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奥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把您列入了“影响世界的一百人”名单，因为您“写出了真实而真诚的故事”。您怎么看“费兰特热”？
费兰特：我很荣幸，《外交政策》杂志对我很慷慨，这也说明了文学的力量。至于我的书为什么成功，我并不知道原因，但我确信可以在讲述的故事里，还有写作方式中找到答案。
菲奥里：二十多年前，您写道：“我觉得书写出来之后，就不需要作者了。假如它们讲述了一些吸引读者的东西，它们迟早都会找到读者。”您有没有觉得，您的书已经找到了读者，您的话已经应验了，您不再需要匿名了？
费兰特：我并没有匿名，我的书的封面上都有作者的名字，它们从来都不需要匿名。发生的事情很简单，我只是把它们写出来，但我没按照普通的出版推广方式去宣传这些书，我让它们自己去面对读者。假如要说我获得了读者，那也是那些书获得了读者。这场胜利也证明了它们的独立，它们赢得了读者的赞赏，并不是因为作者的介入。
菲奥里：您选择不露面，没有适得其反吗？神秘感会激起好奇，这样作者就变成了受人关注的人物。
费兰特：恐怕只有那些媒体从业者才会这么想。除了一些特例，这些人应该非常忙碌，没时间读书，读书也只是匆匆忙忙，无法专心看。媒体圈子之外的世界很大，而且读者的期待也不一样。说得更具体一点儿，我留下的那个空白，您有意无意——撇开您的文化素养、职业的本能——也想用一张面孔填补这个空白，但读者会通过阅读填补这个空白。
菲奥里：您确信，一个作者的经历不会给他的作品增添任何东西？卡尔维诺一般会回避一些个人的问题，但我们非常了解他，还有他的编辑工作。
费兰特：卡尔维诺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从小我就知道他的态度。他的话差不多是这样说的：你们也可以问一些关于我私人生活的问题，我不会回答，或者我会对你们说谎。我觉得诺思洛普·弗莱的态度更果断，他说作家都是一些简单的人，并不会比一般人更有智慧，或者更好。然后他又说，作家最擅长的事是把语言串起来，这最重要。《李尔王》是一部很棒的作品，即使莎士比亚只留下了几个签名、几个住址、一份遗嘱、一份洗礼证明，还有一张画像，而且画像上的男人看起来像个痴汉。好吧，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们的面孔，还有私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不会服务于作品，我们的生活也不会给作品增添色彩。
菲奥里：假如您揭示自己的身份，人们的好奇心就会得到满足。您有没有觉得，继续保持隐身，就像故意在吊读者胃口？
费兰特：我能不能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您不这样觉得，假如按照您的说法去做，我难道不是会背叛我自己、我的写作，还有我和读者之间的约定吗？我隐身的原因，我也给他们解释了，他们也都支持我。您不觉得我甚至会背叛他们的新阅读方式？至于我是不是故意的，您看看四周，您有没有看到，在圣诞节前夕，多少人都吵吵闹闹一心想要上电视节目。假如您在这时候看到我坐在摄像头前的第一排，您还会觉得我是故意的吗？或者您只是觉得那很正常？事情不是这样的，隐身故意吊读者胃口，这当然是一个老伎俩。至于那种病态的好奇，我觉得那也是媒体操作的结果，试图向我施加压力，让我成为媒体的同谋，而且自相矛盾。
菲奥里：您觉着，这种隐身的生活是不是很麻烦？
费兰特：我并不需要隐藏什么。我有自己的生活，我身边的人知道我的一切。
菲奥里：怎么才能生活在谎言之中？您不抛头露面是为了保护您的生活。但在一个人的生活中，还有什么比隐藏自己的工作更难做到的？
费兰特：对于我来说，写作并不是工作。至于谎言，从根本上来说，文学就是一种谎言，是大脑的神奇产物，是语言组成的一个独立世界，对于写作的人都是真相。深入到这个特别的谎言里，这是一个巨大的享受，也是一种辛苦的责任。至于那些因为缺乏勇气说出的谎言，通常我都不会说，说出来也是为了自我保护，避免危险。
菲奥里：“那不勒斯四部曲”现在要拍成电视剧了，作家弗朗西斯科·皮科洛担任编剧，您有什么期待？
费兰特：我希望那些人物没有被简化，故事不会变得贫瘠，或者发生太多改编。我会和写剧本的人合作，假如需要的话，我们会通邮件。
菲奥里：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在展示自我，您选择隐身，这真是一件很英勇的行为，但现在，您的成功有没有迫使您“出面”呢？
费兰特：我们的总理爱用“出面”这样的表达，恐怕这种“出面”更多时候是为了掩饰，而不是展示自己。其实那种展示是这样进行的：隐藏，不揭露底细，自吹自擂，假装民主。最好是现在——而不是过几个月，或者一年——可以评价，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但我们现在不是看他们所做的，而是看脸，无论是写了《李尔王》，还是提出了《创业法案》，现在除了电视上的那些熙熙攘攘的面孔之外，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并不比对莎士比亚或诺思罗普·弗莱的了解多。无论成功与否，我对自己非常了解，让我决定可以不“出面”。
菲奥里：您的编辑朋友桑德拉·费里认为，假如您的身份披露出来之后，您可能就无法写作了，是不是这样？
费兰特：我对我的朋友桑德拉说了很多话，都是真的。我更正一点，我说的是发表作品，而不是写作。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开始，我讲述的故事让我很不安，后来我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立场，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态度。现在我最担心的事情是我会失去创作空间，我觉得我能找到这个空间，也是一个奇迹。一个人写作时，知道自己不仅仅可以为读者创作一个故事、一些人物、情感和风景，但也能塑造一个作者形象，这是只通过写作塑造的真实形象，是技术上的突破和探索。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么一直是费兰特，要么就不再出版作品。
注：
西莫内塔·菲奥里的采访刊登在2014年12月5日的《共和国报》上，标题是《埃莱娜·费兰特：假如你们发现我是谁，我就会放弃写作》。以下是这篇采访的引言：
亲爱的编辑：这里应该有一个误解，“出面”（“Metterci la faccia”）是我们总理的一篇文章提到的。总之，和我选择不在场没什么关系。但是算了，我想说，我还是很高兴能回答您的问题。
谢谢。
埃莱娜·费兰特
从误解中可以产生很多东西，包括一次很特别的采访。首先应该有一篇文章，是费兰特自己写的《出面》。因为她的身份依然是一个谜，她在全世界的成功，毋庸置疑，这篇文章在我们看来很合适。但费兰特没能写这篇文章，这样这场采访就用了另一个角度：在一个作秀的社会，一个作家的在场与不在场，一个坚持了二十多年的决定背后的原因。这些问题和回答都是通过书面的形式进行的，很难形成对话。双方就采访形式愉快地达成了共识，但我们发现沟通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这个误解很有意思。现在，对这位女作家说的有些话，让人感觉很怀疑。她的读者真的对费兰特的身份不在意？一个作家的传记真的那么无关紧要？媒体的世界真的只是一帮无知的人在兴风作浪？可能事情要更加复杂一点，但对于一个大作家来说，一切都可以容忍，包括这些尖锐的回答。
西莫内塔·菲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