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加尔：您在1991年发了一封信给您的出版社，说明了您不会露面的原因，您说小说出版之后，您不会参与宣传。然而在这些天里，有很多文章都在谈论您的作品，包括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也是关于“那不勒斯四部曲”，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您的“不在场”。有时候，关于您的身份的讨论很激烈，反倒掩盖了对作品的反思。面对关于您的身份的各种猜想，您有没有觉得很不自在。您有没有觉得，您决定不在场，这起到了一个反作用，让人更关注到您的身份，让人撇开您的作品，去讨论您的身份？
费兰特：二十年以来，我的书在意大利和国外赢得了它们的读者，也受到了好评，我的不在场，并没有影响到这些小说的传播。读者逐渐注意到了我的不在场，但他们并没有媒体的那种狂热。现在“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全世界传播，小说的成功激起了媒体，尤其是意大利报刊的兴趣，是媒体把我的身份问题放在了中心位置，摆在了“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读者眼前。简而言之，只要看一眼我的小说出版历史，就能发现，并不是作者的不在场促进了这些书的成功，而是这些小说的成功，让作者的不在场变得受人关注，坦白来说，现在的状况并不让我觉得惊异。让我惊异的是，我发现，至少在意大利，有人很晚才注意到这些书，是因为媒体用一种带着偏见的怀疑或者敌意去看待这些小说。就好像我的隐身是一种不礼貌或者错误的做法。
孔加尔：您觉得，这种带偏见的怀疑下面掩盖的是什么东西？您怎么样做才能不受影响呢？
费兰特：这种怀疑是媒体对于作者不在场的妄加猜测引起的。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继续这场小小的斗争，把作品放在中心的位置。我相信，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能完全和文本融为一体。
孔加尔：在一些访谈和文章中，您是作为一个女性和母亲出现的，在您的小说中，读者也能强烈地感到一种“女性的声音”。这使我想到，只有一个女性、母亲，才能以这么真诚的方式去描述女性的艰难，以及作为母亲的处境。虽然如此，但我也想到，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作家也可以去模仿任何人，比如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也许我搞错了？假如您是男性的话，您还会用这种诚实的方式去描写女性吗？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认为哪些男性作家，可以像您这样塑造女性形象，达到同样的真实度？或者，有没有这样的男性作家？
费兰特：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够非常成功地模仿两种性别。但把一部讲述另一种性别体验的小说，简单说成是纯粹的模仿，是写作技巧娴熟达到的效果，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一部小说的真正核心是它的文学真实性，它要么有这种真实性，要么没有，假如没有的话，任何写作技巧都没法赋予它。您问我的问题是：有没有男性作家可以非常真实地讲述女性的遭遇？我无法列举出这些作家。假如有些男性作家能写出非常逼真的故事，但这和真实是有差别的。当这种逼真的故事很和谐地得以呈现时，有可能会变得很不真实，背离了女性写作的真实，这是非常糟糕的情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非常单纯的女性写作，有时候也不够：我作为女性，我写作，这是不够的，我的写作必须有一种适度的文学力量。
孔加尔：您能不能进一步深入谈论一下，文学的真实和逼真之间的差别？在哪些情况下，“一种纯粹、简单的真实”是不够的？
费兰特：要达到一种逼真的效果，这是写作技巧的问题。但文学的真实性会抛开所有技巧和效果，真实会推翻那些看起来真实、迷惑人的东西。我们更喜欢一种真实的效果，而不是象征层面忽然涌出的真相。
孔加尔：在哪些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能够找到您刚才提到的文学力量？
费兰特：简·奥斯丁、弗吉尼亚·伍尔夫、艾尔莎·莫兰黛、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还有爱丽丝·门罗。我可以继续列举，女性作家终于形成了一份很长的名单，终于展示出女性写作从古代到现在丰富多彩、让人惊异的成果。但女性文学还是很难打开一种局面，比如说，写作的女性，到现在还是在女性之间进行对比，一个女性作家可以比其他女性作家更优秀，但她不会和那些优秀的男性作家进行较量。所以很少有伟大的男性作家说，他是以女性作家为楷模。
孔加尔：最近您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提到，要有意识地去抵抗“对于真相的驯服”，关于写作，您提到了“进入那些表达的禁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主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在家庭内部展开的，故事很普通平常，它是一个城区发生的故事，一个家庭、一段友谊，还有一个人的成长、成熟，等等。除此之外，您也没有采用一种先锋、实验性的风格。基于小说的主题，您如何避免使您的小说“变得庸常”，在您的书中，您是不是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是什么让您的写作变得这么新颖？您的小说中“没有被驯服的真相”是什么？
费兰特：我不知道身为作家，我得到了什么结果，但我知道我写作时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故事从来没被人讲述过。那些被包装成全新故事呈现给读者的，我们总是很容易挖掘出一个古老的核心。除此之外，我对新瓶装旧酒也不感兴趣，也就是用优美的文字重写一个老故事，让人们重读它。我也没想着去解构时间、空间，这都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写作技巧，而不是出于叙事的需要。我讲述的是一些非常普通的体验、常见的痛苦，我最关注的——并不是我唯一关注的——是找到一种写作的调子，能够揭开一层层包裹着伤口的纱布，让人能看到伤口真实的样子。那个伤口掩藏在各种世俗观念之下，那些人物越是出于自我保护草草找到掩饰，越是难以讲述的东西，我越是要坚持挖掘。我的目的不是写出美文，我感兴趣的是写作。我会运用文学传统提供的所有工具，达到自己的目标。对我来说，新颖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那些我们出于慎重，为了符合大家通常的观念，通过和谐的方式隐藏起来的东西，或者就是通过实验性写作掩饰的东西。
孔加尔：那不勒斯很明显是这四本小说的核心，主要是埃莱娜和莉拉小时候生活的那个老城区、伊斯基亚岛的沙滩，或者是那不勒斯那些有钱人居住的地方，在小说字里行间里，总能感受到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小说获得这样的效果，并不需要长篇大论的描述，不需要对这个城市的形象进行小说化的描述。您是如何赋予这个城市电影般栩栩如生的效果？作为一个土耳其读者，我就好像真正看到了我从没有到过的地方，几乎感觉自己是属于这里的，好像也是成长于这些城区，您是怎么达到这个效果的？是什么赋予这些地方灵魂，是什么让您的小说散发着这种气息？
费兰特：假如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因为我用了一种特殊的滤镜。这个城市从来都不是自己出现的，我觉得，在展示城市的过程中，不可能不产生标签，还有描述。但我的目标是展示埃莱娜想象、感受到的东西，以及通过埃莱娜的讲述展示莉拉想象和感受到的东西。正是这种双层滤镜，使得城区不是故事的背景，不是一个远距离的帷幕，而是一个包含在内的世界，一个可以感受和想象的世界。
孔加尔：在您的采访中，您经常会提到，女性的作品和斗争对您的个人成长起到了很大作用。有很多批评家，其中包括詹姆斯·伍德，把您的写作定义为“女性写作”，他把您和西苏、伊里加雷、茱莉亚·克莉斯蒂娃以及其他女性主义者放在一起。当您写作时，您是不是也想给女性主义斗争作一份贡献？您的小说有没有女性主义的使命和功能？在描写父权社会和阶级差异引起的痛苦和不公时，有没有可能避开政治意识形态或社会观念？
费兰特：女性主义文化熏陶，是我个人经历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但对于我来说，叙事并不意味着让小说成为政治文化斗争的一股力量。可能这样也没什么错，但我担心，这种上纲上线在文学上会起到很糟糕的效果。我讲述的是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我的体验越是难以通过日常语言表达出来，我越是觉得小说写作的紧迫和正确。
孔加尔：对于您来说，节奏、每个句子的调子都很重要，有时候甚至比讲述的内容更重要。为什么呢？您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很难给故事找到正确的调子和语言？您什么时候感觉自己找到了正确的语言和调子？在哪些作家中，您看到了完美的节奏和调子？
费兰特：对我来说，寻找正确的调子是各种尝试的目标。我觉得，这也一直是文学写作的关键，但在上个世纪，这变成了一种执念。让我靠近事物和真相的咒语是什么？我该如何去描述世界呢？把那些无法言说的，变成可以言说的东西，我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策略，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而是尽可能缩短这种距离。我用“寻找调子”这个说法，只是为了简化二十世纪写作关于“可描述”与“不可描述”的讨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基调，产生于“处于边界之内”和“界限消失”对人物的冲击。
孔加尔：埃莱娜和莉拉之间的友谊，以一种高超的手法得到讲述，在读者的眼里非常真实。除此之外，两个女性之间的矛盾，给人的感觉，这是每个人内心的冲突。这两个女孩子之间的较量中，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心不同的冲动。“你是我的天才朋友。”这是莉拉说的话，也是第一本书标题的出处，整个故事就是从这里展开。莉拉对埃莱娜说这句话，是为了鼓励她继续学习。然而书中的讲述者“我”通过讲述，想让我们看到：莉拉才是她的天才朋友。
您为什么选择两位女性的友谊作为这四本书的主线？她们是那么不同，却很能说明问题，这两个人物之间持续不断的矛盾起到了什么作用？
费兰特：我想讲述一段持续了一辈子的友谊，想展示这段友谊的复杂性。但就像我通常习惯的写法，在讲述的过程中，讲述者“我”很明显对故事的一部分情节采取沉默的态度，就好像她没法深入讲述这些问题，或者说，她的讲述是一个糟糕的初稿，永远都无法达到完美的状态。这是因为另一个女人——她不是讲述者，而是被讲述者，她具有能深入、完整讲述这个故事的能力。写作时我有两个目标：第一就是讲述我所知道的一切，同时让我所不知道的、不明白的一切也进入故事中。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我非常侧重第二个目标。我相信故事的力量，假如这种力量存在，是从文字中能感受的，和谁写的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写的内容。
孔加尔：卡尔维诺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我塑造了这些人物，还是这些人物塑造了我的形象？”埃莱娜和莉拉有没有塑造埃莱娜·费兰特的形象呢？
费兰特：是的。在你写作时，你就是你写的东西，那就像一个鸟巢一样包裹着你，和你融为一体，你在写作之外的东西，是一个看不见的屋檐。
孔加尔：在您的小说中，有几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有些人物和场所反复出现，这让很多人觉得，您的故事都是自传体，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是不是真的呢？
费兰特：我在写作时经常会用到我的体验，但只有在不扭曲真相的情况下，我才会把我的经历变成故事中的情节。
孔加尔：挪威作家卡尔·奥维·克瑙斯高写了一个系列的六本书，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挪威，人们经常把他的作品和“那不勒斯四部曲”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在他的第二本中，他说他的人生进入危机，他决定写一本自传体小说，最后他发现：“所有叙事的核心，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总是要达到一种逼真。但是逼真和真实之间还是存在距离。”当您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这种叙事的逼真性和真相之间的距离，有没有让您觉得不舒服？当您在写作时，您是如何突破这个距离的？
费兰特：我有时候会觉得不舒服，那是因为我看到，作者的目标很单纯、很简单，就是想讲一个逼真的故事。长久以来，“逼真”和“真实”之间形成了一种象征关系。对于一个写作的人，他的任务是讲述那些难以讲述的事情，那些经常被遗漏、很难整理归类的东西。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远离“逼真”，要缩短我们的体验和真实的核心之间的距离。
孔加尔：意大利作家罗伯特·萨维亚诺还有其他作家公开推荐您的作品参与斯特雷加奖的评选，现在您已经入围了第二轮评选。您的编辑桑德罗·费里说，假如能获奖的话，您会非常高兴，但您补充说，这个奖项是权威人士评选的，您决定不加入其中、成为这些人的一员。在您看来，权威人士（评委、学者、记者、电视或广播主持）评出的这个奖项，对于写出的文字会带来什么影响？得到这些人物的承认或者被他们忽视，会不会限制写作的自由？
费兰特：我的书属于那些读它们的人，我尊重所有读者，无论他们是文学大奖的评委、学者、记者、电视或者广播台的主持人，还是普通读者。每本出版的书都会有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它要在我或者文字之外的我不参与的情况下，走上自己的旅途。
孔加尔：在您的小说中，人物的内心世界非常清晰，尤其是那些女性人物。您说到的“碎片”，也就是说您母亲经常用的词汇，这和内心世界有什么联系？是不是“碎片”可以用来解释内心世界？
费兰特：“碎片”是我们的一部分，很难用语言或其他形式表述，它会搅乱我们感觉很稳固、很严密的秩序。每一种内心世界，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团乱麻对自我控制力的冲击，假如我们希望文字充满能量的话，我们要尝试讲述这些混乱、有热度的东西。
孔加尔：当您在写作时，是不是处于一种“碎片”的状态呢？或者是一个有秩序、有规划、精打细算的过程？还是每本书的情况都不一样？
费兰特：我必须遵照一定的秩序，我必须有安全感。但我知道，我认为一本书值得写出来，是因为我感觉我开始打破这种秩序，写作开始进展，首先是一个自我冒险过程。
孔加尔：现在会发生什么？您在写一个新小说吗？会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后出版吗？
费兰特：我目前在写新小说，但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说服自己去发表另一篇小说。
注：
土耳其记者亚赛民·孔加尔的采访，2015年7月20日刊登在网络杂志《T24》的文化专栏上，标题是《作者的任务是进入文本的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