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的工作场所
为了获得灵感，让－雅克·卢梭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散步。湖光山色就是他的工作室。哪怕只是看到一张书桌，他都会感到不快，更别提“躺着工作”的设想了。他与那些躺着的艺术家截然相反。躺着工作的人往往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深知，这会给他们招来懒惰的名声。躺卧通常与疲劳、倦怠、缺乏动力、迟疑、懒惰以及消极、松懈联系在一起，还会让人想起《浮士德》（Faust）里的“懒床”[1]。
暂且抛开偶尔午休这种可能的情况不谈，我们应该只在夜里躺下吗？也不尽然，因为对有些人来说，躺下显然能为提升创造力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提供最佳的先决条件。躺卧如何对专注力产生影响？会不会存在某种有待实验证实的原理，能证明躺卧在提升创造力与注意力方面不亚于坐着？了解这些事儿很有意思。
或许创造力就是要完全从日常事务中抽离出来才能获得？艺术家是否必须经历消极的阶段，才能真正做出具有创造性的东西？许多人都对此表示认同。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自己的书信中提到，他在那张传说中的钢丝床上躺着写作，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因病卧床，为了完成《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他用软木盖住卧室的墙面，与世隔绝。在床上可以实现一切，从情色的产生到毁灭性的死亡。
在床上工作的思想巨擘不只马塞尔·普鲁斯特，马克·吐温和因描写英国怪人而闻名的诗人伊迪丝·西特韦尔也属此列。水平方向的躺卧似乎能使思维异常凝练。据传，威廉·华兹华斯最爱在一片黑暗中躺在床上写诗，一旦纸张不见，就又从头写起，因为在黑暗中摸索寻找实在太费劲了。瓦尔特·本雅明回忆说，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圣波尔·鲁为了不被打扰，会在卧室的门上写上“诗人在工作”。海因里希·海涅在巴黎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受疾病所迫，只能在床上写作。在这个被他称作“床墓”的地方，他把自己最后的文学作品带给了世界。逃到床上工作，使《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的作者伊迪丝·华顿得以躲避女性要衣着整肃的铁律。在床上，她不必再穿束身胸衣，这对她放飞思想也大有裨益。就连八十岁寿辰，她也在床上庆贺——插满蜡烛的蛋糕本为助兴，却引起了火灾……
有的人躺着的时候会望向远方，听收音机、听音乐，另一些人则选择阅读。躺卧时人们爱读哪些书？在水平状态下阅读什么作品，才能给人带来特殊的、在其他状态下很难达成的阅读体验？我们在躺卧时会不会对书籍产生不同的理解？会不会对特定的情绪更加敏锐？如果加拿大小说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当人们在书中发现一个与自己此刻作为读者所在的现实世界相类似的世界时，他们就需要调整一种“冗余感”。这时候，他们最可能做的，就是在躺卧于床榻的孤寂中阅读那些情节紧凑、内容丰富的书籍。有趣的是，对曼古埃尔来说，阅读侦探故事和恐怖小说能使他安然入睡；而对另外的许多人来说，这种读物肯定会让他们睡意全无。当然，适合在躺椅上读的书通常是那些轻松易读的，人们担心太过扰人心神的情节会搅乱周末或假期。真是奇特的逻辑。
人在床上度过的时间，应该有多少？允许有多少？能够有多少？一个广为流传的数据是人会在睡眠中度过生命时长的三分之一。一条不成文的规律是，睡得越久，就越想继续睡。罗伯特·伯顿建议把睡眠时间限定在必需的范围内：“没有什么是比适度的睡眠更好的了，没有什么比太短、太长或不合时宜的睡眠更糟了。”对付忧郁，要找到恰当的平衡。“过度清醒”常常是“忧郁的表现与诱因”，但伯顿接着指出：“尽管如此，在有些案例中，也就是在那些迟钝、沉默、冷淡、怠惰的忧郁状态下，睡眠造成的损害却超过了它的益处。德国神学家、教育家梅兰希通就提到过这种情形，它们常常伴随着唉声叹气与身体的水肿。”
十九世纪的健康倡导者对当时一种广为流传的延长卧床时间的习惯进行了指责。这种习惯的指导原则之一是：“睡眠带来的享受越强烈，它就越健康。”格劳乔·马克斯一度认为，凡是不能在床上做的事，就不值得做。他怎么想由他去，但我们真的要同意他吗？毕竟，生活可不能局限于卧床啊。久而久之，我们的肌肉会萎缩，血液循环会失去动力。看看那些因病而不得不长时间处在水平状态——也就是俗话说的“久卧”中的人，就知道极端躺卧会对身体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了。一九八六年，为了研究失重的影响，十一名实验者在一名来自莫斯科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的医生的监护下卧床了整整一年。尽管实验者们借助身体运动——一部分在床边就能进行——避免了最糟糕的结果的产生，但是，要想像过去那样自如地坐下和行走，则须在实验结束后做两个月的康复训练。
到达某个临界点后，长久躺卧会变成一个危害人的生存的问题。不过，这个关键的临界点是什么呢？也许像信仰复兴运动的倡导者约翰·卫斯理于一七八六年所写的那样：“当我们的肉体久久待在温暖的被窝里，就会像半熟了一样，变得又虚弱又臃肿。”据说卫斯理总是清晨四点就起床，以防遭遇那些负面的结果。
奥勃洛莫夫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所著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就是一个将躺卧践行到极致、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做的人的化身。“在家的时候（他几乎一直在家），他总是躺在床上，而且总是躺在这间卧室、书房和客厅三合一的屋子里。”这位贵族先生裹着一件用波斯丝绸制成的具有东方风格的宽大披肩，年纪约莫三十出头，终日躺在床榻或沙发上，将自己献身于白日梦。生活从他的身旁呼啸而逝。他外形肿胀，像是裹在睡衣里的香肠——“这不可能是年龄所致，而是身体缺乏运动、缺乏新鲜空气或二者共同导致的”。来访者想把他从堕落的道路上拽回，然而所有的尝试都徒劳无功，甚至连一段热恋也没能使他改变多少。“躺卧，对奥勃洛莫夫来说既不是病人或困倦之人的生理必需，也不是疲乏之人的偶尔为之，同样不是懒汉的纯粹享乐：这就是他的日常状态。”奥勃洛莫夫是这类人的原型，他们怠惰乃至多余，又因怪癖而使人尚存一丝同情。每个时代都会出现属于自己的奥勃洛莫夫。一九六八年，法国导演伊夫·罗贝尔制作了电影《快乐的亚历山大》。在这部电影中，一位富裕的农民在妻子去世后打算在床上度过余生，这一决定激怒了整个村庄。极度懒惰的奥勃洛莫夫和亚历山大都不应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明白：把太多时间花在躺卧上，对人没有任何好处。
药物与躺卧之间有什么关联？在大量摄入酒精之后，人将无法在水平方向找到平衡。它能引发一系列不同的情绪，但就主要后果来说，多半会使饮用者不能立刻在沙发或床榻上寻求安宁。就算闭眼躺下，也会在酒精的强大作用下跌落在地。谁要是尝过这种难受的滋味，定会在任何时候都尽力避免。如果我们把讨论限定在常见的毒品中，吸食大麻后躺卧要合适得多，尤其它还有助于冥想和践行无为。此外，在阴暗的鸦片馆里躺下，游走于失去意识的边缘，也是一桩奇事。
在床上抽烟可要小心——一不留神睡着了，忘记点燃的烟头，太容易发生危险。这种事可能是致命的，我们可以从奥地利女作家英格博格·巴赫曼的事例中得知这一点。她在罗马的寓所内抽烟时睡着了，引起了火灾。赫尔曼·冯·普克勒－穆斯考大公是个讲派头的享乐主义者，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用含铅的材料将头发染得乌黑油亮，并因此闻名。一八二九年，他在床上经历了一次“顿悟”，那一定是他终其一生都无法忘却的回忆：一次，他的头发被煤油灯烧着了，他赶紧把头埋进床褥，熄灭了火苗。他的头发被烧掉了一半，于是他索性将其全部剪掉。面对这样的厄运，他仍然展现出幽默的一面：“幸运的是，我的优势不在头发上。”同样幸运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躺卧时发生事故还是相当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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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aulbett”，意为躺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