过一本英文书《化学的故事》。后来听说去美国学化学了。
储备银行专员还有一条发财之路：外放作支行经理之类。我自己没有做过这个梦，但曾为人促成过这件事。有一个专员张国祥，据说银行出身，完全商人派头，在专员中恐怕要算他最最十足小商人气了。他之进储备银行，似乎是沾了周佛海曾经是个共产党员的光，因为据说他的妻子是陈独秀的女儿。她叫陈子美，外貌相当斯文，也还俊俏，但谈吐却缺乏语言美。有一次她请我代起一致周信稿，说张精通银行业务，能否给他一个实缺。这是不费之惠，乐得成人之美。信稿拟就之后不多几个月，张国祥就调任泰县储备支行经理了。他发了多少财，我不知道，但我没有得过什么好处。后来张夫妇反目，不时大吵，据张说来，陈行为不检。张后来另要了一位夫人，又长又大，不俊不俏，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但夫妇之间似甚相得。
(1) 纪果庵（1909-1965），名国宣，改名庸，字伯庸，号果庵。直隶蓟县（今属天津）人。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后在北平、宣化、滦县等地担任中学教职，业余向《宇宙风》等杂志投稿。1940年到南京，担任伪中央大学总务主任，后负责伪中大附属实验学校校务。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苏州等地任教。1950年在苏南文化教育学院任教，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该校并入江苏师范学院，担任该校教职。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1965年在苏州上方山石湖投水自尽。著有《两都集》等。
(2) 金雄白（1904-1985），原名烯民，笔名朱子家、金不换。江苏青浦（今上海青浦）人。早年入上海《时报》任校对，后升任助理编辑、采访部主任。1930年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后在南京、上海办报，兼执律师业务。抗战爆发后，1939年任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1940年起任汪伪政府法制、经济等多个部门要职，又创办南京兴业银行，任南京《中报》总编辑，创办上海《平报》《海报》。抗战胜利后被捕，1948年出狱，不久移居香港。后仍从事新闻事业，来往于香港与日本之间。著有《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记者生涯五十年》等。
(3) 袁殊（1911-1987），原名学易，化名严军光、曾达斋，笔名君匡。湖北蕲春人。早年就读于上海立达学园，后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投身左翼文化运动，1931年在上海创办《文艺新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先后打入国民党“中统”“军统”。1935年一度因“怪西人案”牵连被捕。上海“孤岛”时期，曾受中共的委托创办《译报》。沦陷时期，依托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岩井英一，进行“兴亚建国运动”，后加入汪伪政府，主办《新中国报》和《杂志》，又任伪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抗战胜利后脱身北上，先后在苏北、山东、东北等解放区工作。1949年调往北京，在有关部门工作。1955年受“潘扬事件”牵连被捕，1982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4) 柳存仁（1917-2009），字雨生。山东临清人，寄籍广东南海（今属广州），生于北京。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抗战爆发后寄读于上海光华大学。1940年赴香港，香港沦陷后回到上海参与文化活动，主办《风雨谈》杂志，并参加了全部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抗战胜利后被捕入狱。出狱后，到香港参与教育工作。后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2年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历任该校中文系主任、亚洲研究学院院长。是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对道教史、明清小说和中国文史研究有突出贡献，有《和风堂文集》《和风堂新文集》等行世。
(5) 梁式（1894-1972），名君度，又名康平，笔名何若、尸一。广东台山人。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兼任广州《国民新报》编务。1927年鲁迅到广州时，曾多次拜访，并向鲁迅约稿。上海沦陷时期任伪《中华日报》主笔，抗战胜利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任上海启明书局编辑。1954年随启明书局并入少年儿童出版社，仍任编辑工作。
(6) 钱公侠（1908-1977），又名锦珊。浙江嘉兴人。早年就读于光华大学。毕业后，曾在浙江南浔中学、上海启明女子中学任教。上海沦陷时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1944年曾主编《语林》杂志。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启明书局编辑。1954年随启明书局并入少年儿童出版社，仍任编辑工作。
(7) 钱芥尘（1887-1969），原名家福，改名芥尘，号须弥，笔名行云。浙江嘉兴人。清末秀才，后就读上海法政大学。曾在蔡元培创办的《警钟日报》工作。辛亥革命后，参加章太炎组建的统一党，任上海《大共和日报》总编辑。后在上海、天津、沈阳等地办报，曾被延聘为张作霖、张学良的顾问。抗战爆发后留在上海，1942年曾主办《大众》杂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8) 平襟亚（1894-1980），名衡，号秋翁，笔名网蛛生。江苏常熟人。早年为学徒，后在小学任教，不久到上海以写作为生，开始经营出版事业。1927年出版小说《人海潮》，又参与创办中央书店。1931年考入上海法政学院，后兼执律师业务。抗战爆发后一度被捕，1941年创办《万象》杂志，由陈蝶衣、柯灵先后主编，风行一时。抗战胜利后主编方型周刊《海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9) 周越然（1885-1962），名文彦，字越然，笔名走火。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清末秀才。早年曾执教江苏高等学堂、安徽高等学校和上海中国工学。1915年起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编译英文教材多种，影响力颇大。业余搜罗中外古书，是当时著名藏书家。上海沦陷时期任伪《中华日报》主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水产学院工作。著有《书书书》《六十回忆》等。
(10) 作者这里记忆微误。这篇文章其实刊载于他主编的《东西》月刊创刊号（1943年4月出版），题为《与李鸿章论基督教》，署Sir Hiram Steveus Maxim所作。
(11) 何永康（1915-？），笔名浑介、何文介、实斋等。浙江余姚人。早年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1936年毕业后，曾与海戈（张海平）、黎庵（周劭）编辑《谈风》杂志。后就读于上海东吴法学院。此后从事书稿翻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
(12) 予且（1902-1990），原名潘序祖，字子端，号水绕花堤馆主，笔名予且。安徽泾县人。早年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就读。毕业后，入光华附中任历史教员，又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度携全家离开上海，1939年回到上海。沦陷时期，在各报刊发表通俗小说，创作力旺盛。曾三次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沪光中学任教。著有《予且短篇小说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