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巴尼：您好吗？
费兰特：采访一开始就问“您好吗？”真让人有些害怕。我怎么回答您呢？假如我现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没完没了。因此，我只能简单地回答：我还好，我希望您也很好。
埃尔巴尼：经过了这么多年，您是不是还要继续坚持当年的决定，一直待在暗处？
费兰特：我很不喜欢“待在暗处”这种说法，让人感觉到一种阴谋和刻意。我们这么说吧，十五年前，我在出版第一本小说时做出这个决定，就是不想做那些职业作家需要做的事情。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后悔当初的决定。我写作，出版自己和出版社认为值得出版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它们都会开始自己的旅程，我会去做别的。事情就是这样，为什么我要改变态度和做法呢？
埃尔巴尼：现在关于您的身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调查，您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还是很讨厌？或者有别的感觉？
费兰特：他们的调查都是合理的，但有些狭隘。对于那些热爱阅读的人，作者只是一个名字。比如，我们对于莎士比亚一点儿也不了解；尽管我们对荷马一无所知，我们会一直热爱《荷马史诗》。福楼拜、托尔斯泰或乔伊斯，假如某个有天分的作者，以他们为题材创作一部歌剧、一张专辑、一篇精彩的论文、一部电影或者一场音乐剧，他们才会变得很重要。除此之外，他们只是一个名字，也就是一个标签。假如我们连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传记都不需要，您觉得，谁会对我的个人故事感兴趣呢？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就像那些有信仰的人，那些信徒非常清楚，耶稣是存在的，他的任何生平信息并没有多重要。
埃尔巴尼：现在关于您的身份，有几个推测，说您是多梅尼科·斯塔尔诺内、戈弗雷多·福菲或法布丽齐亚·拉蒙迪诺，您觉得哪种推测比较吸引您？
费兰特：没有任何一个推测会吸引我，我觉得，这都是媒体的游戏。他们把我的名字——一个还没有什么分量的名字，和那些大作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永远都不会发生相反的事。没有任何媒体会推测我的书是一个退休的老档案员，或是一个刚入职的银行职员写的。我该怎么跟您说呢？我很欣赏这些作家，我很抱歉搅扰到他们。
埃尔巴尼：谈论到您的小说时，通常对您身份的讨论超过了对文学问题的讨论：这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一种困扰，您觉得怎么能避免这个问题呢？
费兰特：是的，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困扰。我觉得，这也证明了媒体对于文学兴趣不大，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在意。我们从您的问题开始讨论：我出版了一本书，尽管您知道我会含糊其辞，但您提问的核心还是我的身份问题。坦白来说，直到现在为止，您的提问还没有涉及《暗处的女儿》，触及这本书的内容和创作。您问我如何避免读者只谈论我是谁，而无视我的作品。我不知道。恕我直言，您也没有采取任何改善这种状况的举措，提出一些关于文学的问题。
埃尔巴尼：在人们尝试揭开费兰特身份的秘密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对您来说特别有趣的事情？
费兰特：您看，我应该怎么回答您的问题呢？唯一有趣的只有这个，我尽量告诉读者媒体关注的等级：它们首先关注那些秘密，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不是阅读。
埃尔巴尼：有人认为，费兰特的身份之谜促进了书的销售，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费兰特：我说这是无稽之谈。我的书改编成了电影，这的确促进了小说的销售。“费兰特的身份之谜”对于真正的读者来说是一种困扰。那些阅读小说的人，他们渴望的是读到激动人心、可信的故事，可以充实他们人生体验的片段。
埃尔巴尼：您也说过，您不愿意公开露面，也是为了避免进入作家和媒体圈子。您有没有觉得有这种可能：一个作家可以公开身份，同时也可以避免为了宣传在媒体上作秀。
费兰特：当然了。但这里有一个误解：我的问题不在于出现，然后隐身，我并没有那么羞怯。对于我来说，我从来都不会出现。为什么会对此感到惊异呢？有很多无名氏的作品，或者这些作品上有签名，它们存在着，也许会一直存在下去，或者早已经消失，但这些书的作者从来都没有出现。我爱这些书，我也喜欢那些不在乎是谁写了这些书的读者。
埃尔巴尼：让您隐身的其他原因也还成立吗？也就是说，在您的小说中有一些个人经历的成分，虽然经过伪装和重新加工，但读者还是能看出来？
费兰特：是的。就像所有写作的人一样，我的写作基于我内心的事实和情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发生了变化。现在我觉得，隐身让我可以深入挖掘这些故事，没有自我限制，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
埃尔巴尼：您的三部小说，好像是一部小说的三个阶段，是关于某些共同主题展开的三部小说：比如说母女关系。这三部小说是通过不同的故事阐释这个主题，我的解读对吗？
费兰特：您说得很对。我写了其他书，但最后我决定不出版它们，正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书不属于我。我出版的这三本书是属于我的，这就像是一场旅行的几个目的地。
埃尔巴尼：《暗处的女儿》中出现了一个大家庭，给人的感觉很像“克莫拉”黑社会分子，是这样吗？
费兰特：是的，尽管我讲了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但是他们的态度很容易让人猜想到这一点。我从小都很熟悉这样的那不勒斯，不是“克莫拉”的那不勒斯，而是受到“克莫拉”威胁的那不勒斯，能时时感到对边界的跨越，就好像要迈出犯罪的一步，有时候是必然的，除了贫穷或者暂时的富裕，这是一种“文化的常态”。
埃尔巴尼：几个星期前，在那不勒斯发生的事情，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您怎么看待这个事件？您觉得这是媒体夸大其词、大肆渲染的结果，还是这个城市的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
费兰特：这是媒体的渲染。那不勒斯这几十年都是这样，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恶化过程，作为一个大城市，它提前暴露了意大利或者说欧洲的一些问题，因此要一直关注这个城市。但媒体会抓住一些特例：那些被谋杀的人、堆积如山的垃圾——这是罗伯特·萨维亚诺的一本书里写的。那些看不见的日常，并不会被报道，因此，当这些特别事件过去之后，大家都沉默下来，一切照旧。
埃尔巴尼：您曾经说过，那不勒斯会让您很不安，这是一个暴力的城市，人们一言不合就会争吵、斗殴。这是一个粗俗的那不勒斯，人们吵吵嚷嚷，有各种不体面、粗俗的表现，您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
费兰特：是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在那不勒斯，这一切都有历史原因，我觉得这是我的城市、我的大区固有的特点，但现在我觉得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意大利。
埃尔巴尼：您一有机会就逃离了那不勒斯，或者您一直把那不勒斯带在身边，“让人记住，生命的力量会遭到不公义的生活模式的损害、羞辱”。您再也没有回那不勒斯吗？您愿意回那不勒斯生活吗？
费兰特：我偶尔会回那不勒斯，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回去生活。假如那不勒斯发生一场真正的政治、文化变革，且那些变化不只是表面的，我会回到那里居住。
注：
弗朗西斯科·埃尔巴尼对费兰特的采访刊登在2006年12月4日的《共和国报》上，标题是《我，没有面孔的作家》。在引言中，埃尔巴尼指出：“埃莱娜·费兰特通过邮件收到了问题，尽管有一些问题她很不喜欢，但她还是作出了回答。这就是她的回复，因为采访的方式，提问的人不能马上对一些问题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