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奇尔达：我听说，有人请几天病假待在家里，就是为了看您的小说。他们走在街上，脑子里晕乎乎的，像吸了毒，心里想着：在排队时，或在洗手间里，我能不能看几页费兰特的书？他们会忘记自己的孩子、妻子。您有没有意识到您对于读者产生的效果？您有没有产生想去认识他们的愿望，比如出去巡回演讲，或就像其他作者一样参加读者见面会？
费兰特：我很高兴我的书和读者建立了一种强烈、持续的关系。这证明我给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有我的作品就够了，他们真的不需要我。假如我陪着这些书去世界各地巡回，那就像那些黏着孩子的母亲，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但她们还是会抓住一切机会，用一种非常尴尬的方式去赞美他们，替他们说话。
斯奇尔达：在挪威，“那不勒斯四部曲”最近才出了第二本《新名字的故事》，第三本会在明年三月出版。我现在很犹豫，是等着挪威译者克莉丝汀·索尔斯达的精彩译本呢，还是去买英语版的最后两本。您和您的译者有没有合作呢？就像通常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交流，他们有没有联系您，和您交流呢？
费兰特：译者会写信给我，我会回答他们的问题，这通常会需要很长时间，我很高兴帮助他们找到解决方案。
斯奇尔达：我告诉我九岁的儿子，我正在看您的书。您决定不让大家看到您、认识您，这让他很惊讶：他觉得所有人都想出名。您的几个女儿是怎么样说的呢？她们能不能理解您的选择？
费兰特：很久之前，我和我的女儿们之间就有一个协议：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我不能做让她们羞愧的事。我是不是一直都遵守我们的协定，我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她们一直很支持我避免出风头的做法，现在依然很赞赏我免除了对成功的执着。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总是非常庞大，难以超越，尤其是那些引人注目的父母，会让孩子无法忍受。
斯奇尔达：“那不勒斯四部曲”讲的是两个女孩——后来成长成女人——莉拉和埃莱娜的故事。我觉得，这两个女孩一定无法理解您的匿名，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她们梦想逃离那不勒斯，变得有钱而且有名，如果可能的话，她们还想获得自由。
费兰特：埃莱娜肯定会说，她很嫉妒我的选择，但她还会接着走自己的路。莉拉会觉得我的选择不够彻底，她会让我连这些采访也不要回答了。至于我呢，我很早就摆脱了对成功的渴望，但我特别在意莉拉和莱农的成功，我希望她们能够在读者心目中获得认可。
斯奇尔达：“那不勒斯四部曲”很明显是一个充满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从两位女性对于传统的抗争能看出来，她们一直受到男性的压制。您的这部小说让我反思了一下男性友谊，我对友谊的投入，以及男性之间的竞争。相比于小说中的男性人物，这两个女性人物更能让我感同身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不勒斯的男权文化，和现在相比，您觉得有没有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
费兰特：无论是在那不勒斯还是整个世界，男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女性也经历了变化一样，但需要深入分析这种变化。在我的小说中，有不少男性和女性，他们的变化停留在表面，而且随时都可能倒退回去。问题在于，真实的变化需要很长时间，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做出改变时，所有矛盾都会向我们袭来。
斯奇尔达：埃莱娜和莉拉之间的友谊一直是动态的，描写得非常深入：那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但充满竞争，两个人互相依赖，也试图互相远离。在我之前读过的小说中，我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叙事。关于这样的友谊，您是延续了之前的文学主题呢，还是您想开辟新的文学领域？
费兰特：我很确信，有一些既定的事实，我们通常认为那是一些非常简单、条理清楚的事情，但实际上却错综复杂。文学的任务就是不带任何成见，进入这些错综复杂的谜团之中，去探索没有既定规则的女性友谊，就是放开之前理想化的观念，不受任何约束地去讲述。
斯奇尔达：我在一个访谈里看到，对您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莫兰黛的《谎言与占卜》，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费兰特：这本书让我看到一个彻底的女性故事——所有欲望、观念和情感都是女性的，也可以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同时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尊严。
斯奇尔达：在您的小说中，您有没有尝试去展示：在一个人个性形成的过程中，朋友和兄弟姐妹也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可以对抗文学中的父母形象（比如说，在挪威作家卡尔·奥维·克瑙斯高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点）。这一点您并没有挑明，这是不是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一种校正？
费兰特：我不知道，父母的形象是绕不开的。在我的小说中，他们非常重要，尤其是母亲，但兄弟姐妹和朋友也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怎么塑造他们的形象呢？这很难说。兄弟姐妹和朋友，他们和我们很相似，但他们会一直是“他者”，永远都不会变成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让人完全信任。有时候他们非常危险，会变成叛徒。他们会形成一个小世界，我们可以一起玩耍，没有太多风险，最终我们会通过这个小圈子，进入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置身陌生人中间。有时候，我们会需要他们，想获得安慰、理解。但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想肆无忌惮地向他们发泄我们的不满、怒火，还有我们的挫败感，就好像他们是我们失望的原因。
斯奇尔达：您理解莉拉吗？她是一个很年轻就结婚的女人，尽管她并不需要婚姻；她有时候很善良，有时候很坏，她从所有东西中都可以汲取能量。对于埃莱娜来说，莉拉可以赋予所有东西色彩。可能您想塑造一个很不平凡的女人，可能她有些虚无，可以掌控酒神的力量；而埃莱娜，您是不是想塑造一个更理性的女性？
费兰特：那些过分的人，还有他们的做法，一直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莉拉很像我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在几年前去世了，但她身上没有任何酒神的特点。她其实是一个对什么都很感兴趣、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学会的人，她在任何领域都能很快上手，但很快就会厌烦，她对什么都三分钟热度。我尝试去讲述这种多才多艺的人留下的痕迹，一切都没头没尾，很难界定。
斯奇尔达：假如我是个编剧，我会很高兴做这四部小说的编剧：您之前发表的小说，大部分都被改编成电影了。您是侧重于营造场景，还是侧重于写一些精彩的句子？这两个方面是不是可以分开？
费兰特：什克洛夫斯基[24]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艺术，但作为补偿，我们会很仔细地去调整它，会确立一些规则。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制作电影、电视的人，会搅扰作品中的句子，会危害文学。对于写作的人，以文学的名义，他必须应用所有语言，假如有需要的话，要破坏这些语言。我从来都没在电视或电影领域工作过，但我一直都是一个忠实的观众，当我写作时，我会从电影中汲取所需要的东西，就像绘画一样，这都是巨大的艺术仓库中的资源。假如在各个领域之间竖起围墙，那文学可能会变得贫瘠。
斯奇尔达：我想坦白一件事情，我觉得，每本书前面的那个人物表让我很不舒服：他们就像是一个喜剧里的人物表或是演员表，会让人有些奇怪。文本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读者真的需要这样的帮助吗？
费兰特：出现这个比较详细的人物表，是因为这四本书虽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不是一起出版的，而是一年一本出版的。这个人物表对于读者来说会起到备忘的作用。但是现在整套小说已经全部出版了，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完整的版本，那份人名表可能就会去掉。
斯奇尔达：通常人们都说小说已死，这可能夸大其词了。比如说，卡尔·奥维·克瑙斯高通过呈现赤裸裸的残酷现实，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您通过这四本“教育小说”，展示出小说并没有死去。您的小说很有说服力，真实感人，让我觉得我不需要去阅读关于意大利的论文，就可以了解意大利。小说是您唯一感兴趣的文体吗？
费兰特：我对自传、私人写作、日记、备忘录都很感兴趣。意大利文学传统在这些方面都有丰富的遗产。我很感兴趣的是那些没有模仿文人的表述方式，还有那些有文化的人在冲动时的写作，这时候，他们会抛开比较讲究的表达。在这些文本里，我会找到一种有待学习、有待研究的写作真相。我必须说，小说的命运我并不感兴趣。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一种揭示真相的写作，这是一件很艰难也很罕见的事，但也是可以展示小说并没有死去的途径，就像卡尔·奥维·克瑙斯高证明的那样。
斯奇尔达：当我读到“那不勒斯四部曲”第一部时，我看到有些那不勒斯小孩在青春期之前从来都没见过大海，这让我非常惊异。这让我想到了马丁·斯科塞斯描写的曼哈顿的“小意大利”：好像他小时候从来都没有出过他居住的城区。您的童年是不是也在那不勒斯的某个城区度过？
费兰特：我出生在一个靠海的城市，但我到很晚才发现了大海，只有在成年之后，大海才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一件很难解释的事情，但通常，贫民区和富人区之间的距离很遥远。对于我和我的伙伴来说，离开我们自出生以来就熟悉的街区，去那些沿海的漂亮城区，看到美丽的海湾，这是充满风险的经历。这有点像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假如穷人打破界限，那些有钱人会很害怕，他们会变得暴力。
斯奇尔达：您在《我的天才女友》和《新名字的故事》里讲述的童年，充满了暴力。后来，您提到了维苏威火山，在之后的一个片段里，您提到暴力是那不勒斯人血管里流淌的东西，在另一个章节里，您用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这个城市的暴力事件频发的原因。您觉得，在您出生的地方，暴力是怎样产生的？意大利南方怎么摆脱这种暴力呢？
费兰特：暴力是人类动物性的重要特征，它一直都潜伏在那里，到处都存在暴力，包括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家，问题在于怎么把它控制住。那不勒斯就像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有很多因素促使暴力的产生，这些诱因，到现在没有得到任何控制和改变：让人难以容忍的贫富差距，贫穷给非法组织的施虐、国家机构的腐败、社会生活的无序提供了土壤。但那不勒斯也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有着伟大的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传统。这使得它的身体里那些感染的伤口更加刺眼，更让人难以忍受。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的真实处境，还有我们本应该成为的人，在那不勒斯会看得更清楚。
斯奇尔达：在很多诗人看来，至少在很多挪威诗人看来，人心永远都不会发生改变。我想，我的孩子，甚至我的孙子，他们是不是真的能理解埃莱娜和莉拉接受的教育。对于他们来说，自由已经像呼吸一样简单，我错了吗？
费兰特：可能人心是永远不会变。但我不是很确信：生物科学一直在制造一些让人焦虑的奇迹。当然了，一直以来，我们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也会产生激动人心的故事，总是一样或者不同的故事。我们的孩子会像我们一样去思考，他们也会遭受一些大大小小的冲击，会颠覆他们自以为稳固不变的东西。他们会像我们一样，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明白：无论是好是坏，有些东西不是自然而然就拥有的，有些基本的权利需要重新去获取。
斯奇尔达：挪威雕塑家古斯塔夫·韦格兰说，唯一能让他休息的方式是开始创作一个新作品。写完了“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后，您有什么计划？
费兰特：我总是有很多新计划。但我不知道，这些计划能不能顽强地实施下去，变成一本书。
注：
古德蒙·斯奇尔达对费兰特的采访刊登在挪威《卑尔根时报》上，标题是《天才费兰特》，2015年5月1日电子版发表，5月2日纸质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