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尔靡之
奇迹间的直线
衣修午德发现会画水彩画的交通警察，梅里美遇见耽读《帕斯卡尔随想录》的强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觅得唱起来不用换气的乡村歌手——世界平凡，却处处点缀着小奇迹，我也曾问那肉店的犹太老板，他说他擅写十四行诗。
像古代的天文图，几颗星，其间加上几条直线，便成为某某星座。我也喜欢在小奇迹与小奇迹之间加添直线，冗长的人世经历，因之有过不少星座，名称瑰丽得于今思之反觉寒酸。
直线加腻了，听凭它们单个单个存在吧，这样，终究不致沦为知识上的唐乔凡尼。躯壳自顶至踵地衰朽，它与我的心灵日益异离，假苦行主义，伪享乐主义，幢幢往来的现世男女，没有一片丑陋的云，没有一朵恶劣的花，谁真能宣明自然形态的优越性的原理呢，再要端坐在流苏垂垂的帏幕下，桃花心木的圆桌边，一盏卡谢尔式的灯，从头试论自然形态的神乎其神，已显得顾左右而难于措辞，只能说我们从前有过很多，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
最坏的苦痛
“说出那些最坏的苦痛，也就是说出了我的苦痛。”
“最坏”是什么性质呢，最无辜？最耻辱？最莫名其妙？最难解脱？可惜我未能面质亨利希·海涅。
所幸我完全领会他说这话的用意之恳挚。
大战正在以后
人脑的功能，大致分三等，一等是主呼吸心跳诸活动的部分，称为“生命中枢”。二等是主语言举止感觉的部分，称为“功能区”。三等是相对地不重要的部分，称为“静区”。在某一区内集中着某一功能的神经细胞，而大脑的其他区域也散布着此类细胞。
人脑总共约有一百亿至一百五十亿神经细胞，经常处于作用状态的只有十几亿，百分之八九十的神经细胞可谓闲置着，或可谓休眠着……
人脑，上帝与魔鬼必争之地，大战正在以后。
只有三棵桑树
路的左边两棵，停车场转角一棵，如果没见到桑葚，不知这就是桑树。
记忆中的桑是矮而多瘿的，总以灌木视之，却属于落叶乔木科，从未注意桑之花，据说很小的，淡黄，穗状花序，自儿时迄今，真没有赏及它的花。桑葚的紫，紫得有幻意，说这颗桑葚很大，指它比其他的大——者般小的果子，竟有饱满、肥硕的喜感，如若枝条上结着很多紫葚，仰视时就全不在意桑叶，只见热闹的和善而有些耿介的葚子。
江南的故乡的人们称桑葚为桑果，Sorosin是可译作“桑果”，复果之一种，全体为众花簇聚所成，纯属浆质。每年春来，遍野皆是，却不许孩童吃，难免已被黄蜂毛虫叮过，而且桑果性热，吃多了，早晨流鼻血。
桑葚是我童年的禁果，而今在异国摘食桑葚，禁令解除，吃至十来颗，就忆不起更多的童年情景。
他们的唯美
爱因斯坦被自然界的数学体系的简洁优雅吸引住了。玻恩认为广义相对论是哲学领悟、物理直觉、数学技巧精彩合成的—件瑰玮艺术品。彭加勒的研究自然，纯粹是从中取乐，如果自然不妩媚，就不值得劳神苦思。狄拉克一再声称，方程式中所具有的魅力，远比它符合实验更为迷人。
康德的判断：“对自然美抱有直接兴趣，永远是心地善良的标志。”此话可以反说，凡已不复善良者，乃对自然美丧失了直接的兴趣。
常人对自然美的兴趣是间接兴趣（假托、移情、想入非非），唯有对自然美抱有直接兴趣者，才是心地善良的标志。
泛神论二解
一解，已由叔本华道明——泛神论是客客气气的无神论。
二解，企图协调神与人的比例关系，一切都指归神，当然就“神与人同在”了。可是神解体之后，渗入无限小，扩向无限大，更与人不成比例。
莱布尼茨、牛顿是茫然而权且安于此失度的比例之中吗？斯宾诺莎是否隐隐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后来，泛神的观念愈泛愈远，爱因斯坦、普朗克、康托尔、法拉第、爱丁顿、康普顿，都泛得不考虑比例，只有那几位自杀的科学家俦里，可能有知此“比例失度”的伤心人在，既作不了有神论，又作不了无神论，一死，了之。
什么时期的神与人的比例关系最协调合度呢？
古希腊，古希腊人的比例观念最强，最高明，表现在雕像上、建筑上、神话上。
真实的幻觉
我一向知道樱花是不香的，亦未闻有谁道及樱花之芬芳。
在华盛顿的人工湖畔，沿岸樱花连绵，远远望去，云兴霞蔚，走近时一阵清甜的幽馨，不能不怀疑自己的嗅觉了。
上午十时，空气潮润，地面的草茵朝露未干，阳光从前面的数枝乔木间照进来，也许就是这样地水分慢慢蒸发，才形成馥郁的氛围。
（美国的花，玫瑰铃兰康乃馨都已不香，过分的“人工”使“自然”疲乏，这是极坏的征兆，等于在预告盐将失去咸味）
樱花含苞时是深红的，徐徐绽放，颜色渐淡渐淡，浅绛的樱花是盛开，近乎白的樱花就要残谢了，这样，我所闻到腌馣馤的那一带的樱花正是淡绛，再往前行，樱花都已白了，无气息了。
十多年来没有逢到过如此规模的嗅觉的佳境——嗅觉比视觉听觉更其形上，轻捷透彻，直抵灵界。
仍然有些疑惑，小湖畔樱花之香是一己的幻觉，那么我的感官已经病得可喜可贺。相信我记住了樱花的香型，能与梅花梨花任何花都区别得清楚。
想起了诺瓦利斯
每星期举行家庭音乐会，玻尔兹曼自奏钢琴，这位奥地利的大物理学家，性情幽默，风仪安详，倾心于科学之美，艺术之美，自然之美，哲理之美，家室和乐，名声显赫，一九○六年，夏日，独自潜入森林，自杀。
德国科学家德鲁特也是一九○六年自杀，四十三岁。
“在今天，许多人提出与昨天他说过的话截然相反的主张，这样的时期，真理已无准则，科学不知为何物，我悔恨没有在前五年就死去。”
——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
用自己的手，摧毁自己信仰过的精神殿堂，再建立一个全然陌生的窝，对于艺术家，也许以为得计，对于科学家，痛心、棘手，要殉道而无道可殉，他们的死，不是超脱而是毁灭。
普朗克对自己的发现（基本作用量子），一直疑惑不定，想使这个作用量子纳入经典理论中去，徒劳无益地努力了好几年，同侪皆为之太息。
伦琴亦为他所发现的X射线而深深苦恼，往昔的均衡恬静的心情，一去不返。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埃伦菲斯特死，爱因斯坦悼言：“最近几年，他的内心冲突恶化了，那是由于理论物理学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发展，一个人，要研究并且讲述那些心里不能完全接受的东西，总是太艰难的事，对于秉性耿直的人，明确性就意味着一切的人，这更是双倍的惨苦，正是这一点使他厌世，自杀。”
想起诺瓦利斯，十八世纪德国的Novalis，柔发稀疏，玻璃花如的面容，不满三十岁就离开尘世，初次见到他的画像，就觉得以后会想起他，那种引人怜惜的脆弱，是否锋锐的灵智必定要有如此头颤然欲碎的形相呢，他曾说：
“哲学原就是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科学，更是一种大乡愁的剧烈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