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泽兑乐
其实“为艺术而艺术”高唱还未入云，普罗文学就浊浪排空了。
“叶芝竟能在两者之间，独持一项绝非折衷的正确观点。”
“艺术家，竭至诚于其精神劳作，自必为全世界尽力了。”
艾略特为何不直截说：艺术的路，正介乎“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之间。为何不索性说：本来无需持观点，可奈这边为艺术而艺术，那边为人生而艺术，当中就必得有一个观点了。
但艾略特毕竟已经表陈得很好。一九四○年初夏，他在都柏林，为纪念刚谢世的叶芝，讲演临结束时，他用“绝非折衷”来评价叶芝的“观点”，已经够中肯。而当年能持此“绝非折衷的正确观点”的艺术家不止叶芝一人，叶芝尤其俊杰，至今也令人感佩。感佩其俊杰。
此外，差堪回顾的是，为艺术而艺术者由于道义纯厚，为人生而艺术者由于技巧高明，大抵成全了可诵可传的作品。又此外，那刻意为艺术而艺术而不知其他者，那力主为人生而艺术而不知其他者，大抵没有得到“艺术”没有得到“人生”。
公案早已具结，而在中国，这样两种思潮都不求甚解，等于都没有来过。
时下正有更多的思潮冲入中国，大抵又将莫名其妙，都活活等于没有来过。
欧洲史上，每隔一百年，总会出个蒙田，出个帕斯卡尔，更仔细些看，每隔五十年，就有蒙田型的和帕斯卡尔型的人物在对话。中国，从前也有司马迁型的韩愈型的人物，断而不绝或隐或显地存在过，后来没有了。似乎很干脆，没有了就没有了。
文学家主写作，写作以外的活动，即使是“文学活动”，意义也平常——但出现了专以文学活动取胜的文学家。
也好，文学的归文学，文学活动的归文学活动。一种叫文学家，一种叫文学活动家。
文学活动家如果不兼文学家，就更专门，精力更充沛，事业更容易成功——整个文坛以文学活动家为主。文学家而兼文学活动家者，其次。不兼文学活动家的文学家者，更其次。坛呢，仍叫文坛；不叫文坛叫什么。
不知爱，迷茫于色情。不知文学，写些浮薄伤感的诗。书是读的，从本国读到外国，伦敦、巴黎、西班牙……回归了，看看别人都在革命，他也革命，大家说他转化得不慢，新我否定了旧我……他没变，仍然不知爱而迷茫于另一种色的情，人劳动亦劳动，人膜拜亦膜拜，写些歌功颂德的诗，另一种浮薄伤感。不久被指控：凡是他写的译的书，都起着败坏青年毒害青年的作用，因此定了严重到致命的罪……
一个徒然迷茫于色情的人，一个仅写些浮薄伤感的诗的人，怎能明白自己最后的遭遇是怎么回事。在双重的不明不白中，他死去。
再后来，好久好久，那些与他差不多的人，差得多地还活着，忽然想到可以为他开个追悼会（不容易啊），想到可以把他的诗收拢来（不容易啊），有的写序，有的写编后记（不容易啊，大家都有—摊子事忙着哩），诗集出版了，好薄的一本，印刷简陋，简陋得花枝招展，里面有模模糊糊的照片、遗像、手稿，模模糊糊，很逼真，逼另外的真。
就这样，叫诗人。如果换了写小说的，就叫小说家。死的死去，活的活着，活着的可以为死去的写序写编后记，说些风凉话，摆摆老资格。也没有多少好说，只是说了许多，没有多少好说而说了许多，就说明着一件事：死去者活着者都模模糊糊。
唯一有意思的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外国人，就要看这种诗（或小说），大抵这些外国人与其所研究着的诗（小说）的作者，是差不多的，与写序者写编后记者也差不多，或者，更模模糊糊。
那些到后来皈依宗教的文士，其中有人诚然执著了信仰，使自己的一份才艺也供奉于至尊者。而其中另有人（颇多），只因本身无真可归无璞可反，虚荣好胜之心一贯炎炎不止，便假借神的名义，以超越凡俗——凡俗容易超越，否则不叫凡俗了——至此，应可歇歇，但这类人的保养有素的自我感觉，至此愈加良好，那张灵光焕发的脸，需要到处去丢，凡俗者们非常欣赏这种丢过来的脸，接住了，把它挂在壁上。
“五四”迄今，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种文艺腔换另一种文艺腔。初始是洋腔，继之是土腔，后来是洋得太土、土得太洋的油腔。
这样分说，如果中肯，那么过去的半个世纪内，土腔克洋腔、油腔克土腔，倘若再有什么腔来克油腔，也就可以了吧。
不幸这样的分说没有中肯，“文艺腔”之为“文艺腔”，每次都弄得有“腔”而无“文艺”，大家纷纷追求“腔”，一旦“腔”到手，便登堂入室坐交椅。文艺青年们，一触及“腔”，认知这是“文艺”——并非“文艺”不存“腔”将焉附，反使“腔”不发作“文艺”就出不来了。半个多世纪写的写、读的读、写的读、读的写，文坛是个转坛，左转极则右，右转极则左，到了脱离“腔”就不成为“文艺”时，自然是没有“文艺”只有“腔”，“腔”了半个多世纪还得再“腔”下去。
臻于艺术最上乘的，不是才华，不是教养，不是功力，不是思想，是陶渊明、莫扎特的那种东西。
“现代”是个很奇怪的时期，陶渊明、莫扎特如果生于现代，欲使其文章其音乐臻于最上乘，除了他们原有的“那种东西”，还得加以“另一种东西”——因此“现代”真是个很奇怪的时期。“后现代”自以为还要奇怪，其实事情弄坏了，“后现代”不明白“现代”的奇怪究竟奇怪在哪里，所以“后现代”把事情弄坏而后已。
日昨陪几位朋友上博物馆谈谈，在伊斯兰艺术的联室中放缓步趾，我既不知趣又像主持公道地说：“世界早已精致得只等毁灭。”
从前有一儒生（类乎当今之作家）、祖传二锅而没有下锅的米了，决计卖掉一只以买米来下锅。
儒生（作家）找到了寄售商号，店主将此锅斜靠在临街的显眼处。
儒生（作家）讨得纸笔，写了“出卖旧锅”——贴在锅边。
行人甲道：
“第一字可省，意思够明白。”
儒生（作家）恍然了一下，便把“出”涂掉。
行人乙道：
“摆到这里来，总是要卖的。”
儒生（作家）又恍然了一下，便把第二字涂掉。
行人丙道：
“你怕有人会认作新货么？”
儒生（作家）大大恍然了一下，便把“旧”涂掉。
行人丁叹道：
“谁不知道这是只锅呵？”
儒生（作家）竦身恍然了一下，扯下那纸，撕碎。
但事情还没有完，君不见当代的书店里……
张三小说集张三著；
李四诗选李四著。
如果有人印了一部书：
章太炎文集章太炎著
恭恭敬敬捧去见章老夫子，不遭老夫子破口大骂乱棒打出才怪哩。
艺术家凭其作品得以渐渐成熟其人。
在自己的作品中，艺术家才有望他本身趋于成熟。不仅人奇妙，不仅艺术奇妙，奇妙的是人与艺术竟有这一重严酷而亲昵的关系；别人的艺术无法使自己成熟，只有自己的，才行——重复三遍了，为什么重复三遍。
（赘注：通常的高明之见是：先做人，而后做艺术家；人成熟了，艺术随之成熟——且看持此格言者，一辈子吃夹生饭，动辄以夹生饭飨人）
笑话两种，其一，说者不笑，聆者笑或大笑，说者在心里笑聆者之笑。另一，说者肃然，聆者笑或大笑，说者不明聆者何以笑。“中国在近五年十年内，将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属于前述两者中的其一？另一？
这类预言家，不大可能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撰著人。
伟大的文学作品，在经营时（在尚未动工时），主者不觉得它伟大，不觉得它一定会伟大。倘若主者时时觉得它伟大，那么结果恐怕是不伟大的，结果有可能是阿世玩世混世欺世的东西。
“中国在近五年十年内，将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一论断性的预言的附和者，也不大可能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撰著人。万一，真出了“伟大的文学作品”，预言家及其附和者是不知道的。世上已有定评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们当然承认、崇仰，而他们实在不明白这类文学作品伟大在哪里，如果他们稍稍明白一点，他们就不致作出这样的预言，不致去附和这样的预言。
甲乙二人在路上走。
甲说：
“五分钟十分钟内我将捡到一个钱包。”
乙说：“那是必定的。”
伟大的文学作品比钱包更偶见，钱包一望而知，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不容易解，难呀，读已是这样难，写就更难上加难了，然而《史记》难不倒司马迁，《红楼梦》也难不倒曹雪芹，在蚕室中发出一阵紧一阵的呻吟声时，在黄叶村夜晚小屋破窗里响起啜粥声时，未知有没有人断言“将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了，谅想还不会有，因为，虽然中国文人向来是迂阔的多，而那时候还不致迂阔到像现在这样的豪迈，这样的商业广告气。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一千几百年前就有人如是说。
中国乃君子国，小半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君子，大半是凭借礼义而摧残人心的伪君子。伪君子之能千百年占优势、掌实权，正由于有君子在附会他们的势、支持他们的权，因为，君子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呀，只有到了伪君子责怪君子明于礼义明得不够明，陋于知人心陋得不够陋，君子才叹苦，一叹苦，伪君子便把君子宰了。可见中国的君子之陋于知人心陋到什么地步，连伪君子的“人心”也揣摩不透。
中国人都是急性子，耐心也真是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