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我离港返沪之前，自不免有一番事务上的安排。《宇宙风》有林憾庐在，实际也没什么印刷之类事情，《天下事》我托了屠仰慈(2)，译稿则烦了周新，同时我还打算从上海寄些稿件去。周新完全是朋友帮忙，译费之外不给报酬；屠则作为编者校者，必须奉以酬报，他家眷在沪，言明交他妻子，她把这个仿佛当作欠她的债似的，催索很紧。这里有一个事须记。屠仰慈认识陈布雷，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悆当时是香港一家印刷公司的经理，屠说《天下事》印刷费用可以记账，由他去办，他也认识陈训悆的。这里边有点领津贴味道，我虽然不很愿意，但想一时权宜。只要刊物收支相抵，还清印刷账就是了，就也含糊说好。不久日英宣战，《天下事》停刊，它和那家印刷公司的一笔账到底怎样，我后来没有问过屠仰慈，他也没有和我说过。照我估计，欠人是不免的，但为数不会大，刊物到底也有些销路，即使入不敷出，数目不至于太大。不过事情不经我手，到底怎样就难说了，而我之所以不问一个底细，是由于问的结果，总是一篇欠账，我已山穷水尽，哪里还有力量，即使对方报的花账，我又无从指出，无可奈何，只有再做一次阿O（没有了辫子的阿Q）。
在上海把书印成运出之后，到10月底边去上海银行附设的中国旅行社定了到香港的船票，照例先付了钱后去拿票。船是11月初开的，到时去拿船票时，旅行社的订票工作者（记得姓王，女性）同我商量：有位客人急于赶往香港，你能不能延迟一班船走，将船票让给了他。我想我早去几天迟去几天毫无关系，乐得做个惠而不费于人有益于己无损的好事，一口答应延迟一班船期，将原订船票让给了人。谁知这一让啊，让得我从此沦陷在上海，“堕落成为文化汉奸”！原来这时候日美谈判陷于僵局，太平洋上战云密布，开往香港的船只，已经不再开来上海，早些时候开去的也不来了。我让去船票的那条船大概已经是最末一条了，那位我让与船票不知姓名的先生，可能不是所谓有什么急事，是消息灵通，赶先成行。
日本对美英宣战，在上海收拾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艘英国炮艇，是早晨的事，我正坐在马桶上，只听见轰隆一响。接着有人来说日本军队已经进了租界。上海早已成了孤岛，上海人久矣乎无异于瓮中之鳖或笼中的鸡。日本兵进租界也好，不进也好，大家，至少在我是麻木了的，听了没有什么，第一决定，是将《天下事》和《宇宙风乙刊》停刊。这很容易，困难的是一家老小的生活问题。这时候我的一些现金已扫数投资在重印书上，所剩的只有那张预订的船票的一百来块钱。这时候住在我家的岳母说的一句话，我一向觉得有些贾母口气，迄今未忘，她那句话是：想不到你们只有这点子钱！
钱其实不只这点，但因我是个乱世之饭桶，尽管在这三五年里月入不少（有一年的一两月月入多达七八百元），妻子又是勤俭持家，简直可以说一钱如命之徒，连孩子的雨具也不肯买周全。我虽不那么俭省，但也究竟是穷出身，深知贫困之苦味，所以也不能说怎么挥霍浪费，苦只苦不会长袖善舞，有钱只知存进银行，什么零存整付、整存零付、整存整付、教育储金、人寿保险等等等等，银行存折有好几个，存款合计起来，恐怕也有三千五千。
说到银行存钱，说也笑话，我实在也视同冒险，常常怕银行倒闭，所以存的银行要加以选择。其实这也是空话，我哪里知道哪家银行殷实可靠呢？不过我不会理财，不会做生意，虽然觉得钱存银行有点汗毛凛凛，也只有存去，而且多是零存整付或者定期，那是我有一个打算：到了年逾不惑，腰缠几万贯时，我就买几亩饭米田，造三间小平房，归隐于稽山镜水之间，虽然上海滩上汽车放出来的气，不知怎的我很爱闻，但是做腌菜的白菜晒过太阳后的一种气味我更爱闻。
退船票取回来的一百来块钱，怎么省俭也不够一个月的家用，单是房租一项，就要一百零五元。其实我租住的只是一层假三层楼，低得很，而且不是方方正正，而是东凹西凸，但是有它的几点好处：闹中取静，离静安寺很近，交通方便，寓楼前面的街上却无车马喧；三楼也有卫生设备，可以一家独用；前面离街路有几丈，中间有个园子，虽然要去时须经过人家房间，极不方便，好在我不会种花植树，这园子又是一片荒芜，倒是右邻谈家的才真弄得像个花园，足供我凭窗斜望，欣赏花木，特别是一棵叶赭像是枫树的灌木。这房子两面有窗，从北窗外望，对过一家是名医之家，草地如茵不怎么引人注意，倒是一株棕榈树很值欣赏，使我常常注视半分一分钟。上海的弄堂房子总是相离极近，彼此无嫌可避，我住的虽然也是弄堂房子，因有花园，甲弄和乙弄相隔至少有两三丈，这就使人无狭仄逼人之感。弄堂共有三条，房子结构式样内外都是一样。我租的是第一条，前面是街路，到夏日街树成荫，就是蝉鸣不已，刺耳闹人，我曾戏称之为百蝉争鸣，因为听起来它们仿佛在竭力高叫，想比个谁响谁喑，不惜叫破喉咙。
对于衣食住行，我一向衣穿不讲，吃有些挑剔，住却不惜房租。初居上海时，租一间客堂间租金每月二十五元，约占月入的四分之一。现在大概超过这个比数了。我们可以节衣缩食，但无法减少房租，退掉一间吧，不但不够用（一家七人三代同堂），即使勉强挤一挤，三代同房，二房东也不肯答应的，她要出租一间收五十元房租恐怕不很容易，因而很可能提出我无法做到的一着——要退全退。在这困难时刻徐訏帮了我一个忙，介绍他的友人魏友棐为我到新华银行用存折通融了一下，支得四百元。当时好像已经通用汪伪储备票，不过虽说伪币，倒比法币高出一倍，就是我的存折上的法币数要打一个对折。假如存折上存的是两千元法币，现在给你折合为一千元伪币。支了四百，实存六百，这就使我的两千块存折上只变成六百元了！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把所有的存折全折合成伪币支了出来，还是大占便宜的事情。可惜当时计不出此，反而有些懊恼，到后来币值越来越跌，本来说可以支付从小学到大学的六七百元一次存入的教育储金（交通银行办的，我为大二两儿子存一笔），到儿子进小学去取来的钱，连一支铅笔也买不到了！
魏友棐是徐訏的同乡，一家钱庄的协理或襄理，虽是银钱业中人，却有很高文化，写得一手好字，给一些店家写过招牌。我后来到过他家几次，健谈而谈得很有风趣。不幸患有肺病，中年下世了！
我跟魏君去新华银行（似乎现在静安寺新华书店店址）“借”款时，全市银行正在暂定营业期间，大门铁将军把门，我们走的后门或侧门，少数工作人员在台灯下工作，一片阴暗之气。
这四百元钱在我不能算是小数，当时物价好像还不飞涨，这一笔钱大概可以维持三四个月一家生活，因为除房租不能少一分之外，虽然饿肚子办不到，吃素菜淡饭不难做到，米，当时似乎大家在吃户口米还搭玉蜀黍粉，这个，老丈母和妻子可以甘之如饴，小孩子也能吞咽，即使不能如狼如虎，我呢，也不至于食不下咽。我喝酒，我抽烟，还经常吸的高级烟，平常一月烟钱超过饭钱，当时怎样了，已记不清楚，但一定不会吸前门牌以下的烟；酒，比烟易戒得多，可能暂时停杯或者少喝一些。不过无论如何，四百元钱救燃眉之急有余，做半年一载生活之费却绝对不足，何况看局势，一年半载也不能化干戈为玉帛永庆升平的。
那么怎么办呢？三十六策走为上策。上海自从十九路军在沪抗战失败之后，早已成了孤岛，身居英法租界的中国人，早已成了俘虏，做了鸡棚中的鸡。不过总算侥天之幸，日本还没对英美翻脸，还没有要杀棚中之鸡，随意随手捉一只来杀杀。到对美英宣战，脸皮既已撕破，自然就任意随心，为所欲为了。我之于1938年初前去香港，迁《宇宙风》到广州出版，目的原在于尚知自爱矜惜羽毛。现在沪港交通已断，要走自然只能走内地了。但是说说容易做做难，从上海到内地是要通过日军封锁线的，通过的人恐怕多到成千上万，自有路道可通，但我实在不知道这个路道。但这还是小事，最大的困难，我一无川资，二无安家之费，要我闭目想象一下父母妻子啼饥号寒也会使我不寒而栗。本来我如果能屈能伸能变能化，在上海也不是不能够不进染缸而生活的。当时我书籍足有两木箱，放在楼梯角上，虽然没有什么珍本孤本，摆个地摊卖卖是不愁无买客的，而且我们弄堂口的人行道宽而且静，摆个书摊相当适宜。但却不屑为之。
正在留不甘心去无钱的两难之际，有一天徐訏来了。他说他就要离开上海去内地。我问他到了内地做什么，他说他父亲是中央银行的挂名秘书（他自己好像也有名义），不愁没事做。他问我要去内地么。我说求之不得，只是经济上大有问题。他是知道我的经济状况的，说：旅费我给你想想办法看。他走后我这个“精打细算”的人写了封信给老舍，信先寄到武康一个布店主人的远房本家，请他转寄重庆。信之所以不径寄重庆，当然是避免日方检查，其实这是自骗自，日方对于寄浙江内地的信不会检查吗？信上是请老舍设法找一工作。我为何不求别人而只求他呢？一则，他在汉口时曾几次写信给我劝我离沪去汉；二则，最主要的一点，我自以为对老舍不是不帮过忙的，他去内地后曾有一信给我，说妻儿生活赖我帮忙。当然，这是指多算和快算一些版税，并不是求我布施。我是不负所望尽力而为之的，现在我处困境，他回帮一个忙也是人情之常。他回信是给的，寥寥几字，口气冷淡，“无可设法”之类。这当然极可能是实情，但我却有寒天喝冷水的感觉。
徐訏又来了，说已经给我设法借到两千元钱，说这大概够作旅费了。我说我一到重庆不一定能够立即找到工作，一家老小的生活之费不能不安排一下，你能不能再为我设法一千元。他说好的，让我试试看。谈了一回闲天之后他走了。此后我天天盼望他来给我好消息，谁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是急性子，就和妻同到原法租界他的寓所看他。一走进门，他的一个多年老仆妇在他房门口的走廊里拿什么东西低头弯腰放进一只木箱里，听到我们脚步声，抬头一看，见是我俩，就说“先生已经走了”。我一听为之一呆，木立片刻，简直有些凄然泪下，辞谢了那仆妇招待坐一坐的盛意，回身就走。一路上最初的感觉，自然是怪徐訏的不告而别，但是过后思量，又觉得情有可原，甚至于理所当然：他有理由怀疑我无意离沪，否则怎能得寸进尺，给设法借了两千元不够要借三千元呢？所以衡情度理，是我对不起徐訏而不是他对不住我，证之以后来事情，尤其如此。至于老舍，用后来的事实来看，完全与徐訏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无论如何，我总要朗诵沈尹默和周作人打油诗中的一句——“莫怪人家怪自家。”
我之不与徐訏同行，没有一点安家之费是一大原因，但还有另一个原因，说来却实在令人可笑。我当时有个怪病，常常在吃午饭或吃完时，忽然左眼睛的左角跳动，接着剧烈肚痛，非立刻泻一通不可，泻时脸色发白，额角出汗。请教过医生，劝我吃饭吃得慢些，细嚼缓咽，遵嘱照办，还是无效。几年后碰到学过医学的陶晶孙，他说这是“迷走神经”，好像无药可治的。这个小毛病，没有同病的人是难以想象病人的痛苦的。我，自病自得知，就不免设想如在挤得水泄不通又不能随我之急停车的去内地路上的不正常的公共车辆中发起这个病来，叫我如何是好？这样的恐惧忧虑，应该说是“杞人忧天”，但我却确实有这心理，而且譬解不开。当然，这很可能由于走不成而更加增重了这个恐惧，好像为走不成做解释：反正我担心中道崩殂，也很可能不想走而越想越怕。
徐訏走了，老舍回信来了——一口拒绝——这在我仿佛到了山穷水尽地步。左思右想多日之后，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一个等于自尽的办法：打个电话给朱朴之。
朱朴之名朴，无锡人。本不相识，是在我离沪去港之前，《宇宙风》接到他的投稿，题为《记张发奎将军》。内容并不很好，有些空洞，但张发奎是有名军人，又值抗战期间，文章虽欠充实，却也不失为应时之作，而且文稿字迹用钢笔写的，写得也不坏（我有一个怪癖性，看稿时相当重视作者的字，假如一篇选用的稿是一百分，那么字至少占到三十分），于是就拿它发表了，而且还把它的题目列入要目刊登封面。作者的通讯处是香港《南华日报》。我到香港之后，感觉人地生疏，颇感寂寞，和陆丹林不大合得来，简又文住在九龙，不常来大风社，即使来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但和朱朴之却很投契。我一到香港就去《南华日报》找过他，报馆白天少人，又听说他不常去。我之找他，当时原无目的，不过觉得初到香港，人生地不熟，认识一个人总不是坏事，或者也能请他写些适宜于刊物的文章。往访未遇，我就留了一个地址。他就来看我，一同到外面喝了一杯咖啡。他原籍无锡，又说的上海话，语言无隔阂，就谈得投机了。人之相识相熟，恐怕真有所谓“缘分”。陆丹林是个好人，但我总不觉得可以亲近，他的相貌，他的谈吐，甚至于他的声音，我都有些异样感觉。这会是由于我是浙江人他是广东人之故吗？
据朱朴说，他是《南华日报》的副社长，但毫无实权，徒拥虚名，一切由社长林柏生一手抓，所以他不天天去报馆，空闲得很。我与陆丹林合编《大风》，工作也不忙，而且他又争先从事，我更空闲得很，于是就和朱朴常常同去喝咖啡，也常到他家里。他住的房子以地段和面积论，只好说是中等。门户和卧室之间有一小小地方，一桌几椅，算是客堂，但有浴室抽水马桶，租金相当昂贵。他有一妻二子一广东帮工。夫人姓沈，是上海一富家女儿，人极和气，身体高大壮健。朱朴并不矮小，但像个文弱的白面书生，对于这个不是窈窕淑女的妻子他是否爱她，他从没有说及过，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不过旁照一般男人娶妻娶色的心肠，他大概不会满意的，但他并无外遇，平时行动中也无好色猎艳的表现。
朱朴家里的常客，有个孙寒冰，这人是留美学生（似是哈佛毕业的），复旦大学教授，主编过开风气之先销路很好的大型文摘月刊《文摘》（后来胡愈之、邵宗汉编的《月报》是仿它的）。他头发似是天生的卷发，身材颀长，仪表不俗，西装整洁，行路时手拿司的克，风度潇洒。据说他的饮食起居很为讲究，经济却不宽裕，因而使他的夫人应付为难（她，据说是唐绍仪的亲属）。他之和朱朴相熟，听说是他们的夫人是极亲密的同学。
我本不认识孙寒冰，但在朱家多次遇见之后，就一次生二次熟了，我又不管张三李四，说得来的就高谈阔论，因而他曾说我：有你哗啦哗啦，一座就热闹了。他曾在广州旅居过，日机空袭，炸弹正中他的卧室，幸人外出，得免于难，所以大家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谁知后来在重庆防空洞口远望日机轰炸，弹片飞来，击中殒命！
不久，朱家的常客中又多了樊仲云夫妇和梅思平夫妻。樊仲云我在上海时就认识了，虽然说不上是朋友。抗战后上海有一个组织叫编辑人协会，他是常务委员之一，我也是，常委之中记得还有谢六逸。真正主持这个协会工作的似乎是一位姓姜名君辰的，这人八一三战役之后就离开上海，行前交给我一只破旧皮箱代他保管，我接受下来之后，一直原封不动放在房间里，及至要到香港去了，才打开一看，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个毫无用处的小东西！
樊仲云颇有些书生气，言谈举止，都显得文弱，他妻子说话自然声音洪亮，身材比丈夫阔大，衣着朴素，可以归朴素大方或粗花大叶一类女性。梅思平我不认识，连姓名好像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容貌言谈举止是另一路的，仿佛有安邦定国之才，一副英明精干相，他的妻子也和别的几个不同，比较会打扮，说话行动，有些娇滴滴。
樊、梅的连袂来港，是有所为的，这时候朱朴似乎也忙起来了，据说办了一个蔚蓝书店。不过这书店不是专营出版或出售书籍的书店，但到底干什么的，我没有打听问询的必要。它设在皇后大道一所房子的楼上，我不记得去过，参加它的好像济济多士。有一次它在一个胜地举行一个联欢或园游之类，朱朴拉我去参加，到者男男女女有一二十人，但我十有八九不认识，听说其中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高宗武，但我也不知道是长是矮或瘦或胖。
樊仲云、梅思平常到朱家，有时打打麻将。自樊、梅来后，林柏生也偶尔光降朱家了，但真正是偶尔，而且话也不多，坐也不久，仿佛是出于不得已的应酬行动。这个人个子矮小，但身胚结实，一副精力充沛样子。他是汪精卫门下仅次于曾仲鸣的一员大将，据朱朴说，他很受他的排挤，甚至造他吸鸦片烟的谣言，并引他的齿黑为证。朱朴的牙齿的确不是洁白的，但他的确不吸鸦片，齿不雪白大概天生如此，正如有人的肌肤雪白，有人的却不洁白，他更决不会不擦牙齿。无论怎样，在我看来，林是可充鹰犬的一类人物，朱可作鸣禽之类。
我虽厌问政治，因而对政治患伤风病，但从耳闻目击和种种迹象看来，也不难略知所谓蔚蓝书店者，大概是汪精卫的《南华日报》之外的第二机关，但它究竟干什么的，我不想问，因为我想政客总只知道千方百计争权夺利，蔚蓝也好，鲜红也好，不外乎为权和利兴风作浪玩阴谋使诡计罢了。朱朴呢，我不问当然不谈，我和他虽然看来交往甚密，但实际只是闲谈天气，并不推心置腹，实在就是俗语所谓的酒肉朋友之类而已（实事求是说来，只能说是茶点朋友，因我们只上咖啡馆，不上酒楼饭店）。不过旁人不察，难免认为我和他沆瀣一气是个汪派了，而且说不定汪之密谋与日本言和，外间已有传言，这样一来，成了汪派就十恶不赦了，我疑心胡好的要我去桂林当《星岛日报》特派员，根源就在于此——调虎离山，不使《星岛》有汪派人物。
我离开星岛日报馆之后，在香港实际已经没有多少事做。《大风》早已拆伙，《宇宙风》虽然广州沦陷后迁到了香港（先在摆花街租一楼面），但印刷既不在香港，编辑也不全在香港，有林憾庐在，足以应付零星杂务。我就常在上海。事情是偷印《宇宙风》，印好运香港，出《宇宙风乙刊》，创刊《天下事》月刊，还办了一个大兴公司，经营发行业务，还代发汪、叶二青年办的学西风社出版的《西书精华》丛书一类。大兴公司是和印刷我们书刊的中国科学公司的一个或几个熟人合办，办公处就在科学公司一职工曹君家的客堂。
在这之前，有一事足记，那就是大可以证明我是汪派的丑事。年月日都已忘记，只记得我在上海时，有一天朱朴之忽来我寓，说有事相商，约我到旧辣斐德路一所沿马路的弄堂房子楼上密谈。他来上海出版一个刊物，想印刷精良，托我介绍中国科学公司承印，并请我做编辑。刊名《时代文选》，稿子他带来了。他从皮包里一篇一篇地拿出来，有郁达夫的《毁家诗记》，有胡适之的一篇什么文章，有一篇揭露蒋日和谈过的秘密的《举一个例》。文章都是选来的，但主要目的不言而喻是宣传汪精卫投降主义的。我当时虽然已经离开《星岛日报》，《宇宙风》只能勉强维持，但并不到山穷水尽地步，也没有日暮途穷之感，不，我还雄心勃勃，创办《天下事》，搞亢德书房、大兴公司，还做过影印两书的生意（其中有一本《洋鬼子在中国》，但生意不好，只做了一次），没有堕落做汪派或汉奸的迫不得已。这时候汪精卫的木人头戏已经在布景，他已经飞往河内，曾仲鸣被暗杀，脸皮已经撕破，一不做二不休了。我不是猛张飞，行事不是太孟浪的，何苦为木人头火中取栗？依常情论，《时代文选》的编辑我固然不屑为，介绍印刷我也何苦来？然而我竟给介绍了（好像是写了个条子交朱去自己打交道），这个荒唐透顶的原因到底何在呢？一个可能是我对抗战到底打败日本无信心，因而赞成和平。但这个不会，因按当时形势，尽管赞成和平的人朝野都有，但敢出头露面见诸行动的，除利欲熏心的汪及其徒党之外，是没有的，我虽然可以说“本无毛羽堪矜惜”，究竟自视不低，与汪又素无瓜葛，与国民党有怨无恩，怎么甘心附逆，即使赞成和平，放在心里就是了。第二个可能是对朱朴之友情难却，但这可能也不大。第一，我对他或他对我都不是肝胆相照可作刎颈交的，何况事情不算严重，我不至于不顾利害不加权衡，贸然允许。第三个可能是我得了他经济上的好处，贪饵上钩，摆脱不了了，这最可能。因为我记得正在那个时期，我有一次夜里和几个同业及一个印刷所老板赌“沙蟹”，输了一百多元钱，无处筹措，向朱朴借了。
介绍《时代文选》到科学印刷公司排印，我虽然不曾亲自出马，但科学公司不但不能代我否认，而且一定一口咬定是我介绍，因为《时代文选》这种刊物，科学公司如果无熟人介绍而竟承印，那就太损害它的声名了。这样一来，我自然受人唾骂，虽然我没有看到过指名道姓的文章，也没有人当面指责我过，但我知道一定为清议所不容，又曾接到过一封匿名信，一张纸条，上写八个大字：“卿本佳人，奈何从贼！”尤使我问心自愧，悔恨不已。
幸而泥足初沾烂泥坑，拔出脚来还来得及，而且这时候朱朴也不再光降。于是我专心致志于《宇宙风》《天下事》两刊物和亢德书房的出版工作，整天坐在大兴公司办公。记得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一听声音是朱朴，他叫陶亢德听电话，我说他人不在，接着就挂上电话。他不会听不出我的声音，不会辨别不出我的拒不再往来的意思，从此不再来电话也未来看过我。其时汪已“还都”，我在报上看到过朱任伪交通部次长之职的新闻。
(1) 手稿原无标题，据文意补加。
(2) 屠仰慈（1910-1969），原名乐曾、乐真，又名仰之、仰慈。浙江海宁人。早年为杭州文化印刷所工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建立海宁最早的党组织中共硖石支部。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在湖州坚持斗争，后到上海《时事新报》工作，担任该社中共工人支部书记，后因参与托派活动被开除党籍。此后参与上海报界工作。抗战爆发后到香港，1941年帮助陶亢德编辑《天下事港刊》。后到安徽屯溪《中央日报》工作，抗战胜利后，随该报迁往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工人日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