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对于我来说，就是距离鲁昂八英里的永镇城堡，巴黎是我很久之后才了解的。我记得，整个下午我都在钻研这个地名。那时候我不到十四岁，我漫游在包法利夫人的世界里，后来那些年，我脑子里添加了很多其他地方，有的距离永镇很近，有的很远，但对于我来说，永镇还是法国最主要的地方。几十年前我读到这本书时，我忽然感觉受到了很强的冲击：我感觉自己就像故事中的人物，同时我爱上了写作。
我在贝尔特·包法利——爱玛和夏尔的女儿身上看到了自己，感到很震动。我知道，我的眼睛看着那几页纸，我清楚地看到那些文字，然而我感觉每次我的身体试图靠近母亲，就像贝尔特靠近爱玛，想要抓住她一样，“想要抓住她罩袍上的带子”。我很清楚地听到，包法利夫人的声音越来越不耐烦：“走开，走开，哎，叫你走开！”这特别像我母亲沉浸于自己的世界时的声音，她不想我打搅她，但我却不放过她。包法利夫人被纷乱的心思带走了，就像在下雨的天气里，一片叶子被雨水冲向下水道黑漆漆的入口，她心烦意乱的叫喊，深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随后包法利夫人用胳臂肘去推她女儿，在这个场景里，贝尔特—我“摔倒在柜脚的铜花饰上，划破了脸颊，出了血”。
我是在我的出生地那不勒斯读的《包法利夫人》。我非常艰难地读了原著，那是一个冷冰冰但很优秀的老师让我读的。我的母语是那不勒斯方言，里面沉淀着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德语、西班牙语、英语和法语，尤其是一些法语词汇。那不勒斯方言的“走开”“血”和法语很像。所以我在读《包法利夫人》时，有一些片段让我觉得好像是用那不勒斯方言写的，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我母亲会用爱玛的话说：“走开！”贝尔特摔倒在柜脚的铜花饰上——当我看到这里时，我感觉我母亲也会像爱玛那样说“拿橡皮膏来”，贴在我受伤的地方。
这时候我第一次明白一件事：对于我来说，地理、语言、社会、政治、一个民族的所有历史都在我爱的书里，我可以进入这些书里，就好像我正在写那些书。法国很近，永镇距离那不勒斯也不是很远，伤口会流血，橡皮膏贴在脸上，会扯着皮肤，包法利夫人会用拳头快速打过来，留下的青痕很久都消不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产生了一辈子都无法消除的怀疑：我母亲是否至少有一次，会像爱玛看着贝尔特那样看着我，用同样可怕的话语嘀咕：“真怪，这孩子怎么这么难看！”难看——孩子在自己母亲眼里很难看。我很少读到写得这么好、这么让人难以忍受的句子。这句话是用法语说的，但它直接击中了我，一直到现在，我还能感到那种余波，这要比爱玛推了贝尔特一下、让她撞到柜脚的铜器上更糟糕。
那些语言从我身上进来，出去：当我阅读时，我从来都不会想着书是谁写的，就好像它们是我自己写的一样。小时候，我不知道那些作家的名字，对于我来说，每本书好像都是自动写成的，它们开始，结束，有时候让我很感动，有时候不会，有时候让我哭，有时候让我笑。居斯塔夫·福楼拜这个名字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时候我已经很了解法国了，那不仅仅是由于书本的缘故。我可以计算出鲁昂到那不勒斯的真正距离，了解意大利小说和法国小说的距离。我现在看了福楼拜的信件，还有他写的其他书。他的每个句子都写得很好，有的非常精彩，但后来没有任何句子，在我心里能比那句母亲的嘀咕更有破坏力：“真怪，这孩子怎么这么难看！”在我人生的某些阶段，我想，只有像福楼拜这样的男人，才能写出这样的句子：他没有孩子，是一个沉迷于读书的法国男人，像一只关在家里哼哼唧唧的狗熊，一个厌女症患者，他觉得自己既当妈又当爹，那是因为他有一个外甥女。我带着愤怒和敌意想，在其他时候，那些男性文学大师，已经让笔下的女性人物说出女人真正想的、真正经历的但还不敢写的东西。现在我的想法和青少年时期一样，我觉得那些作家是忠诚、勤奋的文书，他们白纸黑字写出了自己想写的东西，但真正的写作，最重要的写作是读者的作品。尽管福楼拜是用法语写的小说，我是在那不勒斯读到的，爱玛说的那句“你走开！”，还有贝尔特脸颊被柜脚的铜器弄伤流的“血”，伤口上贴的“橡皮胶”，都有那不勒斯方言的韵味。那是我母亲的心思，她用自己的话说：“这个孩子真难看！”我真觉得，我母亲是这么想的，因为爱玛就是这么看贝尔特的。因此，后来我总想把法语的那句话抽出来，放在我的小说里，我要写出这句话，并感觉到它的分量，我要让它变成我母亲的话，让她亲口说出来。我要听见她亲口说出来，我想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女性的话语，一个女人到底能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在想，我有没有看着我的女儿，想到过这句话，我在想，我是要把这句话抹去，还是吸收进我的小说里，把法国男人说的这句话变成女性、女儿和母亲的话。这是法国真正拥有的东西，突破性别、语言、民族、时间和地域。
注：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用来回答瑞典编辑布龙贝格的问题，这家瑞典出版社购买了《被遗弃的日子》的翻译版权，但在翻译完成之后，决定不出版此书，他认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奥尔加对待两个孩子的方式，在道德上应该遭到谴责（详见2003年10月21日的《晚邮报》的报道《费兰特在瑞典很讨人嫌》，作者钦齐亚·菲奥里）。这篇文章的修订稿刊登在阿姆斯特丹的《世界图书出版报》上，2004年巴黎书展召开之际，又被收入合集《这就是法国！》，标题是《语言的重量》。这篇文章于2005年6月28日刊登在《共和国报》上。