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您的小说的开头部分就非常吸引人，您有什么秘诀吗？我第一次读您的小说，觉得开篇很震撼。小说开头是您的小说的一个特色，您是不是特别重视开头的写作啊？您的开篇是精心打造出来的，还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费兰特：通常，我需要一个良好的开端，让我感觉按照这个开头写下去就对了。这些开头一般不是那么容易达到，有时候，经过一番努力尝试后会出现。我会一遍一遍地尝试，经过几次的尝试之后，我感觉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开头，可以写下去。但有时候我发现到最后这样的开头把我带到了别的地方，让我脱离了正轨，我很难写下去。一个开头是不是好，那要看后面是不是可以充满激情地写下去。
乔：爱尔兰女作家安·恩莱特有一次告诉我，小说的第一页非常重要。她说：“你看所有的经典小说，一切都是因为开头很好。”您同意这种看法吗？对于您来说，开头这么重要，是不是会束缚您的写作？
费兰特：我不知道是不是开头会决定一部小说的成败。当然了，我会费劲心力，去寻找开头的那几个词，就好像那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可以开启那道正确的门，让我写出整篇小说。通常，刚开始的几个句子，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才出现的。这时候就需要鼓起勇气，把之前写的其他东西都丢掉，仅仅留下那几个词，重新开始。否则的话，读者就会感觉这部小说的真相和力量出现得太晚了。
乔：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同意我们的看法：您最开始的几部小说，是不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一个铺垫？因为四部曲的视野更宽阔，叙事更透彻深入。比如说，您应该先写出《被遗弃的日子》《暗处的女儿》这样的作品，然后放慢节奏，写出更复杂、恢宏的作品，情况是不是这样？
费兰特：这些年里，我写了很多，但我出版的书并不是很多，因此对我来说，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得好好想想抽屉里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就像一条锁链中的一环又一环，最后才引出了“那不勒斯四部曲”。实际上，四部曲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完成这个篇幅很长、时间跨度很大的故事。除此之外，我认为我一直都没有脱离我最初几部小说的调子和创作意图。
乔：在这四部曲里，埃莱娜和莉拉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物，就像一个人物的两面性？是不是每个作家都具有这种两面性。
费兰特：假如每个人只有两面的话，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很简单，“我”其实是一群人，内部有很多异质的碎片混合在一起。尤其是女性的“我”，自身带着一个非常漫长的、受压迫的故事，总是在尝试着反抗，她们粉身碎骨，又重新拼凑在一起，然后以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破碎。粉碎、重组又粉碎，我的小说就是基于这种碎片，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整体，但刚开始就会营造一种混乱，有一种模糊的东西需要说明。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都是来自这些碎片。我从小读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在想所有人物，那些最纯粹的、讨厌的人物，都起缘于作家秘密的声音，起源于隐藏在艺术加工之下的东西。在他的作品中，这些人物把一切都倾吐出来，没有过滤，非常大胆。
乔：那您觉得，地方性和普世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您小说的背景（在那不勒斯，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语言和风景）并没有阻止意大利之外的读者对于“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热情，您觉得，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意外吗？
费兰特：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很难回答。我觉得，这跟一个人的写作技法没什么关系，而是跟真实事物的生命力有关，如果故事超越了卓越的讲述能力，讲述一些纯粹、简单的真相，可能把自己家的小菜园子变成一座面向大众的公园。但做到这一点，也不能够保证会吸引读者。对于写作的人，他的工作就是把了解的事情讲述出来，就好像他是唯一的证人，同时不能进行自我审查。
乔：作为读者，我在读《暗处的女儿》时，有一种隐秘的体验，甚至可以说，我几乎是带着尴尬去读的，因为它会触及一些难以名状、让人无法启齿的东西。就好像在您的作品里有一颗跳动的心脏。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费兰特：我很喜欢《暗处的女儿》这部小说，我在这本小说上付出了极大心血。写每一部小说，都促使你突破自己，写每一行你都担心自己写不下去。所有之前我出版的小说都是这种情况，但《暗处的女儿》给我的感觉，就像一直向深海游去，一直到筋疲力尽，最后发现自己距离海岸太远了。
乔：您有没有担心过自己再也无法达到那种强度？
费兰特：是的，我也很担心，但我不焦虑。写作时，我写一道，再写一道，不断尝试，这是我私人生活的一部分，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对我来说很正常。没人强迫我发表这些小说，假如一本小说写得不够理想，我也不会发表。假如我再也没有写出任何理想的作品，我就再也不会出版作品。
乔：距离您发表第一本小说已经快二十五年了，到现在，您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对此您有什么感想呢？
费兰特：我为我的书感到高兴。这些书很受欢迎，在世界上到处传播，它们非常幸运。
乔：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作家？您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自己成为了作家？
费兰特：我早就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作家，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很喜欢讲故事。但我现在坦率说吧，假如您说的是工作和社会层面的作家，那我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是作家，到现在也不是。我都是尽可能地在写作，但很长时间以来，我做的都是其他工作。
乔：从女性的角度去写女性人物，您有没有觉得这需要一定的勇气呢？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至今为止，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写作的作家很少，而且也写得不够深入呢？
费兰特：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勇气。当然，可以肯定的是，需要突破女性性别，要打破常规的女性形象，这种形象是男性缝到我们身上的，女性也以为那是她们的天性。另外，需要突破男性文学的伟大传统，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但比一个世纪前容易得多：我们有一个质量上乘的女性写作传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我们尤其是要超越在日常生活中对抗男权社会的女性，这些新女性的形象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都很重要，但对于文学的风险很大。写作的人，应该去讲述他真正知道的，或者以为自己了解的事，尽管这些事情可能有悖于他的意识形态。
乔：您有没有意识到，您讲述了一些让读者很不舒服的真相？
费兰特：那些让人不舒服的真相是文学的盐，但并不能够保证一本书会成功，但正是语言讲述了真相，才能够获得力量和滋味。
乔：您知道吗？有一些读者不是特别赞同您写的关于女人、母亲、女儿，以及母女关系的事情，而另一部分读者觉得，您非常了解这个主题。
费兰特：一本书必须促使读者去反思自身的处境，思考这个世界。之后，这本书就可以束之高阁，或扔在垃圾筐里了。
乔：有时候，读者对您的作品特别能感同身受，就像您告诉了他们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您没觉得这很可怕？
费兰特：假如这是真的，我会很幸福，也会感到非常不安，文学的使命就是讲述那些难以名状的东西，同时这也是文学一个沉重的责任。很少有作家会承担起这个责任，但我不属于这种情况。我只是想作为一个见证者，讲述我在自己身上，还有在别人身上看到的一些真实的东西。
乔：您的小说译本和原文相比，一定会失去很多东西，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您是不是很难接受这种语言转化中的损失？
费兰特：刚开始，我觉得我可以去检查一下那些翻译版本，但我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书写出来之后，它们有自己的命运。我们只是希望，其他语言能尽可能表现出小说中的细微之处，希望其他文化能接纳这些小说。
乔：在您的小说中，方言，还有不同的语体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费兰特：对于我来说，最初经历都沉积在方言上，后来要落在纸面上，我用意大利语讲述的东西，也是从其中提炼出来的，然后找到一种合适的语体。我笔下的那些人物，总是会觉得那不勒斯方言是一种带着敌意的语言，方言里保留着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永远都不可能进入意大利语里。
乔：那不勒斯方言有什么特殊之处？有什么东西是那不勒斯方言可以表达的，但意大利语却表达不出来的？
费兰特：学习意大利语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一直都觉得，那不勒斯方言就像锋利的爪子，把我向下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发生了变化，在我头脑中存在两种语言，它们相互为敌。那不勒斯方言可以讲述发生在我和我朋友身上的事，有很多都是我觉得羞耻，或者是我热爱的东西，当然了，有很多东西是无法传递到意大利语里去的。
乔：您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边界”，还有对边界的突破：城里和城外，内心和外部表现，母性的内部和外部，婚内和婚外。边界一直在消失……
费兰特：“边界”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是稳固的。人们感到某种威胁，或者说矛盾时，就会封闭这些边界。边界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整体，会减少威胁到我们身份的离心力。但这是一个纯粹的表象，因为一个故事开始，就会有一个个“边界”被跨越。
乔：突破这样的边界会有什么价值呢？
费兰特：边界最主要的价值就是它设定的界限，会把我们放置于一个圆圈内部，我们会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圈内和圈外，一直到尝试探出头去突破这种界限。
乔：女性会更敏感，更能意识到这种界限的突破吗？
费兰特：女性最近一百年的历史，都是建立在这种充满风险的“突破边界”的基础上，这是男权文化为女性设置的“边界”。在各个领域的结果都非常惊人，但还是有人要重建之前的边界，这些人的力量也是同样强大。这种力量有时候表现为一种简单、纯粹和血腥的暴力；有时候也会表现在一些绅士身上，他们会通过一些轻描淡写的讽刺，诋毁我们的成就，或者贬低我们。
乔：跨越这些边境，可能会造成“消失”，这也是您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消失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小说家西瑞·阿斯维特也经常表现这一主题，比如说，她的小说中也有一些消失的母亲。）
费兰特：我的第一本小说《烦人的爱》，讲的就是一个消失的故事。那些消失的女人，可以解释为，面对一个暴力的世界，她们已经放弃了战斗，这种消失也可以解释为一种果断的拒绝。意大利语里有一句特别难翻译的话：“Io non ci sto.”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我不在”；在特定的场景下，另一个意思是“我不愿意接受你们的提议”。一般来说，可以解释为：“我不同意，我不想。”拒绝就是不愿意参与这场压迫弱者的游戏，拒绝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乔：我们这些读者都感觉对您很熟悉，您觉得这正常吗？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自在吗？
费兰特：作家都存在于他们写的书里。他们在书里展现出一种绝对的真实，那些真正的读者是会了解到这一点的。
注：
露丝·乔对费兰特的采访2015年8月21日刊登在比利时《标准报》上，标题是《让人不舒服的真相，是文学的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