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贝尔：您在那不勒斯长大，您的很多作品都是以那不勒斯为背景。这个城市有什么东西给您带来了灵感呢？
费兰特：我在那不勒斯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间，那不勒斯承载着我童年、少年，还有青春期最主要的体验。我认识的很多人，我爱的那些人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城市，当时说的都是这个城市的方言。我一直都在写我了解的事情，但我内心经常很混乱。我能讲述一个故事，把一部小说创作出来，也是缘于我那种模糊的意识，我写书时几乎都是这种情况。尽管我现在生活在别的城市，但这些书的根源都在那不勒斯。
沙贝尔：当您开始写作《我的天才女友》时，您已经构思了完整的故事吗？
费兰特：并没有，我只是构思了这个故事的主要线索和情节，但其他都是一片迷茫，我在写其他书时也是这样，并没有完整的构思。
沙贝尔：您刚开始写这个故事时，已经想好了会写出四本小说吗？假如您当时没想到会写四部曲，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这一点的？
费兰特：六七年前我开始写这个故事时，我非常确信只要写一本书就好了，可能是很厚的一本，但当我写到莉拉结婚时，我明白自己需要更多篇幅去讲述这个故事。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写一本独立的作品。尽管这套书有四本，但对于我来说，“那不勒斯四部曲”之间衔接很紧密，讲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是一部长篇小说。
沙贝尔：通常写小说时，您已经想好了表现手法了吗？
费兰特：我从来都不会很具体地构思故事的表现方式，但我脑子里比较清楚的是：写作的目的是揭示真相，永远都不能迷失，是追求真相，并不是追求一种看起来逼真的东西，这才是一页页写下去的决定性力量。假如在情节发展中，语气变得虚假，过于考究、清晰，过于有理有据，语言过于漂亮，我都会停下来，想搞清楚我是从哪里开始错了。假如我没办法明白，我会把一切都丢掉，重新开始。
沙贝尔：“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有没有一本让您写得很费力？有没有一本您最喜欢的，也就是让您感觉最骄傲的？
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写作对我来说很辛苦，但也是能带来满足感的工作。也许是因为主题的缘故，我觉得最难写的是第三本。同样因为主题的缘故，第二本最容易写。但我在第一本和第四本中投入很大，我是全力以赴去写的，每一天都怀着痛苦和欢乐，有时候模糊，有时清晰，我爱这四本书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沙贝尔：小说中的人物埃莱娜是一个女作家，这个故事是通过她的口吻来讲述的。这个故事推翻了通常人们对于女性友谊的固有看法，讲述了一段非常投入、恒久和稳定的友谊，您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挖掘这个主题呢？
费兰特：埃莱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连她也不了解自己。她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莉拉作为故事的主线，虽然这违背了她朋友的意愿。她这样做可能是出于爱，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有一件事一直很吸引我，那就是一个人讲故事时，他的个人意识就像一张过滤网，他个人的认识很有限，对于要讲的故事远远不够，但我们在看书时，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我的书就是这样：讲述者需要不停掂量事件、人物，还有她无法掌控、难以讲述的事情。我喜欢那类故事，就是讲述者把自己的经历讲述出来，同时，这故事会威胁着作者的自信心，会让他质疑自己是不是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方式，让他刚开始很肯定的信念也会产生动摇。
沙贝尔：您选择塑造的这些人物，他们并不遵守社会规则，并不是好公民，您是有意这样写的，或者就像美国现代主义作家格蕾丝·佩里所说的：“作家写作并不是为了挑战权威，但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费兰特：我一直在反思，通过写作可以达到什么目的。我一直都读很多书，我想从传统中汲取我所需要的东西，当然也包含意大利丰富多彩的文学传统。我开始写，并不会担心我写的东西是精致的还是粗鲁的，合适还是不合适，反叛还是规矩，只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用最有效、最有力的方式进行讲述。
沙贝尔：您作品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就是，在讲述女性之间的友谊时，您能够抓住非常复杂、核心的东西，但从来都不会陷入伤感，或者是俗套。关于埃莱娜和莉拉之间的关系，您的描述非常真诚、直率，甚至有一点儿残酷。对于一个女读者来说，或者说对我来说，您的讲述不仅一针见血，而且开诚布公。
费兰特：通常来说，我们都会用一些正面、赞许的语言来保存我们的经验。这都是一些现成的、正常的、让人觉得稳妥的风格，让我们觉得放心。但同时，有意无意中我们都会把很多东西排除出去，因为要把事情讲透彻，我们需要强迫自己，拷问自己，去寻找贴切的语言。一种真诚的写作，主要任务就是尽量表达那些暗藏在内心深处、很难用语言表达的体验。一个好故事，或者准确来说，我最喜欢的那类故事：一方面讲述一种经验，比如说友谊，会按照某种常规，把这个故事讲得像模像样、激动人心；另一方面，它会展示那些信念之下的一种暗流涌动和纷乱。一部想要揭示真相的小说，它没有按照主流写法去写，它另辟蹊径，它的命运在于读者愿不愿意真正扪心自问。
沙贝尔：“那不勒斯四部曲”讲述的友谊，是不是来源于一段真实的友谊？
费兰特：可以这么说，这本书产生于我所熟悉的一段很漫长、复杂，也很折磨人心的友谊。
沙贝尔：众所周知，女人之间的友谊都是充满了张力，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在您看来，为什么我们很少能读到用一种很坦率的方式来描述这种复杂关系的书？
费兰特：通常，我们没办法告诉自己的事情，就是那些我们不愿意说的话。假如一本书把这些东西揭示出来，我们会很讨厌，或者会很生气。这些都是我们了解的，但看到别人写出来，我们还是会觉得不安。然而，也会发生相反的情况，当我们看到一些小说里讲到一些我们自身无法启齿的事，我们也会很激动。
沙贝尔：在您的小说中有一个很常见的主题，那就是“遗弃”。有男人或女人会抛弃他们的情人、婚姻，有一些母亲会抛弃孩子，女人会抛弃她们的友谊、梦想。这些主题有什么能特别打动您的地方。
费兰特：遗弃会留下看不见的伤口，很难愈合，从叙事角度讲，这个主题很吸引我，这是因为，遗弃可以揭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稳固的、“自然而然”的事情其实是脆弱的、很容易被打破的一种状态。我们觉得生活非常安全，但遗弃损害了我们的安全感。我们不仅仅是被遗弃了，可能我们会无法承受那种打击，我们也会遗弃自己，我们会迷失，会失去自己的完整性。出于习惯，我们很依赖其他人，遭受遗弃之后，我们内心的平衡被打破了，需要重新建立一种平衡，但必须意识到一种现实：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拥有的一切随时都可能被剥夺，可能会带走我们生活下去的欲望。
沙贝尔：在您的小说中，我们会发现某种形式的女权主义，一些政治倾向性很强的人物，展现出“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您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您觉得，美国女权主义和意大利女权主义有什么不同吗？
费兰特：“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您刚才提到的那句口号对我启发很大。这句口号让我知道，即使是个人最隐秘的体验，和公众层面完全不同的体验，也受政治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体验也受一种无孔不入、非常复杂、难以厘清的东西，也即权力的控制。这很少的几个词，但表达出很深刻的意思，我们要永远铭记在心。这揭示了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受什么支配，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目光审视周围，看待我们自己。这句口号对于文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对于写作的人，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至于您说的女性主义问题，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女性主义者。我之前非常喜欢女性主义的复杂思想，到现在也深受其熏陶。无论是在美国、意大利，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女性主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直都有这种思想：假如我不能尽快融入一个由杰出的男性构成的世界，如果我没学到他们的优秀文化，假如我没成功通过所有考试，经受这个世界对我的考验，那就相当于没有活过。后来，我读了很多书，这些书强化了女性的不同之处，这也改变了我的思想。我明白，我必须反过来：假如我要打造自我的话，我必须从自身出发，从我和别人的关系出发——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现在，我会读很多女性写的著作，这帮助我用一种批判的眼光看世界，看我自己，还有其他人。这些书会点燃我的想象，促使我去反思文学的功能。我想说一些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女性：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卡拉·隆奇、露丝·伊里加雷、路易莎·穆拉罗、阿德里亚娜·卡瓦莱罗、埃莱娜·卡亚索、唐纳·哈拉维、朱迪斯·巴特勒和罗西·布拉伊多蒂。总之，我是女性主义作品非常忠实的读者，那些女性主义思想包含一些完全不同的观点。然而，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采取行动。我们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各个时期不同的意图和想法混合在一起，相互依存，但也不断产生冲突。作为一个作家，我更喜欢去审视这些混乱、充满风险的东西，而不是让自己处于一种比较安稳、模式化的框架之内。尽管如此，我还是会把很多真实的东西放在一边，避免感到不安。我看着周围，我会想，之前我是什么样的？现在我变成了什么样子呢？我的那些女性朋友、男性朋友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了？我时而清晰，时而混乱，失败、逃避，然后向前进。那些像我女儿一样大的女孩子，她们好像觉得目前她们享受的自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不是漫长斗争带来的一个临时局面，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失去所有战果。至于男性世界，我认识一些非常有文化、擅长反思的人，他们倾向于无视女性作品，或者他们会带着一种高雅的讽刺，抹杀女性在哲学、文学以及其他方面的创作。还有一些非常年轻的女性，她们很激进、充满斗争精神，还有一些男人，他们想了解女性的世界，了解各种各样的矛盾。总之，文化斗争非常漫长，充满矛盾，有些斗争还没有结束，我们很难去讲出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没用。我更愿意想象自己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中，这些混乱的东西一直吸引着我，理出头绪可能很有用，但文学要面对这种混乱。
沙贝尔：这个问题把我引向了性别方面的一个问题。我知道，对于您来说，这个问题可能很讨厌，但我想到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注意到，在文学批评之中，有人经常提到这个问题，他们坚持认为您是一位男性。对于很多男性来说，好像他们无法接受一位女作家会以这么严肃、公正的笔触去描述性和暴力。很多人认为，您不仅仅是一位男士，而且鉴于您写的这些作品，他们会认为，您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团队，您的作品是一群男人的写作，就像《圣经》的创作一样。
费兰特：在最近一段时间，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新闻，那些署名是男性的作品，事实上一个女人写的，或者是一群女人写的？现在一般人都觉得，男性作家可以模仿女性作家，因为他们超常的能力可以涵盖女性写作，但女性作家没法模仿男性写作，因为她们的“脆弱”很快就会出卖她们。问题在于，不但一般人这么觉得，就连出版社和有些媒体也持有这种观点。他们想把女性写作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像“闺房文学”。我们写得好，写得不怎么样，或者写得非常好，都是在女性作家的小圈子内进行评价，或者只是一些按照男性传统，放置于女性写作的主题和风格之内进行评价。举个例子来说，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总会被认为受到某个男性作家的影响，反过来说，很少有男性作家受到女作家的影响。评论家不会这样说，当然那些作家也不会承认。结果是，当女性作家的作品不遵守权威人士给她们划定的界限时，这时候那些人就会摆出男性的架子来。假如封面上没有一张女性的照片，就有好戏看了，他们就会认为作品是男人写出来的，或者是一群男性气十足的文人写的。假如产生了很专业、有力的女性写作传统，这些女作家摆脱了通常女性文学的刻板主题，那会怎么样呢？如果大家都认为，女性会思想，会讲故事，在写作方面和男人差不多，或者比男人还写得好，那会怎么样呢？
沙贝尔：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愤怒，我认为是属于女性的；另外，您对于身体本能体验、女性欲望的描写，尤其对女性友谊的高超描写，也非常女性化。我也是一个女作家，让我觉得生气的是，那些由躲在战壕里的男人写出的战争都算数，都很重要，而家庭内部的战争，那些对抗男权、身体暴力、厌女症，还有女性之间的故事，也同样是艰辛的战争，却那么不受重视。很多人都热衷于谈论您的性别，您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冒犯啊？
费兰特：女性的日常生活，总是很容易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欺辱。尽管如此，大家通常都认为，女性在家庭内部遭遇的充满矛盾和暴力的生活，还有其他最普遍的生活体验，只能按照男性世界界定的模式去写。假如你摆脱了上千年来男性界定为“女性”的东西，那就说明了你不是女人。
沙贝尔：女孩子都是看着男人写的书长大的，而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习惯了男性的声音回响在我们的脑子里。对于我们来说，很容易想象男性文学中牛仔、船长或者是海盗的生活。但那些男性会拒绝进入女性的头脑，尤其是进入那些愤怒的女人的头脑，您这样认为吗？
费兰特：是的，我认为男性对于女性想象力的殖民，这本身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假如我们展现自己的不同，这会体现我们的力量。我们非常熟悉男性的象征世界，但他们对于我们的象征世界一无所知，尤其是在这个世界的各种冲突之下重建的文学世界。再加上，他们一点好奇心也没有，只有我们依照他们的方式去看待他们，看待我们自己时，他们才会承认我们。
沙贝尔：您作为一位作家，有什么小说或杂文对您影响最大？
费兰特：唐纳·哈拉维的《宣言》让我觉得相见恨晚，还有阿德里亚娜·卡瓦莱罗的《你看我什么，你给我讲什么》。对我影响最深的作品是艾尔莎·莫兰黛的《谎言与占卜》。
沙贝尔：您有没有写过文章来批判一些写作流派或作家？
费兰特：我对那些和我的写作风格完全不一样的作家很感兴趣，我会很关注那些我永远也写不出来的作品。每当我读到让我觉得陌生的东西时，我会去研究它，我想搞清楚这个作品是怎么写成的，我从里面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去挑衅，或批评其他女作家或男作家。
沙贝尔：您会不会有意去反对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或者说别人的期待。
费兰特：我很关注那些约定成俗的东西，还有别人的期待，尤其是文学上一些约定俗成的传统，还有读者的期待。但我忠诚的一面迟早都会出现，会和我叛逆的一面做斗争，但最后我反叛的一面会占上风。
沙贝尔：您工作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费兰特：我随遇而安，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角落，也就说一个小小的空间让我写作。
沙贝尔：您写不下去时，会做什么呢？
费兰特：我会停止写作，默默等待。
沙贝尔：您用什么方式放松自己呢？
费兰特：我会去做一些非常无聊的家务。
沙贝尔：在写一本书时，您有没有中途而废过？为什么呢？
费兰特：我放弃过很多书，有些书已经完成了。让我放弃了这些书的原因只有一个，尽管有些章节写得挺不错的，但我觉得，这些书没有讲出事情的真相。
沙贝尔：通常看您的小说，刚开始就会被您的风格深深吸引——非常直接干脆，没什么特效：您采用的语体和风格非常简练，不是语言吸引读者，而是所讲的事情。您从一开始就这么节制、有控制力吗？还是刚开始写初稿时，会比较混乱、感情用事？
费兰特：我讲述的都是一些中产阶级女性的故事，她们有文化，有自控力，也有反思的工具。我采用的那种舒缓、疏离的语言是她们的语言。后来，会有某些东西被打破，这些女人会失去界限，语言也会发生变化。从这时候开始，问题就出现了，这首先是我的问题，写作时的问题。在有些段落，我要重新找到一种冷静的语言，这是一种自控形式，会阻止她们迷失在抑郁或者危险的情感之中，防止她们沉沦，做出对自己或其他人很危险的事情。
沙贝尔：女性之间的友谊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和男性之间的友谊不太一样，女性之间会说出所有事情。她们会推心置腹，会讲出一些非常隐秘的事，是什么促使您进入这样一个丰富的世界？
费兰特：友谊是一个混合物，夹杂着好的和坏的感情，一直会处于一种变化之中。有一句意大利谚语是这样说的：“上帝替我看着朋友，我自己看着敌人。”这句话告诉我们，敌人是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简单化：在仇敌的关系中，一切都很明朗，我们知道需要保护自己，需要去进攻；另一方面，只有上帝才知道朋友的脑子里在想什么。那种绝对的信任、稳固的感情里隐含着敌意、欺骗和背叛。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长期以来，男性友谊产生了一些非常严密的规则。严格遵守这些规则，违背这些规则产生的结果，在文学史上都有很深的传统。但女性之间的友谊，是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领域，就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女性友谊没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规矩。可能会发生完全矛盾的事情，没什么肯定的事。在这方面的挖掘很艰难，这是一场赌博，风险很大。尤其是，每一步都会冒着这样一种风险：那些好意、虚伪的算计，或者诱人的姐妹情谊，有时候会影响到故事的真实性，让讲述的声音不真诚。
沙贝尔：我知道，我可以想象，您非常厌烦这个问题，在我向您提这个问题时，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但我还是不得不问：为什么像您这样一位知名作家，受到很多批评家赞赏，怎么会选择匿名呢？
费兰特：我并没有选择匿名，我的书上有作者的名字。我只是摆脱了那些仪式，就是一般作家都要面对的义务，他们必须支持他们的作品，出现在作品旁边，去推广这些书。目前来说，我采取的这种方式还行得通，我的书展示出它们的独立性，离开我它们也可以得到传播，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改变我的态度，如果我忽然改变决定，那也不合适。
沙贝尔：在您的小说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消除：消除自己，消除一种制定的文化，您为什么会对这种形式的消失产生兴趣呢？
费兰特：有一种人一直都让我十分着迷，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恐惧、让人难以忍受的世界，他们断言：人的处境无法改变，自然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机制，人性和非人性在不断循环。人即使有好的愿望，但人性总是含有恶的部分，会让人放弃初衷。问题不是其他人对你所做的，问题在于，你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最弱小的人身上。这是每天都在上演的事，让人无法忍受，没有任何东西，包括政治上的乌托邦、宗教、科学的思想能让我们平静下来。每一代人，他们不得不去面对同样让人沮丧、恐惧的真相，并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就这样，你会向后退一步，或者向前走一步。我说的不是自杀，我说的是不参与，只是抽身而出。事情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一个人就会说出这句话来。“我不在，我不参与。”在我看来，这是一句非常有力的话，涵义很深，有许多可以讲述的东西。
沙贝尔：您选择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保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消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莉拉的消失。假如您是一个公众人物，您还可以用同样直率、真诚的语气进行写作吗？匿名是不是让您有更多自由？或者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呢？
费兰特：事情并不是这样。一个写作并发表的人，他不是在抹去自己，我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从公共角度来看，这些书代表了我。我当初做这个选择，是出于另一个原因。我只是简单地决定——这是我二十五年前做出的决定，我要摆脱出名带来的不安和困扰，我要摆脱迫切想进入成功人士之列的狂热，摆脱那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今天在我看来，这也是我争取到的，我要感谢当初的决定，这让我有自由的空间，让我感到自己很活跃。如果需要放弃这个决定的话，那对我来说将是很痛苦的事。
沙贝尔：对于那些在作品中绝望地寻找您的读者，除了让他们放弃这种执念，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呢？
费兰特：就我所知，很多读者一点都不绝望。我收到了一些读者的信件，他们支持这一场小小的战争，他们认为，应该把作品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很明显，对那些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只要看书就可以了。
注：
爱丽莎·沙贝尔的采访分为两部分刊登于《名利场》杂志。第一部分发表于2015年8月27日，标题是《神秘作家埃莱娜·费兰特谈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第二部分刊登在8月28日的杂志上，标题是《费兰特最后一次解释：为什么读者不需要知道她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