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纳迪奥：您坚持匿名，但还是征服了很多读者——大部分都是女性读者，首先是在意大利，现在波及美国和其他国家。您的作品在美国的成功，尤其是詹姆斯·伍德2013年1月在《纽约客》上发表了评论之后，您的读者越来越多，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费兰特：我特别欣赏詹姆斯·伍德写的那篇评论。评论界对于这些作品的解读，不仅仅有助于这些书传播，也会帮助我去阅读这些作品。写作的人，正因为他们写作，注定很难成为自己作品的读者。故事写出来之前的那些记忆，会妨碍作者像普通读者那样去读他的文本。评论家不仅仅会帮助读者去解读作品，也会帮助到作家，尤其是文学世界需要发生转变，评论家变得非常重要。意大利之外的读者如何去解读我小说中的女性，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写这些作品，首先是为我自己，假如我出版了书，我会让作品自己去找读者。现在我知道“欧洲”出版社、安·戈德斯坦、伍德，还有其他评论者、作家、艺术家和普通读者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挖掘和分析，说明它们不仅仅属于意大利，我觉得很惊喜，也非常幸福。
多纳迪奥：您觉得，您的作品在意大利获得了应有的关注吗？
费兰特：我从来都不出去推广这些书，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其他地方。在意大利，我的第一本书《烦人的爱》通过那些发现它、喜欢它的读者口口相传，很快得到了传播，而且一些评论家也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后来导演马里奥·马尔托内看到了这本书，拍了一部可圈可点的电影，进一步推动了这本书的传播，但也让媒体的注意力放在了我身上。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有十年时间几乎都没出版过什么东西，最后我决定出版《被遗弃的日子》，还是非常忐忑。这本书获得了很多读者，非常成功，虽然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这些批评在《烦人的爱》出版后已经开始出现了。第二部电影的上映，让媒体更加关注作者的不在场。这时候，我决定把我的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分开，我是我，书是书。我可以带着自豪说，今天在我的国家，我的小说要比我的名字更出名，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多纳迪奥：在意大利的文学传统中，您会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费兰特：我是一个小说家，我最感兴趣的是讲故事，意大利的叙事传统比较弱。有很多精心写成的美文，但没有那种特别引人入胜、情节性很强的叙事。有一个非常杰出的意大利小说家——艾尔莎·莫兰黛，我想从她的小说中学习讲故事，但我觉得我无法超越她。
多纳迪奥：在您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最后一部《失踪的孩子》里，第一个事件让人想到了《暗处的女儿》的一些情景。这本书里的主要人物勒达讲述了她对一些名字的喜爱，还有这些名字的变体和“回音”：娜尼、尼娜、娜内拉、埃莱娜、莱农，等等。这些“回音”有什么意义呢？您是不是觉得，所有人物都是同一个女性的化身？
费兰特：在我的小说中，这些女性形象是一些真实女性的化身，她们的痛苦、斗争都影响了我的想象。她们是我的母亲、朋友还有一些熟人，我了解她们的故事。我通常会把她们的体验和我的体验混合在一起，黛莉亚、阿玛利娅、奥尔加、勒达、尼娜、埃莱娜和莱农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但是您所注意到的“回音”，可能源于这些人物内部的不稳定状态，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笔下的女性很强大，她们有文化，有自我意识，还有权利意识，她们很正直，但同时也很容易崩溃，成为别人的附庸，有时候会处于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我也会经历这样的游移不定，我很了解这种状态，这影响到了我的写作。
多纳迪奥：通过您写的书，可以推测您是一位母亲。不论是真是假，您能不能讲一下这种做母亲的体验——无论是亲身经历的还是观察到的——有没有影响到您的写作？
费兰特：女儿和母亲的身份，在我的书中占着很重要的位子。有时候我想我一直都在写这个主题，我的所有不安都源于这里。怀孕、变形，感觉身体里居住着其他生命，让你很不舒服，有时候让你觉得幸福，有时候又威胁着你，也会让你忘乎所以。这种体验和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相关，就像最远古的人看到了他们的神。当时圣母马利亚也应该是这种感情，她在专心阅读，这时候大天使出现了，告诉她怀孕的消息。至于写作，写作是在孩子之前就有的，这种激情对于我来说非常强烈，经常会和对孩子的爱产生冲突，尤其是和我作为母亲的义务，还有照顾他们的乐趣产生冲突。除此之外，写作也和创造生命相关，各种矛盾的情感混合在一起。但写作的线——尽管你因为焦虑，不知道如何打结，不知道下一步生活如何继续——假如你愿意，或者出于需求，因为其他紧急情况，你可以剪断这条线；你可以和你的书分开，你必须和它们分开。但肚脐出来的那根脐带，永远无法真正剪断，孩子一直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结，混杂着爱、担忧、满足和不安。
多纳迪奥：在您的小说中，有很多地方引用了古典作品，从海伦和勒达这两个名字开始，您对于这些古典作品的兴趣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对您的作品有什么影响？
费兰特：我以前学的是古典文学，您在我发表的作品里看到古典文学的影响，这让我很高兴。但我没察觉到我的作品里有太多古典作品的痕迹，我以前写了很多习作，这对于我写作风格的形成影响很大，但幸好我没发表这些习作。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从来没觉得古典世界很远古，我感觉我离这个古代世界非常近。我相信我从古希腊、古罗马作品里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比如如何把语言组织在一起。从小我就想掌握这个古典的世界，我通过翻译进行练习，我尝试抹去我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高昂的语调。同时，我想象着一个充满了美人鱼的海湾，她们都说希腊语，就像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的小说中讲述的那样，那不勒斯是一个古希腊、拉丁世界、东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现代、当代，甚至是美国交融在一起的城市，这些元素都并列在一起，首先体现在那不勒斯方言里，其次是这个城市的历史层面。
多纳迪奥：“那不勒斯四部曲”是怎么诞生的？您当时已经构思好了要写四本书呢？还是您开始写时，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如何收尾？
费兰特：我差不多是在六年之前开始写这个故事，我想写一段女性友谊，非常曲折，充满痛苦，故事来自我非常在意的一本书——《被遗弃的日子》。我打算写一百页到一百五十页的样子。但写着写着，这个故事勾起了我很多回忆，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很多人，还有当时的环境。我想起了很多体验、故事和当时的幻想，所以我一直写了很多年。这个故事当时是作为单本小说构思的，后来写成了非常厚的四本书，因为我发现，莉拉和埃莱娜的故事很难压缩到一本书里，所以就一直写下去了。我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我还知道一些比较重要的情节：莉拉的婚姻，她在伊斯基亚岛的出轨，在工厂的工作，还有失踪的女儿。其他东西都是意外收获，是讲述的乐趣的产物。
多纳迪奥：第三本小说特别适合拍电影，您做过跟电影有关的工作吗？
费兰特：没有，但我非常喜欢看电影，从小我就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多纳迪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在您写的那些小说中，哪一本代表了您的写作发生了转变？为什么？
费兰特：我从小就发现自己喜欢讲故事，我给大家口述一些故事，一直都很受欢迎。我大概十三岁时开始写故事，但在二十岁之后我才养成了写作的习惯，写作变成了一种持续、稳定的叙事练习。《烦人的爱》对我来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通过这部作品，我感觉我找到了合适的调子。《被遗弃的日子》是经过很多痛苦的挖掘才写出来的，这本书给了我信心。迄今为止，对我来说“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一套最大胆、最艰难的书，也是最幸福的书写，写这些书，就好像让我有了再活一次的机会。但最让我忧虑、最害怕的书还是《暗处的女儿》。如果没有经历这本书痛苦、纠结的写作，我后来也不会写出“那不勒斯四部曲”。
多纳迪奥：您的七部小说是按照什么顺序写的？发表的次序是不是就是写作的顺序？
费兰特：就像我跟您说的，我认为“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一部作品。因此我总共发表了四部小说，最后一部是这套四部曲，它们都是按照写作顺序发表的。但这些作品都是经过很多年的练习，才慢慢写成的。就好像我把这些年写的片段仔细拼接起来，才找到了这些故事。
多纳迪奥：您能不能讲述一下您写作的过程，您对《金融时报》的记者说，您一直都靠别的工作谋生，并不是写作。您用于写作的时间有多少呢？您能不能透露一下您的工作是什么？
费兰特：我不认为写作是工作，因为一份工作是需要有时间安排，比如说开始，停止。我不停地写作，无论白天晚上，我随时随地都可能在写作。我称之为工作的那部分非常有规律、很安宁，在需要的时候，它会给我让出时间。通常我的写作很艰难，每一行都要斟字酌句，假如我写完的一页不是很完美，我不会向前继续写。问题是，我从来都不觉得我写得很完美，所以我从来都没想着去找出版社发表。实际上，我后来出版的书都写得很容易，包括我用了好几年写出来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写得很顺利。
多纳迪奥：编辑工作是怎么进行的呢？您把手稿发过去之后，e/o出版社会做很多修订吗？
费兰特：出版社修订得非常仔细，也非常轻柔、客气。我自己会反复修改，出版社有不清楚的地方也会提出来，我会抓住机会，把他们的问题和自己的一些想法放在一起，对小说改了又改，会删除，也会添加东西，修改到作品付印为止。
多纳迪奥：我非常尊重您的选择，我很确信您已经非常厌倦这个问题，但我不得不问。作为作家，您是什么时候，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决定保持匿名的？您希望把小说放在首位，而不是把小说家放在首位，就像那些英雄史诗一样。或者说，您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您希望保护您的亲戚朋友？或者像您之前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回避媒体？
费兰特：请允许我说明一点，我从来都没有选择匿名，这些书都有署名。我只是选择了不在场，我不愿意出现在公众场合，我感觉压力很大。作品出版之后，我的写作已经完成，我希望能够脱离这些作品。我希望，这些书能够在没有我支持的情况下获得认可。我的这个选择很快就引发了和媒体的一个小小争议。媒体的逻辑是创造一些名人，而忽视作品质量。一本很糟糕、很平庸的书，但作者非常有名气，这要比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的作品更应该受到关注，这对媒体来说很正常。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护我的创作空间，我觉得在这个空间里还有很多种可能，还有可以发挥的余地。作者的不在场会影响到写作，我希望进一步开拓和探索这个空间。
多纳迪奥：您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有没有让您改变主意，让您愿意揭示自己的身份呢？有一些好莱坞明星说，名气会带来孤独，一个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匿名者，可能也会有点儿孤独。
费兰特：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孤独，我很高兴，我写的那些故事走了出去，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它们都有很多读者。我很关心它们的轨迹，但我会和它们保持距离。我写了这些书，它们展示了我的写作，而不是我。我有自己的生活，我现在过得很充实。
多纳迪奥：尤其是在意大利，很多人都认为您可能是一位男性，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您想对多梅尼科·斯塔尔诺内说什么？作为一位那不勒斯作家，他有好几次说到他很厌烦别人问他是不是费兰特。
费兰特：他说的很有道理。我很愧疚，我非常欣赏他，确信他已经明白了我的用意。我的身份、性别都可以在我的写作中找到。围绕着我的写作产生的东西，都是新千年意大利媒体制造的舆论。
多纳迪奥：您能不能关于现在意大利的状况说几句呢？
费兰特：意大利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它总是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合法与非法，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经常会发生冲突，这让她变得平庸。这种混乱体现在种种自以为是的人的夸夸其谈，贯穿于诸多非法组织、各个政党、国家机器以及所有的社会阶层。做一个好意大利人很难，这和电视上或报纸上打造的模范人物完全不同。在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尽管有很多很优秀的意大利人，但在电视上我们很少看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还能拥有那么多优秀的公民，这说明了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多纳迪奥：那不勒斯是一个您可以汲取灵感的地方，除此之外，对于您来说这个城市代表着什么呢？是什么让它独一无二？
费兰特：那不勒斯是我的城市，是我在二十岁之前迅速了解的一个城市，它集合了意大利的最好和最糟糕的东西。我建议所有人都去那不勒斯生活一段时间，哪怕是几个星期，这是一种生活演练，也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实习。
多纳迪奥：福楼拜的一句话非常有名：“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在您的书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跟您的敏感度，还有给您的个人体验非常贴近？为什么？
费兰特：我所有的书都是从我个人经验中汲取了素材，获取了真相。埃莱娜和莉拉两个人一起，可以很好地展示我，不是她们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也不是她们作为具体的人——一个有很强的自控能力，另一个性格反复无常——而是她们俩之间关系的那种动态。
多纳迪奥：对于您的读者，看了您的作品之后，最重要的是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呢？
费兰特：尽管我们不断尝试着去降低防卫，出于爱情，出于疲惫、喜欢或是客气，我们女人都不应该这么做，因为我们随时都可能失去我们获得的东西。
多纳迪奥：您还需要补充别的吗？
费兰特：没有。
注：
雷切尔·多纳迪奥对费兰特的采访，刊登在2014年12月9日《纽约时报》上，标题是《对于我来说，写作一直是艰难的斗争：对话费兰特》。采访的前言如下：
女作家的笔名是埃莱娜·费兰特，我们通过她的意大利出版人桑德拉·欧祖拉对她进行了采访，她通过邮件回答了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以下是采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